基于个体“移动—接触”的空间交互网络理论构建与疫情风险评估

个体在空间移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使疫情传播具有复杂性和空间不确定性。但现有学术研究较少在理论上综合考虑个体的空间移动及移动过程中近距离接触分析疫情的空间扩散。本文综合考虑个体移动及移动过程中接触,提出基于个体“移动—接触”的空间交互网络的理论构建框架。鉴于公交刷卡数据能够有效地反映个体的移动路径及车厢内接触的群体,以北京市公交系统为例开展实证研究,构建基于个体“移动—接触”的空间交互网络,采用加权度中心性和K-shell分解方法识别疫情高风险区域,提出管控措施,并通过模拟管控措施前后网络社团结构变化来评价管控措施实施效果。结果发现疫情高风险区域集中分布在城际交通枢纽、商务中心、居住区周边区域。本文提出的理论框架对基于各类交通系统的疫情风险评估具有普适性,研究结果可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及时启动有效的疫情防控应急响应政策具有借鉴作用。     

“全球—地方”视角下中国汽车生产网络的跨域关联与影响因素—— 一汽—大众案例

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生产组织的“全球—地方”跨域关联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为探究中国合资汽车生产网络在“全球—地方”互动情景下跨域网络特征及地理空间表征,论文基于“全球—地方”生产关联与多尺度融合视角,利用整车制造一级供应链数据,分析以一汽—大众为代表的中国合资汽车生产网络的跨域关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全球—地方”多尺度融合为理解跨国公司构建全球生产网络的产业转移足迹提供了良好视角。德国大众公司通过构建全球生产网络嵌入中国汽车制造业体系,生产网络结构表现出典型的“全球—地方”关联特征。② 一汽—大众整车生产本土一级供应商数量的空间分布与中国国土开发的“T”字形战略高度吻合。供应商资本类型/技术掌控呈现出同类型空间集聚的地域组织模式,集聚程度呈现独资≈合资>内资的差异性特征。③ 一汽—大众通过整车厂生产转移和跨区域供应链采购,生产组织形成了以整车厂所在城市为核心、受地理边界制约的跨区域集群网络结构。④ 地理时空约束、区位优势与集聚效应、模块化生产为代表的技术革新、跨国集团的企业战略与外资俱乐部策略,共同影响了一汽—大众汽车生产网络的空间组织结构。论文通过典型案例研究,为理解“全球—地方”多尺度下中国关键性产业生产网络的组织结构提供了理论与现实依据。     

文化地理学概念、理论的逻辑关系之分析——以“学科树”分析近年中国大陆文化地理学进展

梳理近年中国大陆文化地理学进展,需要说明近年代表性的研究课题或著述与文化地理学学科体系之间的关系。1990-2005年中国大陆文化地理学主要从五个文化地理学主题开展研究。然而这五个主题之间的逻辑关系不十分清晰,也没有说清主要概念和理论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首先搭建文化地理学的“学科树”。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地方和区域”,文化地理学的目标是从文化的角度分析“地方”的形成机制。本文将这个研究目标作为文化地理学“学科树”的主干,此外建立了“层间关系”和“尺度转换”两个分支,它们是探究地方性的两类方法。本文其次将文化地理学涉及的主要概念和理论分别挂在主干和两个分支上,并努力呈现出主要概念和理论出现的先后顺序,揭示文化地理学的发展进程。本文最后用“学科树”,分析了中国大陆主要文化地理学研究者自己提出的代表性著述。分析的结果是：第一,关于地方形成机制的案例类型多样,多是基于结构主义认识论的分析。第二,关于层间关系的研究已经突破了自然与文化两层关系的分析,延展到文化各层之间的关系。第三,在不同尺度文化区转换的领域研究较薄弱。     

旅游商业化“家空间”的代际权力关系与领域构建——西双版纳傣族园案例

论文以西双版纳傣族园的旅游商业化“家空间”为分析样本,基于亲代和子代双重视角,构建家庭微观领域政治的分析框架,意在揭示代际权力关系和领域构建机制。研究发现,旅游商业化的“家空间”是整合多代家庭、促进代际资源交换和权力平衡的协商空间：① 第一代经营者在旅游经营中积累了经济资源、社会资源,掌握着家庭决策权和家务分工权,通过主导空间设置、强化空间排他性、分配家务劳动等领域行为,实现领域构建;② 第二代经营者通过接受教育和外出务工,提高劳动技能,在家庭经营中凸显人力资源优势,提高了家庭自主权,并通过居住空间区隔化、私人生活独立化、家庭经营自主化等空间“去领域化”和“再领域化”策略,重塑领域格局。该研究为理解适度旅游商业化“家空间”的“权力—空间关系”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也是对领域化理论的补充,并为平衡代际权力关系、促进代际团结、推动乡村旅游小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实践启示。     

遍在景观的特点、类型及成景方式——基于中国“八景”景观

旅游业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行业,旅游资源是旅游业发展的基础,深入挖掘“文化”主题的旅游资源是重要课题。本文基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尺度与尺度转化等地理学理论,使用19478个“八景”景观数据资料,运用归类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从旅游景观组成结构与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特性视角,提出了“遍在景观”概念,并探究了旅游景观结构的新模式。主要结论如下：① “遍在景观”概念体系。本研究界定了“遍在景素”内涵与属性,构建了“景素-遍在景素-遍在景观”概念体系与“景观指数、最丰指数假设”的分析指标,从而在理论体系上有所创新。② 遍在景观形成机制与途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是遍在景观形成的动力来源,要素的区域性是遍在景观价值形成的缘由,要素的整体性是遍在景观形成的基础,尺度转化是遍在景观演变的条件。遍在景观以“借景、择时、选位”三种主要途径组景。③ 遍在景观结构模型与特点。本研究构建并论证了遍在景观“二要素、三要素、四要素”结构模型,推导出了对应的景观指数增量模型,归纳了遍在景观具有近零费用、稀缺性、时间性和人为创造性4个特点。④ 遍在景观组成比例和开发程度。“八景”景观随机抽样和山西省案例研究表明,中国“八景”景观大部分包含遍在景素,自然遍在景素与自然局地景观组成比例最高,为56.28%。遍在景观结构以三要素为主,其中,以择时为主,选位次之。目前国内遍在景观开发利用程度很低,景观指数低于理论值。本研究结论为拓展旅游资源范围提供了一种新视角,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实践意义也很重大。     

城市收缩：内涵·中国化·研究框架

城市收缩是中国当前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不断涌现的一个新现象,给传统基于“增长情景模拟”的区域—城市规划范式和发展认知论带来极大的冲击和挑战;如何构建城市收缩“中国化”理论分析框架也由此成为学术界和规划管理部门关注的焦点话题。据此,论文围绕如下几个问题展开分析：① 系统梳理城市收缩概念的由来、城市收缩与城市增长、城镇化,以及与本土化、国际化的关系认知,指出城市收缩与城市增长是城镇化发展过程中2个方向互异的过程产物,也是一个嵌入全球化而根植于本土化的结果产物,研究中应避免“就收缩城市论收缩”;② 辨析与界定城市收缩与收缩城市的概念内涵,指出当前收缩城市识别标准的不统一,源于城市收缩与收缩城市概念混淆、概念重现象描述而忽视要素—效应的发展关联;③ 从研究范围、研究时段、界定标准和研究背景与区情差异性等方面对城市收缩内涵的“中国化”进行了初探,提出以城市建成区为研究范围、以10年为考察期、以综合取代单一人口指标构建收缩城市识别标准与方法体系,立足区域关联剖析、预测与响应收缩城市等内容与形式来落实“中国化”城市收缩内涵; ④ 基于产权区域、场势理论、区域关联与区域差异性构建中国语境收缩城市研究框架与实践路径。研究结果以期抛砖引玉唤起国内广大地理学者对城市收缩研究的“中国化”进行深入探讨,为世界城市收缩研究提供“中国经验”。     

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效应及驱动机制研究

“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为产业结构高质量转型、空间统筹优化和区域经济韧性提升赋能。在由“宏观—中观—微观”三维尺度复合而成的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理论基础上,论文构建了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借助耦合协调模型和极化指数模型对2010—2019年区域“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并分析其空间效应,并探究该区域“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驱动机制。结果显示：① 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各子系统间具有较强的互动关系,但多数城市暂未达到良性发展状态;② 研究期内,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效应表现出“极化效应”显著、“回程效应”与“扩散效应”微弱的特征;③ 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在空间上呈现以“武汉—长沙—南昌”为核心的“核心—边缘”结构;④ 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是在资源禀赋基础力、居民消费需求力、基础设施保障力、规模效益催动力、人力资源潜在力、经济发展拉动力“六力”共同驱动下形成的。最后,根据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现状,提出强化区域联动、瞄准核心驱动力等针对性建议,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区域一体化建设和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地表温度“源—汇”景观贡献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热岛是严重的环境问题之一。探究城市热岛的影响因素,建立与自然因子、社会经济因子、景观形态因子的关联,对解决中国“城市病”,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首先在全国尺度上基于地表温度“源—汇”景观指数识别地表温度的“源”景观/“汇”景观,在此基础上计算“源—汇”景观贡献度及其效应,分析其时空演变规律;其次,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分析自然因子、社会经济因子和景观形态因子对“源—汇”景观贡献度的影响,结果发现：① 2005—2015年间,可缓解热岛效应的省份冬季较夏季多,冬季“强”和“较弱”景观贡献度比值区域集中分布在中国北部和南部;夏季“强”的“汇”与“源”景观贡献度比值区域集中分布在中国北部地区。② 对于本地因子,景观形态对“源”或“汇”景观贡献度的影响较大,缓解热岛效应将附近小“汇”斑块结合来降低地表温度“汇”景观的离散度;其次,夏季适当在“源”景观里增加相对湿度、并增加其植被覆盖率,严格控制“源”景观和“汇”景观的建筑密度及建筑高度,可达到最佳降温效果。③ 邻域因子中相对湿度和建筑密度的影响更大,景观形态中增加“源”景观的离散度及其边缘密度,或增加“汇”景观集聚度,简化其形状均有利于缓解邻域的热岛效应。     

乡村“产居一体”的演进机制与空间图谱解析——以浙江碧门村为例

基于民本动力的生产模式驱动,产业集聚与人居增长在乡村地理空间上高度复合,“产居一体”成为乡村区域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以浙江碧门村为实证,阐释乡村“产居一体”的现象特征、演进机制及影响因素,并“自下而上”地建构空间图谱,整合与评价其范式组织及空间绩效。结果表明：① 碧门村的“产居一体”演进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生产调整、精英引领、配套支持、政府干预构成了主要驱动机制;② 碧门村“产居一体”微观单元范式多样,具有下产上居、前产后居、庭院工坊、产居独立四种模式,在空间上的效仿、协同与竞争,形成宏观的“产居一体”空间图谱格局;③ 青山村、中心村与黄浒沿的“产居一体”空间图谱特征差异显著,分别呈现核域式聚集、轴线式延展、散点式分布的增长与分布规律。由此,提出“产居一体”驱动下的组团协作、精明指标、级差布局的导控机制,以期为规划实践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理论支持。     

“双循环”新格局与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基于价值链分工和要素流动视角

京津冀地区经历了从竞争、合作到迈向高质量协同发展的过程,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京津冀协同发展面临着新挑战和新目标,亟需实现创新驱动经济转型。本文从价值链分工和要素流动等方面入手,系统梳理了京津冀在“外循环”和“国内大循环”中的价值链地位和辐射能力,以及以“京津冀小循环”为表现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现状。结果发现,京津冀在“外循环”中没有形成世界级城市群相对应的技术分工和知识生产能力,处于价值链较低附加值环节;在“国内大循环”中,京津冀占据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并向外输出技术和资本,但吸引和辐射力有限。进一步探究发现,京津冀在“外循环”中相对边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京津冀小循环”尚未打通,创新成果难以在城市群内部转化,从而未能实现“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的城市群定位目标。下一阶段京津冀城市群应以水平知识链、梯度创新链为驱动,构建城市群垂直产业链。具体来说,“内循环”中应着力打造“北京研发—天津高端制造—河北物流服务”协同格局,“外循环”中构建以知识转移和市场突破为核心的“北京创新集聚溢出—河北综合制造—天津研发、航运”分工模式,逐步实现“内循环”反哺“外循环”。     

2017—2019年中天山北坡城市群大气污染及污染天气类型特征

利用2017—2019年中天山北坡城市群（乌鲁木齐市、昌吉市、石河子市、五家渠市）逐时大气污染物监测数据及气象数据,分析了大气污染物年内变化和污染天气类型特征。结果表明：（1） 中天山北坡4座城市6类大气污染物中PM_2.5超标日数最多（年均94~104 d）,年均浓度介于64~73 μg·m^-3,且五家渠市>乌鲁木齐市>石河子市>昌吉市。采暖期PM_2.5浓度在100~118 μg·m^-3之间,是非采暖期的4.00~5.00倍,靠近山前地带的城市PM_2.5浓度日变化大体呈现“双峰双谷型”。（2） 4座城市污染天气类型主要分为静稳型、沙尘型和特殊型,其中静稳型占86.2%~93.6%、沙尘型占5.8%~13.2%。静稳型污染天气多出现在冬季,沙尘型主要出现在春、秋季节。静稳型污染天气中Ⅴ-Ⅵ级污染级别占比45.8%~56.6%,沙尘型污染天气中Ⅴ-Ⅵ级污染级别占比14.9%~29.4%。（3） 静稳型和沙尘型污染天气下PM_2.5和PM₁₀浓度都存在显著的线性相关,前者PM₁₀浓度是PM_2.5的1.26倍,而后者达3.16倍,此倍数可以作为区分静稳型和沙尘型污染天气的判据。     

中国空气质量时空变化特征

基于2015年中国343个地区空气质量指数（AQI）数据,运用统计分析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对全国及陆地表层系统九大区域空气质量时空变化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全国及九大区域空气质量春季较差、夏秋优良、冬季最差,AQI季节均值呈现“U”形变化特征。② 全 国及九大区域AQI月均值变化趋势呈现“L”形特征。③ 全国及九大区域AQI日均值变化趋势呈现周期性W~脉冲型波动规律。④ “高污染”和“低污染”区域呈现出北高南低的南北分异格局。⑤ 九大区域首要污染物频次结构差异明显,频次最高的首要污染物PM_2.5或者PM₁₀在空间上呈现出明显的东西分异格局。     

Heavy metals in the air and snow cover of Ulan Bator

Field observations have been used to characterize air pollution in Ulan Bator by heavy metals during the 2008/2009 heating season. The degree of technogenicity of emissions and their main sources are determined. The diurnal and seasonal dynamics of atmospheric pollution are considered. It is found that many pollutants exceed maximum permissible concentrations (MPC). The most dangerous components in the urban atmosphere include Pb (up to 26 mean daily maximum permissible concentrations (MPCmd) and airborne particles (up to 21 MPCmd). The study revealed very high levels of total air pollution, especially in the center of the city (air pollution index (API) > 50)). Soluble forms of heavy metals as contained in the snow are characterized by a maximally high degree of pollution hazard for the urban environment, with a low degree corresponding to solid-phase depositions. Snow cover pollution decreases as follows: yurt districts > industrial zone > multi-storey districts.     

苏锡常地区制造业污染减排综合分析与评价

以太湖流域苏锡常为例,通过构建制造业污染物排放强度、制造业污染物排放量、制造业集聚度、水环境健康水平4个指数对制造业污染物排放特征进行综合评价和分析,通过前3个指标的叠加,得到污染综合程度指数,反映制造业的污染物排放程度和减排效应,然后与水环境健康指数进行叠加,得到制造业污染程度与水环境健康之间的作用关系。结果显示：① 研究区污染程度“高”“较高”“中等”“较低”“低”区域面积分别为816.12、3 314.56、7 628.25、2 500.67和2 861.75 km ²,分别占研究区总面积的4.77%,19.36%,44.55%,14.61%和16.71%,并在空间上存在明显的分异性,太湖上游地区和环太湖地区主要为污染程度“低”和“较低”区域,中游和下游环湖区域主要为污染程度“中等”区域,中下游远离太湖的地区主要污染程度为“高”和“较高”区域;② 制造业的污染程度对水环境的健康存在重要影响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强烈的空间正相关性,主要表现为较健康-轻污染、中健康-中污染和低健康-重污染等分布面积广泛（约45%）,在空间上呈现太湖上游地区主要为较健康-轻污染和中健康-轻污染区域,中下游地区则主要为较健康-中污染、中健康-重污染和低健康-重污染分布区域。     

基于MODIS数据的城市光化学污染预警系统及预警等级研究

通过分析MODIS遥感数据反演的大气气溶胶光学厚度(AOD)与大气环境污染的关系,结果表明当空气清洁没有污染时,AOD小于0.3,当空气轻度污染时,AOD在0.3~1.0之间,当空气污染严重时,AOD大于1.0。在分析AOD与地面大气污染的关系的基础上,结合地面空气污染监测数据的空气污染指数,将城市光化学污染的预警等级分为无、微弱、较弱、较强和强五级,并对城市光化学污染预警系统进行了框架分析,为进一步建设城市光化学污染预警系统提供基础。     

南海市经济发展与大气环境变化

本文分析了南海市大气污染源特征及大气环境质量变化，探讨了南海市经济发展对大气环境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对大气环境保护的对策。     

中国高耗能产品生产与区域PM2.5浓度的动态关联效应——基于省级尺度的分析

面向经济高质量发展及实现“双碳”战略目标,中国传统能源密集型产业发展的资源环境效应备受学界关注。基于2000—2017年中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结合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及动态系统GMM模型,探究中国火电、水泥、钢铁、焦炭等典型高耗能产品的生产规模与区域PM_2.5污染的动态关联效应。结果表明：① 短期内,省域PM_2.5浓度具有明显的时间惯性,火电、水泥、钢铁、焦炭产业规模的短期波动对其冲击影响有限;② 动态影响显示,区域钢铁生产规模对PM_2.5浓度的影响程度最大,火电、焦炭行业次之;③ 长期影响结果显示,钢铁、焦炭产业的扩张加剧了PM_2.5污染,而火电、水泥产品生产规模未与PM_2.5污染表现出同步特征;④ 区域PM_2.5污染成因具有复合性,研究期内控制变量如地区经济规模、工业化程度、城镇化率的提高加剧了PM_2.5污染,地方政府环境污染治理力度越弱则PM_2.5污染程度越重。中国在高耗能产品生产规模逐年增加的情况下,有效地控制了区域PM_2.5污染的加剧。未来应进一步提高行业标准,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控制污染物排放强度;增强地方政府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力度;研究能源原材料产业的适度产能规模,在满足中国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等重大工程建设对基础原材料产业需求的同时,实现环境质量的优化。     

Assessing total atmospheric air pollution

Assessment techniques for total (integral) atmospheric air pollution are presented. An account is given of the principles forming the basis for calculating the atmospheric pollution index that has been used for nearly 30 years in assessing atmospheric air pollution in Belarus and in other CIS countries. The advisability of improving the system for integral assessment of the atmospheric air quality in Belarus is substantiated, drawing on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with the purpose of enhancing its potentialities as regards a real-time monitoring of the state of urban air environment.     

昆仑山北麓两次极端暴雨水汽特征对比分析

使用高空、地面观测资料、地面自动站雨量资料和美国国家环境预报中心（NCEP）再分析资料,通过水汽通量诊断分析、后向轨迹模型等方法,分析了昆仑山北麓和田地区2020年5月5-7日（简称“05·06”过程）和2021年6月14-17日（简称“06·15”过程）两次极端暴雨过程的环流形势、中尺度系统、水汽输送和收支特征。结果表明：（1） 两次暴雨过程有共同的特点：影响系统都为中亚低涡,均有来自里海、咸海一带的水汽输送;对流层低层偏东急流作用显著,最强水汽辐合集中在700~850 hPa。（2） 两次暴雨过程也有明显差异：“05·06”过程的南亚高压为带状分布,水汽输送路径为西方和偏东路径,其中西方路径水汽输送最明显,西边界水汽输入贡献占88%;“06·15”过程的南亚高压为双体型,水汽输送路径为北方和偏南路径,水汽来自阿拉伯海和孟加拉湾的偏南气流向北输送,南方路径输送量远远大于其他路径,南边界水汽输入贡献占78%。（3） 和田大气可降水量（PW）增大尤其是超过平均状态时,对强降水出现有指示意义,当PW≥20 mm以上时,可能会出现暴雨或极端暴雨天气。     

奔向全球的经济地理:战略耦合与全球生产网络研究——"全球生产网络与中国战略耦合"专辑序言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生产网络(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GPN)研究非常深刻地展现了 Peter Dicken所描绘的"全球-地方矛盾".这个概念由Dicken在1994年发表于《Economic Geography》上的Roepke Lecture特邀文章中首次提出[1].作为过去20多年经济地理学的一个主要学术支柱,GPN研究经历了两个重要的理论发展阶段,即从早期的广泛而一般的GPN框架2-4]过渡到更加具备解释性的GPN 2.0理论[5-7].在GPN研究理论快速发展的这个时期里,Coe等首先提出了"战略耦合"这一关键而新颖的概念[4],并由Yeung对其进行了完善[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