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贸易隐含碳净出口的流向及原因分析（英文）

本文使用投入产出模型,基于最新的GTAP8数据库,分析了2004年和2007年中国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贸易隐含碳流向、结构及变化,结果显示中国均为隐含碳净出口国。基于LMDI法对隐含碳净出口进一步分解发现,影响中国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隐含碳净出口的因素不同,贸易顺差和排放系数差异是导致中国对发达国家隐含碳净出口的关键因素,行业结构差异和排放系数差异是影响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净出口的关键原因。这与发达国家、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分工密切相关。2004-2007年,中国出口结构逐渐转向高端制造业,生产技术逐渐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未来随着中国国内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出口结构优化,隐含碳净出口将会下降,贸易对中国碳排放的驱动力会减弱。     

出口增加值对中国区域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

利用2010年中国非竞争型多区域投入产出表,测算了30个省区市30个产业的出口增加值,揭示分产业出口增加值的区域分布格局;并通过构建和计算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对比出口增加值与地区生产总值的产业结构差异,结合阐述出口增加值带动区域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的一般规律。结果显示：出口增加值的规模与结构高度化程度在空间上都存在东中西梯度差异;出口增加值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越高,即区域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越深,分工越高级,对区域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的带动作用就越显著。因此,区域间出口增加值的结构差异,是拉大区域间产业结构差异的因素之一,导致了区域产业结构的“马太效应”。根据研究结论,建议各区域通过创新驱动、产业技术溢出、延长产业链等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和出口增加值结构,从而进一步推动区域经济转型升级。     

中国和美国海洋经济与海洋产业结构特征对比——基于海洋GDP中国超过美国的实证分析

对比中美两国海洋经济总产值（海洋经济增加值）发现, 2011年开始,中国海洋经济总产值（海洋经济增加值）（2 849.73×10⁸美元）,已超过美国海洋经济增加值（2 779.02×10⁸美元）（实际GDP）。重点分析2005~2012年,中国海洋产业超过美国的演进过程,并以两国共同的6个海洋产业部门为例,分析了中国与美国海洋产业发展历程。为了体现中美两国海洋经差异的特征与规律性,应用标准差、变差系数、集中化指数（基尼系数）、锡尔系数等方法,分析了中、美两国在海洋经济总值（海洋经济增加值）、海洋产业与区域海洋经济的差异与特征。     

辽宁省制造业及其关联行业集聚格局与效应分析

制造业及其关联行业的空间集聚对区域竞争力的提升、区域经济空间格局的塑造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产业集聚测度指标、改进引力模型及投入产出分析,对辽宁省制造业及其关联行业的空间集聚格局及其空间经济效应进行评价,并与全国进行对比。研究发现：辽宁省制造业以资源及资本密集型行业专业化优势最明显,但1995—2016年间在全国内的比较优势整体上有所减弱;制造业的关联行业个数小于国民经济各行业的平均值,辽宁省制造业关联行业拓展空间较大;沈阳、大连与鞍山是全省制造业空间分布以及制造业产业链空间联系的中心城市,但多数制造业行业与其关联行业的共同集聚特征并不明显;经济效应方面,2002—2012年间辽宁省的制造业对全国国民经济的推动效应有所减弱,制造业产业链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有较大提升空间。     

京津冀地区产业链空间网络及其隐含碳排放研究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背景下,区域间经济往来密切,其中蕴含着产业链的分工和隐含碳排放的流动,从而影响区域的功能协同和碳排放责任明晰。论文采用2012年和2017年中国多区域投入产出表数据,借助投入产出分析法构建了京津冀地区产业链空间网络,考察京津冀地区间产业联系及其隐含碳排放流动关系,并分析了隐含碳排放的主要行业和地区,以期为京津冀地区产业协同发展和“双碳”目标提供决策依据。研究结果表明：(1)京津冀地区存在有分工、缺协同、产业空间联系和隐含碳流动对重工业依赖性较强的特征。建筑领域产业链和机械设备制造产业链等重工业产业链是地区间产业联系的主要路径。(2)京津冀地区制造业生产环节薄弱。核心产业链的上游和下游产出占比始终高于中游,制造业至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网络联系薄弱。(3)从隐含碳排放的空间格局看,北京和河北分别是京津冀地区流入和流出隐含碳排放最多的省份,天津隐含碳排放流出量占地区碳排放总量的比例最高。在此基础上,论文从深化产业链空间融合、率先开展碳税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技术进步率差异下的中国制造业集聚——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

在新经济地理学的自由资本模型基础上,引入地区间技术进步率的差异,得出新的产业流动均衡方程;运用数值模拟,研究在技术进步率存在差异的前提下市场规模和贸易自由度如何影响产业份额并促进集聚的形成。在此基础上,选取中国四大经济区域17个省份,对中国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对新经济地理学的一些结论进行验证。实证结果表明:不同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但总体来说,技术进步率、规模经济和地方保护主义对中国制造业集聚的影响范围更广;本地市场效应仅在个别行业内存在;当贸易成本较低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集聚倾向高于资本密集型产业。     

世界主要国家及地区制造业GVC地位时空格局演化——基于TiVA数据库的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产业转移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不同国家在国际分工生产中所处的全球价值链（GVC）地位不同。一国能否从参与全球化中获益,日益取决于能否成功融入全球价值链,并在某一特定环节占据竞争优势。明确全球制造业大国的GVC地位,认识其国际分工及影响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利用TiVA数据库,测算世界59个国家及地区1995—2014年制造业GVC地位指数并分析其演变特征。结果显示：全球价值链地位较高的国家及地区主要分布在美洲、欧洲及东亚,位于中亚、西亚、非洲和大洋洲的国家参与极少,近年来高附加值生产环节呈现不断向少数国家及地区集中的趋势。大部分国家及地区劳动密集型行业地位较高,技术密集型地位指数较低,技术密集型行业的贸易附加值主要被少数掌握核心技术和价值链两端的国家及地区获得。从细分行业上看,核心国家及地区均呈现了分阶段演化的特征。在空间相关关系上,制造业整体和劳动密集型行业GVC地位指数均呈显著的空间集聚分布特征,且集聚程度先降低后升高,资本密集型行业GVC地位指数空间集聚分布最为显著且集聚程度不断增强,而技术密集型行业GVC地位指数空间集聚效应不明显。从空间集聚形式来看,大部分国家及地区GVC地位指数较低,贸易附加值被少数GVC地位较高的国家及地区获得。此外,外商直接投资、资本投入会抑制一国GVC地位的提升,科研创新能力对于一国GVC地位的提升起促进作用,出口规模与一国GVC地位呈明显的正向关系,行政效能对于一国GVC地位无明显影响,但是行政效能会促进外商直接投资对于GVC地位的抑制作用。     

中国省区间产业内贸易与产业结构同构分析

基于2002 年中国省区间投入产出模型,从产业内贸易角度重新审视产业结构同构问题。研究表明,中国制造业存在着一定的产业结构同构现象,但空间上不均衡。华东沿海地区存在着大类层面的产业内贸易和中小分类的产业间贸易,使得江浙沪之间形成了密切的产业关联,因此不能仅以产业结构同构程度来判断产业地域分工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基于大类产业层次的产业结构同构分析可能会高估产业结构同构程度,在中小类产业层次判断区域间产业结构同构会得到更符合现实的结论。产业内贸易已成为中国省区间贸易联系的重要形式。各省区制造业在产业链中的分工不同、相似的需求偏好和产品差异化竞争是促进产业内贸易的重要因素。产业内贸易既可以在产业结构相似的省份之间发生,也存在于产业结构差异明显的省份之间。如果区域之间存在着活跃的产业内贸易,产业结构同构不一定阻碍区域经济一体化。     

河南省产业关联效应研究

运用2007年河南省和全国投入产出表基础数据,从纵横两个方面比较分析了河南省产业关联特征。研究结果表明:河南省农业前向、后向关联能力较强,基础地位突出;矿产资源采掘及加工业优势突出;制造业尤其是装备制造业辐射力不足,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及公共服务业前向、后向关联效应较弱,服务消费不足;服务业增加值率较低,并且制造业对传统生产性服务业中间需求比重明显高于全国水平,而对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需求低于全国水平。     

中美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商品贸易发展及影响力对比北大核心CSCDCSSCI

中美两国之间激烈的贸易竞争不仅集中在双边贸易领域,而且延伸为全球市场范围内的博弈。尤其在中国周边地区,厘清两国贸易影响力此消彼长的竞争态势,对维护中国的经济安全与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1996—2017年国家间商品贸易数据,利用时间约束聚类识别中国及周边地区贸易发展的阶段,构建贸易网络对比各阶段中美两国在中国周边地区的贸易发展及影响力变化。研究发现:①1996—2017年间中国及周边地区贸易呈三阶段跳跃式发展,贸易规模不断扩大。②中国在周边地区贸易的总体规模和覆盖程度均超越美国,中国在周边地区贸易收支中普遍存在日益扩大的顺差,而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始终保持着稳定大量的贸易逆差。③中国在周边地区的贸易影响力实现了对美国的赶超,中国的出口影响力优势突出,而美国仍旧拥有不俗的进口影响力。④中国与日本的贸易呈阶段式跳跃发展,而美国与日本始终保持着稳定的贸易联系。中国同日本在机电产品上的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发达,但处于产业分工下游的相对不利地位,美国是日本的机电制成品和运输设备等高端产品的最终消费市场。研究结果对于中国维护周边地区经贸合作的稳定与发展和应对美国的冲击有所启示。     

基于EKC框架的旅游发展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分析——基于1995-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

基于扩展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利用1995-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探讨旅游发展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同时分析了经济增长、贸易开放程度、失业率、受教育程度和城市化水平等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作用。研究表明：① 传统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倒“U”型EKC假说成立,受教育程度（-0.061）、失业率（-0.062）和贸易开放程度（-0.170）的提升有利于降低人均CO₂排放量,其中,贸易开放程度的减排作用最为明显;城市化水平（2.113）的提高会增加人均CO₂排放量。② 旅游发展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显著,具体表现为：旅游接待人次与人均CO₂排放量拟合曲线呈正“U”型,而人均旅游消费与人均CO₂排放量则呈现典型的倒“U”型曲线良性发展状态。③ 旅游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会使得EKC向下方移动,经济发展的环境压力得到减轻,且高旅游专业化区域旅游接待人次与人均CO₂排放量之间关系的转折点相对较高,而其人均旅游消费与人均CO₂排放量之间关系的转折点则相对较低。     

中国化石能源燃烧碳排放强度非均衡性及其演变的驱动力分析

探析中国碳排放强度非均衡性及其演变的驱动力可以为中国制定科学合理、公平高效的区域减排方案提供科学依据。论文基于Theil指数,测算了中国2005—2015年省级尺度化石能源燃烧碳排放强度的非均衡程度;从地理区域、经济部门、能源种类和影响因素等视角解析了碳排放强度非均衡性及其变化的驱动力。研究结果表明,2005—2015年,中国碳排放强度总体上逐年降低,但其在省级尺度上的非均衡性不断增强。从地理区域来看,中国碳排放强度的非均衡性主要来源于东北、东、中、西4大区域内部,且东部和西部地区内部不断扩大的碳强度差异日益成为中国碳排放强度非均衡性增强的重要原因。工业和煤炭分别是碳排放强度非均衡的主要经济部门来源和能源种类来源,也是加剧碳排放强度非均衡性的关键动力。就影响因素而言,各省区技术水平的差距主导了碳排放强度的省际差异及其增长。研究结果可以为中国区域减排方案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中国县域碳排放的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

县域是实现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平台和关键地域单元,揭示县域碳排放的时空格局演变及其驱动因素对于完善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绿色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使用2000—2017年中国县域碳排放数据,分析了县域人均碳排放的总体变化、区域差异、时空格局及集聚特征,并在STIRPAT模型和环境库茨涅茨曲线（EKC）假说下,运用面板分位数回归解释社会经济发展对县域人均碳排放的动态影响。结果表明：① 中国县域人均碳排放呈现先急后缓的增长趋势。人均碳排放水平差异加大,且呈上升趋势,西部地区县域人均碳排放差距悬殊。② 县域人均碳排放总体上呈现“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均碳排放远高于其他地区,空间极化效应明显。③ 县域人均碳排放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高—高集聚的区县数量逐渐增多且分布重心向西北移动,而低—低集聚的区县数量不断减少,主要集中于中南地区,县域人均碳排放集聚类型具有空间锁定效应。④ 人口密度、政府财政支出对县域人均碳排放具有抑制作用,第二产业产值规模、碳排放强度则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中低碳排放水平区县的经济发展和人均碳排放之间呈现倒“N”型曲线关系,社会经济发展结构的调整是实现整体碳减排的关键。因此,政府减排策略的落实应考虑区县碳排放的阶段性差异,实现落后地区发展和转型“两手抓”的同时发挥重点城市群、都市圈在碳减排中的先导作用。此外,通过技术创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应作为现阶段县域碳减排的主要手段。     

Urbanization,economic growth,and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in China: A panel cointegration and causality analysis

Elucidating the complex mechanism between urbanization, economic growth,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is fundamental necessary to inform effective strategies on energy 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in China. Based on a balanced panel data of 31 provinces in China over the period 1997-2010, this study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urbanization, economic growth and carbon dioxide (CO₂) emissions at the national and regional levels using panel cointegration and vector error correction model and Granger causality tests. Results showed that urbanization, economic growth and CO₂ emissions are integrated of order one. Urbanization contributes to economic growth, both of which increase CO₂ emissions in China and its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The impact of urbanization on CO₂ emissions in the western region was larger than that in the ea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But economic growth had a larger impact on CO₂ emissions in the eastern region than that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Panel causality analysis revealed a bidirectional long-run causal relationship among urbanization, economic growth and CO₂ emissions, indicating that in the long run, urbanization does have a causal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both of which have causal effect on CO₂ emissions. At the regional level, we also found a bidirectional long-run causality between land 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 Thes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it might be difficult for China to pursue carbon emissions reduction policy and to control urban expansion without impeding economic growth in the long run. In the short-run, we observed a unidirectional causation running from land urbanization to CO₂ emissions and from economic growth to CO₂ emissions in the ea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Further investigations revealed an inverted N-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CO₂ emission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not supporting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EKC) hypothesis. Our empirical findings have an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for policy-makers in formulating effective energy 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strategies for China.     

西部特大城市低碳发展的现状问题及目标策略研究——以西安市为例

作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关键平台,城市尺度的低碳建设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西部特大城市-西安市为例,分别从碳排放量变化趋势、未来发展目标、关键部门能耗系统分析其低碳发展现状,指出存在问题及可能的节能减排潜力,认为西安市高碳发展模式明显,面临资源禀赋差异、能源消费结构的锁定效应、能源利用效率低、城市空间结构不合理、高能耗建筑多、碳汇能力弱等问题。基于此,制定工业节能技术改造、城市空间合理布局、推广绿色建筑、社会治理创新和政策保障等对策措施。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rbon Dioxide Emission Intensity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Cointegration,Linear and Nonlinear Granger Causality

This study is to use cointegration, linear and non-linear Granger causality test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rbon dioxide (CO₂) emissionand economic growth (GDP) in China for the period 1961-2010. Our analysis shows that CO₂ emission and GDP are balanced in the long-run.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re is evidence that economic development can improve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in the long-run. Moreover, the result of linear and non-linear Granger causality test indicates a long-run unidirectional causality running from GDP to CO₂ emissions.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in the long run, economic growth may have an adverse effect on the CO₂ emissions in China. Government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the environment in their current policies, which may be of great importance for policy decision-makers to develop economic policies to preserve economic growth while curbing of carbon emissions.     

中国客运交通的碳排放地理特征与展望

围绕全国、省市和“一带一路”三个空间层面,对1990-2012年中国客运交通的碳排放进行了估算和分析。研究表明：① 在全国层面上,公路是碳排放总量最大的运输方式,其次是航空,而铁路和水运的碳排放较低且保持稳定;② 在省市层面上,交通碳排放呈现出从东部向中、西部递减的趋势,并且空间分布越来越集中在东部省份;③ “一带一路”的主要城市中,“丝绸之路经济带”（简称“一带”）的沿线城市表现出较低的交通碳排放,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路”）沿线的港口城市的交通碳排放较高,而且都以公路碳排放为主。未来在满足和控制交通需求的同时,有必要发展以铁路和公共交通为主的低碳交通模式,替代目前以公路为主的交通模式。     

博台线作为中国区域发展均衡线的佐证分析——以城市温室气体排放为例

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实现区域协调均衡发展对于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至关重要。方创琳于2020年2月提出垂直于胡焕庸线的博台线可以表征中国区域发展的均衡格局。本文通过对中国338个地级市的温室气体排放水平进行分析,旨在论证博台线作为中国区域发展均衡线的合理性和可能性。结果显示：① 2015年二氧化碳（CO₂）、甲烷（CH₄）、氧化亚氮（N₂O）和含氟温室气体总量以博台线为界呈南北对称的空间分布格局,且博台线两侧各类温室气体的排放强度和人均排放量分布基本均衡,各产业部门CO₂排放强度和人均排放量的区域差异均较小;② 博台线西南半壁和东北半壁内各类温室气体排放在GDP和人口维度上总体呈均衡分布态势,且各部门CO₂排放强度和人均排放量的空间分布也较为均衡。总体而言,博台线两侧表征人类活动强度的温室气体排放水平较为均衡,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作为中国区域发展战略均衡线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京津冀地区工业CO2排放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为探讨京津冀地区工业CO₂排放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2005—2016年数据对北京、天津、河北和京津冀地区工业能耗CO₂排放的时间变化趋势进行了对比分析，运用地理探测器技术分析能源结构、能耗强度、固定资产投资、轻重工业比值和规模以上工业平均用工人数对京津冀地区工业能耗CO₂排放量的影响作用大小。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京津冀工业碳排放强度均为递减趋势。其中，河北最大，天津次之，北京最小；人均碳排放北京呈递减之势，天津和河北在波动中上升。②京津冀工业煤炭类CO₂排放占总排放量的主导地位是由河北省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决定的。③能源结构对京津冀、天津和河北的CO₂排放影响最大，其次是轻重工业比值；北京市规模以上工业从业人数对CO₂排放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固定资产投资。     

中国钢铁产品国际贸易流与碳排放跨境转移

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最终要落实到不同国家、不同行业之间的利益分配和责任分担,尤其是通过国际商品贸易转移的碳排放是在国家间分配排放配额时必须考虑的指标。基于中国钢铁产品国际贸易流的分析表明,中国在国际钢铁产品贸易中处于垂直产业内贸易的低端,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钢铁产品多为加工程度低、技术含量低、能源消耗强度大的初级产品。由于我国进出口钢铁产品在附加价值和能源消耗强度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随着中国钢铁产品国际贸易规模的扩大,使大量CO₂排放责任向中国净转移。我国学者应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到国际谈判、国际规则的制订中,从产品生产者和消费者两个层面合理界定中国在全球温室气体减排中的责任,力争在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确保中国的经济贸易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