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Ripley’s K函数的南京市ATM网点空间分布模式研究

运用Ripley’s K函数的相关理论,以南京市ATM网点为研究对象,分别从平面与网络空间两种视角,在中心城区范围与主城区范围两种空间尺度上,通过单变量\begin{array}{c}K\end{array}函数法分析ATM网点的分布模式,通过双变量\begin{array}{c}K\end{array}函数法分析ATM网点与地铁站点的空间关联情况,最后对计算结果进行评价与分析。研究表明,ATM网点在南京主城区与中心城区均呈现出较强的集聚状态;在一定的距离范围内,ATM网点与地铁站点之间也有较强的依赖关系。同时,对于沿着路网分布的地理空间点状对象而言,利用网络\begin{array}{c}K\end{array}函数法进行空间点模式分析比用平面\begin{array}{c}K\end{array}函数法更加符合实际情况。     

粤港澳大湾区典型城镇化地区河流氮素的时空分布特征及源解析

选取粤港澳大湾区典型城镇化地区广州市的流溪河—西航道—前航道为研究对象,分别于2020年7月和2021年1月开展野外调研采样活动,收集40个地表水水样样品,通过室内分析,利用水化学和同位素（δ¹⁵N-\mathrm{N}{\mathrm{O}}_{\mathrm{3}}^{-}、δ¹⁸O-\mathrm{N}{\mathrm{O}}_{\mathrm{3}}^{-}和δ¹⁵N-\mathrm{N}{\mathrm{H}}_{\mathrm{4}}^{+}）等指标,探讨研究区河流氮素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来源,研究城市化对河流氮素的影响。结果表明：从上游到下游,人类活动对Cl^-、\mathrm{N}{\mathrm{H}}_{\mathrm{4}}^{+}-N、\mathrm{N}{\mathrm{O}}_{\mathrm{3}}^{-}-N、DIN（溶解态无机氮）的质量浓度影响逐渐突显;丰水期\mathrm{N}{\mathrm{H}}_{\mathrm{4}}^{+}-N、DIN较枯水期高,主要归因于外源输入的影响强于降雨量与上游来水稀释的综合作用;在溶解态总氮的组成分布上,\mathrm{N}{\mathrm{H}}_{\mathrm{4}}^{+}-N与\mathrm{N}{\mathrm{O}}_{\mathrm{3}}^{-}-N分别是丰水期、枯水期的主要存在形态,说明丰水期人类活动影响十分显著。丰水期\mathrm{N}{\mathrm{H}}_{\mathrm{4}}^{+}-N与Cl^-的质量浓度具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说明丰水期\mathrm{N}{\mathrm{H}}_{\mathrm{4}}^{+}-N与Cl^-可能具有相近或相同的来源。离子比值及稳定同位素的溯源结果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均显示上游农田化肥、土壤有机氮、养殖污水为上游河道的主要氮来源,而土壤有机氮、城市污水则为下游河道氮的主要来源。     

新疆典型盐渍土微波介电特性响应分析与建模

土壤盐渍化对区域经济和生态可持续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微波介电常数是微波遥感探测土壤的关键因素,然而介电常数与盐分的关系仍不清晰。为分析盐分类型及含盐量对土壤介电常数的影响,在0.3~20.0 GHz频率下,测量了新疆典型的2种盐渍土类型（硫酸盐-氯化物型： \mathrm{N} {\mathrm{a}}_2 \mathrm{S} {\mathrm{O}}_4 - \mathrm{N} \mathrm{a} \mathrm{C} \mathrm{l};氯化物-硫酸盐型： \mathrm{N} \mathrm{a} \mathrm{C} \mathrm{l} - \mathrm{N} {\mathrm{a}}_2 \mathrm{S} {\mathrm{O}}_4）的介电常数,探讨含水量、含盐量、盐分类型及质地对土壤介电特性的影响。结果表明：（1） 含盐量对湿润土壤、干燥粉壤土的复介电常数实部（ \epsilon \mathrm{\text{'}}）和虚部（ \epsilon ″）均产生影响。（2） 对于同等级的2种湿润盐渍土在0.3 GHz频率下,整体上 \epsilon {″}_{\mathrm{N}{\mathrm{a}}_2\mathrm{S}{\mathrm{O}}_4-\mathrm{N}\mathrm{a}\mathrm{C}\mathrm{l}}> \epsilon {″}_{\mathrm{N}\mathrm{a}\mathrm{C}\mathrm{l}-\mathrm{N}{\mathrm{a}}_2\mathrm{S}{\mathrm{O}}_4}。（3） 虚部的电模量（ M ″）与含盐量的关系更紧密,且0.3~5.0 GHz是重要的频率范围。研究结果可为复杂下垫面下土壤盐渍化的微波遥感监测提供科学支持。     

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研究的新方法——位序累积规模模型

利用位序累积规模模型与位序-规模法则定量分析2000~2014年中国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省际差异及其变化特征。结论如下：使用位序-规模法则进行区域城市体系规模结构对比与演变分析时会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而位序累积规模模型更能准确刻画区域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特征;中国各省区\begin{array}{c}\beta \end{array}值排名靠前的多属于自然地理条件优越、社会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其变化大致表现出增幅东大西小、增长率南高北低的特征;位序累积规模模型能较准确地反映出自然与社会经济条件对区域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影响,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地理和基础设施条件对城市体系规模分布的影响不再显著。     

基于母子企业联系的东北三省城市网络特征

基于母子企业联系数据构建城市关联矩阵,借鉴社会网络分析法从网络密度、中心性、凝聚子群3方面分析东北三省城市网络结构特征,并对企业联系视角下的区域组织结构特征进行深入探讨。结果表明：① 区域网络发展处于逐步完善阶段,省域尺度下的网络密度（D）存在明显差异、总体呈现出“ D_{\mathrm{吉}} > D_{\mathrm{辽}} > D_{\mathrm{黑}} ”格局,省内联系普遍较高而跨省域联系则相对不足;② 网络中心性呈现出极化特征、区域中心城市在网络中处于主导地位,受中心城市的“虹吸效应”、其周边地区存在明显的“灯下黑”现象;③ 区域企业联系的小团体现象突出,四大城市是区域联系中心且发展速度快,边缘城市缺乏核心而经济发展缓慢。基于母子企业联系,认为东北三省城市网络总体呈“多核心网络状”组织结构,而在省域尺度上则显示出“单核放射状”“轴-辐”式和“双核”结构组织模式。     

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典型绿洲ET0模型适用性评价及修正

ET₀模型在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适用性,而对极端干旱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绿洲的ET₀模型的适用性研究较为稀缺。利用2006—2014年生长季（4—10月）策勒气象站逐日气象资料,以自动称重式蒸渗仪实测数据为标准,采用最大绝对误差（MAE）、均方根误差（RMSE）、模型效率（EF）和一致性指数（d）4个指标,在日、月时间尺度上评价了6种常用ET₀模型在策勒绿洲的适用性,并使用回归修正法和比例修正法分别修正了这6种模型。结果表明：（1）日、月时间尺度上,Hargreaves-Samani（H-S）模型高估程度较大,其余模型均不同程度低估,拟合度由高到低依次为FAO-56PM、Jensen-Haise（J-H）、Priestley-Taylor（P-T）、Makkink、Turc、H-S。（2）所有ET₀模型月值变化趋势与蒸渗仪实测值基本一致,除FAO-56PM和Turc模型计算的ET₀月值在6月达到峰值外,其余模型均在7月达到峰值,在生长季尺度所有模型ET₀月值与蒸渗仪实测值呈显著相关。（3）日、月时间尺度上,回归修正法和比例修正法修正后的ET₀模型计算结果与蒸渗仪实测值均呈极显著相关,回归修正法优于比例修正法。（4）相关性分析表明,对策勒绿洲ET₀影响由高到低的气象因子依次为T_{\mathrm{m}\mathrm{e}\mathrm{a}\mathrm{n}}>T_{\mathrm{m}\mathrm{i}\mathrm{n}}>P>T_{\mathrm{m}\mathrm{a}\mathrm{x}}>R_s>U_{\mathrm{2}}>R{H}_{\mathrm{m}\mathrm{e}\mathrm{a}\mathrm{n}}。     

中国省域旅游经济增长的时空跃迁及其趋同研究

利用1997~2015年中国省域旅游经济相关数据,综合LISA时空跃迁模型及相关计量分析方法,分析省域旅游经济的时空演化是否会导致趋同现象。研究结果表明：1997~2015年,中国三大地带LISA时间路径相对长度表现出东部大于中部,中部大于西部的空间格局;LISA时间路径弯曲度表现出中部大于西部,西部大于东部的空间格局。省域旅游经济增长\delta趋同较为显著,总体上绝对\beta趋同不显著,但在不同时段上绝对\beta趋同显著。区域经济、区位交通与市场化程度是影响省域旅游经济条件\beta趋同的主要因素。旅游经济时空跃迁与俱乐部趋同具有一定的关联性,东中部地区旅游经济增长的俱乐部趋同较为显著。     

降水量对连古城自然保护区荒漠植被凋落物分解和氮状态的影响

对连古城自然保护区不同降雨梯度（不截留和分别截留30%、50%、80%）下荒漠典型植被土壤无机氮和原位净氮矿化的凋落物分解和养分释放进行了连续的观测分析。结果表明：（1）随着水分输入减少,凋落物的分解速率减小,凋落物分解速率与年降水量正相关。与此相反,净氮矿化与降水量无关。（2）土壤NO{}_{\mathrm{3}}^{-}浓度随着降水输入的增加而显著降低,而土壤NH{}_{\mathrm{4}}^{+}浓度在不同降水截留处理条件下并无显著差异。（3）在连古城自然保护区,荒漠植被凋落物分解速率与实际降雨量密切相关,并且在不同控制条件下,随时间的变化凋落物中的碳和氮含量存在同时流失的现象。     

基于MODIS遥感产品和神经网络模拟太阳辐射

现有的神经网络模拟太阳辐射的模型很少考虑云、气溶胶、水汽对太阳辐射的影响,采用MODIS提供的气溶胶、云、水汽高空大气遥感产品和常规气象数据,输入LM（Levenberg-Marquardt）算法优化后的BP（Back-Propagation）神经网络模型（简称LM-BP）模拟了和田、西宁、固原、延安4个辐射站点的太阳辐射月均值。验证结果表明：神经网络模型中加入气溶胶、云、水汽之后,4个辐射站点的\begin{array}{c}{R}^2\end{array}均大于0.90,且各项误差指标均小于仅用常规气象站点数据模拟的太阳辐射结果。     

长三角高校海外回流人才创新产出格局分析

以专利与重要基金项目数据为基础,运用ArcGIS软件与Eviews软件,分别对长三角高校海外回流人才创新产出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长三角高校海外回流人才创新产出分布表现出较强的非均衡性,总体呈现“沪宁杭”交通沿线为创新产出高值区,而苏北和浙西南则为低值区;空间集聚特征显著,具体集中在上海市区和省会城市;创新产出受学科性质影响较大,即不同学科的海外回流人才对创新产出的贡献不同,其中工学和理学对创新产出的贡献较高,占总量的70%以上。最后,运用泊松回归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定量测度发现,海外回流人才创新产出受到事业平台建设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城市等级、与上海市区的距离,再次为是否有国际机场、GDP、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教育经费占GDP比重和集聚效应,是否沿海、三甲医院数量和人均GDP对海外回流人才重要基金项目与专利产出影响差异明显,而高校在校学生规模影响作用并不显著。     

青年知识移民就业城市选择及其影响因素

随着城市知识经济转型,各个城市越来越重视对知识人才包括青年知识人才的吸引。以广州市高校大学生为例,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从城市与个人的双重视角探讨高校青年知识移民就业城市选择的特点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青年知识移民总体上倾向于选择其本科或研究生就读地所在的城市和比其户籍地与就读地更高等级的城市（如一线、新一线城市）就业,这反映了他们向上空间流动和社会流动的意愿与动机;2）他们的就业流动是城市因素和个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城市经济、城市环境、城市政策与城市文化,以及青年知识移民来源地的户籍类型与户籍地的城市等级等;3）城市经济发展（工作机会）是吸引高校青年知识移民的最重要因素,但与此同时,生存舒适度（生活机会）在青年知识移民的就业流动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愈发重要,城市环境建设需要关注公共文化设施、社会舒适程度、交通便利程度、卫生服务设施以及城市自然环境和居住环境等方面的问题。个人因素方面,高校青年知识移民来源地的户籍类型与户籍地的城市等级对其就业流动决策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细致探究青年知识移民就业流动规律及其影响因素是新时期理解和建构基于中国语境的知识型人才流动理论的需要,也是人才政策制定与知识人才实现自身价值的关键。     

创新型人才流动的空间结构与影响因素——基于高被引华人科学家履历分析

创新型人才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对促进区域创新和竞争力提升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高被引科学家作为科研人员的杰出代表,是创新型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全球高被引华人科学家为研究对象,基于履历数据分析其流动,特别是工作阶段的流动特征;运用Heckman二阶段选择模型,对科学家工作阶段流动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探究复合的人口迁移理论在高端人才流动中的适用性。研究发现：① 高被引华人科学家的人才流动轨迹表明,科学家的移动迁入地主要是国内外的核心城市（度中心性较高的城市）。② 高被引华人科学家工作阶段流动主要发生在中国和美国之间,中国城市多为人才迁入地,美国城市多为人才迁出地。③ 复合的人口迁移模型对高被引华人科学家工作阶段的区位选择解释作用明显。④ 高被引华人科学家国内外城市移动选择的影响因素不同,科学家的国内流动受到地理距离的限制,而迁入城市的拉力是高被引华人科学家产生跨国移动的主要原因。     

利用排序多元Logit模型研究城市居民的 居住区位选择

本文将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和重庆五城市的居住区位调查数据,利用排序多元Logit模型研究城市居民对居住区位的选择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影响区位选择的因素可归纳为家庭层面和城市层面两部分,前者包括收入、工作地点、对环境的偏好等,后者则包括住房价格、城市扩张程度、郊区市政设施便利程度等,实证结果表明这些因素的影响都是显著的,且符合理论预期。收入较高的群体仍喜好选择距离城市中心偏近的居住区位,郊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不完善是制约其向郊区转移的主要因素。这些实证结论能够对城市发展布局和居住用地的规划开发起到决策支持作用。     

基于城、市视角的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增长关系

基于城、市的视角,揭示2005~2014年中国285个地级市城市化水平及类型的时空演化规律,并基于非参数估计方法探究不同城市化类型与经济增长的函数关系。研究发现：① 中国城化水平空间分布呈离散状态,市化水平空间分布呈“核心-外围”结构。② 中国大多数城市属于同步发展型,该类型城市较非同步型城市更稳定。③ 不同城市化类型与经济增长的函数关系也不相同,因此应有针对性地采取差异化政策。     

2000―2010年中国地区人才优势度与经济发展的空间特征及耦合协调度分析

基于第五（2000年）、六次（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利用综合空间评价方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中国341个地级及以上行政单元的人才优势度与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特征,并系统分析两者间的耦合协调关系。结果表明：1）中国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明显,2000―2010年大部分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上升的趋势并呈现出“大范围扩散、小范围集聚”的趋势。2）中国人才优势度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呈现以北上广深为绝对高地,以其余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为相对高地,其余地区为低地的空间结构。2000―2010年人才优势度的空间差异日益突出,表现为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以及同一省份内省会城市与非省会城市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3）基于耦合协调度系统评价,把所有地区划分为以下3种类型：高耦合度-高协调度地区、高耦合度-低协调度地区、低耦合度-中协调度地区。2000―2010年东部地区“高耦合度-高协调度”趋势加剧,中西部地区“高耦合度-低协调度”趋势加剧。     

流出地空间资本与流动人口的住房选择分化

流动人口的住房直接关系到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与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论文探究了流动人口的流出地空间资本对其流入地住房选择的影响及其群体差异性。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住房选择以租住房为主,产权房和免费房为辅,流出地的空间资本是造成流动人口流入地住房选择分化的重要因素。流出地城市规模与住房选择并不是简单的线性相关关系;流出地聚落等级和流出地人文发展水平对流入地住房产权获得有促进作用,但当流出地为乡镇和县城时,流动人口倾向于通过市场途径获取住房。采用删除各流入地地级市中数量较少样本的方法做了稳健性检验,表明上述结论是稳健可信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流出地空间资本对流动人口在流入地住房选择的影响在不同代际、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间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论文着眼于流动人口流出地空间资本的影响效应,拓展了流动人口住房选择分化研究的视角,研究结果对进一步优化面向流动人口的住房政策和推进流动人口市民化具有重要政策含义。     

回流农民工预期购房区位选择及影响因素——以河南省45村为例

基于河南省45村1072份田野调查数据,采用描述统计分析和多水平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探讨回流农民工的预期购房区位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心地层级对回流农民工预期购房区位选择具有重要影响,但影响强度与回流者年龄相关,新生代回流者偏向于较高层级中心地,而第一代回流者则青睐于低层级中心地。整体上,户籍所在地县城为回流农民工预期购房区位的首选区位,其次为地级市主城区和村庄,集镇和省城较少。个体特征、资金积累、成婚是影响预期购房区位选择的核心因素,村庄地理环境对预期购房区位选择具有重要影响。回流农民工具有较高的县城和城市购房居住预期,未来将是新型城镇化,尤其是就地城镇化的重要力量,应当稳定和降低城镇房价,以实现回流农民工真正的城镇融入。     

Evaluating the Effects of Geographic Contexts on Individual Accessibility: A Multilevel Approach1

Centrality within a city and neighborhood characteristics have often been used as indicators of access to employment and services in statements about urban form and accessibility, but there are reasons to question the appropriateness of doing so. This paper evaluates the importance of geographic context within the urban environment (both location within cities as well as neighborhoods characteristics) for individuals in Portland, Oregon. Because conventional accessibility measures cannot incorporate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space-time individual accessibility measures were used with multilevel modeling to isolate the effects of individual level variations from that of geographical contex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fluence of context on individual accessibility is weak, as accessibility tends to reflect individual and household characteristics rather than the local urban environment. Accessibility cannot be determined from location within cities, or from land uses around an individual's home, implying that the use of urban design to influence accessibility is inappropriate.     

2000—2015年中国高学历人才分布格局及其影响机制

基于2000年、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分地级及以上行政区数据和2015年中国各省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采用变异系数、泰尔系数、基尼系数测度中国高学历人才比重分布的空间不均衡程度，并采用面板数据Tobit随机效应模型，识别影响高学历人才比重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① 中国的人才比重分布表现出极大的不均衡性，人才比重的高低与城市等级密切相关，主要表现在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等行政区吸引了大量人才，而普通地级城市人才比重相对较低；② 10 a间人才比重的变异系数、基尼指数和泰尔指数均有所下降，表明人才比重分布的空间不均衡程度有所下降；③ 平均工资水平、生活成本、城市等级、每万人高校在校学生数、每万人医院卫生院床位数、人均科学事业、教育事业经费与人才比重呈正相关，中学生师比、万人互联网用户数与人才比重呈负相关，失业率、单位面积二氧化硫排放量、绿地率对人才比重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