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创意产业的地理学研究进展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西方人文地理学与社会学、新闻传播学、城市规划、经济学等学科一道对文化创意产业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这些研究涉及了很多议题。其中与地理学关系较为密切的包括：文化创意产业的概念和特征;产业的空间集聚;城市环境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关系;以及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的方法等。由于文化创意产业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是新生事物,上述每一个议题都充满争议。西方地理学在这一领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并且对城市政策、文化政策领域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十分值得我国地理学界加以借鉴。针对我国国情,笔者指出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发展政策,地方社会文化环境对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影响,文化、经济与地理理论的结合应当是我国地理学界当前主要关注的议题。     

嵌入性视角下创意产业发展研究述评

伴随经济地理学发展的制度、文化及关系转向,新经济社会学中的“嵌入性”理论在经济地理学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以创意产业发展研究为例,首先分析了嵌入性概念在经济地理学界的运用和发展状况;其次,结合创意产业特性,从经济地理学学科发展的层面,探讨了从嵌入性视角开展创意产业发展研究的必要性;然后,从文化制度嵌入、地域嵌入、网络嵌入3 个维度,对国内外创意产业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回顾,并对该领域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和评述;最后,对未来的创意产业的相关研究提出展望,并进一步指出,区域经济的嵌入性研究,既是中国学者参与国际经济地理学理论构建、对话和争辩的重要领域,也是推进主流经济地理学本土化建设的重要方向。     

西方文化创意产业研究：学术群体与热点演进

采用www.isiknowledge.com数据库收录2001-2013年期间2431篇文化创意产业相关文献,利用Citespace、Histcite两软件进行文献引用关系和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处理,分析热点文献的研究机构与研究领域,解读西方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热点演进趋势。研究发现：①西方文化创意产业研究学术群体主要集中在澳大利亚、英国与美国,具体而言澳大利亚以 Univ Queensland Technol、Univ Queensland、Macquarie Univ、Univ Technol Sydney的艺术、设计与传媒为阵营的文化创意产业研究和以Univ Toronto、Univ Wollongong的文化地理学与城市文化经济等领域研究阵营,而英国则以Univ Leeds、Univ Glasgow为首的艺术、设计、传媒和文化地理学二元并进的研究阵营,Univ So Calif为代表的美国影视文化研究阵营;②文化创意产业研究力量与地方创意经济技发展水平存在两种匹配类型：澳大利亚呈协调发展,而美国、英国的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机构与地方创意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空间错位;③西方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的高频作者是Chris Gibson、Jason Potts、Stuart Cunningham、Terry Flew,但单篇文献被引率最高的则是Florida R L、Caves R E、Scott A J、Hesmondhalgh D、Pratt AC;④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热点是创意力、创意集群、创意阶层、创意城市、创意网络、国家创意产业政策等,且形成以Richard Florida为核心创意阶层理论派;以Charles Landry为核心创意城市假说派;以John Howkins、Stuart Cunningham等为核心的艺术、设计、媒介及其商业价值衍生派。     

西方文化创意产业研究院学术群体与热点演进

采用www.isiknowledge.com数据库收录的2001年~2013年期间2431篇文化创意产业相关文献,利用Citespace、Histcite两软件进行文献引用关系和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处理,分析热点文献的研究机构与研究领域,解读西方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热点演进趋势。研究发现:1西方文化创意产业研究学术群体主要集中在澳大利亚、英国与美国,具体而言澳大利亚以昆士兰科技大学、昆士兰大学、麦考瑞大学、悉尼科技大学的艺术、设计与传媒为阵营的文化创意产业研究和以伍伦贡大学的文化地理学与城市文化经济等领域研究阵营,而英国则以利兹大学、格拉斯哥大学为首的艺术、设计、传媒和文化地理学二元并进的研究阵营,南加利亚福尼亚大学为代表的美国影视文化研究阵营;2文化创意产业研究力量与地方创意经济技发展水平存在两种匹配类型:澳大利亚呈协调发展,而美国、英国的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机构与地方创意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空间错位;3西方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的高频作者是Chris Gibson、Jason Potts、Stuart Cunningham、Terry Flew,但单篇文献被引率最高的则是Florida R L、Caves R E、Scott A J、Hesmondhalgh D、Pratt AC;4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热点是创意力、创意集群、创意阶层、创意城市、创意网络、国家创意产业政策等,且形成以Richard Florida为核心创意阶层理论派;以Charles Landry为核心创意城市假说派;以John Howkins、Stuart Cunningham等为核心的艺术、设计、媒介及其商业价值衍生派。     

中国城市文化创意产业现状、布局及发展对策

城市文化创意产业正日益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第三产业的支柱,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报告提出了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决策,研究城市文化创意产业对促进城市产业升级转型、推进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对城市文化创意产业基本内涵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总结了中国城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并从国家宏观层面及城市层面揭示了文化创意产业的布局特点和模式。结果表明,中国城市文化创意产业呈持续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大城市经济的支柱产业和转型发展的新动力,初步形成了六大文化创意产业集群,以及中心城区、中心城区外围、邻近高科技园和远郊县(区)四大空间布局模式。未来城市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需要进一步加大力度,着力将其培育成为城市经济的支柱;将创意人才培养作为发展城市文化创意产业的首要智力支撑;继续加强城市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建设,形成集群化的空间发展格局;制定优惠政策,设立发展基金,为城市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资金保障;推动建立国际文化创意城市联盟,加速城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国际化步伐。     

上海创意产业发展策略研究

全球产业结构变迁的趋势下,产业结构创新是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上海产业结构处在重要转型期,创意产业发展对产业结构调整、增强城市国际竞争力和经济抗风险能力具有重要作用。在国内外创意产业发展背景下,从人文地理学视角,对上海75个创意产业集聚区部分创意产业开发商、管理人员、专家进行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3个方面:(1)上海发展创意产业的前瞻性;(2)发展创意产业的空间格局;(3)发展创意产业的环境配套。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上海创意产业具有很强优势,在重要产业发展方面应采取不同措施,空间布局和环境配套需要完善。旨在探讨产业结构调整形势下,上海创意产业发展应采取的主要策略,为上海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同时为其他地区发展创意产业提供借鉴。     

郑州市文化创意旅游发展研究

发展文化创意旅游产业是推动旅游产业升级的重要途径.郑州市发展文化创意旅游产业在文化旅游资源、目的地可进入性、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及文化创意旅游产业园区建设等方面具有较大优势.今后文化创意旅游产业的发展应强化产业观念,努力打造文化创意旅游品牌,建立和完善产业的市场管理机制,以丰富的旅游产品和优质的服务意识树立旅游品牌和城市形象,充分挖掘文化创意旅游消费需求,以企业作为市场的运营主体并加大其投入力度和政策支持.     

南京大学文化地理学研究进展

与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全面复兴和近年来文化地理学的迅速发展相一致,南京大学文化地理学主要在21世纪之后才开始快速发展起来,研究内容涉及文化景观、地域文化、文化现象的传播与扩散等中国文化地理学各基础领域。最近,有关空间的文化研究,如空间的符号与表征、地方与认同、空间的生产,以及对城市的聚焦、与社会、经济的交叉等成为新的研究趋向,呈现出新文化地理学的特征。南京大学文化地理学的应用研究也在不断拓展,如旅游研究与规划、城市文化保护与文化发展、文化产业研究与规划等。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当代中国城市文化的研究和中国特色的文化符号景观研究方面逐步形成特色,是未来具有国际对话潜力的文化地理学研究领域。     

英美文化研究与新文化地理学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内地文化地理学是在引进国外文化地理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审慎地借鉴国外文化地理学的发展经验,无疑会促进中国文化地理学的发展.作者从两个方面介绍了英美新文化地理学的两个特点,第一方面涉及景观分析的视角,首先新文化地理学不再侧重景观的形态研究,而是试图将景观的概念与其历史发展联系起来;其次,它注重分析景观的符号学意义,研究景观是由哪些符号构成了可供阅读的文本;第三,传统文化地理学对景观的研究集中在乡村地区,而新文化地理学则更多地研究城市的文化景观;第四,新文化地理学的景观研究具有很强的文化政治倾向.第二方面涉及文化的空间性.新文化地理学还将文化视为空间过程的媒介,强调文化渗透在生活的每个过程中,并决定着我们生活的空间性实践.所以新文化地理学重视空间,认为文化是通过空间组成的.作者还介绍了英美文化研究,并将之作为新文化地理学出现的学术背景.最后提出一个观点供读者讨论,即文化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的流派,而非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因为它以文化理论作为分析所有人文现象空间性的分析工具.     

中国创意产业区理论研究的进展与问题

创意产业在中国发起于21世纪初的东部大都市,系统收集国内建筑学、产业经济学、人文地理学、区域经济学等学科的创意园区相关研究成果,评述中国自21世纪初创意产业兴起以来的基本概念研究、创意园区成长模式及机制、创意园区空间组织与园区规划、创意园与城市更新、创意园内部空间的研究进展。认为中国大城市内城产业升级与城市再生为创意园区的诞生与发展提供了历史契机。通过近8年努力,国内创意园区研究①已初步形成以创意园区成长模式与机理、创意园区规划建设、创意园区与城市更新为主的研究方向;②研究方法形成了以实证主义为主流的哲学基础;③研究队伍呈现以城市规划学、人文地理学等学科为主的综合交叉。同时,综述认为：中国对创意产业区相关概念认识不清,未能将集群的内核与创意产业的核心有机融合;其次是对于创意产业区的研究应坚持从微观的创意产业的某一类型,甚至是其一项目为分析单元,从制度、经济、文化等宏观方面诠释产业区内核的组织与发育过程;再次是中国创意产业区研究必须从创意经济和＂全球性—地方性＂博弈视野,探索创意产业区形成与演化的生境和其对城市发展—空间规划的空间效应（也即创意空间的生长）及城市响应策略研究。     

文化创意产业区位模型与浙江实证

以浙江省为例,基于区位熵方法借助从业人员数据刻画文化创意产业空间格局,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与OLS模型,甄别驱动因素佐证文化创意产业区位模型。结果表明：① 市域尺度浙江文化创意产业区位规律不仅具有“资本空间”（杭州）集聚性,还具有“地方空间”（舟山、金华和台州）分异性;② 经济科教、政府支持、市场需求、环境、交通和地方性是重要区位因素,且不同重点行业、不同地理层级所受区位因素不尽相同;③ 浙江文化创意产业全行业区位特征主要是基础设施和管治双要素驱动型,8重点行业区位特征主要是“软因子”驱动型;④ 研究有助于提升城市文化创意产业政策着力点与规划调控协同性。     

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园与旅游业融合效果的地区对比——基于网络评论的内容分析

随着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快速发展,集创意生产与文化消费于一体的文化创意产业园成为很多地区旅游业发展的新亮点。本文利用专业的游客点评网站收集网友文化创意产业园旅游评论,运用内容分析法对国内典型城市的文化创意产业园与旅游业融合效果进行对比和统计。研究结果表明,虽然中国各地区文化创意产业园都在积极与旅游业融合互动,但融合效果参差不齐。沿海的北京、深圳、上海、广州等地区的文化创意产业园与旅游业已取得了良好的融合效果,而中西部地区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在旅游硬件环境和软性环境建设上都亟待提升和加强。在旅游接待服务和基础设施方面,游客对文化创意产业园的购物服务、餐饮服务和旅游环境等关注度高。基于以上研究,最后从凸显文化创意旅游地域特色、营造文化创意氛围、完善旅游配套设施的和加大文化创意旅游宣传四个方面提出相关对策,以促进我国文化创意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基于文化演出消费视角的中国城市网络空间结构与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文化创意产业在世界范围内的崛起,城市文化职能和全球文化城市成为城市网络研究的新兴视角。借助“大麦网”数据,基于空间分析和岭回归方法,揭示基于文化演出消费活动的中国城市网络空间结构与影响因素,对现有城市网络研究形成补充。研究表明：①文化巡回演出的城市网络呈现出中国城市网络中常见的“菱形结构”,但是向二、三线城市渗透的趋势较为明显,体现了不同级别城市本地文化生产能力的差异以及文化演出边际收益递增的特点;②中西部省会城市在城市网络中的影响力表现出明显的上升,而东部沿海地区核心城市的影响力则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反映出中国不同地区演出市场发育程度以及区域中心城市在对外文化联系中地位的差异;③不同类型文化演出在空间分布和网络结构上同样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反映出其市场结构和盈利模式的差异以及城市地方文化消费特征的影响;④文化教育发展水平、地方政府投入、城市总体经济发展和消费水平以及对外开放程度是影响中国文化演出消费城市网络空间格局的重要因素,反映出文化演出消费的独特性。     

发达地区创意产业网络的驱动机理与创新影响——以上海创意设计业为例

内城新经济研究认为创意企业对网络组织更有依赖,但是对于网络的关键动力则众说纷纭。中国发达地区创意产业网络是否存在,其驱动机理在哪里?这正是研究初衷。以上海9个创意产业集聚区为研究区域,以创意设计业为研究对象,利用74 份企业问卷和16 家企业深度访谈采集数据,并运用SPSS统计分析工具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基于投入产出关系的产业链分工协作仍然是网络驱动的重要逻辑,以人才、信息与知识流为核心的创意链正在形成。上下游企业协作有利于集体学习,它们之间的强联结对提高企业创意能力具有显著影响,然而从影响方式来看,关系内容远比关系强度更重要。“客户”和“高校”是地方网络的重要驱动主体,并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地影响企业区位和创意能力。     

传统创意群体的流动网络与影响因素——以中国名厨为例

选取厨师创意群体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历年《国家名厨》入选厨师流动轨迹数据的收集,借助空间分析和网络分析等方法探究厨师创意群体的空间分布和流动网络特征,在此基础上采用岭回归分析方法揭示影响名厨在中国不同城市流动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1）中国名厨的出生地和现居地呈现差异化分布特征,不同菜系名厨均在菜系发源地周边形成一定的地域集聚,但部分菜系名厨呈现全国扩散趋势,反映地缘文化和市场因素的共同作用。2）名厨流动网络空间不均衡性明显,并且不同阶段的流动网络存在一定差异,欠发达地区人才流失现象突出,核心名厨群体表现出更高的地方“嵌入性”。3）建立在“学徒制”之上的社会关系网络是影响名厨空间流动的最核心要素,其次是城市餐饮业、服务业和总体经济发展水平,而基础设施和文化娱乐设施等因素影响并不明显,反映厨师群体特殊的社会网络结构、工作性质和文化水平特征。     

中国海港空间效应的识别与测度

在全球化和世界产业转移浪潮推动下,沿海港口已成为全球生产链条与地方网络链接的地理枢纽。与此同时,港口发展演化在推动港口自身运输体系及港口空间演化的同时,对腹地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首先,从经济地理学视角,提出海港空间效应的概念及其内涵,从港口势能、港—腹引力、作用通道三个方面阐述海港空间效应的动力结构和形成要素。其次,以海港空间效应的动力结构为理论依据,建立海港空间效应的测度模型。最后,以我国东部沿海港口为研究样本,运用海港空间效应测度模型,得到海港空间效应指数。以港口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外贸吞吐量为指标表征沿海港口对腹地的运输效应分布格局,以港口城市工业、对外贸易和金融指标表征沿海港口对腹地的非运输效应格局,对不同区域特点和差异进行比较分析,验证模型的准确性和可操作性。结果表明,模型可较好地从宏观尺度识别不同港口及其腹地的港口经济空间效应,对于揭示港口的区位本质,比较不同区域的临港化倾向,刻画港口—腹地型城市地域系统的空间联系具有指导意义。     

创意再生视域宁波老工业区绅士化动力机制

绅士化成为全球各类城市更新的核心现象,受地理、城市和规划等学科关注。以宁波和丰创意广场形成为例,运用问卷调查和访谈数据,借助扎根理论和结构方程模型分别构建和验证涵盖空间生产、推拉模式和创意集群孕育在内的老工业区绅士化动力机制。研究发现：① 生成和丰创意广场的创意修复过程呈现典型绅士化现象,且该现象具有高端写字楼主导的开放性和多元景观特征,入园企业私营化、生产要素创意化和生产关系外向化的业态特征以及年轻化、情怀化、创意化和服务化的群体特征;② 和丰绅士化现象是老工业区以推拉方式形成的社会空间置换,权力、资本和创意联结而成的再生产关系主导空间实践;建筑规划师和创意阶层主导的物质性空间营造和创意实践形成空间表征;空间表征推动创意集群内生发展和演化,催化了基于文化、理想和情感体验的文化共识和身份认同,升华为表征性空间,形成了“地方元素的感性认可→资本要素和关系力量的理性约束→地方元素、资本要素和关系力量协同→关系力量的反馈”逻辑路径,激活了老工业区空间演化。③ 和丰创意集群育成取决于文化氛围、办公环境、经济区位、政府政策和社会关系网络等要素相互作用。     

金融危机背景下珠三角产业演化模式及机制研究——基于行业空间网络的视角

2008年金融危机对全球制造业尤其是“世界加工厂”珠三角地区的产业链生态空间产生了较大影响,高质量的市场需求、弹性生产模式等冲击了珠三角传统生产模式.大规模生产企业的倒闭,影响了珠三角地区产业集群之间的联系.论文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下的复杂网络视角,利用2008年全国第二次经济普查与2013年全国第三次经济普查数据库,在...     

RECONSTRUCTED PRODUCTION LANDSCAPES IN THE POSTMODERN CITY: APPLIED DESIGN AND CREATIVE SERVICES IN THE METROPOLITAN CORE

Applied design and creative services are central to the formation of metropolitan landscapes and urban culture (both in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contexts), as well as to the production of the full range of industrial and consumer goods. More specifically, applied design firms are essential to the development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ystems, and facilitate the operation of flexible production regimes by (1) enabling production differentiation in segmented markets, (2) improving productivity, (3) promoting production synergies, (4) enhancing short-run customized production, and (5) contributing to the condensing of longer-run style cycles. A case study of design and creative services firms in Vancouver discloses that such firms exhibit important commonalities with other producer services industries (e.g., intermediate market orientation, clustering propensity, divisions of labor). At the same time, firms engaged in the production of design may be differentiated from “mainstream” business or corporate service firms in terms of (1) location and milieu, with a clear affinity for the CBD fringe and inner city, rather than the CBD proper; (2) function, with an emphasis on creativity as both raison d'etre and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and (3) services-goods interface (design services are not “arms length” from goods production, like most business services, but are directly concerned with the style, configuration, and identity of end products). Finally, the clustering of design and creative service firms exemplifies the “internal specialization of the production spaces of the large metropolis” (Scott, 1988), although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he Vancouver case asserts the significance of sociocultural, as well as economic, features of agglomeration. [Key words: design, production, inner city, clustering, agglome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