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学视角下数字创业生态系统的理论框架和研究展望

中国数字经济方兴未艾,推动数字创业生态系统发展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议题。在系统梳理有关创业研究的相关文献基础上,建构地理学视角下的数字创业生态系统研究框架,探究数字化嵌入到创业过程中各行动主体的构成,以及新要素建构创业生态系统的空间过程和机制,并且分析总结数字创业生态系统与地方发展的交互动态。最后基于中国情境,着眼于中国创业发展的地方实践,提出未来的研究展望,以期为数字化时代创业地理学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也为指导中国创新创业发展提供实践指引。     

生态系统服务研究动态及地理学研究范式

生态系统服务是目前国际上相关研究热点之一.本文综述了国内外生态系统服务研究的进展、存在问题和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针对目前生态系统服务研究生态学范式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地理学在此领域的研究范式和优先主题.研究认为,从地理学视角研究生态系统服务,应当以空间异质性和区域差异作为切入点,紧紧围绕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生态系统服务-人类社会福祉这一主线,始终将"自然系统提供生态服务与社会经济系统内化消费"之间的耦合联系作为研究核心,综合集成分析社会经济系统对自然资本内化的响应.通过建构生态系统服务的地理学研究范式,不仅可以拓展生态系统服务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而且有助于提升自然和社会经济系统的集成分析水平,进而推动地理学综合研究进程.同时,也为地理学的核心命题--人地关系研究提供重要的实践领域.     

地方创业与集群转型：一个理论整合的视角

在辨析地方创业概念和内涵的基础上,分析地方创业在集群发展不同阶段的作用和方式,并借鉴演化经济地理中最新的复杂理论,重点辨析在集群非线性发展过程中地方创业主体与集群结构的反馈过程,其中通过整合经济地理学中制度和关系转向的研究进展,提出必须特别关注在集群转型阶段地方创业主体的能动性,把地方创业过程看作创业家与集群内其他主体之间关系网络的制度-权力实践过程,这个实践过程的目的是为了使得新产业的技术范式和组织范式获得社会合理性,从而提高集群弹性,并促进集群转型和更新。     

媒介地理学视角下北京宋庄艺术区的多重地方建构

在社交媒体构建起全方位媒介化社会生活的现实背景和媒介与传播地理学成为地理学研究新方向的理论背景下,论文运用文本分析和深度访谈的质性研究方法,以北京宋庄艺术区为例,探究中国语境下媒介与传播对地方的多重建构。研究发现,政府及主流媒体代表国家力量主导的传播领域,为实施地方品牌营造、地方形象重塑和发展战略转型,分别对宋庄艺术区实施了合法化、产业化与商业化三阶段的媒介建构策略。外部公众在社交媒体上对宋庄的媒介建构一方面服从政府塑造的宋庄作为文化艺术高地和打卡旅游地的形象,巩固了政府话语在地方传播和地方代言上的权威地位;另一方面又基于短暂的在地体验揭示出一种与官方话语不同的地方意象。艺术家作为长期生活的内部群体,通过草根和非正式的短视频实践,自下而上地将宋庄建构成一个与其日常生活经验和私人情感密切结合的地方,打破了他者视角对自身主体性与宋庄真实艺术生活的遮蔽。论文从媒介地理学的理论视角通过提供中国艺术区的案例研究,丰富了地方表征与建构的研究成果,同时讨论了媒介地方与现实地方以及不同实践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对理解宋庄的发展特征以及少被关注的中国艺术家的生活境况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地理视角的乡村研究及展望

在数字技术日渐渗透进日常生活世界的过程中，数字技术成为地理学研究关注的对象，地理学研究出现“数字转向”。在以城市为主体的数字地理研究不断涌现之时，乡村也日益融入全球信息与技术网络过程中，数字技术的发展向乡村渗透，乡村的“数字化”研究理应受到重视。数字技术在多个层面影响乡村的发展，从城乡数字鸿沟、乡村重构和后人文主义视角下的身体三个角度梳理数字地理研究背景下数字技术对乡村的影响。城乡数字鸿沟是乡村数字技术研究关注的重点。信息通信技术、数字基础设施等的城乡差异使得城乡数字鸿沟扩大，而乡村的数字化发展有利于推动城乡互联互通，缩减城乡鸿沟。乡村在与数字技术邂逅过程中，日益转变为混杂空间，数字技术重构了乡村性和乡村关系网络。在后人类主义的视域下，数字技术的发展改变了身体的意义。数字技术发展背景下的身体实践能够反映乡村社会中人地关系互动的变化，也深化了对人类主体能动性的认识。呼应地理学的“数字转向”，研究从城乡、乡村和身体尺度思考数字技术与乡村发展的关系，有益于从其相互联系中探索乡村振兴的多元化路径，为乡村研究和乡村振兴提供新的思路。     

拐卖犯罪与“后拐卖”研究的关系地理学探新

在地理学视角上,拐卖犯罪是一种非正常的人口迁移活动。随着人文地理学的关系转向兴起,关系地理学给拐卖犯罪研究提供一种多元、复杂、动态的拓扑关系逻辑,有助于探究拐卖犯罪现象和相关主体间的关联性与过程性。以关系地理学为视角,首先梳理关系地理学在拐卖犯罪问题上的理论张力,获得关于拐卖犯罪的关系地理学基本认知;然后从空间、地方、主体性内涵上解构拐卖犯罪以及“后拐卖”情境,进而以此为依据,总结和建构关系地理学嵌入拐卖犯罪治理与后拐卖发展干预的研究逻辑。研究发现,父权文化下的“性别”和“身体”为拐卖犯罪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和“市场”,作为最小的空间尺度,身体的实践是研究拐卖犯罪的重要入口,在拐卖犯罪活动所构成的关系网络中,存在着空间性的身体规训和权力割裂。同时,拐卖犯罪会带来多元的历时的影响,被拐儿童和妇女在后拐卖情境下会存在地方关系和主体间性的重构。拐卖犯罪治理与后拐卖发展干预都需要引入关系地理学视角,以“关系”视角打通逻辑思路框架。     

基于空间与区域视角的生态系统服务地理学框架

生态系统服务研究现已成为国内外的研究热点。回顾生态系统服务研究的历程可以发现,研究范式正在从自然科学研究范式向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综合研究范式转向。生态系统服务研究更加重视时空异质性、更加关注流动性与区域效应,更加强调生态系统服务对人类福祉的作用。在生态系统结构、过程与功能─服务─人类收益与福祉级联框架中,地理学的主要分支都可以找到自身的研究议题。在此过程中,逐渐建构起来的生态系统服务地理学,不仅可以为生态系统服务研究提供学科支撑,同时可以丰富和拓展地理学的研究内容。本文在评述生态系统服务研究历程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分析了地理学参与生态系统服务研究的逻辑必然性以及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为了推进生态系统服务研究的“地理化”转向,我们提议发展生态系统服务地理学,并初步描绘了生态系统服务地理学的学科框架,包括定义、研究范畴、研究内容及主要研究议题等。     

西方教育地理学研究评述与本土反思

近20 a来,西方教育地理学受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以及社会文化地理学思想的影响,重新审视教育空间与社会结构的关联,从多维度进一步认识教育空间建构过程中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机制。对西方教育地理学的产生和发展演变进行分析,并尝试从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两大视角,总结和归纳当前西方教育地理学研究的主要成果和内容。教育地理学是一门新兴而又发展迅猛的人文地理学分支,但该学科的理论和实证发展尚处于以西方为主导的阶段,强势的西方话语体系还未充分涉及和理解非西方国家背景下的教育现象。当前是非西方国家建构自身教育地理学理论特色,并与西方教育地理学研究展开理论和实践对话的重要机遇和窗口。中国拥有世界规模最大的教育群体,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转型和人口结构的改变也进一步塑造了教育空间的多样性和特殊性。总之,加深教育与空间关系的研究,增强教育地理学研究的中西对话,构建中国化的教育地理学研究体系,使教育空间成为考察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重要视角,是中国教育地理学研究未来应努力的方向。     

后结构主义背景下关系地理学的研究进展

随着后结构主义思潮和“关系转向”的兴起,关系地理学（relational geography）应运而生。关系地理学把世界理解为流动的拓扑结构以及相互关联的产物,主张关系思维,强调事物在发展过程中相互影响与依存的动态关系。通过对关系地理学相关著作和期刊论文的分析发现,关系地理学的产生受到社会网络分析理论与非表征理论的深刻影响,其重构了空间、地方、尺度与主体性的内涵,提出关系空间、地方关系、多尺度或尺度终结,以及主体间性的地理学概念,建构了新的关于网络、关系和流的拓扑地理。关系地理学现有的实证研究主要聚焦于空间扩散与空间发展、主体发展与社会文化问题、身体与健康旅游/地理等内容。此外,基于“人”与“超越人类”,“物”与“重返物质”4个方面的内容提出关系地理学可能的研究展望,并对“关系”的内涵与外延进行了延伸讨论,以期为中国人文地理学研究提供新的学术视角。     

国内外地理学视角下数字基础设施的研究进展与展望

本文利用文献计量方法回顾并对比了国内外地理学视角下数字基础设施的研究进展。研究发现：(1)国外研究起步早、进展快、主题多,持续深入拓展,国内研究尽管起步相对较晚,但2019年以来在经济管理学者主导下呈爆发性增长态势;(2)国外研究基于批判性视角和需求端,重点关注数字鸿沟、社会–空间不平等和弱势地区的数字化转型,国内研究强调功能性视角和供给端,聚焦数字基础设施赋能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和互联互通。总体而言,新一轮数字技术革命、信息社会公平公正和国家战略需求从供需两端推动数字基础设施研究兴起,国内外研究议题相近但研究重点、视角和导向相异。展望未来,建议：(1)平衡供给和需求端的中国数字基础设施地理学研究,强化研究成果的联动性和系统性;(2)将数字基础设施融入地理学既有理论框架,推进学科知识生产和理论建设;(3)充分挖掘地理学综合性优势,引领数字基础设施的跨学科交叉研究。     

地方创业与产业集群互动关系的研究进展与展望

本文依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基于地方创业视角的产业集群转型机制研究——以珠江三角洲为例”,采用个人—组织—外部环境交互反馈的分析框架,从产业集群促进地方创业产生和发展的环境,以及地方创业主体战略促进集群转型两个方面,梳理现有关于地方创业与集群发展的互动关系的成果。主要研究成果为：就地方创业的孵化而言,集群内成功创业家正面的示范效应是促进创业意愿产生的主要因素,而个人在集群内商业网络的社会根植程度能促进潜在创业家对原所在集群的区位偏好,从而促进创业活动的本地化发展。就地方创业的成长而言,应该关注集群内组织生态结构和创业生态系统环境,以及新创企业成立后与本地母体企业的动态组织联系。同时,地方创业主体也是产业集群的积极塑造者。以珠江三角洲为例的研究表明,在核心城市(广州)的成熟集群内,新一代创业企业通过自主区位选择可以改变集群的空间形态和层次;而在边缘城市(揭阳),本地企业的制度创业行为是集群升级的重要途径,本地创业家通过多地理尺度的认同反馈战略,吸引外部资源并构建跨地方的合作网络。最后对地方创业与产业集群互动关系的研究内容和方法进行展望。     

新文化地理学的理论统一性与话题多样性

新文化地理学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是对传统文化地理学研究范式的激进反思甚至颠覆。首先,新文化地理学具有理论基础的统一性。其反对伯克利学派"超有机体"的文化观,认为"文化"并非具象的"物体",而是在特定的社会情景或社会关系之下由社会群体自下而上地建构或生产的。自然、景观、地方、空间等地理学要素也并非"文化"被动的表达或容器,而是建构意义与价值系统的关键维度。其次,新文化地理学具有研究话题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不应该被简单理解为研究视角的分散性或破碎性,而是新文化地理学的文化观带来的必然结果。新文化地理学关注草根群体自下而上的文化实践、不同群体与不同尺度的文化事项、以及瞬息万变的日常生活经验。因此,这极大地拓展了其研究话题的广度。目前,中国地理学中有关文化的研究还处在比较边缘化的位置,但现代中国社会的高速变迁迫切地要求文化地理学者从文化的社会性与空间性出发,探讨社会成员赋予自然、景观、地方、空间等地理学要素的文化意义,以及文化这一维度在经济地理学、城市地理学等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回流创业研究进展及基于空间嵌入的研究框架

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回流人口及其创业活动受到广泛关注。研究回流人口创业的空间格局与过程、创业发生与成长机制对于满足国家和社会重大需求、推进地理学的创业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系统梳理人口回流、创业决策及其驱动机制等相关文献,发现回流创业的空间特征与空间规律研究较为薄弱,不同尺度的空间环境如何与回流个体相互作用,进而导致差异化的创业结果未得到充分探讨。针对回流人口社会经济关系和资本积累的空间多重性特征,在嵌入理论基础上,运用地理学的“多尺度空间嵌入”分析工具,构建回流人口创业的研究框架,并遵循“格局-过程-机制-模式”的研究路线,提出未来应重点开展的研究内容：探讨回流创业的空间格局与创业过程的耦合关系,揭示回流创业的发生与成长机制,探索在不同层级、不同类型空间中回流创业的一般特征与规律。以期为人口流动新背景下地理学的创业研究、回流研究提供理论参考,为构建地区创业支持体系提供科学支撑。     

土壤地理学的进展与展望

作为土壤学和地理学学科的分支,土壤地理学是地球表层系统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研究内容是土壤的时空变化。土壤地理学研究对象从传统的土体向地球表层系统视角下的关键带转变,研究方法上全面走向数字化。本文综述了近20年来土壤地理学分支学科包括土壤发生、土壤形态、土壤分类、土壤调查与数字土壤制图等领域的研究进展,指出其发展趋势为：基础理论研究不断拓展、调查技术正经历变革、时空演变从过程观测走向模拟,同时探讨了土壤地理学的未来发展契机与面临的挑战。     

中国省域创业生态系统动态协同效应研究

以中国28个省（市、自治区）创业生态系统为研究单位,利用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定量评价2010—2017年省域创业生态系统动态协同效应。在此基础上,基于泰尔系数和差异系数法分析了省域间创业生态系统协同水平差异,并划分各省协同类型,揭示其时空演变特征,最后考察了省域创业生态系统协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① 研究期内中国省域创业生态系统协同水平先后经历波动下降、持续上升、再缓慢下降、上升过程,呈现出明显的“W”型演变趋势;② 中国各省域间创业生态系统协同水平差异明显,但差异程度呈下降趋势;③ 省域创业生态系统协同发展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呈现出东部-中部-西部三级阶梯递减的时空特征,且随着时间推移高协同水平区域会从东部向中西部演变;④ 省域创业生态系统协同能促进经济增长,且在市场化水平越高的省份中促进作用越明显。     

西方经济地理学理论建构的发展与论争

本文从历史和现实的视角,对西方经济地理学理论建构的演变与近期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与总结。经济活动的区位、空间与地方是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基本对象,也是经济地理学认识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视角,其理论建构的核心始终围绕着区位、空间与地方来进行,并以分析它们与经济、政治、社会、自然、环境的关系以及其中经济行动者的能动性与结构的关系而走向理论建构的多样化和多元化,而技术、制度、文化和关系、尺度、调节是其理论建构的重要中介,也是当今"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建构争论的核心所在。     

面向数字技术的乡村社会文化地理研究

随着数字技术的日渐兴起和发展,地方日常生活实践不可避免地受到数字技术的干预,社会空间组织也因此受到复杂的数字化影响。然而,尽管当前地理学研究已呈现出“数字转向”的趋势,但有关数字技术对乡村社会文化空间的研究议题仍有待进一步拓展。基于此,论文通过梳理数字技术地理的研究理论演化,探讨在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社会文化地理的重要价值,围绕空间治理、地方营造和时间性3个主要的研究议题梳理了面向数字技术应用的乡村社会文化地理研究路径,探讨数字技术对乡村发展可能存在的干预潜力。论文的主要目的在于探讨未来数字技术相关研究议题在社会文化地理研究中的拓展方向,以期呼吁学界更多地审视数字技术嵌入而引起的乡村社会空间重构,为乡村全面振兴的未来发展战略提供建议和参考。     

Rob Kitchin数字生活与数据驱动的智慧城市主义——一项城市社会地理学议程

数字技术与大数据正改变着城市社会与日常生活的诸多方面,成为人文地理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新的增长点。为了探讨数字数据背景下城市社会地理的最新国际热点,论文从爱尔兰梅努斯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地理学教授Rob Kitchin关于数字生活与数据驱动的智慧城市主义研究出发,梳理其主要贡献并借以西方视角为城市社会地理学寻求启示和中国化方向。首先,对社会地理学前沿代表人物Rob Kitchin的学术生命历程、研究内容及其与时代发展的关系进行路径分析和网络分析。其次,阐述他在数字生活与智慧城市上的学术观点、理论方法和实践应用。尤其是,解读慢速计算思想并探索智慧城市生活的前沿话题,包括数据认识论、工具算法的人本化以及城市技术与社会生活的互动等内容。最后,总结并批判地指出数据融合、数据共享开发、数字鸿沟与包容等亟待讨论的问题,提出人文地理学、城市社会地理学与城市规划的发展见解以及同期研究的中国路径。     

汪一鸣先生的学术思想及其对中国地理学发展的贡献

汪一鸣先生是长期在政府部门工作,并坚持将理论研究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地理学家。他的学术思想集中表现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框架下的发展中地区人地关系地理时空观,对解释和揭示发展中地区 (发展中国家、区域,或更微观领域如乡村) 地理过程规律和结构变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指导意义,是对当今地理学理论的重要补充。从事地理学研究60年来,先生始终将发展中地区人地关系地理时空观思想和地理学的应用性特征始终贯穿于区域PRED系统研究、区域国土开发整治与规划研究、区域历史地理学研究、区域人文地理学人才培养和学术活动等4个方面,并长期致力于地理学科服务国家和区域发展与决策过程之中。汪先生的一系列创新性研究与实践,对中国地理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特别是对中国民族地区地理学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更是贡献卓著。他的学术思想值得我们年轻一代继承和发扬,他对中国地理学理论与实践作出的突出贡献,必将载入地理学发展的史册。     

社交媒介视角下城市文创园区的空间重塑研究——以上海为例

在数字化时代,社交媒介促进了实体空间与数字空间的连接和融合,也影响了人与地方环境的互动关系。本文基于网络信息地理学和媒介地理学的理论基础,构建社交媒介与空间重塑的“存在-膨胀-符号化”分析框架,以上海市认定的文创园区为研究对象,选取抖音和小红书两个社交媒介平台中的用户生成内容（user-generated content,UGC）为研究数据,探究社交媒介对城市文创园区的空间重塑作用,为城市更新进程中文创园区的数字化发展提供政策启示。研究发现：(1)社交媒介的作用在于引导用户行为,将实体文创园区数字化为媒介平台中的地点。(2)基于UGC产生的广泛热度和偏好热度加剧了数字空间的膨胀。(3)打卡者在社交媒介中持续地对数字空间中的文创园区进行意象叠加与更新,形成了符号化的空间形象。(4)社交媒介中不断生成的UGC重塑人们对实体空间与数字空间的认知意象,进一步创造了超越两种空间的数字地方。如此,社交媒介通过“线下→线上→数字地方→数字→实体”的循环路径对文创园区进行空间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