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内陆中心城市物流企业空间分异及区位选择——以兰州市为例

城市物流企业的空间分布决定物流空间格局、影响城市综合资源和生产空间的合理配置。以西北内陆中心城市——兰州市为案例区,基于微观物流企业数据并运用空间分析方法刻画了兰州市物流企业的空间分布及类型分异特征,进一步通过负二项回归模型探究了其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 兰州市物流企业空间分布不均衡特征显著,总体呈现出“中心为主、远郊和近郊为辅,且沿城市交通主干道呈寄生状分布”的分异格局,具体可归纳为“多中心极化”、“中心极化”、“多中心外扩”、“中心外扩”、“整体极化”与“局部外扩”并存5种空间组织形态。（2） 物流企业呈现出“两心两翼四组团”的空间集聚特征,就不同类型而言,运输型和综合型物流企业呈现出“地域均衡化,类型多元化”集聚特征,货代型、快递型及仓储型物流企业则呈现出“片区集聚化,类型集群化”集聚特征。（3） 物流企业空间分异格局与类型分异特征受交通条件、集聚因素、政府政策、土地价格和城乡差异等多元因素影响,其中交通条件、集聚因素以及政府政策对行业整体在区位选择中的影响最为显著。（4） 从企业类型来看,货代型、综合型物流企业的区位选择受集聚因素影响最为显著;快递型、运输型物流企业则较为关注交通条件;仓储型物流企业对政府政策更为敏感。研究结果在丰富城市物流企业区位理论和研究案例的同时,对我国西北内陆中心城市物流企业空间布局优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杭州市房地产企业空间集聚特征与区位选择

房地产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行业,从微观视角解析房地产企业空间格局与区位选择因素对指导中国城市房地产业健康发展至关重要。论文基于杭州市房地产业工商企业登记数据,采用最近邻指数、Ripley's K函数、最近邻层次聚类等空间点模式方法以及地理探测器模型,系统分析了杭州市房地产企业空间集聚特征与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 杭州市房地产业及其子行业企业分布均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不同类型房地产行业企业的空间集聚程度呈现出“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其他房地产业”的规律特征;② 杭州市房地产业及其子行业企业的空间集聚强度均呈现出“先增后减”的空间尺度分异特征,但不同类型房地产业企业的空间集聚强度和集聚尺度却存在差异;③ 杭州市房地产企业分布的热点集聚区主要集中在沿西湖或钱塘江南部周围区域,但不同类型房地产业企业的热点集聚区分布等级和规模数量却有所差异;④ 地理探测器分析表明,集聚因素、区位因素和交通因素是影响杭州市房地产企业区位选择的有效因素。     

上海日资纺织服装制造企业的空间格局

选择上海作为研究区域,以日资纺织服装制造企业名录为数据基础,运用GIS软件,分析1995-2012年上海日资纺织服装制造企业的空间分布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企业集聚与扩散并存,并向郊区化发展,其中开发区是企业集聚的重要空间载体,并沿高速、高架路呈带状分布,其集聚强度和规模随时间推移迅速增大;外商独资企业与合资合作企业的集聚格局相似,中心依赖性较弱,而大规模企业倾向于集聚在郊区,小规模企业中心依赖性较强。运用泊松回归模型的计量结果表明,接近高速或高架路因素对企业具有显著吸引作用,其次是开发区、集聚因素及地价因素影响也较大,高等院校影响相对较小,而其他4个因素作用并不明显。此外,与合资合作企业相比,外商独资企业的区位选择对集聚效应、开发区以及高等院校更加敏感,而受地价、接近高速高架路等影响相对较小。     

江苏省研发产业空间差异演变研究

研发产业对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及实现经济转型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目前对研发产业的空间分布规律及影响因素的研究相对薄弱。本研究以专利授权数来表征研发产业,采用变异系数、标准差及 ESDA 方法对1996-2009年江苏省研发产业的时空差异演变及成因进行了探讨,结果发现：（1）江苏省研发产业的相对差异和绝对差异在2004年以前变化不大,其后二者都逐渐增大,尤其是在2006年以后更为显著;（2）江苏省研发产业空间格局在1996-2009年没有太大变化,苏州和无锡一直是研发产业较为发达的区域,苏北地区较为落后,在空间上低低集聚有向苏中蔓延的趋势;（3）江苏省研发产业具有向苏州、无锡和南通集聚的趋势,上海对江苏省研发产业空间结构演变影响显著。（4）区域创新环境及开放程度对研发产业具有显著影响,在打造区域创新环境的过程中,尤其要重视政府的作用;其次是市场需求因素。最后要注意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要注重信息通讯设施等与研发产业相关的配套服务的建设,加大教育和培训的投入。     

苏州市区信息通讯企业空间集聚与新企业选址

高科技产业是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发展与区域竞争的关键,但是高科技产业发展空间极不平衡,空间要素显著影响高科技企业区位选择及空间集聚。针对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省等大尺度单元,本文引入空间点模式分析方法,探讨了1996-2006年间苏州市区不同空间尺度上信息通讯企业的时空集聚特征。研究发现:在0~6km的尺度上,信息通讯企业表现出明显的集聚特征,并随着尺度的增加呈现出倒"U"型集聚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空间集聚的"热点地区"逐渐从老城区向外围推移,但是集聚峰区依然主要分布在老城区及其外围的国家和省级开发区;同时,新企业的选址与原有企业的分布特征表现出很强的相关性。运用计数模型的计量结果也表明企业集聚特征对新企业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同时起作用的还有地方政府政策影响下的开发区建设、城市内外交通条件、自然环境条件等因素。     

城市迁移人口居住空间分异——对深圳市的实证研究

基于深圳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将迁移人口按照户籍地划分为市内迁移、省内迁移和省际迁移3种类型。通过计算区位熵分析街道迁移人口比重在全市中的水平,并用空间自相关来识别其空间集聚状况,以揭示迁移人口的空间分异格局,进而用分异指数刻画迁移人口的分异程度。然后以街道迁移人口比重为因变量,住房因素和就业因素为自变量,采用OLS模型、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来分析和解释迁移人口居住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迁移人口区位熵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圈层结构分布特征,以南山区和福田区为中心向外依次为市内、省内和省外迁移人口;②迁移人口的居住分布存在空间集聚,市内迁移人口集聚分布在行政中心周围,省内迁移人口集中分布在商业中心周围,省外迁移人口集中分布在工业园区较多的关外街道;③省外迁移人口与本地人口之间的居住分异程度最高;④省外迁移人口的居住空间分布显著地受住房因素的影响,省内迁移人口的居住空间分布则受就业因素的影响,住房和就业因素对市内迁移人口的居住空间分布的影响不显著。     

面向转型升级发展的开发区主导产业分布及其空间集聚研究

国际与国内发展环境双重变革下,开发区“二次创业”乃至“三次创业”的呼声不断高涨。为此,有必要重新审视开发区的主导产业分布、集聚及其影响因素,以促进其转型升级发展。以国家级经济产业开发区为例,在系统梳理中国219家国家级经开区主导产业基础上,采用核密度分析法与Ripley's K函数可视化其空间分布格局与空间集聚状态;并面向转型发展与产业升级,采用GWR方法探讨影响技术密集型产业分布与集聚的主要因素及其空间异质性。研究表明：① 国家级经开区主导产业以制造业为主,产业空间集聚存在尺度分异与空间衰减特征。② 从产业组织来看,以单一/双要素密集的主导产业组织模式为主。③ 开发区自身条件对技术密集型产业集聚的促进效果相对有限;城市对开发区产业集聚的支撑作用与城市固定资产投资强度存在一定的反向联系;开发区参与全球化的深度,尤其是利用国际资本的能力与技术密集型产业集聚具有较强关联性。面向转型升级发展,开发区自身应持续改革,主动探索;同时要处理好两个“资本关系”,即开发区与所在城市固定资产投资以及与国际资本的关系。     

城市内部研发密集型制造业的空间分布与区位选择模式——以北京、上海为例

基于微观企业数据对北京和上海研发密集型制造业空间分布的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进而揭示其区位选择模式差异。研究发现,北京企业集中分布特征明显,热点区主要位于核心城区及近郊的少数地区,并形成以中关村-上地为中心的集聚格局;上海企业表现为集中与扩散并存,热点区在郊环线以里区域零散布局,并形成以漕河泾和张江为双核的联动共生集聚格局;北京和上海企业均存在开发区和交通指向性以及路径依赖,与此同时,上海企业还具有学研机构和老工业区指向性以及郊区化现象,北京企业则出现逆郊区化。研发密集型制造业在北京和上海分别形成以开发区为空间载体的“紧凑型-中心性”模式和以开发区、学研机构和老工业区为多元空间载体的“离散型-郊区化”模式。不同行业企业基本符合总体特征,但又呈现一定的特殊性。     

中国生态地租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生态地租是衡量资源稀缺的社会经济效果的重要指标。在测算2002 年和2007 年中国各省份单位经济产出生态地租量和生态地租总量的基础上, 运用ArcGIS 和GeoDA软件分析生态地租空间分异规律;并进一步采用传统回归分析以及空间相关性分析等方法, 辨析生态地租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中国单位经济产出生态地租量具有西南、东北低, 冀豫高的稳定分布特征, 中西部地区呈增长趋势, 东部地区则呈减少趋势, 总体分布比较分散;② 生态地租总量空间分异表现为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和东中西部分异特征, 形成了明显的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类型区, 环渤海地区、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是生态地租总量高度集中区域, 西部地区则相对较低;③ 生态地租空间分异受到人口、经济和产业结构等因素的显著影响, 人口密度、城镇化水平、经济密度、人均消费水平及人均GDP与生态地租总量在空间关联性上显著正相关, 表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农业比重与生态地租总量之间显著负相关, 存在空间上的分散性。     

江苏省研发产业空间差异演变研究

研发产业对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及实现经济转型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目前对研发产业的空 间分布规律及影响因素的研究相对薄弱。本研究以专利授权数来表征研发产业,采用变异系数、标 准差及ESDA方法对1996-2009 年江苏省研发产业的时空差异演变及成因进行了探讨,结果发 现：（1 ）江苏省研发产业的相对差异和绝对差异在2004 年以前变化不大,其后二者都逐渐增大,尤 其是在2006 年以后更为显著;（2 ）江苏省研发产业空间格局在1996-2009 年没有太大变化,苏州 和无锡一直是研发产业较为发达的区域,苏北地区较为落后,在空间上低低集聚有向苏中蔓延的 趋势;（3 ）江苏省研发产业具有向苏州、无锡和南通集聚的趋势,上海对江苏省研发产业空间结构 演变影响显著。（4 ）区域创新环境及开放程度对研发产业具有显著影响,在打造区域创新环境的过 程中,尤其要重视政府的作用;其次是市场需求因素。最后要注意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要注重信 息通讯设施等与研发产业相关的配套服务的建设,加大教育和培训的投入。     

基于ESDA-GIS的城镇群体空间结构

基于ESDA-GIS的空间分析框架,利用江苏省1346个小城镇的统计数据,对其城镇群体空间结构进行了研究。首先对统计数据进行了概括性因子分析,抽取的规模与经济因子值的频率分布都是偏态的,且两因子之间不存在规模-效益的正相关性。随后,对小城镇群体的空间结构进行了探索性分析,由密度图显示:小城镇空间分布不均衡,其密度由东南部的沿长江、环太湖地区向西和向北递减。通过空间自相关测度分析得出:小城镇的经济因子的空间分布具有正相关性,呈现出空间集聚的特征;规模因子的空间相关特征不明显。最后,将小城镇的局域空间自相关系数按县(市、区)行政单元进行聚类,利用方差图的结论修正聚类结果,得出江苏省小城镇经济发展类型分区:三区、一环(带)、一片,即苏北中部地区、苏中及宁镇区、苏锡常地区、苏北边缘环带、睢宁片区,对应的经济发展类型分别为:弥漫发展型、极核发展型、集群发展型、过渡发展型、持续贫困型。     

浙江省制造业空间分异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运用标准差椭圆、空间自相关、热点分析和核密度估计等多种空间统计方法,从省域、区域、县域及县域以下多个空间尺度,对1998年、2003年、2008年和2013年浙江省制造业企业空间分异格局进行点、面结合测度,并运用地理探测器,解析影响全省以及杭嘉湖绍、宁台温舟和金衢丽三大区域制造业企业空间分布的地理因子。结果表明：① 浙江省制造业企业空间集聚程度呈递减态势,空间分布沿着“西南-东北-西北”的Z字型路径向外扩散; ② 浙江制造业经历了“三核并立”-“三核多中心”-“三核连片发展多中心”空间分异格局; ③ 环杭州湾地区一直处于全省制造业热点地区,浙江省冷热点区域空间格局大体呈现“东北-西南”的走向; ④ 影响全省制造业企业分异格局的核心因素主要为信息化、地形、市场规模、城镇化和技术创新等,影响三大区域制造业空间布局的核心因素存在时空差异性。     

中资企业离岸研发研究进展：经济地理学的探索

基于经济地理学领域的相关文献,系统梳理并评述了中资企业离岸研发的已有研究进展。研究发现,目前国内外经济地理学在中资企业离岸研发的区位选择、空间组织、行为主体等作用机制及溢出效应等方面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中资企业离岸研发的区位主导因素因东道国特征和企业发展阶段不同而有所侧重,离岸研发的空间组织模式及其知识流动路径因其在全球创新格局中的地位而呈现差异化特征,其中跨国人员在帮助企业及地区获取其知识溢出并实现技术追赶中发挥重要的“边界扳手”作用;但同时现有研究也存在理论针对性不强、分析手段缺乏、溢出效应重视不够等问题：建议针对中资企业离岸研发活动的特点,从关系、制度、演化的视角入手,建立新的企业离岸研发理论假说。并从创新活动“流的空间”的视角入手,揭示多尺度下中资企业离岸研发空间演化规律;从关系和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入手,厘清不同尺度及多维邻近性视角下中资企业离岸研发区位因子;从中资企业特殊商业文化入手,分析华人华侨、海外人才等行为主体在中资企业离岸研发活动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从创新溢出效应的视角入手,区分中资企业离岸研发活动对母国和东道国发展的影响。     

基于东道国因素的我国企业国际化研发网络节点选择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企业要保持竞争力并且实现对发达国家企业的技术赶超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跨国公司，必须进行国际化研发。目前，以华为、中兴和长安为代表的跨国企业尝试构建国际化研发网络，先后在发达国家设立技术研发中心。然而，国际化研发作为知识和资本密集型投资对共担风险和知识独占有着双重需求，加之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技术落差、文化兼容和政策激励差异等不确定性因素，导致我国企业国际化研发选址同时面临外来者劣势、来源国劣势和新兴者劣势。本研究运用二元选择模型，分析东道国因素对我国企业国际化研发网络节点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市场规模、制度质量和我国企业在东道国形成的集聚效应对企业的国际化研发网络节点选择有显著的吸引作用，而研发投入积极影响企业研发网络节点选择，但是作用不显著。此外，集聚效应在其中起着显著的调节作用，我国企业在东道国的集聚效应越高，市场规模与国际化研发网络节点的正向关系得到加强，而研发投入与国际化研发网络节点选择的正向关系得到减弱。     

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分布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与尺度效应

影响高新技术企业分布的因素往往具有空间非平稳性,然而既有研究对其关注尚少。基于2017—2019年间认定的215791家高新技术企业数据,运用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MGWR）,刻画了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空间分布格局,识别了其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与尺度效应,结果表明：① 2019年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空间分布呈现出在以“北上广深”为首位中心,以成渝与区域性中心城市为次位中心的高度集聚特征。② 企业内部因素、城市知识创造水平、技术创新水平、创新环境水平和外部连通水平共同影响了高新技术企业的空间分布。③ 影响高新技术企业分布的因素存在空间异质性,公司年龄、高校学生数量、互联网的影响呈现出“东-西”向空间分异格局,专利申请数、高新区、生活设施的正向影响呈现出“南-北”向空间分异格局,高铁的正向影响呈现出“东南-西北”向空间分异格局,研发费用投入对东北地区影响最大,市场化水平对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地区影响最大。④ 影响因素存在尺度效应,靠近创新末端的变量具有更大的作用空间尺度。最后,本研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以期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     

中国大宗商品期货交割库空间布局及影响因素

运用核密度估计、空间自相关分析、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了中国大宗商品期货交割库的空间分布与聚类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大宗商品期货交割库数量呈现不均匀分布态势,主要分布于东南沿海地区;大宗商品期货交割库核密度空间分布存在显著的差异,核密度高值分布区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而西北部地区则呈现极低密度状态;大宗商品期货交割库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分布特征,主要在安徽、浙江、福建一带呈明显的集聚效应;大宗商品期货交割库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区域综合运输能力和进出口总额。     

经济发达地区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以江苏省为例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土地利用格局变化,乡村地域功能和发展定位的多元化和空间差异特征日益明显。以经济发达的江苏省为例,采用定量化价值评价方法,研究县域尺度乡村地域生态保育、农业生产、工业发展和社会保障功能的空间差异,识别各县市区主导功能类型,揭示不同类型乡村地域功能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乡村地域多功能特征明显,工业发展功能占据主导;4 类乡村地域功能空间集聚程度均较低,生态保育功能高值区集中于沿湖、沿海或苏南山丘地区,农业生产功能集中于苏北和苏中,工业发展功能以苏南最强,社会保障功能则集中于市辖区及其临近市县;乡村地域功能组合类型多样,共可分为9 种;4 类乡村地域功能的影响因素存在较大差异,自然地理、空间区位、经济社会发展等因素的影响在强度和影响方向上明显不同。研究可为针对性地定位乡村功能和发展导向、增强县域乡村功能特色和竞争力提供参考依据。     

北京城市儿童教育辅导机构的空间集聚及影响因素

教育资源分布的空间均衡关乎社会公平。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中小学等正规教育设施,对儿童教育辅导机构关注较少。随着教育培训现象越来越普遍,对城市空间功能和社会公平的影响日渐突出,有必要进一步分析其空间集聚特征及影响因素。本文基于2018年北京儿童教育辅导机构POI数据,综合使用核密度、Moran's I指数等空间分析方法,分析北京城市儿童教育辅导机构的空间集聚特征,并构建格网,采用多元回归方法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北京城市儿童教育辅导机构集聚分布在二环至五环内向北延伸的半环状集聚带上;学科类辅导机构在海淀区更集聚分布,艺体类则集聚分布在朝阳区;不同规模儿童教育辅导机构具有不同的空间集聚特征。北京城市儿童教育辅导机构的空间集聚分布是学区、同业集聚程度、房价、交通便捷程度、人口状况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同学科、不同规模辅导机构集聚的主导因素有显著差异。结果表明课外教育资源存在向重点学区、高级社区空间集聚的倾向,从而可能加剧教育资源的空间不均衡。     

江苏省人口空间格局演化特征

以江苏省为例,选取人口数及人口密度为研究指标,以县域为研究单元,通过人口密度、空间自相关、不均衡指数、重心移动及偏移—分享分析,描述20 世纪90 年代以来江苏省人口空间格局及其演变趋势。结果表明:近20 年来,江苏省人口密度有“南高北低”的特征,该现象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应;江苏省人口分布存在一定的空间关联性,在长江中下游各县市形成空间人口密度高的集聚区域,在苏北平原形成空间人口密度低的集聚区域,随时间推移人口集聚趋势不断减弱;江苏省人口呈不均衡分布状态且不均衡趋势加强,人口重心逐渐向西北方向迁移;江苏省人口增长速度在变慢,集聚人口能力在3 大区域之间有明显差异,苏中相对不足,苏南不断增强而苏北不断减弱。     

江苏省银行网点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以江苏省为研究对象,基于网络平台的银行网点地理数据,运用最近邻指数、Ripley’s K函数以及多元线性回归等分析方法,分别对五大商业银行、农业金融机构、中小商业银行、江苏地方银行以及外资银行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探讨,并揭示不同类型银行网点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整体上,江苏省银行网点空间偏向分布差异明显“南多北少”,空间集聚特征显著“城区密集分布和外围分散分布”;不同类型银行由于功能和市场定位的不同,除在城区密集分布的共性外,在城市外围区域的分布密度和服务范围存在较大差异。城市建成区面积、人口规模、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城镇化率、二三产业产值比重是影响银行网点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但对不同类型银行网点分布的影响程度不同。五大商业银行网点分布倾向于人口规模大、城镇化率高的城市,农业金融机构网点更依赖于农业人口因素,中小商业银行网点偏爱二三产业发达的区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对江苏地方银行网点的布局具有显著影响,外资银行主要分布在对外开放程度高和国外资本输入较多的城市。城市行政级别和城市性质等制度因素对农业金融机构、外资银行网点区位选择的影响作用较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