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住房与保障房的建设与评价

以广州12个保障房社区的问卷抽样调查为基础,从住房建设与住房结构、保障房建设、保障性住房社区3个层面探究了城市住房与保障房的关系,对当前广州保障房社区现状进行定量分析,并从社区层面检验当前保障房建设模式下的实际效果。研究发现,总体上,20世纪90年代后广州住房质量提升明显,配套设施不断完善,但住房拥有率低,租赁住房是城市居民的重要选择;且住房市场的发展并未较好地解决居民的住房需求,保障性住房缺口较大,城市住房保障职能部分转嫁于城中村等“非正规”居住空间,住房保障体系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在保障房社区层面,存在部分配套设施可达性低、居民社区参与程度低等问题,但居民的满意度较高,居住意愿达到了89.2%,这表明当前大规模保障房建设具有其合理性。但当前保障房建设模式忽视了保障房社区的后续发展,已出现社区居民社会融合度低、发展机会少等问题,并可能向新的贫困集聚区演化。     

清代广州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

清代之前广州长期作为重要的外贸港口, 港市、对外贸易、多元文化及“蕃坊”等对 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影响很大; 清初广州确立“一口通商”, 对外贸易更趋繁荣, 西关及滨江 地带成为巨贾侨商集聚之地, 而城内的满族与汉族在社会地位、居住等方面呈现较大的分异。 从城市总体层面来看, 清代广州呈现“西商-东官” 的社会空间格局, 西关平原及“南关” 滨江地带“因港而商, 因商而富”, 城墙之内的老城区则一直作为官衙区及官僚贵族居住区, “因衙而尊, 因官而贵”, 这成为广州社会空间结构演进的历史主线。就清末的广州西关而言, 已分化为纺织机房区、新兴高级住宅区及洋商区等社会区类型, 具备殖民性河港贸易城市的 社会空间特征。自然条件对城市空间扩展的限制, “一口通商”的港市繁荣, 以及遵循封建 礼制的城建思想等成为影响清代广州社会空间结构的主要机制。     

伪满时期长春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

遵循长春城市空间发展变化过程,揭示了伪满之前长春社会空间结构演化特征,发现至伪满成立前,长春已经形成了“中-俄-日”三极分化的社会空间结构。伪满成立后,在“国都”城市性质、“消费”经济功能、城市空间扩张、外来移民流入等背景下,长春城市社会空间开始呈现出“中日分化”的总体格局,城市中轴线成为这一格局的空间标识。总体来看,伪满时期长春社会空间已分化为伪满高级官署区、日本人居住区、民族商业区和中国贫困农民居住区等社会区类型,空间结构模型呈现出围绕城市中心形成的同心圆与扇形结构和城市边缘“孤岛”相结合的形态模式。城市空间发展的历史基础,人口城市化的畸形发展,城市建设的殖民地本质以及“新京”城市规划等是伪满时期长春社会空间结构形成的主要机制。     

长江三角洲地区城镇空间扩展特征及机制

城镇空间扩展是城市化作用于地理空间的直接结果,揭示城镇空间扩展过程、格局及机制已成为识别城镇发展阶段、认知城镇发展规律的有效手段。基于长江三角洲地区多时相卫星遥感影像数据,以城镇用地扩展空间分异与关联特征为切入点,利用间隙度指数、分形维数、扩展强度指数、扩展速度指数和空间关联模型,定量揭示了区域城镇空间扩展特征的多样性、空间组织异质性和“热点区”格局演化。结果表明：20 世纪80 年代以来,长三角洲地区城镇空间扩展在以中心城市集聚为主导的过程中,遵循“小集聚,大分散”的特点,围绕“Z”形区域发展轴线,大致经历了点轴扩展、沾粘式增长和蔓延扩张的过程,区域融合现象凸显;空间扩展的“热点区”格局不断演化,“热点区”的核心集聚作用在减弱,沪宁沿线、沪杭沿线、杭甬沿线和沿江地区成为驱动长三角城镇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同时,在城镇空间扩展的不同阶段,驱动机制有所差异,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城市化推动着长三角城镇空间一体化进程。     

广州市保障房住区居住环境品质及其制度影响因素研究

为应对住房市场化改革带来的严峻的住房担负问题,中央政府推行了大规模建设保障房的政策,但政策实施成效,特别是保障房住区的居住环境品质状况,仍有待进一步探究。于2015年对广州11处保障房住区居民的问卷调查和访谈,并基于与城市工作POI核密度的分析结果匹配发现,保障房住区在空间和社会双重孤立的区位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其不宜人的居住环境,难以与低收入居民的实际需求相匹配。既有的行政管理体制、政府职能部门间低效的沟通、不稳定的土地来源成为阻碍保障房供应和住区居住环境品质提升的重要制度因素。     

天山北坡经济带“组团”点轴城镇空间结构研究

以1990-2007年天山北坡城镇GDP、土地、人口、交通数据为资料,根据城镇空间分布“最近邻点指数”理论,空间相互作用和分形理论,分析了天山北坡城镇空间分布特征,构建了绿洲城镇相互作用强度判断模型,提出并论证了“组团”点-轴空间结构模式优越性。研究发现:①天山北坡经济带城镇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在空间结构呈现3个城镇高密集区,两个城镇稀疏区特征;②传统绿洲城镇空间结构下,城镇接受中心城市辐射差异很大,不利于城镇整体发展;③以“乌鲁木齐都市圈”为点的“组团”点-轴空间结构模式,有利于中心组团城镇对其他城镇的辐射;④以“５组团”为点的点-轴模式有利于组团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利于城镇发展;⑤天山北坡经济带向伊犁河谷延伸有利于中心组团城镇对其他组团城镇的辐射。     

内城区户籍贫困空间剥夺式重构研究——基于南京10843份拆迁安置数据

采用南京内城区2001-2011 年期间10843 户贫困家庭的拆迁安置数据,探讨内城区户籍贫困空间格局及其重构特征。通过空间自相关与空间聚类等研究方法,对城市拆迁发生前内城区22 个街道的贫困家庭分布格局分析发现:① 样本贫困群体在街道尺度上社会经济属性相对均质,主要贫困属性因子的空间自相关性不强;② 内城区户籍贫困空间格局具有良好的历史延续性,总体上呈分散布局并遵循着自然渐进式的空间演化模式;③ 拆迁安置导致内城区贫困空间发生由中心至边缘、由分散到集中的重构,而且这种贫困空间边缘化过程具有强烈的不可逆性;④ 贫困家庭的物质居住条件通过拆迁安置得以改善,代价是因搬离内城而远离商业区、重点中小学、三甲医院和地铁站点等城市优质公共资源。内城区贫困空间剥夺式重构过程中,城市优势区位的丧失有可能导致贫困家庭的交通、就业与生活成本增加,向上流动机会减少。     

中心城区城市增长的情景模拟与空间格局演化

基于1993-2008 年间4 个时相的遥感影像,应用SLEUTH模型模拟与预测自组织和规划引导两类情景下泉州中心城区的城市用地增长过程,并借助空间关联法分析其城市增长的空间格局演化特征,为“两规”空间协调提供科学依据。结果表明：① SLEUTH模型适用于研究区的城市增长模拟与预测,其对城市用地扩展的数量拟合要优于空间匹配,可作为多方案情景模拟的一个技术手段。② 规划引导预案的MPS、ED、AWMSI、MPI 四类景观指数均优于自组织预案,城市用地斑块的整体性、连接性较优,未来城市发展较为紧凑,利于实现土地的集约利用与城市的集聚发展。③ 随预测时间推移,研究区城市用地扩展的速率以及空间集聚性将有所减弱,城市增长的热点区也会发生演变与迁移。2008-2020 年,热点区分布总体呈现“圈层式”结构,局部以“跨江发展”为主要特征;2020-2030 年,热点区总体布局较为发散,局部则呈“环湾发展”与“孤立分布”特征。本研究将情景模拟、景观指数、空间分析等方法有效结合,有助于深刻理解研究区的城市空间增长过程,可为城市管理工作提供决策支持。     

综合功能区划的区域实践 ——-以东北地区为例

我国“‘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的按照主体功能区的划分对国土的开发和利用进行规划的 空间发展观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空间组织的影响将是深远的。本研究基于对东北地区空间发展 的总体情况的概观, 结合利用GIS 数据库分析所获的区域开发综合评价结果, 遵循一定的区划原 则, 获得了东北地区未来振兴的主体功能区划分的初步方案, 对于东北地区振兴规划的编制, 尤 其是空间总体布局的确立提供了重要的科学支撑, 同时本研究所遵循的“全局判断———分区评 价———方案确定”的基本框架对于其他区域主体功能区的划分具有借鉴意义。     

中国东北地区城市地理基本框架

从东北地区城市地理框架的形成和演变过程出发,对东北地区城市体系框架、中心城市和大都市区、城市群和城市组群等城市地理问题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东北地区城市地理框架的形成演变过程分为三个时期,即古代城镇形成时期-近代城市形成时期-现代城镇体系形成发展时期。将城市体系结构框架归纳为：自上而下先快后缓的城市化进程,“弱金字塔”型的等级规模结构,沿铁路分布的“T”型空间结构,由“单一”向“新型”发展的城市职能结构。东北地区以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为中心城市的“四城市时代”已经到来,三省GDP向四城市高度集中,并且依托四市正在形成发展为“大哈尔滨”、“大长春”、“沈阳经济区”和“大大连”四个大都市区。作为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东北地区的城市群和城市组群也发育得相对完备而密集,已初步形成“三圈”的基本格局,即辽中南城市群以及吉中、哈大齐等2个大型城市组群。     

街景图片识别城市贫困的适用性——基于广州市中心城区的验证

以广州市为例，选取中心4个区6 670个采样点（涵盖121个社区）的百度街景图片，从城市建成环境特征探讨了城市贫困识别的可能。首先，训练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的街景图片分类模型后，对街景要素进行语义分割，并通过缓冲区分析统计社区尺度的街景指标；其次，经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出建筑围合感、植被围合感、天空开阔感和道路开阔感4个街景主因子，并验证其与多重贫困指数（IMD）的相关性；最后，通过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法选取61个社区，构建街景预测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剩余60个社区进行贫困预测，验证街景指标测度城市贫困的度量精度。结果发现，案例社区的多重贫困指数（IMD）与建筑围合感呈正相关，与植被围合感、天空开阔感、道路开阔感呈负相关；从整体看来，街景预测结果与传统城市贫困测度的空间规律基本相符，而且结果通常比传统测度的城市贫困程度高。这是因为受测度内容、社区类型、街道属性等方面的影响，街景识别方式比较适用于判断建成环境较差的贫困社区。街景图片预测有利于刻画城市贫困人群真实的生活环境，便于对城市建成区进行及时监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与传统城市贫困测度相互校正、弥补不足。     

南京城市贫困空间调查与分析

从城市社会地理学的角度,运用城市社会保障资料和典型社区问卷调查和访谈,对南京市城市贫困阶层进行了空间分析,并探讨了产生这一格局的原因和机制。从南京的实例不难看出,中国当代的城市贫困空间,既不同于国外城市的棚户区和边缘化特点,也不同于中国农村贫困户相对集中分布,具有较明显的分散性特征。形成这种城市贫困空间结构的动力机制主要在于中国城市近50年的城市住房分配制度造成了以单位制为基础的社会阶层混合居住的局面。随着城市住房体制改革的逐步完成和住房商品化和私有化进程,中国城市的贫困空间也将呈现相对集中分布的趋势,即贫困家庭向地价低廉的城郊结合带集中,而在城市中心区的外围也将由于房地产开发无法获利而造成旧区的衰退,从而形成贫民区。     

转型时期广州城市户籍人口新贫困的地域类型和分异机制

本文把新城市贫困度量指标从经济领域拓展到社会文化等领域,利用广州市2005年最低保障统计和五普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计算街道层面贫困主因子和综合贫困得分,并对得分大于全市平均水平的街道进行聚类,划分出"外围工人相对集中的贫困区、邻近核心就业不理想的贫困区和内城核心住房设施匮乏的贫困区"三种类型。结合三类代表社区的问卷访谈、综合调研和社区发展分析,发现计划和转型两个时期,体制和市场的双重因素共同作用,深刻改变或影响了社区的物质和社会特征,最终导致贫困地域产生明显的特征分异。     

Measuring Concentrated Poverty in a Global Metropolis: Lessons from Los Angeles∗

The traditional definition of concentrated poverty—40 percent of a census tract population living below the federal poverty threshold—is problematic in light of burgeoning working poor populations, increasing inner-suburban poverty, and problems with the federal poverty threshold itself. This article questions the meaning of concentrated poverty as traditionally defined and measured through an analysis of social and built environments in selected Los Angeles area communities that meet the 40 percent threshold. Such neighborhoods face significant challenges, yet do not conform to stereotypes of concentrated poverty areas. Findings indicate the need for measures that recognize the increasingly heterogeneous forms and landscapes of poverty in globalizing urban regions.     

转型期广州大都市区户籍贫困人口特征和空间分布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伴随着经济体制转型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广州市户籍贫困人口总量增加,贫困阶层种类由单一走向多元,新增种类中的下岗失业无业、在业低收入者成为救助对象主体.救助对象从基本没有收入的个体为主拓展到有少量收入的家庭为主,贫困深度降低.受到历史继承、单位制和工业企业改革、住房市场化和住房制度改革等因素的影响,户籍贫困人口区际空间分布和集聚的相对差异增加,贫困人口在内城外围区集聚程度明显增加,并在大都市区形成绝对改善区、相对缓解区、变化微小区、相对加重区和绝对加深区5种地域类型.对少数贫困     

南京城市户籍贫困人口的时空分异格局

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统计数据为基础,运用ESDA的方法,探讨2000—2017年南京城市户籍贫困人口的时空分异格局,并从居住空间分异的视角出发,归纳总结出南京城市户籍贫困空间格局的演化过程与机制。研究表明：① 贫困人口的空间分布沿袭了2000年“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且分布状态进一步趋于分散,空间集聚则呈现出“核心-边缘”结构,“核心”即热点区域基本都位于绕城公路以内;② 未成年、无业、有就业能力（尚未正式就业）和刑释解教的贫困群体,尤其是刑释解教且无业的贫困群体,是当下城市贫困空间治理重点关注对象;③ 相比于2000年,目前南京城市户籍人口的贫困地域产生了明显分异,可划分为隐蔽型、安置型和复合型三种类型贫困人口聚居区;④ 在政府职能、市场机制和社会行为的交织作用下,南京城市户籍贫困空间重构的同时,也经历了从显性到隐性的转向。     

重庆市公共租赁住房社区居民的职住空间匹配

居住与就业间的空间组织是城市空间结构的重要组成要素之一,国外自20 世纪60 年代提出后引发了大量关于弱势群体居住和就业空间机会及其关系的实证研究。近年来在中国城市快速空间重构的背景下,中低收入群体的职住分离现象也引起广泛关注。运用职住空间错位理论,以重庆市主城区公共租赁住房社区为案例进行研究,对541 份有效问卷的统计分析表明:① 公共租赁住房居民搬迁前通勤距离与通勤时间的均值分别从6.5 km与32 min,增加到搬迁后的15 km与52 min;② Logit回归分析表明,群体类型对公共租赁住房居民通勤时间差异影响最为显著,年龄与居民通勤时间呈负相关关系,性别与年龄对通勤时间产生较显著影响。③ 公共租赁住房供应的政策性因素造成了被动迁移型空间不匹配现象,是其住户的区位选择与主要就业场所不匹配而引发的,因此需要深入研究公共租赁住房合理的空间布局方案和实施途径,尽可能将公共租赁住房区位规划在内城。     

城市居民超重的居住分异

基于广州25个典型社区（4种居住类型）的962份调查问卷，采用卡方分析和二元逻辑回归模型探讨了居民的超重特征。结果发现，不同居住类型具有不同的超重水平和超重分层特征。1）居民超重率为历史街区＞保障性住房＞单位社区＞商品房社区。商品房社区居民超重水平最低，与其较高的受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带来更好的健康知识和社区资源获取能力有关；单位社区和历史街区超重水平较高，与其长期的住房环境隔离聚集了大量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都较低的居民有关；此外，历史街区较大比例的高龄人群也使超重率提高；保障性住房居民较高的超重率与其较差的社区环境，以及具有高比例资源获取能力差的低收入人群相关。2）对所有居住类型来说，老年人和已婚人口都是容易超重的人群。保障性住房和单位社区居民收入的提高可能增加额外的社区资源可获得性，而产生超重分层。历史街区居民整体教育水平偏低，相比之下，高教育水平居民可能因其具有更多的健康知识而降低超重水平。商品房社区产生超重分层与其高收入居民具有的不健康工作生活方式有关。     

基于可持续生计的精准扶贫分析方法及应用研究——以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例

可持续生计框架是辩证思考贫困的影响因素及其形成过程的理论总结,有助于对精准扶贫进行规范化和系统化的研究。本文以可持续生计框架为蓝本,构建基于可持续生计的精准扶贫分析框架,并从影响农户生计的内因和外因视角,讨论精准扶贫的多维贫困识别指数(MPII)的基本构成。以四川省凉山州作为案例区域,建立具有本土特色的MPII指标体系;识别出420户贫困户,其中80.48%(338户)的建档立卡户与识别结果重叠;与建档立卡农户相比,所识别贫困农户在各单个维度和综合维度都几乎处于更劣势的水平,识别效果更加精准。根据贫困原因的相似性,可将贫困农户划分为人力资本贫困型、基础型资本贫困型、社会资本贫困型、多维资本贫困型、生计环境恶劣型等五种类型,并针对不同的贫困类型提出相应的帮扶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