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的内涵、测度及其区域差异研究

在深刻理解新型城镇化内涵的基础上,建立了由人口、经济、空间、社会、生态环境、生活方式、城乡一体化、创新与研发8个子系统构成的新型城镇化评价体系,采用熵值法确定评价指标权重,并对31个省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价。运用灰色关联度法,对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与42个评价指标的关联度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指数与经济城镇化、创新与研发、社会城镇化、生活方式城镇化关系更为密切。对各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空间差异分析表明,中西部地区需要从经济城镇化、生活方式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创新与研发子系统5个方面入手,加快城镇化步伐,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全面提升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     

基于新型城镇化视角的区域城镇化水平评价——以陕西省10个省辖市为例

 基于对新型城镇化的本质内涵及其特征的考辩,建立由人口、经济、基础设施、生活质量、生态环境、城乡统筹发展诸因素构成的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信息熵技术支持下的层次分析法（AHP）,以陕西省10 个省辖市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陕西省新型城镇化综合水平区分为5 个等级类别：最高（西安）、较高（宝鸡、延安、铜川、榆林）、中等（咸阳）、较低（安康、汉中、渭南）和最低（商洛）,区域差异呈现为陕北较高,陕南较低,关中（西安）突出的现象。不同城市新型城镇化评价因素之间、相同城市的各评价因素之间皆存在水平上的差异,发展不均衡。陕西省城镇化过程的主要推动因素是经济发展,而人口集聚及素质提高、生活质量提升与基础设施建设是主要表现,城乡统筹发展、生态环境建设与城镇化综合发展并不同步,需要统筹城乡、兼顾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新型城镇化视角下县域城镇化时空格局及聚集特征——以浙江省为例

基于新型城镇化特征及内涵，选取人口、经济、社会、空间、居民生活质量、城乡统筹发展和创新发展7个因素26项指标构建浙江省县域新型城镇化水平评价体系，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计算了该省70个县域行政单元2007—2016年新型城镇化水平。在此基础上，采用ArcGIS对计算结果进行可视化表达和分析，并采用系统聚类法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1）浙江省县域新型城镇化水平在时间上总体呈缓慢上升趋势，在空间上总体呈现“倒三角”特征；（2）形成三个高水平区域中心和两个低水平区域中心，高水平区域中心对周边区域带动辐射效应明显；传统城镇化指标对新型城镇化水平贡献较大，但城乡统筹发展和创新发展的贡献逐年上升；（3）新型城镇化水平较高区域得益于其创新发展，其城乡统筹发展和社会城镇化相较其他区域表现突出。     

基于微观视角的农村转型发展评价及对策探析——以河南省获嘉县楼村为例

在城乡一体化、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加快统筹城乡发展、持续推进农村发展转型具有重大意义。基于微观视角,以河南省获嘉县楼村为例,通过构建平原农区农村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简述了研究区农村建设转型的发展历程,探讨了新型农村建设的内生性和外源性机理,分析了近年来工农业、生态环境及农民生活等方面的"乡村病"问题,进一步利用农村转型发展领域的相关理论和结合新时期各地的发展实践,提出了研究区推进农村转型发展、破解新农村建设现实难题的对策建议。     

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分析

本文以重庆市为研究对象,采用耦合分析法,通过分析新型城镇化质量和生态环境承载力主要指标,构建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模型,计算2000-2012年重庆市及各区县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的耦合度,评价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质量和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阶段及水平,分析生态环境承载力与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的耦合分类,为探索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道路提供数据参考。结果显示：2000-2012年,① 重庆全市耦合度处于在0.967~1.000之间,显示出重庆市的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的耦合阶段处在高水平耦合时期;② 重庆市区县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度分布基本符合“一圈两翼”的空间分异规律,耦合度范围在0.884~1.000之间,也处于生态环境与城镇化质量高耦合时期;③ 但重庆市各区县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存在明显区域差异,尤其是生态环境承载力指数的空间差异比较明显,根据耦合状况可以大致分为4种区县耦合类型。表明重庆市快速城镇化的后果导致都市区生态压力增大,生态承载力空间差异显著的现实将导致原有城镇化发展方式面临不可维系局面,亟需调整城镇化发展方式;发展新型城镇化应通过优化资源利用方式,调整产业空间布局和升级产业达到疏导人口分布和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的目的,最终缓解生态环境因城镇化快速发展带来的压力。     

城镇化路径:转变土地利用方式的根本问题

快速城镇化带来了土地利用效率低、耕地保护受到破坏和耕地安全得不到保障、土壤生态环境破坏等一系列土地问题,同时征地赔偿制度的不健全,造成利益分配不均,农牧民权益受到损害,城乡差距拉大,二元结构明显,影响城乡统筹发展。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促进城乡一体发展,首要的不是土地制度,而是城镇化的路径优化选择。统筹城乡发展理论研究和实践主要基于农牧民失地与人口迁徙,未能从根本上系统解决"三农"问题。必须遵行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以合作化为突破口,在保护地域文化结构、生态结构、不改变土地原有属性的前提条件下,通过土地合理利用空间布局创新机制,破除土地二元结构,切实保障农民在合作社组织中实现自治、农业在新产业形态中一体化发展,农村在产业发展的内在动力下实现新型城镇化。同时转变公共行政理念、加强土地生态重整与修复,建构新型城镇化的创新路径。     

基于县域尺度的江苏省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空间分析

通过构建新型城镇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分析了2000~2012年江苏省新型城镇化发展空间差异及演化特征。结果表明:江苏省新型城镇化发展呈现由南而北的阶梯状递减趋势,不同尺度空间差异各异;从演变趋势看,江苏省新型城镇化发展高水平县域向苏南地区集聚,且空间范围呈扩大趋势,而中心城市与外围县域的发展差异呈缩小之势;据此,将江苏全省划分为4个类型,即新型城镇化高水平区、新型城镇化较高水平区、新型城镇化较低水平区、新型城镇化低水平区。     

山东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是当前土地管理学的核心问题.运用主成分分析与熵权的综合确权法,基于协调发展度、相对发展度模型探讨2011-2014年山东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关系.结果表明:① 山东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关系呈逐步优化趋势.② 山东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关系片状分区特征明显,鲁东地区协调发展水平最高,形成以济南、青岛、烟台、威海为核心的协调发展度"高峰区";鲁中地区协调发展水平总体不高,但优化趋势显著;鲁西南地区协调发展水平较低,协调发展优化速度相对缓慢,属于土地集约利用与新型城镇化发展"双低"区域.③ 山东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新型城镇化之间往往并非同步变化,新型城镇化发展程度总体上超前于城市土地集约利用.     

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与实践问题

城镇化问题是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性课题,是涉及到国民经济各部门如何协调发展,达到一个新的现代化和谐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新型城镇化是中国城镇化健康稳定发展的基本保证,在当前的新形势下,探索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在过去一阶段,虽然城镇化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并在城市现代化建设与城乡一体化方面也取得了惊人的发展,但在某个时期或一些地区,城镇化过速发展阶段,出现了无序的发展状态,大中城市边缘盲目扩展,水土资源日渐退化,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特别是有些政府决策人对城镇化的许多制约因素认识不足,甚至决策失误,导致了城市环境出现许多不安全、不舒适的问题。着重从地理空间与自然资源保护的角度,探索中国新型城镇化3个理论与实践问题：① 如何认知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基本特征与新的路径;②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形势下,如何构建新型城镇化的创新模式;③ 在新型城镇化实施过程中,如何认识中国城镇化本身的发展规律,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城乡一体化若干问题初探

论述了城市一体化的涵义，指出了农业现代化、城乡经济一体化、基础设施的革新、城乡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提高、城乡生态环境美化是城乡一体化实现的条件，阐述了乡村城市化、城市现代化、改革开放政策引进外资等是现阶段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主要动力。     

山东省城镇化包容性发展的时空格局

在中国城镇化发展的战略转型期,将“包容性”理念融入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建设中,从发展机会平等、发展内容全面、发展成果共享三个维度解析了城镇化包容性发展的内涵,并构建测评指标体系,以山东省为案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 2005-2014年,山东省城镇化包容性发展评价值均小于0.5,处于以排斥性特征为主的过渡时期,不同维度的评价值呈现发展机会平等<发展内容全面<发展成果共享的态势;② 只有青岛市进入了包容性特征为主的过渡时期,济南等10地市处于排斥性特征为主的过渡时期,菏泽等6地市处于排斥性发展阶段;③ 各地市综合评价值与发展机会变量的正相关性最显著,说明发展机会不均等是较多地市城镇化包容性发展综合评价值偏低的主要原因。发展机会、发展内容与发展成果的相关性较弱,说明山东省较多地区的城镇化建设投入和成果还未能有效的惠及城乡。理论上,实现了从起点、过程、结果等内在联系紧密的三个维度刻画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完善了城镇化的质量内涵。实践上,可以从不同层面检视城镇化包容性发展的障碍因素,为城镇化的质量提升提供指引。     

山东省旅游城镇化响应的时空分异特征与类型研究

以山东省17地市为研究对象,应用统计分析方法,采用标准差、变异系数、静态不平衡差、相对发展率、离差、比率等指标,研究2001~2014年山东省旅游城镇化响应的时空差异并划分类型,得到如下结论：2001~2009年山东省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不断扩大,2009~2014年不断减小;山东省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具有较大的空间差异,西部地区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与中东部之间存在一定差距;日照、泰安、威海为强响应型地区,潍坊、烟台、青岛、济南、莱芜为较强响应型地区,菏泽、聊城、德州、滨州、东营为弱响应型地区,枣庄、济宁、临沂、淄博为特殊响应型地区。     

黄河流域城乡融合发展时空演变和动力机制

以黄河流域79个地市为研究对象,构建城乡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使用熵值法、标准差和变差系数、ESDA空间探索性数据分析方法和地理加权回归分析法（GWR）,分析了2005—2018年黄河流域城乡融合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和动力机制。结果表明：（1）时序演变特征方面,城乡融合系数均值由2005年的0.208提高到2018年的0.416,表明城乡融合水平持续提升,但下游地区均值一直高于中游、上游地区。标准差测度的城乡融合绝对差异由0.073升为0.103,不断缓慢上升;变差系数衡量的相对差异由0.350降为0.248,呈下降趋势。全局莫兰指数表明高于流域城乡融合系数均值的地市倾向于在空间上集聚。（2）空间演变特征方面,黄河流域东部、北部形成高于流域城乡融合系数均值的集中分布区。低于流域城乡融合系数均值的地市呈地域锁定分布。黄河流域地市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形成3层次的“核心-边缘”空间结构。（3）地势起伏度、经济发展水平、城市空间扩张、交通通达性、人口城市化、居民消费水平为黄河流域城乡融合发展时空演变主要动力因子。     

基于面板数据的中国R&D投入对城镇化影响分析

利用中国30个省区2002-2012年R&D投入和城镇化水平的面板数据,通过单位根检验、协整性检验和面板数据模型,探讨中国R&D投入对地区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①中国各省区城镇化水平与R&D投入存在长期稳定关系,但城镇化水平的科技支撑基础仍处于较低水平,并且不同省区的R&D投入产出存在较大差异。②总体上看来,R&D人员投入产出弹性高于R&D经费投入,说明城镇化对R&D人员投入的依赖性更大。③R&D投入对城镇化的作用与其所处的城镇化阶段有关,同时,R&D投入与城镇化的协调度也是影响R&D投入产出的关键因素。④误差修正模型结果表明,R&D短期投入对城镇化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     

成渝地区城镇化质量测度及空间差异分析

基于对城镇化质量内涵的理解,从人口、经济、社会、基础设施、生态、空间发展、发展效率、城乡统筹8个方面构建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2014年成渝地区13个城市城镇化质量进行测度,采用协调度模型对成渝地区城镇化水平与质量的协调状况进行评价,应用典型相关分析探讨成渝地区的区域差异。结果表明:成渝地区城镇化质量整体不高;区域内各城市城镇化质量综合得分差距明显,空间差异显著。在此基础上,采用聚类分析法将成渝地区13个城市划分为四大类型区:高质量类型区、质量较高区、质量一般地区、质量较低区。成渝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与质量协调度地域差异较大,整体水平较低。经济、人口、基础设施是成渝地区城镇化质量空间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     

东北地区“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协调性研究

城市化是一个"人口-经济-空间"三维一体的过程,其内在协调与否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为此,首先通过构建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内在表征指标,运用均方差赋权法,以东北地区(指的是东北三省)34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来综合测度其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水平;其次运用协调度评价模型对其协调程度进行评价;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分类。研究结果表明:①东北地区经济城市化主导人口、空间城市化,但整体水平不高,平均水平基本处于加速发展阶段(0.25~0.35);②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水平的空间分异明显,其中人口城市化整体呈现出由北往南递减的趋势,而经济城市化则成由南往北递减的趋势,两者"内在互补(互异)"趋势非常明显;③三者城市化协调度低,且区域差异明显,由南往北递减趋势非常明显;④依据彼此间协调度主宰程度,将其划分为综合协调导向型,人口-经济、人口-空间、经济-空间协调导向型4种类型。     

辽宁省城市化进程与资源环境压力时空耦合过程研究

“新型城镇化”战略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绿色低碳、高效集约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构建城市化与资源环境压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应用灰色关联度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辽宁省城市化进程与资源环境压力的时空耦合过程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996—2017年辽宁省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资源环境压力呈下降趋势;两者的耦合作用一直处于颉颃阶段,耦合协调关系经历了低度协调向中度协调再向高度协调转变的过程;建成区面积是最典型的城市化限制因素,土地资源占用是最典型的资源环境限制因素。辽宁省14地市城市化水平的空间差异较大,沈阳、大连始终居于省内城市化发展前列,而朝阳和铁岭较为落后;城市化与资源环境压力的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呈现出东南高、西北低的特点,这与城市化发展水平呈现一定的空间对应关系。     

东北三省城乡协调发展格局及影响因素

以东北三省36个地区为研究对象,系统构建了城乡协调的指标体系,采用基尼系数、空间自相关和空间回归等方法探讨了2005年、2010年和2015年东北三省城乡协调的空间格局和影响机制。研究表明:① 东北三省城乡协调度的区域差异不断扩大且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但集聚程度趋于减弱。② 不同地区城乡协调水平变化各异。研究期内,大连市和锦州市一直处于高水平城乡协调状态,朝阳市长期处于低水平城乡协调状态。鹤岗市和七台河市城乡协调度位次上升最明显,哈尔滨市和辽源市城乡协调度位次下降最显著。③ 从空间格局来看,中级城乡协调区增多且向北移动,初级城乡协调区减少且向中部集中,“南北高,中间低”的城乡协调格局基本形成。与此同时,城乡协调的冷热点均不断收缩,空间极化效应趋于减弱。④ 城镇化和农业规模化经营是促进东北城乡协调发展的主要力量,工业化并未显著促进东北城乡协调发展且与城乡协调发展负相关,农业现代化经营对城乡协调发展有正向作用,交通因素在近些年的促进作用逐渐凸显,经济发展水平与信息化水平对东北城乡协调发展的作用还不明显。     

中国地级市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因素

通过探索性空间分析检验中国地级市新型城镇化各指数存在的空间自相关性,并利用空间误差模型及其稳健性分析对新型城镇化质量、效率与城乡协调指数的影响因素进行案例探讨。结果显示:新型城镇化的质量、效率与城乡协调指数均存在空间自相关性。产业结构对城镇化发展质量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与城镇化效率、城乡协调指数的关系则恰好相反;基础设施建设和土地规模有助于提高城镇化的质量与效率,但却抑制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整体来看,工业化的发展、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土地的规模效应有助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