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分形理论的安徽省城市体系规模分布研究

文章通过测算安徽省近20年来城市体系规模分布的分维值，对该省城市体系规模现状及演化进行了具体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现今安徽省城市规模分布较集中，人口分布呈现低水平均衡状态；1988年以来，就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演化特点来看可分为两个阶段：1988年-1999年，城市规模分布趋于集中；而进入2000年以来，城市规模分布趋于分散。并分析了这种现状及演化的原因，提出若干优化城市体系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建议。     

基于夜光遥感影像的粤港澳地区城市发展时空格局演变

将VIIRS时间序列夜光遥感影像首次应用于粤港澳地区,结合LandScan ^TM人口分布图等辅助数据,采用夜间灯光统计、位序-规模法则以及由基尼系数构建的夜光发展指数等方法,在地市级、区县级2种尺度上对其城市发展空间格局进行分析,探究其城市规模的时空演变情况。结果发现,2012—2018年粤港澳地区所有城市的夜光总量均呈现出增长的态势,但中小城市的增速明显高于大城市,汕尾市的夜光增长率高达310.35%。在位序-规模分析中,地市级与区县级的q值在2012—2018年分别下降了16.86%和13.52%,城市规模分布趋于分散的力量大于趋于集中的力量,城市间规模发展日趋平衡。夜光发展指数同样随时间的变化逐渐降低,城市内部夜光与人口之间的分配水平差距正逐渐弥合,中小城市的发展相对更快。同时,夜光发展指数下降最为显著的几个地级市均位于粤东地区,说明粤东地区近年来正展现出强劲的发展态势。     

20世纪90年代上海市人口分布变动及模拟

利用上海市1990年第四次、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运用4种不同的方法划分上海市区,分析了上海市1990~2000年的人口分布变动,模拟了1990年和2000年的人口分布模型。结果表明：从1990年到2000年的10年中,上海中心城人口大量减少,郊区人口增加,人口郊区化显著,上海人口分布变动趋于均衡;上海人口的郊迁扩散方式,主要与同心圆式的环形道路与放射形道路作为基本骨架的城市建设格局有密切关系,尤其是受早已建成的内环线的影响;上海人口郊区化主要表现为近域推进, 1990~2000年的圈层人口密度变动曲线的相交点大约在5 km处,圈层人口密度变化主要在16 km之内;对人口分布模型的模拟则表明,上海人口分布虽然符合负指数函数模型,但不是最优模型,上海人口密度分布的最优模型是Cubic函数。     

极端高温胁迫下中国城市脆弱性格局与影响因素

以中国280个城市市辖区为研究对象,从暴露度、敏感性、适应能力3个维度构建城市高温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利用气象观测数据、人口普查数据、社会经济统计数据等,量化城市高温脆弱性指数,揭示1990、2000和2010年中国城市高温脆弱性格局,并探讨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在时间维度上,1990－2010年中国城市高温暴露度呈升高趋势,敏感性先升高后降低,而适应能力呈缓慢降低趋势;空间维度上,暴露度整体呈南高北低的集聚态势,敏感性与适应能力分布则较分散。2）1990－2000年,中国城市高温脆弱性格局变化较小,2010年中国城市高温暴露度和敏感度均升高,适应能力却有所下降,导致高脆弱性城市数量骤增,分布范围呈由南向北扩大趋势,1990、2000、2010年高脆弱性城市占比依次为24%、28%、62%。3）区域气候条件、自然环境和城市发展水平的差异是影响城市高温脆弱性的重要因素,夏季月平均气温、热岛强度对城市高温脆弱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夏季月平均降水量、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比重、高程、最大风速和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对城市高温脆弱性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气温对于城市高温脆弱性正向效应远大于城市社会经济条件的负向效应,城市高温脆弱性主要受区域温度环境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城市规模结构及其分形特征

利用珠三角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口规模数据，运用位序-规模法则分析城市人口规模变化规律，同时运用分形理论阐释了珠三角的位序规模曲线及其特征。结果表明，80年代以来，城市人口规模已从首位分布向位序-规模分布转变，次级城市发育快于首位城市，人口空间分布由集中趋于分散；2000年后广州中心城市功能得到强化，区域人口分布分维值降低，人口重趋集中；随着行政区划的调整和户籍制度的改革，城市规模结构已从传统“金字塔形”向“纺锤形”转变；未来城市规模结构的“集中”和“分散”趋势将长期并存，呈现“大分散，小集中”的局面。     

区域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脆弱性影响评估——以广州市花都区为例

本文在分析生态系统脆弱性概念与评价方法基础上,以土地利用变化引起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改变为影响力指标,以社会经济发展程度表征社会经济适应能力指标,构建区域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脆弱性影响评价和和空间表达方法,将生态系统脆弱性研究拓展到人类(社会)—自然(生态、环境)耦合系统的综合分析与评价,以广州市花都区为例,从花都区、乡镇两个空间尺度上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1)在1980～1990年、1990～2000年和2000～2005年三个时间段,耕地面积的变化对该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影响最为显著;(2)1990～2000年和2000～2005年间,研究区社会经济适应性指数保持为正,两期平均值分别为0.391和0.374;(3)从研究区1990～2000年和2000～2005年两期脆弱性空间分布来看,虽然适应能力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的负向影响,但总体呈现脆弱趋势,且脆弱性严重的乡镇数在时间尺度上呈现增加趋势。     

珠三角城市群空间效应的分维测度

引用分形几何学的相关理论,通过研究城市群中心城市和其周边城市的相对位置和大小等级,从分维的角度研究城市群的空间效应。结果显示：广东省城市空间分布以珠三角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广州为核心,呈现集聚分布形态;随着与中心城市距离的扩大,城市的规模逐渐变小;在所选取的3个年份中,2008年的集聚程度最强,2000年的集聚程度较强,2004年的集聚程度较弱。从而说明了广东省城市空间分布是一种分形结构,珠三角城市群的集群化效应是广东省城市发展的主导力量,并且2000年～2004年城市群的涓滴作用占主导地位,而2004年～2008年城市群的极化作用占主导地位。     

广东省城市环境质量变化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

伴随全球气候变化和快速城市化,区域与城市发展受到生态环境的制约,生态城市的建设成为应对当前环境问题的重要途径。基于1990年以来6个时间断面污染排放、环境本底、环境治理3方面数据,利用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对广东省21个地级城市的环境质量进行综合测评,揭示了广东省环境质量变化的时空演变过程,并解析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1990―2014年,广东省环境质量显著提升,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过程,各城市环境质量呈现动态更替演进的过程,排名变动频繁;2)广东省环境质量的泰尔指数值由1990年的3.653增加至2014年的3.893,区域内差异指数值由1990年的3.647增加至2014年的3.893,环境质量存在显著的区域内差异,珠三角城市与非珠三角城市均有高值区和低值区,空间上呈现分散态势;3)粗放型经济、产业转移、环保投资、政府环境治理力度及公众的生活消费方法、环保参与程度对城市环境质量变化有重要影响,对于不同城市的实际影响也存在差异。市场、政府、社会三者有效的相互作用可以促进城市生态建设和发展。     

京津冀都市圈城镇体系演化时空特征

基于1985、1990、2000和2007年的非农业人口,应用位序规模法则、ROXY指数、城市影响力等多种定量方法,系统研究京津冀都市圈城镇体系的规模结构、空间结构的演化.结果表明:京津冀都市圈虽为"双核"结构,但一直处于分散发展趋势,京、津两个巨型城市的非农人口占京津冀都市圈的比重日趋下降;京津轴线为京津冀都市圈最重...     

广东城市国际化发展的水平与过程研究

首先建立了衡量城市国际化水平的综合指标体系,对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21个地级(或以上)城市1985、1990、1995、2000、2003年等5个主要年份国际化水平进行了统计分析,探讨了城市国际化的变化过程,归纳出了城市国际化发展的三种类型。研究表明:近20年来广东省所有城市的国际化水平均在不断提高,可见国际化不是少数世界城市或全球城市的独有现象。国际化水平的提高不是一个线性过程,大部分城市会出现波动和反复。     

2000-2010年广东省流入人口时空差异特征及影响因素

广东省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中国流入人口大省,2010 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广东省省外流入人口达21497787 人,占广东省总人口的20.61%,在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居第一位。本文以全国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为数据源,选取县级行政单位为分析单元,通过GIS空间分析方法,力图找出广东省流入人口的空间分布格局及时空变化特征,并结合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和统计降维的技术手段,说明广东省流入人口规模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响应关系,讨论广东省流入人口与当地产业政策调整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①流入人口数量增多,但分布格局总体稳定,流入人口的聚集度略有下降;②流入人口规模与经济发展关系密切,但分布格局与当地产业转移政策关系明显。     

2000年以来广东省经济极化时空演变

选择崔-王指数、变异系数和空间自相关等3种方法,以地级市为基本评价单元,对2000年以来广东省的经济极化的时空演变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1）广东省经济极化程度呈上升趋势;（2）2000以来,广东省极化现象明显,但是经济总量的极化现象大于人均经济总量;（3）广东省人均GDP和GDP的Moran＇s I均为正值且呈现增大趋势,经济空间集聚程度呈增大趋势,但是人均GDP的空间集聚程度大于GDP;（4）从局部空间自相关关系来看,广东省经济极化格局2000年以来处于稳定状态。     

城市体系位序-规模特征的空间计量分析——以中部地区地级以上城市为例

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中部地区的城市快速发展并引起广泛关注。为增进对中部地区城市体系发展规律的认识,根据1985～2009年城市人口数据,利用非参数密度估计方法得到该地区地级以上城市的Kernel密度图,发现城市规模的核密度曲线不断右移,城市整体规模日益扩大;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对该地区地级以上城市的位序-规模特征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城市间的空间依赖性使空间滞后模型估计的Zipf指数值比OLS估计结果要小,表明考虑空间效应的城市体系规模分布更为集中。随后进一步解析空间依赖性影响城市规模结构演化的内在机制,认为要素集聚、产业调整和创新扩散等造成的空间相互作用提供了空间依赖性赖以存在的基础,影响城市体系的演化和位序-规模变动,使城市体系规模分布更趋均衡。结论对于明晰城市在区域城市体系中的定位,确定合理的发展战略具有参考价值。     

东北三省人口分布空间格局演化及其驱动因素研究

东北地区作为全国重要老工业基地,在面临新一轮振兴机遇的形势下,人口分布的集疏变化及其驱动因素亟待细致梳理。根据中国第四、第五、第六次分县人口普查资料,运用洛伦兹曲线、人口密度相对变化率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对东北地区1990~2010年、176个县域的人口分布空间格局演化进行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选取10个自然和社会经济指标,使用偏最小二乘法（PLS）对东北地区人口分布空间格局演化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研究发现：①从总体分布格局变化特征来看,20 a来人口密度始终是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且以省会城市为主的多中心“T”型人口分布空间格局越来越明显;②1990~2010年,东北地区人口密度经历了从相对分散到相对集中的变化过程,且人口密度高的地区所占土地面积小,人口密度低的地区占地面积大。人口空间分布呈现显著的正的空间自相关特征,即人口密度存在高高、低低集聚现象;③从人口密度变化类型来看,1990~2010年,共80个县域属于快速增加和缓慢增加类型,快速降低和缓慢降低类型的县域共96个,其中辽宁省县域人口密度变化“两极化”现象较为明显;④自然因素与社会经济因素同时作用于人口密度变化,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是人口密度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     

基于文献数量的中国城市规模分布研究

本文通过对中国知网（www.cnki.net）数据库中的论文进行题名检索,从而获取对不同城市进行研究或关注的论文数量,并通过论文的数量对中国地级及其以上的城市规模分布进行研究。本文的基本结论是基于文献数量的中国城市规模分布基本符合捷夫法则。具体结论如下：其一,由于对上海和北京进行研究的文献数量相差较小,中国城市文献规模分布呈现出较低的首位度,而习惯意义上的“北上广”处在两个完全不同的等级体系。其二,Zipf维数q整体水平小于1,表明学者对城市的研究较为分散。其三,Zipf维数q从2000年到2012年整体上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表明学者对城市的研究呈现逐步分散的过程。其四,中国地级及其以上城市文献规模的等级体系整体上呈现出从金字塔式向纺锥形结构演变,中等文献规模的城市在数量上占据多数。     

农业产业化典型区聚落空间演变及驱动机理——基于河南省鄢陵县的案例研究

聚焦农业产业化典型区聚落空间演变,以花木产业发展较突出的河南省鄢陵县为案例,利用大比例尺空间数据和实地调研数据,运用空间统计General G指数、核密度估计法、齐夫指数、多元回归模型,对鄢陵县聚落空间演变及驱动机理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1975—2017年鄢陵县聚落空间分布表现为“整体随机、局部集聚”的特征,在规模上表现为“低值集聚、高值分散”的分布特点,在数量上呈现出显著的南北空间分布差异;(2)在空间体系关系演变上,鄢陵县聚落体系的齐夫指数随花木产业发展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逐渐趋近于齐夫定律(q=1);(3)自然禀赋、花木种植历史基础、花木产业发展、城镇化建设、村民人居环境改造意愿等是鄢陵县聚落空间演变的主要驱动因素。     

广东经济增长与区域经济差异关系研究

改革开放至今,广东备受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困扰,珠江三角洲与粤东、粤西、粤北山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巨大的差异。该文利用泰尔指数分析广东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并将其分解为珠江三角洲内部经济差异、粤东内部经济差异、粤西内部经济差异、粤北山区内部经济差异以及四区域间经济差异;在此基础上建立回归模型分析广东省经济增长与区域内、区域间差异的关系,结果表明,珠三角内部及广东省四区域间的经济差异扩大对广东省经济增长有正向推动作用。     

1990年代以来广东省县域经济差异研究

以县城为基本地域单元,分析1990年代以来广东省县域经济的差异.研究表明,1990年代以来,广东经济发展由初级产品生产阶段进入工业化高级阶段的初期,1995和2002年是其演变的拐点年.广东省县域经济差异在逐步增大,越是发达的地区其区域差异越大;在空间演变上表现出先分散后集中再分散的动态变化过程.通过县市经济类型区的分析发现:(1)广东由原来典型的核心-边缘结构发展为明显的圈层结构;(2)广东在极化作用持续加强、区域差异不断扩大的同时,扩散效应已开始显现;(3)欠发达地区总体上难以摆脱经济发展落后的局面,但局部地区由于资源及特殊的机遇而优先发展起来,低水平均衡被打破;(4)原增长极范围扩大,出现新增长极.由此归纳出核心城市、较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3种县域经济发展模式.     

广东省市际边界城镇发展的空间类型划分

利用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乡镇卷）和中国GDP空间分布公里网格数据集等各类数据,采用因子分析、莫兰指数和GIS分组分析法,对广东省市际边界城镇发展的空间类型进行定量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广东省市际边界城镇空间结构由公共服务设施与旅游资源类、企业与人口集聚类、生态本底资源类、人民生活水平类以及边缘艰苦类5个主成分因子构成,不同主因子的空间关联性存在差异,其中生态本底资源类和企业与人口集聚类主因子的空间关联性最强,而边缘艰苦类主因子的空间关联性最弱。市际边界城镇的空间发展类型可以划分为高生活水平型发展强镇、产业与人口集聚型发展强镇、产业与公服配套型发展强镇、公服滞后型发展强镇、生态发展型一般镇、生态与旅游型发展一般镇、边缘山区型发展弱镇7类。自然资源禀赋与区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历史基础、政府政策和文化差异为影响市际边界城镇发展空间类型的5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