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区域经济联系网络时空格局演变

以新疆15个地州市为研究对象,运用区域流强度模型和引力模型,分析2010—2019年新疆辐射能力以及区域间的经济联系,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究经济联系网络结构演变特征,为优化新疆区域经济网络结构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提出建议。结果表明：（1） 区域流强度整体表现为北高南低的发展格局,10 a间平均提升率达60%,以乌鲁木齐市和喀什地区为首区域流强度相关指标增长最为显著,但中心区域的辐射带动能力总体较弱。（2） 2019年新疆弱经济联系数量占比降至48.57%,低等级经济联系格局显著,逐步形成以乌鲁木齐市为中心、克拉玛依市和石河子市为次中心的放射状空间联系格局,10 a间经济联系整体略有增长,过程中虹吸效应远大于涓滴效应。（3） 网络中心势2019年达63.61%,整体中心性水平以极化效应为主,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凝聚子群内部成员不断发生变化,空间分割现象显著。新疆整体经济联系时空网络格局“核心-边缘”现象显著,呈现出“东北强、西南弱”的空间分布格局。     

长江经济带经济网络结构演变及其驱动机制研究

在构建城市间经济联系网络基础上,从网络密度、中心性、核心-边缘结构、QAP分析等角度对1988~2012年长江经济带经济网络结构演变及其驱动机制进行深入分析。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经济联系网络结构日趋成熟,三大经济地带内城市内聚性显著增强但地带间差异逐渐缩小,经济网络向均衡化发展;城市度中心性整体持续下降,经济网络出现多核心趋势,城市介中心性高值区的梯度推移特征明显;“核心-边缘”结构分析显示核心度高值区呈片状格局,高核心度城市由“质大量少”向“质小量多”转变,经济网络的“核心-边缘”结构呈组团式发展,组团内形成各自核心城市;QAP分析显示经济全球化、要素集聚与扩散、产业升级、交通技术创新与城市群建设等机制共同驱动着长江经济带经济联系网络的演变及优化重组。     

郑洛都市圈经济联系及其网络结构演变——基于技术关联视角

基于技术关联视角研究郑洛都市圈城市间经济联系及其网络结构演变特征。选取2011年、2015年和2019年3个时间截面,以郑洛都市圈9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用技术关联修正的引力模型测度城市间经济联系强度,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探究空间网络结构演变态势。结果表明：2011—2019年,郑洛都市圈经济联系强度逐步提升,但整体水平仍较低,空间结构由以郑州为中心的“核心-边缘”型演变为多节点的“六边形”网络结构;网络密度逐步增强,郑州、洛阳始终处于网络中心和枢纽地位,济源、三门峡、开封处于网络边缘地位;网络凝聚力显著增强,形成南—北向带状分布的3个子群。     

中国主要城市入境旅游网络结构演变分析

基于旅游经济联系模型,运用GIS技术手段,构建中国入境旅游城市的旅游经济联系网络,并对1997年和2010年的Top1、Top5和Top10网络的结构演变特征进行研究。研究发现：① 整体网络规模在缩小,但是最大联系强度和平均联系强度却明显增长,且最大联系强度一直出现在广州和深圳之间;② 整体网络结构处于核心极化阶段,总体呈现“东部强,中西弱”的“L”型分布,一级节点城市北京、上海和广州的集聚作用显著,且进一步增强;③ 旅游城市联系以东部区内联系为主,东部地区城市的集聚作用愈加明显,中部和西部地区城市的集聚作用在减弱;④ 中国入境旅游城市可分为三大体系,形成三极多核的空间格局。     

城市经济联系、空间网络与区域经济差距 ——基于中国西北地区五省份的经验证据分析

以地级市为基本分析单元,基于城市间经济联系强度构建城市经济联系网络,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1996—2018年西北地区城市经济联系网络特征,分析城市经济联系网络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西安、乌鲁木齐、兰州、西宁和银川作为支撑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的5个区域经济增长极在空间上具有很强的稳定性;西北地区城市经济联系强度呈现出显著的空间非均衡分布特征,由东向西呈现单调递减的态势;西北地区城市经济联系网络密度并不高,但整体呈现出缓慢增大的趋势;城市经济联系网络具有较好的关联性,但城市间的经济联系是“等级森严”的,却拥有较高的网络效率;城市经济联系网络同样具有较明显的“中心-外围”特征;城市经济联系网络的发育对区域经济差距具有显著影响,随着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区域经济差距呈现为收敛态势。     

长江中游城市集群经济网络结构分析

长江中游城市集群发展对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和促进中部崛起具有战略意义,分析长江中游城市集群经济网络结构有助于城市和区域发展战略的制定。本文在改进引力模型的基础上,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方法(SNA),构建以经济联系强度和经济网络结构特性为核心的城市集群经济网络结构模型,实证分析了长江中游城市集群经济网络的网络密度、网络中心性和凝聚子群,以揭示其经济网络结构特征。研究结果显示:长江中游城市集群整体网络密度处于中高水平,已经形成实际意义上的经济网络;集群内小团体现象明显,一级层面形成了4 个凝聚子群,武汉都市圈和湖南环长株潭城市集群两子群内经济联动作用明显,但子群间经济影响较小,尤其是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的两个凝聚子群,其联系纽带尚有待加强;集群内以武汉、长沙、南昌为主的中心城市驱动周边城市联动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辐射带动作用明显,但吸收能力欠缺。     

多元流视角下黄河流域城市网络空间结构及其影响因素

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从金融、信息和交通等多要素流视角对黄河流域城市网络的层级、格局与方向进行了分析,并借助QAP回归分析方法揭示其空间结构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黄河流域各要素城市网络中心性地区差异显著,交通网络差异最大且规模分布最为集中,西部中小城市交通发展滞后;信息网络差异较小,人口大市和旅游城市中心性较高;金融网络差异最小且规模分布最为分散,东部地区整体优势最为显著。② 黄河流域主干金融网络连通了流域各中心城市及山东、河南各市,形成菱形网络;主干信息网络呈现为以省域中心城市为核心的若干星形组团;主干交通网络以主要交通干线为轴,形成轴辐式网络,且各主干网络均是以西安、郑州和济南为核心。③ 城市间金融联系择优连接最为明显,信息联系以择优连接为主,在河南、山东表现出一定的邻近连接,交通联系邻近连接特征最为明显,形成若干交通次中心。④ 城市全球化水平、行政等级和政府职能转变力度及省际行政壁垒是影响黄河流域城市网络空间结构的主要因素。     

黄河流域城市创新能力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

以黄河流域91个地域单元的专利授权数据测度黄河流域城市创新能力,揭示2004—2019年黄河流域城市创新格局时空演变特征,并分析影响城市创新能力演变的相关因素。结果表明：黄河流域创新格局地带性差异显著,呈下游—中游—上游梯式递减态势。黄河流域城市创新能力空间相关性显著,高-高和低-低集聚现象明显,高-高集聚区集中分布在下游山东半岛,低-低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中上游省区,并且低值集聚区范围远大于高值集聚区。政府财政投入、人才要素、经济基础、信息化水平、金融环境、经济外向度6个指标共同影响着黄河流域城市创新格局的形成与演变。其中,信息化水平和政府财政投入影响较大,经济基础和人才要素次之,金融环境和经济外向度影响相对较小,所有因素影响均为正。     

黄河流域城镇土地经济密度多尺度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2018年多时空高分辨率全球城市边界解译数据,从省域、市级和县区级3个尺度测算黄河流域城镇土地经济密度,并综合应用泰尔指数、空间自相关分析、地理探测器探等方法探讨其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① 黄河流域城镇土地经济密度总体不高,在县区尺度上68.3%的县区土地经济密度低于平均水平,空间分布总体上呈东高西低的态势,高土地经济密度的县区主要集中在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和山东沿海地区;在市级尺度上,57.5%的城市土地经济密度低于平均值,空间分布上集中在中下游地区,空间分布不均衡,以河南省最为显著。② 黄河流域城镇土地经济密度在地市尺度和县区尺度都表现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其中高值集聚区（HH）集中在中原城市群和山东半岛城市群,低值集聚区（LL）集中在陕、甘、宁等西部地区,低值异质区镶嵌分布在中原城市群和山东半岛城市群周围。不同尺度上的空间集聚区的空间分布范围也表现一定的差异,在县区尺度表现出了局部性和分散性特征。③ 人均GDP、人口规模、地方财政科技教育投入、二三产业劳动力密度、区位质量指数等对黄河流域城镇土地经济密度影响较大。同时在黄河流域上游、中游和下游地区表现一定的差异性,总体来说,资本投入强度、人均GDP和区位质量指数对于上游、中游和下游的城镇土地经济密度都有较高的解释能力。     

黄河流域中上游四大城市群经济联系和网络结构比较分析

以黄河流域中上游兰西、宁夏沿黄、呼包鄂榆和关中城市群为研究区域,运用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测度各城市群内部经济联系,分析城市群内部城市等级结构,从中心性、网络密度和凝聚子群3个方面对各城市群网络结构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各城市群内城市等级结构不一,兰西、宁夏沿黄和关中均分为3个等级,呼包鄂榆中缺少三级城市;各城市群市(州)之间的经济联系强度与其市(州)等级划分呈现一定协同性。(2)各城市群内经济联系总量及紧密程度不一,兰西、宁夏沿黄、呼包鄂榆内市与市间的经济联系总量最小,但联系最紧密,县与县间联系总量最大,但联系最松散;关中则市与县间联系总量最大且联系最紧密。(3)各城市群的网络结构存在差异,关中对外经济吸引辐射能力、中介能力均最强,宁夏沿黄最弱;网络密度上,呼包鄂榆和关中网络密度较高,兰西和宁夏沿黄较低。(4)对各城市群进行聚类分析,兰西、宁夏沿黄凝聚子群基本依赖行政区划分,呼包鄂榆、关中凝聚子群分割行政区较严重。     

集中连片特困区旅游经济空间网络结构演化 ——以武陵山片区为例

以2010年、2013年、2016年和2019年为时间截面,运用修正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法,结合ArcGIS空间分析工具,以武陵山片区42个国家级贫困县为标靶,研究其旅游经济网络密度、中心性、核心-边缘结构并运用E-I派系指数探讨行政隶属关系对区域旅游经济网络的影响。结果表明:武陵山片区旅游经济联系强度不断增强,但呈显著的空间差异,恩施市、黔江区、武隆区和新化县等县市间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居于高值区;武陵山片区各县市度数中心度、接近中心度、中间中心度区间差值敛缩态势显著,旅游经济联系日趋便利化,旅游经济联系网络趋于均衡;E-I派系结构表明受行政隶属关系影响,其核心区覆盖范围不断拓展,行政隶属关系对区域旅游经济联系的负向影响趋于弱化,湖北省、湖南省、贵州省、重庆市4个子群(派系)间的旅游经济开放程度稳步提升但仍有较大改进空间。     

中国城市信息网络结构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分析

信息流能够客观反映城市社会经济联系,对城市网络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基于2011、2014和2017年中国城市间信息关注度数据,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从网络密度、中心度、城市联系等方面分析中国城市网络结构的演变特征及其驱动因素,研究表明：1）城市信息网络结构明显拓展但网络总体联系强度仍较低;省域内部信息联系强度高于跨区域联系,信息联系仍受行政区划的影响较大。2）网络节点中心度显著提高,热点区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三大城市群;中西部部分区域核心城市如重庆、成都、郑州等成长为全国性核心城市,但中西部地区城市信息发展仍与东部地区差距较大。3）信息联系层级分布特征明显,并呈现局部区域联系紧密、区域一体化特征;核心网络由以北京、上海为核心的“轴-辐”结构演变为以“北京-上海-广深-成渝”为核心的“菱形”结构。4）信息化水平、经济发展基础、城市职能等互补性因素,网络营销、大事件效应等介入性因素及信息技术变革、城市群建设等高效性因素相互作用,共同促进信息网络结构优化重组。     

外部性视角下中国城市网络演化及其环境效应研究

在全球化、快速城市化和新技术革命的背景下,要素流与网络关系构成的“流空间”愈发重要,城市网络结构不断受到冲击与重塑,人地关系矛盾日益凸显,区域空间组织模式及其环境效应已成为环境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议题。本文利用腾讯位置大数据,构建了2015—2018年288个地级以上城市之间的人口迁徙网络,采用社会网络分析和面板空间计量模型,对中国城市网络演化格局及其环境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论如下：① 中国城市网络联系强度高的城市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东侧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城市群组成的菱形结构;城市网络密度和关联性逐渐增强,度数和中介中心性呈现多中心和分散化的发展趋势。② 中国城市空气质量总体有所好转,空间上呈现显著的集聚特征;88.89%的城市空气质量指数（AQI）下降,PM_2.5、PM₁₀、SO₂、CO和NO₂年均浓度有所下降,而O₃年均浓度有所上升。③ 中国城市网络对环境质量的影响主要来源于城市网络外部性所带来的空间溢出效应;城市网络中节点权力地位和影响力的增强,提高了借用规模和借用技术,从而促进环境质量提升。④ 度数中心性提升了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的环境质量,减少了PM_2.5、PM₁₀、SO₂和O₃的年均浓度,增加了CO的年均浓度;而中介中心性则提高了西部地区的环境质量,降低了NO₂的年均浓度。     

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的黄河流域经济发展空间特征与影响机制分析

黄河流域作为中国重要经济地带和生态屏障,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探索黄河流域经济发展的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对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3—2018年的NPP/VIIRS夜间灯光数据,采用经济重心、标准差椭圆、空间自相关和地理加权回归方法,对黄河流域市域经济发展的空间特征以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2013—2018年黄河流域市域经济发展水平呈现一定的倒金字塔形结构特征以及下游>中游>上游板块递减特征;（2）经济发展重心位于陕西延安市,演变轨迹总体上朝着东南方向移动。标准差椭圆长轴有所增加,短轴则有所减少,椭圆方向与黄河流向大致相同;（3）黄河流域市域经济发展整体上不具有空间依赖性与溢出效应,高高（HH）集聚区集中于银川、咸阳、东营等地,黄河上游大部分地区以及一些省际交界区长期处于低低（LL）集聚区,低高（LH）集聚区大都位于省会城市或省域次中心城市附近,相应省会城市除银川外均处于HL聚集区;（4）从内外部影响机制来看,城镇化、产业结构、科技水平、交通条件均对黄河流域经济发展发挥着积极作用,而自然地理条件则产生了明显的地理环境约束作用。     

黄河流域城市群产业高质量发展时空格局演变研究

以黄河流域城市群为研究空间单元,通过文献梳理识别流域产业高质量发展内涵,构建产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分析黄河流域城市群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时空过程。研究结果显示：自2000年以来,黄河流域城市群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状态,并且由初始相对均衡转为东中西阶梯状递减的流域分异特征。产业各维度发展指数呈现不同的空间特征。产业活力、创新效率方面,上、中、下游分异明显;各城市群面临不同的产业结构性问题;上中游城市群产业空间联系不足,与中下游城市群差距在扩大;各城市群产业发展带来的生态环境压力趋于加重,黄河流域中游城市群成为环境污染的高值区。     

产业集聚对黄河流域工业韧性的影响研究

经济韧性是经济地理学领域的研究热点,区域产业结构被认为是影响经济韧性的最重要因素。2019年以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对黄河流域工业韧性进行系统评价并考察产业集聚对工业韧性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以黄河流域为研究区域,从抵抗力和恢复力2个层面刻画区域工业韧性,构建计量模型考察专业化、多样性、相关多样性、非相关多样性等不同产业集聚类型对工业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黄河流域工业韧性水平整体较高,绝大多数城市对外部冲击有着较强的抵抗力,同时在外部扰动退去后有着较强的恢复力;② 黄河流域工业韧性的空间差异显著：恢复力水平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内蒙古、山东,甘肃和青海的恢复力相对较低;抵抗力水平在空间上呈西高东低的分布特征;③ 产业结构单一地区的工业发展更容易从外部扰动的影响中恢复,对某一产业的高度集中会增大区域工业受到外部冲击的风险,多样且关联的产业结构更有利于提高区域工业应对不利扰动的抵抗力,也有利于区域从危机影响中实现更快的恢复;④ 提高黄河流域的工业韧性,要避免对某一个产业的过度专业化集中,在推动产业多样化发展的同时,要注意提高产业的前后向联系和关联水平。     

沿黄三大城市群城市网络结构演化特征与驱动因素

基于2000—2020年全行业企业总部-分支关系大数据,融合社会网络分析、多维邻近、空间分析等方法,从节点类型、层级关联、社区划分及影响因素4个方面揭示了沿黄三大城市群城市网络空间格局、时空演化及其驱动因素。研究发现：(1)城市网络节点强度空间极化显著并具有层级性。山东半岛城市群网络结构发育最成熟,一、二层级城市占比高,中原城市群次之,关中平原城市群最低。(2)城市网络轴线及其层级特征显著,网络关联程度东强西弱,并随时间演化而逐步增强。形成以青岛、济南、郑州、西安为中心的星形放射状骨架,但城市群之间横向跨界联系较弱。(3)青岛、济南、郑州、西安的中心度-中介中心度形成“高-高”组合,是城市群网络的“中枢”和“桥梁”。(4)城市网络社区受边界阻隔效应、邻域效应和外溢效应影响,总体形成“三大一小”的社区结构和“先集聚、后融合”的演变趋势。(5)地理邻近、制度邻近、社会邻近对城市网络发育具有正向作用,产业邻近发挥负向抑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