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中经济区县域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协调度研究

以滇中经济区42个县市（区）为研究单元,采用协调度评价模型,分析了滇中经济区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与水资源协调度的时空间格局,结果表明：（1）滇中经济区呈现点轴式空间结构,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县域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协调度的空间差异显著;（2）1999—2009年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呈波浪式扩大趋势,空间结构由极核式向点轴式演变,县域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协调度空间差异逐步扩大。为了滇中经济区区域协调发展,应该积极采取相应对策措施。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

基于专家打分法与AHP法、多目标线性规划法获得指标体系的权重和评分值。构造了相对最大差异尺度和均衡度公式,界定了最优均衡度综合指标及其4种均衡状态、最优和非最优均衡趋向指标以及单项指标筛选标准,从而系统地改进了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评价分析方法;分析了北部湾经济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地区差异以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北部湾经济区旅游地可持续发展能力整体不高且地区发展不平衡,南宁处于基本可持续发展阶段,其他地级市处于准备阶段;地级市之间、地区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可持续发展优势差异明显。2）旅游可持续发展环境不足以及旅游业趋向过于均衡发展,促使当前与未来区域旅游发展协调处于初步可持续发展阶段,但是地区之间旅游发展环境差异小,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潜力大。3）旅游发展规划作用明显,良好的旅游业发展现状是区域旅游发展趋向于可持续发展阶段的基础。最后从基础设施、旅游社会经济地位、旅游-经济-环境协调发展、城市旅游合作等方面提出了相应建议。     

河南省区域发展协调度评价

从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等方面构建区域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以综合型协调度评价为基础,采用多种评价方法对河南省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原城市群县(市)协调度高,处于协调发展阶段的县(市)主要分布在中原城市群的核心层和紧密层;中心城市协调度低,主要中心城市处于资源环境滞后型失调发展阶段;弱协调区域与经济社会滞后型区域面积广,后者主要分布在豫西南伏牛山区、桐柏大别山区和黄淮平原广大地区;区域协调度在空间上由高至低依次为中原城市群、豫北地区、豫西南地区和豫东地区。最后,根据不同协调性类型区提出了分区管制策略。     

宁夏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

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交互耦合关系。本文以宁夏5个地级市的社会、经济、环境等数据为基础,构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并比较5个地级市在2001-2013年的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动态变化。结果表明：（1）城市化和生态环境两个子系统中贡献份额最大的指标分别为经济城市化和生态压力;城市化综合水平和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均呈现稳定上升趋势;（2）不同城市的耦合协调模式有着不同的演化特征,银川总体处于转型发展的基本协调-生态环境滞后阶段,石嘴山处于基本协调-城市化滞后向基本协调转变阶段,吴忠、固原和中卫总体处于基本不协调向转型发展的基本协调-城市化滞后转变阶段;（3）相比于京津冀等发达地区,宁夏的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水平较为落后。宁夏需把握机遇,深入推进沿黄城镇带建设和宁南区域中心城市与大县城建设,促进全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     

区域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协调发展时空演变研究——以陕西省为例

在人口增长、资源开发、城镇化等多因素驱动下,恢复力为区域社会-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以陕西省为研究区,基于社会、经济、生态3个子系统,综合考虑系统的脆弱性与应对能力构建指标体系,通过集对分析法对陕西省107个县级行政单元的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进行测度,根据恢复力测度结果,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二元（社会-经济、社会-生态、经济-生态）及三元（社会-经济-生态）子系统的协调发展程度,从区域层面揭示其2000—2020年的时空演变特征,然后引入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模型进一步探究二元与三元子系统协调发展度变化的数量及空间关联特征。结果表明：（1）研究期间陕西省社会、经济恢复力增长显著,生态恢复力呈微弱的下降趋势,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由0.303上升至0.779。（2）子系统协调发展度均呈上升趋势,社会-经济子系统南高北低的协调发展差异减弱,社会-生态、经济-生态子系统形成中部低南北高的协调发展格局,社会-经济-生态子系统协调发展度整体维持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3）二元子系统协调发展变化在数量及空间上与三元子系统协调发展变化有较大的正向关联性,以高-高、低-低类型评价单元在省域...     

基于县域尺度的淮海经济区经济空间格局演变

基于淮海经济区1995、2000、2005年的县域经济发展数据和图形数据,以县域为研究单元,对淮海经济区近10年的经济发展特征进行综合分析。分析了淮海经济区近十年的经济发展出现的趋势,表明淮海经济区各县域经济不断发展,但是区域内部出现了极化现象,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低发展水平县域的数量占县域总数的66％,且大部分位于西部地区,区域出现了东西分化现象;区域发展核心轴线逐步形成,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带动力量。区域内部交通干线对经济区经济发展起到了带动作用,交通网络的形成可以促进区域差异的缩小。     

淮海经济区产业联系空间特征分析

区域经济联系一直是经济地理学和区域研究的热点领域。通过引入感应度系数和影响力系数,构建产业联系强度测度模型,对淮海经济区产业联系方向、分异特征及模式进行了深入探讨。结果表明,淮海经济区产业联系强度以京沪线为轴向东西两侧逐渐降低,核心区产业联系密切,且苏北、鲁南、皖北、豫东四大区域板块产业联系差异显著;南北联系为淮海经济区主要产业联系方向,而东西联系则为产业联系的次要方向;从空间组织看,淮海经济区产业联系呈现明显的圈层结构,由内向外依次为核心圈层、中间圈层和外缘圈层。依据产业联系方向及空间组织模式确定区域开发重点和发展方向,有利于从更高层次推进省际边界区域统筹发展。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的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以1987年、2000年和2010年石羊河流域遥感影像数据为基础,对生态系统单位面积服务价值当量因子进行修正,结合生态经济协调度（EEH）评估模型对石羊河流域生态服务价值和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1）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呈下降趋势,其损失主要集中在2000-2010年间;（2）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增长的县（区）分布在流域中上游,降低的县（区）中,民勤县的损失量和下降幅度最大;（3）研究区的EEH值为-0.0174,生态经济发展总体上已处于低度冲突水平,在空间上,低度协调的县（区）主要分布在流域的上游和中游,而低度冲突的县（区）主要分布在流域的中下游;（4）各县（区）在协调发展水平上呈现出低度冲突-低度冲突、低度协调-低度协调、低度冲突-低度协调、低度协调-低度冲突、低度协调-中度冲突5种形式。     

《省际边界区域协调发展研究》评介

省际边界区域是两个及以上省级行政区划单元的接壤区域。目前, 我国省级行政区边界总长度达5.2万km,涉及849个县级行政区划单元, 面积占全国的47.9%.当前, 大多数省际边界区域, 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省际边界区域, 省际边界的“切变”效应显着, 造成该类区域发展水平低, 区域摩擦频发, 空间协调难度较大, 统筹发展难点较多。推进这一特殊类型区域的协调发展, 既是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研究的新命题, 又是区域统筹协调发展的热点和难点。由朱传耿、仇方道、孟召宜等撰写的《省际边界区域协调发展研究》(科学出版社2012年3月出版)一书, 顺应党的十七大提出的“遵循市场经济规律, 突破行政区划界限, 形成若干带动力强、联系紧密的经济圈和经济带”战略要求, 以淮海经济区为实证区域, 深入、系统地开展了省际边界区域统筹发展研究。     

生态脆弱能源区人居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时空格局及演化机制——以晋陕蒙接壤区为例

以晋陕蒙接壤区为例,运用综合指数法、协调发展度模型和PCA模型方法,构建协调发展变化模型,借助GIS和SPSS技术,研究2000-2015年生态脆弱能源区人居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时空特征,揭示人居环境与经济系统时空协调演进机制。结果表明：2000年以来,晋陕蒙接壤区人居环境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度长期处于勉强协调发展类型;县域人居环境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度由“北高南低”演化为“中部高周边低”的空间分异特征;榆阳区、府谷县、横山县、神木县、东胜区、准格尔旗、伊金霍洛旗的人居环境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度显著提升,河曲县、保德县、偏关县、兴县、达拉特旗和托克托县的协调发展度出现下降态势;人居环境与经济系统时空协调演进是居住环境因子、产业结构因子、基础设施因子、公共服务设施因子和政府宏观政策调控因子等多重动力因子综合驱动的结果。据此提出推进区域人居环境与经济系统向优质协调发展类型演进的对策建议。     

黄河流域“五位一体”综合评价体系建构与空间差异研究

以黄河流域116个地级市为研究单元,建构了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维度构成的“五位一体”综合评价体系。运用组合权重法、加权TOPSIS法对各细分维度和综合发展进行空间差异分析,基于耦合协调模型和空间自相关法对耦合协调性和空间集聚性给予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五位一体”综合发展在黄河流域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格局,高等、中高等地市多分布于流域东部的山东、河南大部及四川东南部,而流域西北众多地市则因自然环境恶劣、人口分布稀疏、经济基础较差等,综合发展为中等或较低水平。（2）细分维度上,黄河流域各地市间经济维度差距较大,生态维度差距较小。此外,五大细分维度呈现出较大的空间形态差异。（3）协调发展上,黄河流域多数地市“五位一体”耦合程度较低,维度间协调发展潜力较大。（4）空间集聚上,黄河流域各地市在五大细分维度上均存在较强的空间正相关,集聚程度为政治维度>文化维度>社会维度>生态维度>经济维度。     

辽宁沿海经济带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度的时空演变

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度是衡量一个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定量指标。本文构建了辽宁沿海经济带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度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协调发展度模型对研究区域2000～2009年的协调发展度进行计算及时空演变分析。研究发现:在时间演变方面,辽宁沿海经济带经济与环境区域综合协调度呈“V”型发展趋势,区域综合协调发展度呈稳步上升趋势,且各城市协调发展度所属类型层次较高,整体上达到中级协调发展类水平;在空间演变方面,辽宁沿海经济带六大城市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型,且东部、南部城市较西部、北部城市发展更为协调,但各城市空间差异逐步缩小。本研究还分别从宏观政策调控、产业结构升级、区域布局优化及环保门槛提高等方面,分析了辽宁沿海经济带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度时空演变机理,指出辽宁沿海经济带在上述因素的驱动下,经济综合发展水平和环境综合承载能力均有所提高,但由于产业同构、海岸带生态脆弱等现象的存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区域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仍然是未来发展的主要任务。     

福建省域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对比分析

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度是一个定量表示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指标,强调的是系统之间各要素的共同发展．以福建省域城市为例,介绍了福建省环境与经济发展现状,确定了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模型并采用熵值法为指标体系确定权重,对福建省域城市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做出评价和分析,用确定好的协调发展度等级对其进行分类．...     

福建省域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对比分析

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度是一个定量表示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指标,强调的是系统之间各要素的共同发展．以福建省域城市为例,介绍了福建省环境与经济发展现状,确定了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模型并采用熵值法为指标体系确定权重,对福建省域城市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做出评价和分析,用确定好的协调发展度等级对其进行分类．结果显示,福建省9个设区市中厦门市处于优质协调发展类型,福州市和泉州市处于良好协调发展类型。莆田市、三明市、漳州市、南平市、龙岩市和宁德市均处于中等协调发展类型．对于不同类型的城市如何提高协调发展度提出相应的建议及措施．     

中国区域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分析

采用协整检验和耦合协调模型方法,分析不同尺度区域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协调状况的时空演化及差异规律。结果表明：① 中国区域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具有长期稳定而短期跳跃性,区域创新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发展。② 2005~2014年间,两者动态的耦合协调程度具有尺度敏感性且在地级尺度上偏低,但正逐步改善,区域差异随尺度的缩小而增大。③ 耦合协调高值区在省级层面分布在北京、上海、广东等沿海省份,地级层面分布除沿海城市外,还有内陆省会城市及其周边城市,分布由分散逐渐集聚,宏观上已经形成“沿海-腹地”型大创新-经济合作区。     

中国沿海港口港城关系发展及对城市经济增长作用

以中国20个主要沿海港口及所在城市为例,首先构建港城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测算出2010—2019年港口及所在城市复合系统的协同度;其次运用面板数据模型检验港城协同度与城市经济增长的关系;然后具体分析中国沿海港口及所在城市港城复合系统协同度的演变规律、驱动原因以及港城协同度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最后综合协同度和面板数据模型结果,提出促进中国沿海港口和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辽宁省城市人居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度时空格局演变及驱动力研究

人居环境系统内部的耦合协调是保证人居环境均衡发展的基础。基于“人类-居住-支撑-自然-社会”5个子系统,构建人居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将2个系统间的容量耦合模型扩展运用到人居环境5个子系统中,综合熵值法、GIS空间分析以及地理探测器对辽宁省2005~2016年人居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化特征与驱动力进行探讨,阐述人居环境系统内部协调性。研究表明:①2005~2016年辽宁省人居环境系统内部的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缓慢浮动上升趋势;②辽宁省人居环境耦合协调度呈分散格局,并且呈现从中间向两侧递减的“屋脊”式格局和“双核结构”;东西方向上,空间演变趋势由倒U型逐渐向一字型演变,南北方向上由斜线型向“L”型演变。③全省出现了中耦合低协调区、中耦合过渡协调区、高耦合低协调区、高耦合过渡协调区、高耦合高协调区5种类型区。④空间分异驱动力主要包括人的需求、经济发展、住房、互联网发展等。     

中国西部社会、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时空变化

采用层次分析法（AHP）建立中国西部社会、经济与生态评价指标体系,并计算社会、经济与生态指数,对西部各地区社会、经济与生态进行综合分析评价。通过构建耦合协调模型,定量分析了社会、经济与生态两两之间的发展模式。结果表明：（1）1990-2010年,西部各地区经济持续增长,其中甘肃以东地区经济发展显著,社会水平与经济发展保持平行提高,生态水平基本保持静止,而西南地区生态水平明显高于西北地区,西北地区生态水平波动大。（2）社会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发展模式互动趋势明显,社会进步相对于经济发展具有短暂滞后性;而生态系统反映较迟钝,生态与社会、生态与经济模式的发展趋势不明显,但与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发展模式一致。（3）中国西部各地区经济、社会和生态系统之间的协调度均呈增长趋势,说明随时间的推移,各个系统之间耦合协调度趋于协调发展。但2005年和2010年的协调度增长不明显,个别地区经济生态协调度出现下降趋势,生态水平的下降造成协调度增长停滞。     

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的黄河流域经济发展空间特征与影响机制分析

黄河流域作为中国重要经济地带和生态屏障,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探索黄河流域经济发展的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对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3—2018年的NPP/VIIRS夜间灯光数据,采用经济重心、标准差椭圆、空间自相关和地理加权回归方法,对黄河流域市域经济发展的空间特征以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2013—2018年黄河流域市域经济发展水平呈现一定的倒金字塔形结构特征以及下游>中游>上游板块递减特征;（2）经济发展重心位于陕西延安市,演变轨迹总体上朝着东南方向移动。标准差椭圆长轴有所增加,短轴则有所减少,椭圆方向与黄河流向大致相同;（3）黄河流域市域经济发展整体上不具有空间依赖性与溢出效应,高高（HH）集聚区集中于银川、咸阳、东营等地,黄河上游大部分地区以及一些省际交界区长期处于低低（LL）集聚区,低高（LH）集聚区大都位于省会城市或省域次中心城市附近,相应省会城市除银川外均处于HL聚集区;（4）从内外部影响机制来看,城镇化、产业结构、科技水平、交通条件均对黄河流域经济发展发挥着积极作用,而自然地理条件则产生了明显的地理环境约束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