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后中国的气候变化应对形势

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取得成功并达成《巴黎协定》对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在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上经历了一个逐渐深化和清晰的过程。中国国家最高领导人首次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体现了中国把应对气候变化进一步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推进社会经济发展低碳转型的决心。中国为推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成功所做的一系列努力,是中国积极、建设性参与全球治理的一个成功范例,体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各尽所能、合作共赢”“奉行法治、公平正义”“包容互鉴、共同发展”的主张,将成为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制度建设、推进《巴黎协定》落实的指导思想和努力方向。     

利马气候大会成果分析与展望

利马气候大会达成的《利马气候行动号令》明确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有原则,尤其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适用于拟于2015年巴黎会议达成的新协议。会议还就“国家自主决定的贡献”等做出了决定。利马大会成果对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达成气候变化新协议具有重要推动作用。面对2020年后的新挑战,中国需尽快制定应对气候变化法,建立碳排放交易机制,促进对应对气候变化先进技术投资,以及加大参与治理国际气候变化事务力度。     

国际气候谈判的实质和出路

尽管国际气候谈判充满矛盾,但本质上它是一种认真而责任重大的全球性努力,气候谈判的目标在于建立合理的国际气候制度。应对气候变化的实质是引导全球以低碳、绿色、循环发展为路径,实现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气候谈判应该是一个促进各方建设性达成全球气候制度安排的过程,为此建议抓住以下三个重点：先发达国家率先做出积极的绝对量减排承诺;发展中国家也根据自身的能力和发展阶段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发达国家应在资金和技术上做点实事。先在以上三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再通过公约原则下的“审评”和“调整”机制,逐步补充和完善。这是一种体现“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路径。国际气候谈判的最终出路在于合作共赢。中国积极而务实地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深刻原因,首先源于自身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同时也是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对国际责任的担当。     

《巴黎协定》与国际减缓气候变化合作模式的变迁

由于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外部性属性,减缓气候变化必须通过国际合作实现,必须体现一定程度的中央集权,考虑参与主体广泛性、减缓行动的范围和行动力度三大要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及其“多哈修正案”“坎昆协议”等方案,对中央集权程度和三大要素各有取舍,构建了不同的国际减缓气候变化合作模式,但从实践看都未能解决国际减缓合作的问题。《巴黎协定》构建了“承诺+审评”的新模式,有望实现参与主体和行动范围的全覆盖,并通过透明度、遵约和全球盘点机制鼓励各参与方提高行动力度。然而要实现公约目标和科学应对气候变化的要求,《巴黎协定》下的国际减缓合作必须通过强化资金、技术、能力建设机制来保障,并通过进一步明确中长期量化目标来促进各方提高行动力度。     

《巴厘行动计划》以来适应气候变化谈判进展及未来需求分析

回顾了《巴厘行动计划》以来形成的与适应气候变化议题相关的国际决议及谈判进展,分析了这些决议对推动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进程的可能作用和面临的障碍,综述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对“2015气候协议”的利益诉求和建议。作者认为：《巴厘行动计划》以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的谈判取得了较明显的进展,建立了适应委员会、国家适应计划进程和应对损失与危害的国际机制等;资金、技术研发、推广和使用、政策法规、机构设置与能力、信息等是提高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限制因素;资金、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仍是“2015气候协议”谈判的重点和难点。针对非洲集团和小岛屿国家联盟全球适应目标和应对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失与危害的补偿的提议,作者建议加强科学研究,开发评估方法和工具,探讨气候自然变率和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影响的归因;同时建议中国进一步加强适应气候变化的南南合作。     

巴黎协定——全球气候治理的新起点

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完成了历时4年的德班平台谈判进程,达成了以《巴黎协定》（简称《协定》）为核心的一系列决定。《协定》确立了一种全缔约方参与,以“自主贡献+审评”为中心,全面涉及减缓、适应及其支持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新模式。这一模式在继承《公约》原则的基础上,明确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自的责任,通过国家自主贡献的方式充分动员所有缔约方采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促进可持续发展。《协定》还鼓励除缔约方外的其他主体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进程,鼓励市场和非市场机制的加入,动员资金流向绿色低碳领域。在制度安排上,《协定》体现了激励、透明、非对抗、非惩罚性的特点。《协定》的达成标志着全球气候治理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传递出全球推动实现绿色低碳、气候适应型和可持续发展的强有力信号。然而由于《协定》全面平衡了各方的利益,在未来的遵约细节和实施落实方面将会有更多的难题,如果处理不当,将可能会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尤其是发展中大国。     

Progress and evaluation of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cooperation北大核心CSCD

气候变化是当前世界面临的巨大挑战,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国际间合作已成为普遍共识。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AR6)第三工作组(WGⅢ)报告第十四章回顾了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AR5)以来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进展,基于所提出的评价体系对进展进行了系统评估。报告认为,AR5以来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最重要的进展是基于《巴黎协定》建立的以国家自主贡献为核心的全球行动模式;除《巴黎协定》外,国际上也形成了多种形式的合作机制,其中,气候俱乐部是国际气候合作研究的新热点。对于《巴黎协定》的有效性,目前国际社会存在正反两种观点,并认为《巴黎协定》能否达成既定目标取决于是否有能力强化全球下一步的集体气候行动目标和实施。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原因、影响及中国的对策

综合应用定性与定量分析方法,分析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的原因,评估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对《巴黎协定》履约前景的影响并提出中国的应对策略。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重大事件,将对《巴黎协定》的履约产生多重影响,包括将对《巴黎协定》的普遍性构成严重伤害,动摇以《巴黎协定》为核心的国际气候治理体制的基础;将导致《巴黎协定》履约中的领导力赤字问题显著恶化;可能引发不良示范效应,降低国际气候合作信心;将会对其他地区碳排放空间形成不可忽视的挤压,进而推高其他地区碳减排成本;美国大幅削减国际气候援助资金将削弱发展中国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美国延迟采取气候行动可能导致全球减排错失最佳时间窗口;美国大幅削减气候变化基础研究经费将对未来全球气候科学研究产生不利影响,进而影响《巴黎协定》履约谈判的权威性等,最后显著加大实现温控目标的难度,甚至导致目标无法实现。就全球气候治理的全局而言,全球气候治理的框架不会坍塌,但确实会受到动摇;全球气候治理的进程不会逆转,但确实会迟滞。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使中国面临多重挑战,其中之一是中国面临急剧上升的期望中国承担全球气候治理领导的国际压力。为此,中国对内应实现国家自主贡献的上限目标,对外应积极重建全球气候治理集体领导体制,即用C5取代G2,同时继续努力改变美国对气候变化的消极立场。     

全球低碳化转型与中国的应对战略

《巴黎协定》确立了2020年后全球气候治理新机制,明确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长期目标,将加速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方式的低碳转型,推进能源体系的革命性变革,促进社会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的根本性转变,进而促进人类社会文明形态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演变。全球低碳转型的紧迫形势,将重塑世界范围内经济、贸易、技术的竞争格局。中国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指引,探索绿色低碳发展路径,确立有雄心、有力度的国家自主决定贡献目标和行动计划,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既是顺应世界低碳转型的潮流,又是缓解国内资源环境制约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要,是促进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减缓碳排放的多赢战略。中国要以全球长期减排目标为指引,制定中长期低碳发展战略,打造低碳先进技术和发展方式的核心竞争力,同时深度参与全球治理,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对全球生态危机体现大国的责任担当。     

绿色气候基金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的作用和展望

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公约）和《巴黎协定》资金机制最大运营实体,绿色气候基金(GCF)不仅是发达国家兑现1000亿美元长期资金承诺的重要平台,亦是公约和《巴黎协定》目标达成的关键因素。文中系统总结了GCF在推进气候变化国际合作进程、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资金支持、推动私营部门参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提出在当前多边合作面临挑战的复杂背景下,GCF亦面临美国退群、缺乏有效决策机制、项目质量及秘书处能力有待提高等系列问题。文章认为,一个持续有效运营的GCF是国际社会落实《巴黎协定》实施细则的重要保障,各方应尽快凝聚政治共识,推动GCF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继续发挥积极作用。首先,应通过引入投票权决策机制、完善政策缺口、创新业务模式等措施提升基金治理和运营效率;其次,通过尽快完成正式增资进程、拓宽资金渠道、加强剩余资金管理等方式确保充足及可持续的资金来源;最后,还应通过强化与现有气候基金的协调互补、加大与多边发展银行的合作等途径与各方资金形成合力,推动资金流向低碳和气候韧性发展领域。文章还提出,中国应在有效发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桥梁作用的基础上,引导GCF投票权改革以消除政治因素对GCF长远发展的负面影响,同时通过积极争取获得下届董事席位,推进与GCF全方位合作、参与GCF正式增资进程等举措,服务生态文明建设及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目标。     

Technological capability and transfer for achieving South Africa's development goals

Technological capability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both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achieving low-carbon development targets and the concepts of both have appeared in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climate policy debates. Yet, they differ. Improving capabilities and transfer mechanisms are two differing approaches to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Technology transfer is associated with a key political dynamic within international climate policy, in that developing countries request support from industrialised countries. Whereas technological capability focuses on building internal capabilities and is often framed in the context of national industrial policy plans rather than relying on external support. We argue that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 combination of these approaches, can contribute to South Africa's low-carbon development through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based mitigation actions that increase domestic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Technological capability needs to become a determinant of mitigation action to effectively contribute to achieving South Africa's low-carbon development goals.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cooperation should contribute to boosting domestic capabilities to advance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Technology transfer based on pure sales will not contribute to achieving long-term low-carbon development goals.     

《巴黎协定》下的国际碳市场机制：基本形式和前景展望

《巴黎协定》第6条建立的两种国际碳市场机制受到广泛关注,将在2020年后的气候制度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文中识别了覆盖范围、交易指标类型和管理模式等3个构成国际碳市场机制的关键要素及其不同设计选项,并以此为基础阐明国际碳市场机制的基本形式。梳理并识别谈判中有关国际碳市场机制的焦点问题及其不同规则设计,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国参与国际碳市场机制的机遇和挑战。结合中国气候融资、提升减排力度、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和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的内在需求以及国内有关市场机制的现有能力,分析提出两种国际碳市场机制在中国近期、中期和远期的发展前景及其所需的能力建设。     

国际气候投融资监测、报告与核证制度及启示

实现中国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亟需构建与之匹配的气候投融资体系.气候投融资监测、报告与核证(M RV)是气候投融资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能够有效地监督报告资金来源、使用及效果,另一方面能够统筹利用现有资金充分发挥对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作用,并撬动更多资金流向气候变化领域.本文通过广...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影响

自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已在意料中,但当特朗普正式宣布退出仍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究其宣布退出的考虑不难看出,尽管美国政治信誉、国际合作和长远经济均受影响,但借此特朗普既可以提高其政治影响力、同时又可向国际社会重新要价。从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形势看,美国的退出不会根本逆转全球气候治理的大方向。但美国削减国内气候变化研究、多边环境基金的资金支持和援助等政策将影响气候变化的基础研究和国际应对气候变化多边机制,以及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和长期目标的实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将受到冲击。就未来而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正向发展仍旧是主旋律,气候治理正进入多元主体发挥作用的时代,地方和民间组织层面将开展更多的技术创新务实合作,提高气候变化科学及认知的能力建设仍将是长期的任务。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谈判回顾

增强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前提条件,而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的谈判进程中,能力建设部分一直进展缓慢。自缔约方第7次会(COP7)上确定了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框架后,能力建设的机制建设一直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COP21)上,缔约方一致通过了《巴黎协定》。《巴黎协定》首次授权通过执行附属机构(SBI)建立巴黎能力建设委员会(PCCB)。该委员会将全面协调对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的支持,同时监管2016-2020年的能力建设工作计划,全面系统地促进和增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活动。另外,《巴黎协定》还同意建立透明度能力建设倡议(CBIT)用以增强2020年前后的机制和技术能力。随后,全球环境基金(GEF)为该倡议成立了CBIT信托基金。至此,公约下能力建设议题已经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国际机制。未来议题的谈判将走向务实与细节。随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迈向一个新阶段,中国在能力建设议题的谈判上也应做相应的调整。     

COP26: Progress,Challenges, and Outlook

The 26th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COP26) to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UNFCCC) was held in Glasgow a year later than scheduled, with expected outcomes achieved under a post-pandemic background. Based on the Issue-Actor-Mechanism Framework,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valuates the outcomes achieved at COP26 and analyzes the tendency of post-COP26 climate negotiations. Overall, with the concerted efforts of all parties,COP26 has achieved a balanced and inclusive p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