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人才流动网络结构演化

基于高等学校留学生流动数据,构建加权有向网络模型,对2000~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人才流动网络结构演化进行研究。主要结论如下：① 沿线人才流动网络规模迅速扩大,人才流动的数量和路径在迅速增加。② 沿线人才流动网络呈“由中向西,自南到北”的空间格局特征,中亚地区的留学生主要向西流向俄罗斯、乌克兰等国,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留学生主要向北流向中国内地。③ 沿线人才流动网络分化为独联体社团、中国东盟社团、西亚北非社团、中东欧社团、南亚社团等5个社团。④ 中国内地和俄罗斯处于沿线人才流动网络的核心位置,东南亚、西亚和东欧部分国家处于边缘地带。     

中国海外粮食合作空间格局研究（英文）

进一步利用国际农产品市场、世界农业资源和拓展对外农业合作潜在空间,是保障新时期中国粮食安全和优化国内粮食消费结构的有效路径。本研究基于分国别潜在耕地和粮食自给率的估算,并结合上述两个指标对中国海外粮食合作国家进行分类,从而初步刻画其空间格局。结果显示,中国的粮食进口目标空间主要位于澳大利亚、北美、南美、东欧和中亚;中国粮食企业"走出去"的目标空间重点应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北部区域。研究提出,在维持好与美国、加拿大、巴西、阿根廷和澳大利亚等传统粮食贸易关系的同时,中国可以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拓展粮食合作空间:可加大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等东欧中亚国家的粮食进口量,粮食企业"走出去"的重点方向可以是撒哈拉以南非洲。     

人口跨境迁移国内研究综述

人口跨境迁移是发生在不同国家间的人口迁移行为,跨境迁移主要受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和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人口跨境迁移流动所牵涉的不仅是迁入国和迁出国,而是整个国际社会,随着人口迁移流动持续增加,跨境迁移人口的多方位管理与国际合作战略显得越来越有必要,人口跨境迁移研究已成为21世纪的全球性问题。利用文献分析方法,对人口跨境迁移相关研究进行综述,得出以下结论,目前关于人口跨境迁移研究主要集中在5个方面:(1)国际移民数量、来源地和空间分布;(2)跨境迁移类型;(3)跨境迁移动因;(4)人口跨境迁移的社会经济影响;(5)国际移民的未来发展趋势。现有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的地方:数据资料比较陈旧、研究方法有待提升、理论总结缺乏。今后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索:建立跨境人口迁移的动态监测机制及监测指标;深化研究人口跨境迁移产生社会影响和作用;探讨实现跨境迁移人口管理与境内人口流动管理在体制、机制方面的合理重构;进一步加强跨境迁移人口创新管理研究。     

全球半导体贸易结构演化及其依赖关系

半导体产业是国际劳动分工的典型代表,在关键生产环节的全球贸易中表现出显著的结构性差异。通过构建全球半导体贸易关系矩阵,采用基尼系数和贸易依赖指数,对半导体制成品、设备和材料的跨境贸易流和依赖关系演化以及贸易组织模式进行研究。结果显示：(1)全球半导体贸易空间不平衡性极强,尤其是材料和设备贸易在供需两侧高度集中在少数国家或地区;(2)中国替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贸易主体,并且与东亚和东南亚国家或地区共同塑造了制成品和材料贸易的区域化体系,但其设备贸易对欧美国家或地区存在高度依赖;(3)半导体生产模式推动了亚洲在制成品和材料贸易中的区域化,美国、欧盟及日韩等发达国家或地区通过构建排他性创新网络、设置贸易壁垒维持了其在半导体设备贸易中的垄断性优势。半导体设备贸易的垄断性和制成品、材料贸易的区域化共同构成了全球半导体贸易的特征,这些演化特征将在未来贸易中进一步强化。     

2000—2014年全球粮食安全格局的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

粮食安全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整体目标的基础,由于“至2015年使饥饿人口比例减半”的千年发展目标并未如期实现,使得2030年零饥饿目标的实现面临更大挑战。鉴于此,亟需从全球粮食安全格局的时空演化中寻找全球粮食安全问题的内在原因。在建立粮食安全评价因子数据集和粮食安全影响因素数据集的基础上,运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法评价2000—2014年172个国家的粮食安全水平;进而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研究全球粮食安全格局的空间模式与变化特征;在此基础上运用多元非线性回归方法分析粮食安全格局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全球粮食安全格局呈现出社会经济发展与粮食安全水平“高—高集聚、低—低集聚”的空间模式,其中高值区主要分布在除东欧以外的欧洲区域、北美洲、大洋洲和东亚部分国家,低值区主要集中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和西亚地区、以及东南亚部分国家;② 在99%的置信水平上,欧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分别是全球粮食安全格局的热点和冷点,在非集聚区,海地和朝鲜等国存在长期粮食不安全问题;③ 全球粮食安全格局总体稳定,但极不安全和不安全组的内部变化明显,粮食安全水平波动最大的国家也是粮食最不安全的国家;④ 年平均气温、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获得洁净用水的人口占比、政治稳定与无暴力程度是全球粮食安全格局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表明,自2000年以来,全球粮食安全状况有所改善,但2013年出现趋势性逆转。受气候变化、居民购买力、健康卫生水平和政治经济稳定性影响,全球粮食安全始终波动不稳,局部区域目前仍面临突出的粮食安全问题。为此,建议制定基于粮食供给、食物获取、食物利用和政治稳定性四大支柱的粮食安全战略,并通过全球乡村振兴策略来推动粮食安全建设,同时逐步引入城市农业等多元化生产方式,使高度城市化区域建立起更富弹性的食物系统。     

新冠疫情对中国国际航空网络连通性的影响及空间差异

航空运输在实现各国互联互通、推动全球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恶劣天气等均易对航空网络的连通性造成影响。本研究以新冠疫情为例，从全球航空网络视角探讨新冠疫情对中国国际航空网络连通性的影响及地区差异。研究结果表明：疫情期间，中国境外通航城市、国际航班、国际航线数量均大幅缩减，航空网络连通效率显著降低，但其空间格局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东亚和东南亚仍是中国对外主要联系地区，经济联系与贸易仍然起着重要作用。航线停飞对中国与中亚、西亚和大洋洲航空网络的连通性影响最大，而航班缩减对中国与东亚、中亚和东南亚航空网络的连通性影响最大。在国内，北京、上海和广州仍然是中国对外联系的枢纽城市，且其聚集度在疫情期间得到提升。     

旅游产业集聚与区域旅游经济增长的关系——基于2001—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

基于空间自相关分析法,综合考察2001—2017年中国30个省区（不含西藏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旅游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性特征,继而构建空间杜宾模型探讨区域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并着重解析旅游产业集聚对区域旅游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中国旅游产业集聚整体呈波动上升态势,且区域间差距日渐缩小;中国旅游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空间相关性,局域空间分布以“H-H”和“L-L”类型为主;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和区域创新能力是推动本省区及邻近省区旅游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旅游产业集聚显著促进本省区旅游经济增长,对邻近省区则是负向影响,而交通设施条件对本省区旅游经济增长具有负向抑制效应,对邻近省区影响不明显,地区开放程度对旅游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     

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的长江上游地区能源消费碳排放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DMSP/OLS和NPP-VIIRS夜间灯光影像,对2000—2017年长江上游地区的能源消费碳排放进行估算,并利用Moran’s I指数与STIRPAT模型,对能源消费碳排放量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显示:(1)能源消费碳排放总量总体呈上升态势,主要集中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昆明、贵阳。(2)能源消费碳排放量具有明显的地带性空间集聚特征,高值集聚区与低值集聚区呈一定程度的路径依赖或空间锁定。(3)人口密度、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固定资产投资均对能源消费碳排放量有正向影响,经济发展则有显著性负向作用,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碳排放量呈倒“U”型曲线。     

2001年以来中国旅游景区时空格局演变与景区群形成

2001年中国实行A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制度以来,旅游景区数量快速增长。以2001年、2006年、2011年和2016年四个时间截面的中国A级旅游景区数据为基础,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对旅游景区时空格局演变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旅游景区空间格局呈现空间分布扩散,区域分异加剧;集聚范围扩张,集聚现象愈加明显;集聚程度增强,京津冀、长三角地区集聚程度最高;高A级景区与全国A级景区的集聚态势基本吻合。旅游景区集聚地区呈现旅游资源依赖、供需双重驱动和核心-边缘结构等特征,据此尝试提出“景区群”概念,以期为中国旅游业生产力布局优化和区域经济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中国跨境进口电商企业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中国361个地级行政区为空间单元,运用核密度、空间自相关、空间计量回归方法,研究中国跨境进口电商企业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2004—2018年间中国跨境进口电商企业从“萌芽期”“发展期”到“平缓期”呈阶段性发展;企业分布涉及城市不断增加,从东部向中部逐步扩散,多中心化更加明显,大城市带动周边城市发展范围扩大。②跨境进口电商企业在全国范围内呈现“东多西少,南多北少”的分布特征,城市层面具有较强的集聚特点,形成“两大两小”不同分布模式的跨境进口电商企业集聚区。③跨境进口电商企业的空间分布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集聚经济、交通运输水平、网络设施水平、物流发展水平对此影响较大。     

“一带一路”沿线贸易便利化发展格局研究

贸易便利化是"一带一路"贸易合作的关键环节,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有利于促进区域内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论文从贸易便利化入手,基于已有文献回顾,构建包含29个指标的贸易便利化评价体系,分析2013—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发展态势和空间格局,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研究结果显示:①2013—2017年,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呈缓慢上升态势,蒙俄、中亚、中东欧、西亚增长较明显;②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呈"东西高、中间低,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空间差异呈缩小态势;③二级指标与贸易便利化总指标的发展态势相对一致,电子商务、市场准入、海关环境、口岸设施等增长态势较明显;④综合发展高水平型、综合发展低水平型是沿线国家主要模式,通关成本与国际合作滞后型、内部贸易环境领先型、基础设施建设领先型分别成为东南亚、中东欧和中亚部分国家的重要发展模式。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间人口迁移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化特征

基于联合国人口司国际移民存量数据,借助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对1990—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间人口迁移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化特征进行研究。主要结论如下：（1）沿线国家或地区间人口迁移规模扩大,增速加快,迁移路径更加多样化;（2）沿线国家或地区间人口迁移空间分布呈集中性特征,迁移目的地集中于俄罗斯、印度、沙特阿拉伯等国,来源地集中于俄罗斯、印度以及亚洲大部分国家;（3）沿线国家或地区间人口迁移网络具有临近效应、国际地缘政治效应和路径依赖效应;（4）沿线国家或地区间人口迁移网络具有明显的社团结构特征,可分为独联体社团、中东欧社团、中东社团、伊拉克-伊朗-阿富汗社团、北非-海湾-南亚-东南亚社团、中国内部社团。     

中国省域碳强度空间依赖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研究

在估算各省域碳强度的基础上,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和时空跃迁测度方法以及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分析了1995~2015年中国省域（不包括西藏、港、澳、台地区）能源消费碳强度的空间依赖格局及其驱动因素的空间异质性。结果显示：① 中国省域碳强度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表现为先下降后上升再到小幅波动的特征,碳强度相似的省域趋向于集聚,表明中国省域碳强度具有明显的空间依赖特征;②省域碳强度存在不均衡的发展格局,高-高集聚的省域主要分布在中国西北部,低-低集聚的省域多分布于中国东南部。③碳强度空间集聚总体呈优化态势,高-高集聚的省域在减少,低-低集聚的省域在不断增多,但不同省域在碳强度的空间集聚中所起的作用不同。④ 碳强度影响因素(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4个解释变量对碳强度的影响程度依次为：能源强度>能源结构>产业结构>人均GDP;且各因素对碳强度的影响在不同省域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     

全球集成电路贸易网络的空间结构演化与关系升级

集成电路作为电子信息技术产业的核心,是全球关键核心技术竞争的焦点。本文基于全球集成电路出口贸易数据建立网络矩阵,引用“关系升级”概念,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和空间探索技术,对2000—2019年全球集成电路贸易网络的空间结构演变与国家位置变动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全球集成电路贸易趋于复杂化和网络化,并具有两极分化特征。(2)全球集成电路贸易的空间分布重心向东南方向迁移,基本形成西北-东南的空间分布格局。(3)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崛起,推动网络空间结构由北美主导的单中心演变为北美、东亚-东南亚主导的多中心格局。(4)基于关系视角的核心-边缘体系层次结构分明,各位置的国家分布具有显著空间异质性,核心位置始终被欧美发达国家主导,新兴贸易大国长期处于次核心和卫星位置。(5)关系升级呈现“渐进式为主,跨越式为辅”的演化特征,并伴有路径依赖和路径锁定效应,中国成为唯一核心发展中国家。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空间集聚、机理及其科学问题

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空间格局,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内在要求,对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推动城镇化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统计数据和地理信息技术,深刻揭示了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空间集聚态势及其造成的突出矛盾,从理论视角综合考察了城镇化进程中的空间集聚形成机理,并简要探讨了优化城镇化空间格局的政策建议。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空间集聚态势十分明显,人口、资源、要素和产业大规模向东部沿海地区集聚,并在空间上形成了若干个城市和人口密集区。造成这种空间集聚态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自然本底条件和资源禀赋的地带性差异起到基础性作用,国家发展战略的东部偏向及资源要素的空间集聚效应是外部条件,而更深层次的基本动力源于区域之间日益拉大的发展差距。应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与产业向东部地区集聚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但二者的空间集聚未能协同一致,由此导致两个“不协调”,即人口分布与产业及就业岗位分布的不协调及人口、经济分布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不协调。这两个“不协调”造成了数以亿计的“两栖”农民工跨区域迁移、能源与大宗商品的跨区域流动、局部地区资源环境面临巨大压力、不稳定因素和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等突出问题。要构建高效、均衡、安全的城镇化空间格局,其本质就是要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即不单纯要强调人的繁荣,还要强调地域的繁荣。“产业西进”和“人口东移”是优化中国城镇化空间格局和形态的战略重点。     

“一带一路”沿线贸易便利化发展格局研究

贸易便利化是“一带一路”贸易合作的关键环节,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有利于促进区域内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论文从贸易便利化入手,基于已有文献回顾,构建包含29个指标的贸易便利化评价体系,分析2013—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发展态势和空间格局,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研究结果显示：① 2013—2017年,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呈缓慢上升态势,蒙俄、中亚、中东欧、西亚增长较明显;② 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呈“东西高、中间低,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空间差异呈缩小态势;③ 二级指标与贸易便利化总指标的发展态势相对一致,电子商务、市场准入、海关环境、口岸设施等增长态势较明显;④ 综合发展高水平型、综合发展低水平型是沿线国家主要模式,通关成本与国际合作滞后型、内部贸易环境领先型、基础设施建设领先型分别成为东南亚、中东欧和中亚部分国家的重要发展模式。     

空间权重对分析地理要素时空关联格局的影响——基于中国大陆省域水资源消耗强度的实证

基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等地理要素对水资源利用效率的耦合影响,以2003-2013年中国大陆省区为例,应用多种空间权重方案对省际水资源消耗强度的时空格局进行比较分析,针对评价结果的不确定性,提出了基于GDP-距离倒数的改进空间权重方案,并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应用对称性空间赋权方法,得出的省际水资源强度的空间自相关特征检验结果具有局限性,依据基于邻接或距离原则构建的空间权重,评价结果不够稳健;(2)应用GDP-距离倒数的组合空间权重方案,能够充分体现经济—地理要素对水资源利用效率的非对称性影响,所得局部空间自相关评价结果的可靠性提高;(3)在研究时段内,中国大陆省际居民生活用水强度的时空异质性最小,生态环境用水强度异质性最大,工业和农业用水强度的时空异质性相对较小并且具有显著的全局空间自相关特征;(4)省际工业用水强度具有南北分异特征,局部低—低集聚区位于黄河以北并且相对稳定,高—高集聚区位于长江以南并趋于弱化;(5)省际农业用水强度的局部高—高集聚、高—低集聚区位于中国大陆西部,且研究时段内表现相对稳定。基于GDP-距离倒数的组合空间权重方案,能够同时体现省际经济水平及空间距离的临近度,因此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相关研究中评价结果的可靠性。     

湖南省新冠肺炎疫情空间分异特征分析

新冠肺炎疫情对各地经济水平、居民健康和生活等产生深刻影响。综合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最近邻指数、核密度估计、冷热点分析等方法分析湖南省疫情的演变趋势、空间分异特征等。结果表明:湖南省疫情防控工作及时有效,治愈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确诊人数日均增长率与迁入规模指数变化趋势一致,严格管控人口流动能有效降低疫情传播;确诊病例数总体呈现空间正相关集聚,高值主要集聚在长沙市中心城区、岳阳市的云溪区和岳阳楼区;确诊小区呈现"一主四副"的显著凝聚分布态势,不均衡分布特性明显;疫情热点在长沙市中心城区和岳阳市北部,冷点在湘西州吉首市。     

中国与东南亚地缘环境和跨境河流合作

本文从地缘环境视角分析中国与东南亚跨境河流合作,简要分析了中国与东南亚在四条跨境河流水电开发、电力贸易、国际航道、环境保护等方面合作现状,指出中国与东南亚跨境河流合作前景不容乐观,存在本位利益、水事争端、环境、移民、民族等问题,重点从地缘环境展开对跨境河流合作的影响分析,最后提出了通过妥善处理主权争端、充分发挥区域合作组织作用、改善舆论环境、理性应对东南亚平衡战略和大国关系、建立跨境河流合作机制、重视流域可持续发展等措施优化地缘环境从而促进跨境河流合作。     

中国旅游业与金融业的耦合协调及其时空特征

在探讨旅游业与金融业融合发展机理的基础上,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空间自相关分析等方法,分析2011—2019年中国31个省域旅游业与金融业发展水平时空演变特征、耦合协调度时空分异特征与空间关联格局,并利用随机效应面板Tobit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中国旅游业与金融业发展水平总体保持上升趋势,但金融业发展水平始终高于旅游业;两者发展水平年均值呈“东部 > 中部 > 东北 > 西部”空间分布格局,年均增长率则呈“东慢西快”的空间特征。2）两大产业的耦合协调度在时间上整体呈上升态势,初步实现中度协调;在空间上呈“东部―中部―东北―西部”梯度递减格局。3）两大产业耦合协调度呈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且空间集聚强度呈波动增长的态势;“H-H”集聚类型分布在东中部,“L-L”集聚类型分布于西部和东北地区;各省域的空间集聚状态变化具有稳定性,表明各省域两大产业发展具有路径依赖特征。4）从影响因素看,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区域创新能力和政府支持对旅游业与金融业耦合协调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市场规模、交通发展水平和数字化程度则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地区开放程度则未通过显著性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