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政府驻地迁移的经济绩效评估

中国城市政府驻地迁移会导致资源在空间上的重新配置,从而影响地区经济发展。以往相关研究多从迁入区或者迁出区单一区域视角切入,或以个体城市为例探讨城市政府驻地迁移对本地经济发展的影响,缺乏对迁入区、迁出区以及城市内其他区县的多区域共同研究和大样本实证检验,也缺乏作用机制的系统探讨。本文拓展了政区地理学中城市政府驻地这一政区要素的区位迁移影响经济发展的理论框架,并构建2000—2017年的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地级市政府驻地迁移政策对于迁出区、迁入区和其他区县的经济影响及其路径。研究发现,城市政府驻地迁移将显著促进迁入区的经济发展,并通过溢出效应带动政府驻地迁移城市中其他区县的经济发展,对迁出区没有显著的促进或者抑制作用;产业升级和企业集聚是迁入区经济发展得到促进的重要机制,政府驻地迁移城市内部的其他区县也能通过产业升级效应受益。因此合理的城市政府驻地迁移可以作为促进城市内部不同区域共同发展的有效政策工具,但严格的论证和审批是重要前提。     

京津冀地区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其驱动因素

京津冀地区产业转移升级、协同发展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战略对制造业产业集群的空间布局提出更高要求。论文基于2000—2013年京津冀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微观数据,运用核密度分析法和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等方法,探究京津冀地区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及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 京津冀地区全部制造业总体格局相对稳定,高值区集聚于京津唐地区。资本密集型产业区域联动发展势头明显;技术密集型产业则日趋集中于少数区县,且与周边区县空间自相关程度整体弱化;劳动密集型产业区县邻近扩张与疏散转移发展交替出现。区域联动发展促进各地制造业均衡增长,缩小了区域制造业发展差距。② 京津冀地区制造业呈现出明显专业化地域分工趋势。劳动密集型产业日益向中心城市城区外围及中南部县区集中扩散;资本密集型产业集聚于环渤海西岸产业带,京津冀外围地区产业产值大幅度增加;技术密集型产业扎堆于京津高科技产业带。③ 3类制造业的关键驱动因素有所差异。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受投资和交通可达性影响;资本密集型产业对本地市场规模和投资依赖性强,受交通可达性影响弱;技术密集型产业主要受制于交通可达性与工资水平。3类制造业均明显受到地方财政支出作用影响。研究可为城市群先进制造业产业空间优化提供参考依据。     

珠三角城市群制造业集疏与产业空间格局变动

有序推进不同类型制造业集疏与产业空间格局变动是优化区域空间组织、提升地区竞争力的重要过程。论文基于区县层面的制造业企业汇总数据,在刻画珠三角城市群制造业集疏及其产业空间格局变动的基础上,建立统计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解析。结果表明,空间集聚程度最高的是技术密集型产业,其次是资本密集型产业,最低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同类型制造业空间集疏差异促使城市群“核心—边缘”结构进一步强化,核心城市更加专业化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而边缘城市则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源环境承载力显著影响了制造业空间格局变动,核心城市土地资源紧缺促使制造业总体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土地资源更加丰富的地区转移,环境压力促使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向环境容量更大的地方扩散,但资源环境承载力对技术密集型产业影响不明显。另外,区位与交通条件、经济技术水平、制度与政策等对不同类型产业的作用强度和方向也存在显著差异,共同推动珠三角城市群产业转型与制造业空间重构。     

跨江发展下杭州市企业迁移空间模式及影响机制

基于企业微观主体视角,运用UCINET社会网络分析和ROST内容分析法,对杭州市企业迁移的空间模式和区位选择进行探讨,并揭示其影响机制。研究表明：① 杭州市企业迁移分为平缓波动期、低速增长期、大规模迁移期、迁移成熟期4个阶段,与杭州市跨江发展历程基本相契合。② 杭州市企业总体迁出呈中心-外围衰减分散布局模式,迁出地点主要集中于西湖区、下城区及拱墅区,迁出企业主要为制造业,批发零售业等;总体迁入呈中心、外围集聚模式,迁入地主集中于西湖区、余杭区及滨江区,迁入企业主要为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③ 企业的自身属性与外部环境对杭州市企业迁移有着重要影响,企业异质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企业迁移的方向;跨江发展战略中的政府推动、市场运作、企业参与、文化根植等外部因素对企业迁移的空间选择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珠三角制造业集聚特征及基于增量的演变分析

基于宏观统计数据的传统产业集聚研究方法多以行政区划为空间统计单位,难以体现产业的空间连续性。数据开放平台上企业数据集的出现,使得基于微观层面的产业集聚研究成为可能。本文收集了2008-2014年珠三角地区制造业企业工商登记数据,采用基于距离的指数体系及核密度分析等方法,对2008年珠三角制造业集聚特征及2008-2014年基于增量的制造业聚集演变进行了分析,主要结论为：①珠三角区域制造业沿西北—东南向集中分布于深圳、佛山、广州、东莞、中山5市,周边各市制造业密度相对较低;②集聚程度与行业属性密切相关,技术密集型行业集聚程度最高,资本密集型行业分散程度最高,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呈现微弱集聚水平,而资源密集型行业无明显集聚或呈分散特征;③2008-2014年新增企业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不同城市变化趋势差异较大,其中深圳市新增制造业企业逐年减少,东莞、中山等市新增制造业企业上升趋势明显,其余各市维持平稳或缓慢增长。新增制造业企业重心存在从深圳逐渐向东莞、中山等市转移的现象。新增制造业企业中,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企业数量占比有所降低,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数量有所上升,集聚指数亦表现出相同趋势,表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正在发生结构和空间演变。     

长吉地区产业集聚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区位基尼系数和回归分析方法研究了长吉地区产业集聚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该区制造业就业高度集聚在区域中心区县,区域传统优势产业和资金—技术密集型行业集聚水平高,对资源依赖性强的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在区内的集聚水平差异大;该区发展阶段、发展模式、资源条件等区域特征对产业集聚的作用明显,规模经济、地方保护、产业政策等区域产业特征显著影响该区产业集聚.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汽车和石化产业融合、发展区域资源优势产业、以产业对外开放促产业集聚的产业集聚优化建议.     

1991-2012年大陆台资不同类型制造业的时空格局演化

台商投资可促进大陆产业升级和两岸关系稳定。基于1991—2012年台商对大陆制造业直接投资数据,将大陆台资制造业细分成劳动密集型产业、资金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分析其时空扩散特征,并用灰色关联方法探讨台资制造业时空格局演化的影响要素。结果表明:1大陆台资制造业行业结构有明显的阶段变化,与岛内产业结构调整密切相关;2大陆台资制造业空间分布表现出集聚与扩散并存,在集聚主导下呈现由南向北、由东向西的扩散态势,并由南部沿海地区的单集聚格局发展为南部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双集聚中心,最后演化为东部沿海地区的单集聚中心;3东部沿海地区承接南部沿海地区的三类产业(尤其是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成为高度集聚区,中西部则主要吸引资源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4不同阶段影响台商对大陆不同类型制造业投资的主导因子不同。     

区域政策、产业特性与中央企业空间布局演变

通过建立企业区位选择的“推力-拉力”模型, 本文考察了具有不同产业特性的央企在不同区域政策阶段的空间布局演化, 分析了区域政策、产业特性对央企空间布局的影响机制和影响过程。主要结论为:企业空间布局的动力来自内部推力与外部拉力, 前者由企业特征和产业特性组成, 后者由区域政策制度和区域条件组成。区域政策制度和产业特性是影响央企空间布局的主要因素。央企空间布局总体变化与区域政策的演变趋同, 但产业间存在差异。资本、资源密集型产业央企布局受区域政策和区域条件影响较强;劳动密集型产业央企布局偏好政策优惠及交通便利区域;高新技术、现代服务业央企对创新网络和社会资本等因素依赖较大, 布局受区域政策影响较弱;组织结构为区域部型、公共服务业、特殊行业的央企布局受外部拉力影响较弱。     

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的多边效应机制分析

区际人口迁移不仅与迁出地和目的地的要素特征以及距离有关,而且还受到周边迁移流的影响.基于网络自相关理论,利用"六普"省际人口迁移数据和相关统计资料,在重力模型的基础上考虑迁移流之间可能存在的几种空间依赖形式,构建中国省际迁移流的空间OD模型,初步揭示区域经济社会等因素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对省际人口迁移的影响,并就区域要素变化对整个省际人口迁移系统产生的"连锁反应"进行了模拟.结果表明:① 中国省际迁移流之间存在显著的网络自相关效应.目的地和迁出地的自相关效应皆为正,导致迁入和迁出流的空间效仿行为;迁出地和目的地周边则出现负的自相关效应,导致迁移流的空间竞争行为;② 区域经济社会等因素通过网络空间关系对周边地区产生的多边溢出效应导致迁移流在空间上集聚.其中,距离衰减效应位居各要素之首,其溢出效应进一步加剧距离的摩擦作用;对目的地而言,区域工资水平和迁移存量超过GDP的影响并产生正的溢出效应,促进周边地区吸引更多的外来人口;对迁出地而言,人口规模和迁移存量产生正的溢出效应,推动周边地区人口外迁;③ 区域要素变化潜在地对整个省际人口迁移系统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震荡中心及其周边区域的迁移流波动较大.江苏省GDP增长5%的模拟结果表明,江苏迁往全国其他省份的人口数量都有不同程度地减少,而其他省份入迁人口均有所增加.相对而言,江苏周边省份的迁入或迁出流受到的波动较大,偏远省份波及较小,这是传统的重力模型所无法解释的.     

城镇化水平与制造业空间分布——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1~2011 年中国省区面板数据,聚焦于城镇化水平与中国制造业空间分布。研究表明,城镇化水平是中国制造业空间分布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两者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以中国各省区制造业产值占全国制造业总产值的份额反映中国制造业的空间分布,当城镇化水平超过36.26%后,城镇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不再推动制造业份额上升,反而会导致其下降。进一步研究发现,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3 种类型制造业在空间分布、份额变化和与城镇化水平的相关性上均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性,并印证了制造业内部存在由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型升级的基本规律。此外,交通设施水平、区位条件等因素也会对中国制造业空间分布产生影响。     

中国中部地区技术关联对产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技术关联对地区产业创新和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从演化经济地理学认知邻近的视角出发,借助中部地区制造业企业数据和专利数据,运用技术关联分析方法,探究制造业四位数行业技术关联对产业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关联对创新能力较弱的中部地区产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强;对于资源型产业集中、经济发展前景不佳的山西省而言,技术关联的作用并不显著;技术关联对其他五省制造业创新具有正向作用,呈现中间强南北弱的空间格局;从产业门类看,技术关联对技术密集型产业创新促进作用最强,劳动密集型产业次之,资源密集型产业靠后,资本密集型产业最弱。     

我国省域出口增加值的核算及其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评估

以 2010 年中国非竞争型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为基础,对 30 个省区市的出口增加值进行核算,从全国和区域尺度分析其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结果显示：省域出口增加值对全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划分出资源消耗型、技术引领型、服务业促进型和出口起步型 4 类区域,前 3 类区域通过出口增加值分别提升了全国 GDP中资源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的比例;从出口增加值对本地产业结构的影响来看,欠发达地区出口增加值普遍有利于推动本地产业结构升级,发达地区出口增加值提升了资源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地区 GDP 中的比例,但阻碍了服务业比例的提升,出口增加值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最后提出促进和改善出口增加值的政策建议。     

技术关联、交通可达性与企业生产率——基于公路和铁路的研究

企业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微观基础。企业生产率增长会影响区域长期经济发展,因此有必要深入分析企业生产率变动的影响因素和内在机制。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年度调查数据（ASIF）,通过两阶段回归模型（2SLS）探讨企业与区域产业环境间的技术关联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并分析不同交通类型的区域可达性的调节作用差异。结果显示：① 企业与区域间的技术关联越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会越高。② 区域可达性能够调节技术关联与企业生产率间的关系,且异质性交通网络的调节效应不同。在公路可达性高的区域内,企业生产率受到企业与区域间技术关联的影响较强;相反,提升区域铁路可达性则主要表现为削弱技术关联对企业生产率的作用。③ 区域可达性的调节效应还存在产业和空间异质性。比起劳动密集型企业,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的生产率与技术关联间的关系受区域可达性的影响更明显。对于不同区域,公路可达性会使东部企业的生产率更依赖技术关联,而中西部企业刚好相反;铁路可达性则能促使东部企业发生“突破性”的生产率变化,对中西部企业没有明显影响。     

中国省级以上开发区产业集聚的多尺度分析

从“区域?省域?地（市）”3个空间尺度入手,分析中国开发区产业集聚特征,结果表明：① 中国开发区总体上以技术密集型为主导,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产业优势明显。但东中西部差异巨大,技术密集型、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分别占据地区主导地位。② 开发区产业集聚度随尺度缩小而扩大,城市群、中心城市是其最重要的空间载体。同时,开发区产业集聚存在明显的空间依赖性,地（市）尺度强于省域尺度。③ 产业属性对开发区产业之间协同集聚效应影响巨大。在省域尺度,空间依赖性最强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纺织服装、石油化工与其他类型产业之间的协同集聚特征突出;在地（市）尺度,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则表现靓丽。因此,在省级层面上应重点培育纺织服装、石油化工等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集群,在地（市）级层面上应重点培育电子信息等技术密集型产业集群。     

京津冀地区制造业集聚的时空演化特征和差异性分析

2015年国家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产业协同是推进这一战略的先行领域,因此产业在该地区的集聚与分散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论文利用全国3次经济普查数据,基于企业的空间位置信息,运用DO指数方法研究了京津冀地区制造业集聚的时空演化特征并对比分析了集聚特征在区域、行业、企业间的差异性。研究表明： ① 2004—2013年京津冀地区制造业集聚的比例从69.0%提高到82.8%,集聚多发生在0~50 km的范围。随着集聚范围逐渐扩大,集聚强度逐渐减弱,下降幅度达到25.9%。② 在区域层面,集聚更容易发生在北京、天津2个直辖市;在行业层面,集聚更容易发生在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且集聚范围更短;在企业层面,集聚更容易发生在小企业。③ 2004—2013年京津冀地区已经出现了制造业从北京、天津向河北扩散的趋势,特别是一些技术水平较低、劳动力需求较大的制造业,表明在2015年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是适宜的。     

长江经济带产业的集聚与演化——基于开发区的视角

推进产业集群培育和产业有序转移,对实现长江经济带产业转型及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开发区为研究视角,从时空两个维度刻画了长江经济带的产业结构特征及空间集聚状态,重点剖析了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演化特征。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开发区的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汽车及零部件等技术密集型产业相对于全国而言优势显著,但下游、中游和上游地区开发区的产业能级存在梯度差异;开发区产业布局主要依托“城市群-中心城市”,劳动密集型产业呈“小集聚、大分散”的格局,资本密集型产业主要集聚在资本雄厚、矿产资源丰富或沿海沿江地区,技术密集型产业已形成规模不等的集聚连绵区。从演变特征看,开发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度与其设立时间正向相关,且存在上中下游间的差异性,下游地区的开发区产业结构更加高级化;同时,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之间的空间关联性逐渐增强。最后,本文初步构建了一个基于开发区的产业集群培育和产业有序转移的理论分析框架,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未来长江经济带世界级产业集群的建设应重点依托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区,通过开发区产业分阶段的集群化发展模式来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同时,也应以各类开发区为载体,推进关联地区产业的有序转移。     

江苏省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化转移的空间路径及机理研究

以江苏省为区域案例,根据劳动密集系数选取3类10种产业,采用区位基尼系数、计量经济学模型以及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相结合的方法,分析江苏省域不同类型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化转移的趋势及空间路径。结果发现：江苏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化转移趋势明显,Ⅰ、Ⅱ类劳动密集型产业以苏南地区比重下降明显,苏北苏中地区上升较快、Ⅲ类劳动密集型产业以苏南地区内部重新分配为主的特征;总体呈现由苏南向外推移的中心-外围式空间格局,产业集群化转移遵循以苏南为转移中心,苏北为产业承接外围的三阶梯、“一心两翼一腹地”的空间路径。最后,结合中心-外围理论,分析了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化转移的内在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