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与政策体系演化——基于动力视角的三维分析框架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虽已初步实现发展目标,但仍深受外部环境和自身结构影响。回顾历史,中国区域经济从近代萌芽和起步,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形成发展模式,区域发展由自发转向使动阶段。对比3次区域经济实践后,本文发现区域发展战略与区域发展阶段相对应,并依次形成沿海与内陆、三大地带、四大板块的发展格局。本文进一步通过梳理文献和历史事实,确定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起点、划分标准、划分方案,总结出区域发展中的3条主线和3对矛盾,即市场化改革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经济地带分化中的沿海与内陆关系和城镇化历程中城市与农村的关系。因而将中国区域发展的时空过程构建成三维模型,并基于经济体系现代化视角提出新的区域经济历史阶段：工业经济、特区经济、地区经济、区域经济和城市网络经济。最后,以城镇化为视角,本文提出不同城镇化水平与阶段下区域政策依次应该为产业政策、要素政策和财税政策。     

国家战略制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解析——评《中原经济区科学发展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格局呈现出明显的东中西不平衡发展特征,进入21世纪,区域协调发展逐渐得到重视,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地区崛起等战略的相继实施,为中国中西部地区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支撑。河南地处我国中部地区和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在全国经济格局中位居战略腹地,在支撑全国经济增长和沿海发达地区产业由东至西转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基于空间场能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评价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区域发展的重要目标,其基础是准确评价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与空间差异。空间场能是区域中心城市借助区域联系"通道"带动外围地区发展而产生的"势能差"的抽象表达,是反映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与空间差异的有效手段。基于空间场能的内涵及表征方法,从省际、市际、县际等尺度探讨了中国宏观经济、三大地带与南北经济差异的时空特征、区域经济变化的空间作用机制以及区域经济格局的类型划分。结果表明:①2000年以来中国区域经济的不平衡性在扩大,但不同研究尺度反映的经济差异大小有所差别;②三大地带的内部经济差异呈显著的"反自然梯度"特征,南北差异由"南北平分秋色"向"南强北弱"演变,南方与北方内部经济发展差异均呈扩大趋势;③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空间极化现象,经济增长局部聚集模式呈现分异性与规律性;④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可划分为5大类型区23个亚单元,不同类型区未来应实施针对性的发展策略。     

中国服务业空间差异的影响因素 与空间分异特征

结合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方法深入剖析中国服务业空间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而运用聚类分析和Theil系数探讨中国三大地带间、三大地带内和31个省(区,市)服务业发展的空间分异特征。研究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发展程度、市场发育程度、交通通信水平、经济全球化水平和人力资源丰度是影响中国服务业发展空间差异的主要因素;根据31个省(区,市)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差异,将其划分为发达、次发达、较发达、欠发达和不发达五个基本区域类型;中国服务业空间分异的基本格局总体稳定、略有波动;不同省(区,市)服务业内部结构存在着明显的梯度差异;1990年以来,中国服务业发展的整体差异水平扩张迅速,而三大地带间、地带内的区域差异变动较为缓和,东部地带内省际差异进一步扩大,对全国总体差异的影响最大。     

中国就业的空间模式及区域划分

就业问题是中国乃至世界的重大社会问题, 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对中国就业空间分布进行区域划分有利于国家流动人口的引导、就业政策的制订以及和谐社会的建设。利用2000 年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 采用主成分分析、聚类分析和统计分析方法, 对中国2343 个县(市)、市区的就业结构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 ① 中国就业形成了连续型圈层、非连续型圈层、跳跃式圈层、混合型圈层、多核心圈层、带状等6 种就业空间模式; ② 中国就业区可划分为东部沿海、东北、京津、中部、西部等5 个就业区, 其中, 西部区可划分为陕甘宁青川渝、云贵藏和新疆等3 个就业亚区。     

区域综合承载力导向的云南省经济发展重点区域研究

采用区域人居环境指数、土地资源承载力、水资源承载力、物质积累水平和人类发展水平等5项指标加权求和的方法构建区域综合承载力模型,并对云南省分县区域综合承载力进行了定量评价,在此基础上划分出云南省三大经济发展重点区域,一级经济重点发展区域为"滇中城市群";二级经济重点发展区域地处云南省西部;三级经济重点发展区域地处云南省南部靠近边境地区。文中提出云南省三大经济重点发展区域发展的空间结构和发展模式。     

中国经济区域发展的宏伟蓝图

一、经济区划沿革与回顾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在自然条件、历史基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着显差异。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进行了经济协作区的划分。当时全国被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西北共7个经济协作区。随后，国家将华中与华南两大经济协作区合并为中南经济协作区。这样的划分方法在其后的经济建设中曾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80年代，国家根据各地的自然条件、经济基础、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把全国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经济地带。     

空间管治视角下京津冀协同发展类型区划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是基于问题导向和底线思维,打破行政区划,在更大区域尺度上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区域整体发展目标。因此,从优化空间规划体系的高度,开展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类型区划和类型区管理,实现分区施策的精细化管治极为重要。本文首先立足于京津冀区域发展差异,利用空间属性双聚类的方法将京津冀划分为中部核心功能引领区、东部沿海重点发展区、南部门户功能拓展区、西部和北部生态涵养保护区等四大区域;然后以区县为最小分析单元,从现状开发强度、用地增量预测和生态保护责任等三大维度构建类型划分指标体系,并利用三维空间坐标划分方法将京津冀划分为五大类型区,即：城镇优化发展区、城镇重点拓展区、现代农业发展区、适度建设发展区和严格生态保护区;最后,在空间管治视角下提出京津冀区域分区管治与区域协同管理的建议。     

中国经济空间格局演化与区域产业变迁——基于1952-2010年省区经济份额变动的实证分析

从区域经济份额变化出发,分析了1952-2010年中国经济空间格局的演化过程。通过有序样本聚类的方法,将省区经济份额变动划分了8个阶段,并采用偏离-份额法分析了不同阶段驱动省区经济份额上升的产业及其变迁,以及与区域产业结构和竞争优势变化的关系。研究发现,1949年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布局总体上经历了沿海-内地均衡发展、沿海化非均衡发展以及东、中、西部相对均衡发展的过程,且整体上区域经济份额变动趋于减小。1979年以前,不同区域的经济份额在不同阶段变化差异较大,主要由第一和第二产业驱动。1979年以后,区域经济格局呈现明显的沿海化趋势,但驱动产业在不同阶段有所变化。2001年以来,中国区域经济格局经历了重大调整,经济份额上升的省区明显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东部省区在第二产业上仍具有明显的结构优势,但第二产业竞争优势已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东部的北京、上海、广东在第三产业上呈现更加显著的结构优势,显示出结构升级和服务化的发展态势。     

我国大经济区的研究与实践

经济区是客观存在的,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但我国经济区一直未能正常、稳定地形成和发展,是认识和体制上的障碍。划分大经济区要着眼远景发展方向;照顾自然区域单元的完整性和自然资源的协调性;考虑经济结构相对完整和专业化特点突出,要有大的经济中心和统一的交通运输网络;适当照顾行政区和民族自治区的完整性等原则。对比众家方案,从而提出把我国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西北、新疆、西藏九大经济区的新方案。     

长株潭地区乡村功能评价及地域分异特征研究

通过构建乡村功能评价的指标体系及测度模型,以长株潭地区23个县市区为地域单元,对研究区乡村经济发展、粮食生产、社会保障与生态旅游功能的地域分异特征与规律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长株潭城市群的经济发展功能、粮食生产功能、社会保障功能和生态旅游功能指数普遍较低,但各功能之间发展较为均衡;② 长株潭城市群的乡村功能地域分异特征较为明显,经济功能一级区主要分布在长株潭城市群的核心区,以长沙市6个区及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地长沙县为主,粮食生产功能一级区主要分布在芦淞区、浏阳市、湘潭县、宁乡县,社会保障功能呈现出由中心城市向外围地域逐渐减弱的特征,且距离中心城市越远,其功能越弱,生态旅游功能强势区主要分布在茶陵县、芙蓉区、岳麓区、韶山市、炎陵县、宁乡县、浏阳市、雨花区等山区丘陵地带。     

中国各省区经济增长溢出分析

本文基于新增长理论,考虑空间相互作用的衰减性和溢出与GDP缺口的关系,改进了Conley、Ligon(2003)建立的区域溢出统计分析模型。基于这个模型,计算分析了中国各省区的GDP溢出。分析表明:中国大部分省区的增长溢出是正的,上海对外的增长溢出最大。在中国中部地区,湖北省具有重要的溢出作用。中国西部地区除云南、新疆外,经济溢出基本上是负的。因此推广它们的经验,促进西部经济与东部一体化是重要的发展战略。分析还建议,将给予新疆的某些政策也给予东北地区,可能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有效措施。     

中国东北东部边境地区旅游业发展研究

近年来,随着东北三省几大经济区(带)的战略地位上升,以及一批重大基础设施的相继开建,使得东北地区经济呈现出快速发展之势。同时东北区域一体化进程明显地加快,东北亚地区国际环境的改善以及合作需求的增强,为东北东部边境地区旅游业发展提供了巨大动力。在具体分析了东北东部边境地区旅游资源优势、旅游业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对区域旅游业发展提出具体建议,特色旅游产品开发主要集中于对边境旅游、自然生态旅游、冰雪旅游、文化旅游等产品的开发,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五区-四轴"的旅游空间布局及区域战略合作关系。     

汉三角地区经济发展分析与对策

“汉三角”位于湖北、湖南、江西3省交界处的精华地带,属于中部发展中地区,具有区位与交通条件优越、自然资源丰富、旅游资源品种多样、人文气息浓厚等多种优势,是珠三角、长三角地区产业转移的前沿地区。同时伴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提出,在中部地区营造汉三角经济增长极,通过发挥其巨大潜力,不仅将完善我国区域经济空间布局,而且对促进中部崛起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文中对汉三角地区经济发展进行了详尽分析,并提出汉三角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措施。     

长江经济带经济网络结构演变及其驱动机制研究

在构建城市间经济联系网络基础上,从网络密度、中心性、核心-边缘结构、QAP分析等角度对1988~2012年长江经济带经济网络结构演变及其驱动机制进行深入分析。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经济联系网络结构日趋成熟,三大经济地带内城市内聚性显著增强但地带间差异逐渐缩小,经济网络向均衡化发展;城市度中心性整体持续下降,经济网络出现多核心趋势,城市介中心性高值区的梯度推移特征明显;“核心-边缘”结构分析显示核心度高值区呈片状格局,高核心度城市由“质大量少”向“质小量多”转变,经济网络的“核心-边缘”结构呈组团式发展,组团内形成各自核心城市;QAP分析显示经济全球化、要素集聚与扩散、产业升级、交通技术创新与城市群建设等机制共同驱动着长江经济带经济联系网络的演变及优化重组。     

中国东北地区城市地理基本框架

从东北地区城市地理框架的形成和演变过程出发,对东北地区城市体系框架、中心城市和大都市区、城市群和城市组群等城市地理问题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东北地区城市地理框架的形成演变过程分为三个时期,即古代城镇形成时期-近代城市形成时期-现代城镇体系形成发展时期。将城市体系结构框架归纳为：自上而下先快后缓的城市化进程,“弱金字塔”型的等级规模结构,沿铁路分布的“T”型空间结构,由“单一”向“新型”发展的城市职能结构。东北地区以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为中心城市的“四城市时代”已经到来,三省GDP向四城市高度集中,并且依托四市正在形成发展为“大哈尔滨”、“大长春”、“沈阳经济区”和“大大连”四个大都市区。作为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东北地区的城市群和城市组群也发育得相对完备而密集,已初步形成“三圈”的基本格局,即辽中南城市群以及吉中、哈大齐等2个大型城市组群。     

国有企业创新发展与东北三省经济增长：基于VEC模型的分析

在构建国有企业创新发展对地区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模型基础上,设计国有企业创新发展与经济增长评价指标体系,基于协整和VEC模型,对东北三省国有企业对经济数量增长和经济质量增长的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东北三省国有企业创新发展与地区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之间的关系存在着非同步性,而且这种关系特点也与全国地区的实证结果存在显著的差异性。     

我国三大经济区海洋经济时空差异探讨

本文以我国陆域三大经济区为空间尺度划分海洋经济区域,在采用变差系数和泰尔指数定量分析海洋经济省际差异的基础上．运用泰尔指数对三大经济区海洋经济总体差异进行区际结构分解．比较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区内部海洋经济差异及区际差异,探究海洋经济差异的内部机理。并运用基尼系数分析三大区产业结构的演进过程。最后,总结我国三大经济区海洋经济差异的动力机制。     

21世纪初中国土地利用变化的空间格局与驱动力

Land use and land cover change as the core of coupled human-environment systems has become a potential field of land change science (LCS) in the study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Based on remotely sensed data of land use change with a spatial resolution of 1 km × 1 km on national scale among every 5 years, this paper designed a new dynamic regionalization according to the comprehensive characteristics of land use change including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physical, economic, and macro-policy factors as well. Spatial pattern of land use change and its driving forces were investigated in China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 To sum up, land use change pattern of this period was characterized by rapid changes in the whole country. Over the agricultural zones, e.g., Huang-Huai-Hai Plain, the southeast coastal areas and Sichuan Basin, a great proportion of fine arable land were engrossed owing to considerable expansion of the built-up and residential areas, resulting in decrease of paddy land area in southern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oasis agriculture in Northwest China and the reclamation in Northeast China led to a slight increase in arable land area in northern China. Due to the "Grain for Green" policy, forest area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the middle and western developing regions, where the vegetation coverage was substantially enlarged, likewise. This paper argued the main driving forces a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on land use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such as policies of "Western Development", "Revitalization of Northeast", coupled with rapidly economic development during this peri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