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光遥感数据支持下的区域经济空间格局精细化模拟——以河南省为例

为解决传统经济统计方式难以揭示行政单元内部经济空间格局的问题,利用夜光遥感、土地利用、人口等数据,运用多元回归和地理加权回归分析,对2015年河南省经济空间格局进行分产业精细化模拟。结果表明:(1)基于土地利用数据、农村人口数据建立的第一产业产值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比基于单一土地利用数据建立的一元线性回归模型精度更高;(2)利用夜间灯光亮度总和对第二、三产业产值之和进行地理加权回归模拟,其精度比线性回归模型更高;(3)河南省经济区域差异和局部集聚特性明显,形成了多种城市形态和经济空间分布模式;(4)河南省内出现了多种经济发展模式,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地理条件和交通区位是区域经济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     

中国地市经济增长的时空演变及机制分析

区域经济增长的时空格局及驱动力分析是制定区域政策的重要依据,该文以人均GDP表征经济增长,采用经验正交函数与空间滤波模型,探寻1985-2012年间中国335个地市经济增长的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得出以下结论:1)地市经济增长呈"稳步抬升—渐趋稳定—开始下降"变化态势,总体变动不大,但在空间上呈现显著的集聚特征;2)地市经济增长主要呈东西反相分布,1985-2004年间东部地市的经济增长速度较快,西部地市发展较慢,而2004-2012年间中西部地市的经济成长较快,东部地市相对减缓,经济增长差异开始缩小;3)基于空间滤波误差模型识别出投资、消费、外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地市经济增长起到显著拉动作用,财政支出、从业人员数量对地市经济发展的影响显著为负,城市化水平及区位条件对地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     

环洞庭湖区人口城镇化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子

中部积水的湖盆地形使环洞庭湖区社会经济的空间结构不同于一般的平原地区。利用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县域统计资料,对环洞庭湖各县市区人口城镇化水平进行空间分析发现,湖区人口城镇化水平呈现出明显的同心带状结构。对环洞庭湖各县市区的人口城镇化水平与其社会经济发展、交通区位和资源环境等3大类12个指标进行全因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经济结构差异是人口城镇化空间结构特征形成的直接原因;农业现代化水平对湖区人口城镇化的空间分异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交通区位条件主要通过影响经济结构来影响人口城镇化水平;地形结构的差异则是湖区人口城镇化空间结构形成的自然基础。     

京津冀都市圈人口集聚与扩散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区域密度函数的实证研究

人口集聚与扩散是诠释区域形态和空间结构的重要方面,对其研究有助于理解区域空间结构特征及演变趋势。本研究使用区域密度函数考察京津冀都市圈人口集聚与扩散的特征、趋势及模式,并在其基础上建立计量模型,分析人口集聚与扩散的影响因素。多中心区域密度函数的估计结果显示,京津冀都市圈空间发展正逐步由20世纪80年代的少数核心城市主导的向心集聚阶段,向90年代的多中心集聚与核心城市腹地扩散并存的阶段转变。而且,不同层次的中心城市表现出不同的人口集聚与扩散模式,即去中心化扩散、中心增长型扩散和向心集聚。多中心区域密度函数综合考虑多个中心城市对区域人口密度分布的影响,可以更准确地反映京津冀都市圈人口集聚与扩散的特征及变化趋势。同时,本研究建立动态VPM(Varying Parameter Model)模型,考察区域中心城市的社会经济属性对人口集聚与扩散的影响。其结果显示,区域中心城市人口集聚与扩散主要受城市规模、经济发展及结构调整以及对外交通条件等因素的影响。     

山区县人口分布的时空特征及主要影响因素分析——以河南省嵩县为例

城镇化过程中山区人口分布的时空特征及其变化规律对协调人地关系和实施乡村振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文基于河南省洛阳市3次农业普查数据,选取嵩县318个村域单元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GIS空间分析和回归方法,分析该县域人口分布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嵩县人口分布在空间上极不均衡,高密度区集聚于交通干线附近和地势较为平坦的地区,并随时间推移由点状集聚分布向片状和条带状集聚分布转变;② 人口增长总体上以洛栾高速为界,西北人口增长速度快、东南人口增长速度慢,其中高速增长区主要集中于县城及洛栾高速西北部少数乡镇所在地;③ 人口增长中心位于县城和陆浑水库周围的乡镇所在地,南部深山区乡镇有望形成新的人口集聚地;④ 县域人口分布格局是自然地理条件、地理区位和公共服务设施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县城可达性对人口分布影响最大,地形起伏度次之,耕地面积和中学可达性较小,但不同因素的影响具有时空异质性。上述结论意味着,山区县可在充分考虑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差异的基础上,利用城镇化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设施调整来促进县域人口分布格局的优化。     

西部内陆省区区域经济差异影响因素——以重庆为例

选取内陆开放的典型区域重庆市作为案例,综合运用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和变异系数等方法,对重庆市1994-2014年间区域经济差异的演变进行测度和分析,并以区县经济差异(基尼系数)为因变量,选取西部省区中较具普适性的、囊括社会行政、经济、地理区位和政策四个方面的15个影响因素为自变量,运用岭回归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别从"全局"和"局部"视角探讨其作用效果。研究表明:(1)研究时段内重庆市区域经济差异持续波动,基尼系数大体处于0.3~0.4之间,并表现出以重庆直辖、加速新型工业化战略及金融危机为三个节点的四阶段演变特征;(2)岭回归结果显示,城镇化、劳动力资源、非市场化、工业化、地形条件和政策倾斜是最为显著的六个影响因素;(3)地理加权回归结果表明,城镇化、劳动力资源、非市场化、工业化和政策倾斜对重庆市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差异特征,但地形因素的影响并不显著。研究对西部内陆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科学指导意义。     

中国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推拉机制——基于交叉分类多层模型的实证

外出人口回流正在成为影响国家和地区发展的重要现象,对其影响机制的解析受到广泛关注。研究在个人及家庭社会经济因素的基础上,将地区环境纳入回流动因的讨论中,通过构建包含户籍地和流入地地区环境、流动人口个体的分析框架,并运用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和交叉分类多层模型方法,揭示了不同地区环境对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推拉机制。研究表明：户籍地和流入地地区环境是解释人口回流意愿的重要因素,且流入地的重要性略大于户籍地。但两地环境因素的具体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户籍地经济环境和基础教育的改善,以及靠近大城市的区位条件显著提升了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而在流入地,经济的发展、服务业的繁荣以及靠近大城市的区位条件则抑制了回流意愿,但基础教育资源的影响不显著。与低学历流动人口相比,高学历群体的回流意愿受家乡经济水平、靠近大城市的区位条件的拉动作用更为明显,受流入地产业结构及区位条件的抑制作用也更加显著。研究拓展了地理学的人口迁移研究,并为不同地区采取针对性措施,引导人口合理流动提供了有益借鉴。     

宁波市建设用地扩张驱动因素分析——基于区县面板数据的研究（英文）

本文基于2003~2012年宁波市下辖区县的面板数据,结合面板计量模型与分区域回归、逐年回归方法,分析了宁波市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主要驱动因素,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经济总量、人口和产业结构调整系数每增长1%,建设用地规模会增加0.35%、0.52%和–1%。(2)不同区域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主导驱动因素有所差异。发展程度相对较高的中心区、余姚、慈溪和奉化,人口增长因素用地扩张的作用最为明显(系数分别为4.880,1.383,3.036和0.583),产业结构调整因素的作用次于人口增长(系数分别为1.235,0.307,0.145和–0.242),而经济发展因素则显得越来越不显著;而发展程度相对较低的象山县和宁海县引起城市扩张的主要驱动因子是经济发展因素(系数分别为0.413和0.195),人口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驱动力相对较弱。(3)逐年回归的结果表明,经济发展因素的驱动作用随时间推移越来越大(系数从2005年的–1.531到2012年的1.459);人口增长因素的驱动作用则缓慢下降(系数从2005年的1.249到2012年的0.044),在2008年后已小于经济发展因素的贡献力度;产业结构系数与建设用地增长暂时为负相关,且负相关性越来越弱(从2004年的–5.312到2012年的–0.589)。     

长三角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

基于长三角制造业企业数据和空间计量统计方法,探讨了长三角地区2000年以来制造业的空间格局变化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长三角制造业空间分布呈现出典型的以上海为中心的沿重要交通轴线集聚的特征,且在2000年以后经历了明显的产业扩散,这种扩散存在明显的行业差别,技术密集度越高,行业的扩散半径越小。尽管出现制造业扩散趋势,上海市作为长三角中心城市的地位却有所增强。空间计量的回归结果表明,制造业分布存在典型的空间溢出效应;控制空间溢出效应以后,这一地区的制造业集聚主要受制于区位条件因素,包括到上海市区和到机场的距离以及市辖区区位是影响制造业分布的重要因素,且前两个因素的影响逐渐增强,尚未发现政策因素对制造业分布的显著影响。同时发现制造业集聚影响因素存在显著的行业差异。     

生态足迹与经济增长的定量关系及其社会经济驱动机制——以新疆为例

选择新疆为典型案例,着重从生态足迹与社会经济的内在关系入手,探讨生态足迹变化的内在机理.首先计算新疆1990-2008年长时间序列生态足迹,应用协整理论和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新疆生态足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定量关系.在对生态足迹的社会经济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利用STIRPAT模型建立生态足迹与主要影响因素之间的回归方程,采用岭回归和偏最小二乘(PLS)回归方法对比验证,探讨1990年以来新疆人口、富裕度、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水平等社会经济因素对生态足迹变化的内在作用机制.最后基于定量结果,提出了调控社会经济因素对生态足迹影响的相关政策建议等.     

京津冀都市圈经济增长收敛机制的空间分析

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机制研究是近年来区域经济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利用空间自相关模型,从新的视角探讨了京津冀都市圈经济增长的空间依赖关系;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通过对传统收敛模型加入空间项构建了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进而对京津冀都市圈的区域经济收敛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京津冀都市圈在1992~2003年经济增长存在收敛趋势,但由于强集聚效应,收敛率较低,内部差异仍很显著。     

区域经济增长时空分异模拟方法——以京津冀都市圈为例

区域经济增长是有着丰富时空内涵的动态变化过程,认识和定量分析这种动态变化过程一直受到广泛关注。借助农业区位论、增长极理论和梯度推移理论的学术思想、概念和术语,在量化定义区域经济增长空间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GIS技术的区域经济增长时空分异模拟方法,进而以京津冀都市圈为例进行实证研究和专业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京津冀都市圈由城市增长极中心向外围,随着距离的增大,经济增长呈现出了显著的衰减特征,不同城市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经济低谷地带。1993~2003年期间,都市圈的经济增长时空分异尤以京、津两市的极化增长最为显著;京、津两大增长极除对唐山方向有拉动效应外,对其它地市的带动辐射力度尚较小;都市圈内部的城市等级还未完全展开,尚未形成合理的梯度推移和梯级演化结构。     

中国三大城市群服务业规模结构及演化特征

选择京津冀都市区、长三角城市群及珠三角城市群地区地级及以上城市2000-2010 年服务业增加值数据, 运用位序-规模法则和分形理论, 分析并阐释了区域内服务业规模结构的演化特征。结果表明:①以服务业增加值数据构建的京津冀都市区服务业规模分布符合位序-规模法则, 判定系数显示拟合效果较好;②根据分维值比较发现, 长三角城市群服务业规模结构接近理想状态并且比较稳定, 首位城市上海在区域服务业发展中发挥良好的辐射作用。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都市区服务业规模结构体系并不均衡, 由于高位序城市服务业的规模效应和惯性优势, 目前的结构现状短期内难以改观;③北京和上海分别作为服务业的区域中心性城市的理论地位与实际较为接近, 并且北京显示出明显的集聚作用, 而广州的区域服务业中心性地位面临弱化的威胁。     

1980年以来京津冀区域研究进展评论

1980年以来,因研究内容和空间治理重点不同,京津冀、京津唐、环渤海、大渤海等区域名称与区域范围多次变动。作为中国最早开展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区域,越来越受到经济贸易、生态环境、城乡规划等多学科关注。本文基于学术论文和专著、具有影响的科研项目,对1980年以来京津冀及相关区域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和评论。归纳起来,研究对象区域经历了“京津唐（塘）—大（环）渤海—京津冀”的变化过程。整体上可分为4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面向京津唐地区,国土规划为主的经济地理学区域研究,研究规模有限;20世纪90年代拓展到大（环）渤海地区,面向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开展经济贸易科学与地理学交叉研究;21世纪前10年,回归京津冀区域,生态环境科学和城市规划科学大规模介入的融合研究;21世纪10年代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多学科区域综合研究。其间,中央政府在该区域开展的一系列重大规划,包括20世纪80年代京津唐国土规划和90年代环渤海经济协作区规划,21世纪前10年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和21世纪10年代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与区域研究形成了良性互动关系,在显著增强空间规划和战略决策的科学性的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科发展,推动了人和自然相互间强烈作用状态下区域复杂系统演化规律的研究进展。     

京津冀都市圈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特征

促进京津冀都市圈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协调发展成为推动制造业进步、加速产业结构升级和提高区域综合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主要以2003-2008 年就业人数为基础数据,运用全局主成分分析、区位商、空间基尼系数、克鲁格曼专业化指数等多种方法和指标,测度了京津冀都市圈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整体状况、行业特征及各市专门化率。分析结果表明:空间上整体呈现出一种典型非均衡的单中心、大梯度等级化集聚发展态势;商务服务、信息服务和科技服务等知识、技术和资本密集型行业在全国的专业化优势也最明显;各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内部行业的结构差异都较大,专业化分工也较明显;北京的高端行业具有绝对的竞争优势和行业优势,其他9 市也各有一定的比较优势。     

京津冀都市圈汽车产业空间布局演化研究

产业的集聚与扩散所形成的产业结构变迁,带动城市空间发生重构。随着产业不断发展成熟,生产片段化的趋势日益显著,对地区产业链的研究有助于寻求区域空间结构优化的途径。本文基于企业层面的数据,刻画京津冀都市圈汽车制造业企业的空间分布格局,考察汽车企业在都市圈范围内集聚与扩散特点,探讨汽车产业链不同环节的地域特征差异,并分析影响微观企业空间布局的驱动力量。研究结果表明,1996年京津冀都市圈汽车产业集聚程度较低,2001年出现少数集聚中心主导的向心集聚,2010年核心城市与多个新兴集聚点共存;北京的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朝阳、通州、大兴等）、天津市环城4 区（西青、东丽等）以及河北的沧州、廊坊是汽车零部件和配件企业的主要集聚区,而汽车修理企业则倾向于在北京的城市功能拓展区（丰台、朝阳）、天津市内六区和滨海新区以及河北的唐山和石家庄布局。基于条件logit模型的定量研究,验证了市场条件、集聚经济和政策引导等因素是影响京津冀都市圈汽车企业布局的主要因素。     

京津冀都市圈汽车产业空间布局演化研究简

产业的集聚与扩散所形成的产业结构变迁,带动城市空间发生重构。随着产业不断发展成熟,生产片段化的趋势日益显著,对地区产业链的研究有助于寻求区域空间结构优化的途径。本文基于企业层面的数据,刻画京津冀都市圈汽车制造业企业的空间分布格局,考察汽车企业在都市圈范围内集聚与扩散特点,探讨汽车产业链不同环节的地域特征差异,并分析影响微观企业空间布局的驱动力量。研究结果表明,1996年京津冀都市圈汽车产业集聚程度较低,2001年出现少数集聚中心主导的向心集聚,2010年核心城市与多个新兴集聚点共存;北京的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朝阳、通州、大兴等）、天津市环城4 区（西青、东丽等）以及河北的沧州、廊坊是汽车零部件和配件企业的主要集聚区,而汽车修理企业则倾向于在北京的城市功能拓展区（丰台、朝阳）、天津市内六区和滨海新区以及河北的唐山和石家庄布局。基于条件logit模型的定量研究,验证了市场条件、集聚经济和政策引导等因素是影响京津冀都市圈汽车企业布局的主要因素。     

城市群研究述评与展望

自从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提出大都市带(Megalopolis)的概念之后,城市群作为一种特殊形态的城市体系,成为城市地理学的核心研究内容。国外学者相继提出半城市化区域、全球城市—区域、多中心巨型城市—区域等概念,其研究都建立在都市区基础之上,强调城市之间以及城乡之间密切的功能联系。中国学者提出了都市连绵区、城市群等概念,并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都市连绵区的界定立足于都市区基础之上,亦与国际上相关的研究接轨。但城市群在国内更为流行,且被写进国家五年发展规划纲要之中。城市群作为中国区域发展空间战略的重心,发挥着区域经济增长极的作用。国内城市群研究却存在着概念含糊、界定模糊等问题。城市群是都市区之间强烈的相互作用形成的,相关研究必须建立在都市区基础之上,才能避免概念以及空间尺度的混淆。中国官方并未有都市区的界定方案。结合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加强对都市区和城市群界定的研究,立足于都市连绵区基础之上,开展跨学科研究,深入分析不同空间尺度城市群集聚与扩散模式,建立起中国城市群研究范式。     

Visual simulation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differentiation in Beijing-Tianjin-Hebei Metropolitan Region

Regional development differentiation is a complicated spatial and temporal dynamic process. Recent developments in spatial statistics an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GIS) have led to an increasing interest in 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visualization of the process. However, so far, few direct connections have been made between the newly developed methods and classic spatial development theories, which would be very helpful for the interpreta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regional spatio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Using basic concepts and academic principles of polarized growth theory and gradient transfer theory, this paper quantifies the concept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space. It then proposes a method based on GIS to visually simulate and analyze regional development spatio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through a case study of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Metropolitan Region (BTHMR), China. The main research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The proposed method, built on classic theories and well-developed GIS technology, presents a good picture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spatio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2) The levels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terms of per capita GDP across BTHMR, diminished significantly with increased distances away from city propers (which can be seen as the regional growth poles), leading to the appearance of development valley zones between different cities. The development valley zones between each city coincided with their boundary areas, which indicates that administrative boundaries have some impact on regional development, if the regional division is based on administrative boundaries. 3) From 1993 to 2007, the development level in the whole BTHMR improved significantly, of which polarized growth was dominant, especially for Beijing and Tianjin. However, as the two economic development engines in BTHMR, the pull effects of both Beijing and Tianjin on their peripheral areas were comparatively weak, except for those on Tangshan. 4) The structure and pattern of gradient transfer and balanced development in the BTHMR had not been completely developed yet, and the sustained polarized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al economy in BTHMR was still going to be the main trend in the next 5–10 yea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