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城镇化发展水平测度及空间分异

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深入开展俄罗斯城镇化研究具有突出意义。在明晰俄罗斯城市空间分布特征的基础上,构建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俄罗斯83个联邦主体2005—2016年人口、经济、社会城镇化发展水平、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俄罗斯初步形成了两核、多极、一横、四纵、多团的城市空间格局。2005—2016年,俄罗斯人口与社会城镇化增幅不大,经济城镇化发展显著,多数联邦主体的人口、经济、社会城镇化发展低于平均水平;空间上,城镇化高值区除集中在莫斯科与圣彼得堡外,还分布在达吉斯坦-伊尔库茨克等联邦主体的带状区域,低值区分布在远东区最东北端、西伯利亚区最南端、西北区最北端,核心高-边缘低、中部高-南北低、西部高-东部低的空间分异特征显著。俄罗斯城镇化受到历史形成与发展、地理基础与自然资源、政策与制度、工业化发展、国际市场和周边国家等因素的影响。     

21世纪以来俄罗斯人口增长与空间分布格局变化

在“一带一路”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倡议的背景下,利用人口增减变化率、人口重心、人口密度变化率、人口地理集中度、人口商度等研究21世纪以来俄罗斯的人口增长与空间分布格局变化。结果表明：（1）21世纪以来,俄罗斯人口经历了先降后增的变化过程;中央区的人口显著上升,伏尔加、西伯利亚与远东区均呈下降趋势;莫斯科、圣彼得堡、乌拉尔区、北高加索区南端的联邦主体人口快速增加,西伯利亚区多数联邦主体人口缓慢增加,远东东部、莫斯科外围地域、伏尔加区多数联邦主体的人口缓慢减少,西北区北端联邦主体的人口急剧减少。（2）俄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变化主要受地区间人口迁移流动的影响。空间上,俄人口重心不断朝西北向迁移,莫斯科市与圣彼得堡市的人口密度快速增加,远东与东西伯利亚区的人口密度缓慢降低,强化了俄人口分界线——“圣彼得堡-图瓦线”。以“圣图线”为界,俄“西密东疏”“欧洲密、亚洲疏”的格局短期不会改变,整体呈“一横、四纵、两团”及若干区域人口集团的空间结构。     

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远东联邦区首府的空间经济联系与格局特征研究

利用经济等级指数、经济联系强度研究2010—2018年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远东联邦区首府的空间经济联系与格局特征,在此基础上,分析西伯利亚和远东区各联邦主体、及与毗邻中国东北省域的经济联系,结果表明：① 西伯利亚和远东区首府的经济等级2010—2015年上升显著,2015—2018年上升缓慢,等级序列存在“断裂”现象,繁荣的发达首府与停滞的偏远首府两极分化现象突出。② 西伯利亚和远东区首府经济联系量不断增强,以乌兰乌德市为分界的西伯利亚区首府经济联系强于远东区首府,呈“西高东低”的格局特征。西伯利亚区形成以新西伯利亚市为极核,辐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鄂木斯克市、托木斯克市等的“一极、多心组团”格局,首位经济联系为新西伯利亚市;远东区呈现以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市、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市为中心的“双核”格局,首位经济联系为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市。③ 西伯利亚和远东区联邦主体间经济联系不断提升,同中国东北省域的经济联系也不断增强,其中滨海边疆区、哈巴罗夫斯克（伯力）边疆区、阿穆尔州同中国东北省域的经济联系最强,与黑龙江省的经济联系量高于吉林省和辽宁省。     

西藏人口发展的空间解析与可持续城镇化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西藏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高。但同时人口压力也在不断加大,农村的高自然增长率对城镇化产生一定的负效应,而流动人口成为新时期加速城镇化进程的主体力量。在分析人口增长与人口流动对城镇化作用的基础上,对西藏城镇的"职能-规模-空间"结构变动的综合特征进行了解析,认为经济职能是近年加速城镇规模扩大的重要因素,新镇的设立对城镇化贡献显著,使城镇空间分布逐渐趋于"大分散、小集中"的格局。并进一步探讨了人口发展、城镇化同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的冲突,提出可持续的城镇化是西藏人口发展和城镇化进程中需要努力实现的目标。     

山东省人口城镇化与空间城镇化协调发展及空间格局

构建了人口城镇化与空间城镇化综合指标体系,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山东省1985—2012年人口城镇化和空间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状况与演进趋势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镇人口的增加、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扩张、工业的迅速发展和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的提高是山东省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根据耦合协调度可将山东省城镇化发展划分为3个阶段,即不协调阶段(1985—1989年)、基本协调阶段(1990—2005年)和高级协调阶段(2006—2012年),城镇化协调类型从严重不协调-空间城镇化滞后到高级协调-人口城镇化滞后;进而以山东省2011年县域为研究单元,对县域城镇化水平的空间格局和协调类型进行了分析,县域城镇化水平区域格局严重不均衡,空间城镇化水平普遍高于人口城镇化水平。山东省处于空间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相对滞后阶段,城镇土地利用集约度不高。     

全球视角下中国城镇化进程及其碳排放效应的比较研究

高质量的城镇化发展模式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和低碳绿色发展转型的关键。本文利用1990―2020年世界195个国家（地区）的面板数据,从人口、空间、经济、社会4个维度测度各个国家（地区）的综合城镇化水平,并基于STIRPAT模型和EKC理论对比分析中国及不同收入群体国家城镇化对碳排放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世界各国（地区）的综合城镇化水平整体呈现出增长的趋势,其中亚洲和欧洲地区的提升最为明显,中国的综合城镇化水平则呈现出起步低、速度快的发展趋势。(2)世界各国（地区）的城镇化发展质量正在稳步提升,综合城镇化的发展质量与区域的发展阶段具有密切的相关性,高收入国家（地区）的城镇化发展主要是由经济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主导的,而低收入国家（地区）城镇化的主导类型则是人口城镇化和空间城镇化,中国的城镇化进程逐渐从以城镇人口带动的“量”转变为协调发展的“质”,但仍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3)高收入、高城镇化和低收入国家（地区）综合城镇化与人均碳排放上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中低收入、中高城镇化和低城镇化国家（地区）存在“U型”曲线关系,目前中国还处于人均碳排放随着综合城镇化水平的提升而上升的阶段...     

成渝地区城镇化质量测度及空间差异分析

基于对城镇化质量内涵的理解,从人口、经济、社会、基础设施、生态、空间发展、发展效率、城乡统筹8个方面构建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2014年成渝地区13个城市城镇化质量进行测度,采用协调度模型对成渝地区城镇化水平与质量的协调状况进行评价,应用典型相关分析探讨成渝地区的区域差异。结果表明:成渝地区城镇化质量整体不高;区域内各城市城镇化质量综合得分差距明显,空间差异显著。在此基础上,采用聚类分析法将成渝地区13个城市划分为四大类型区:高质量类型区、质量较高区、质量一般地区、质量较低区。成渝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与质量协调度地域差异较大,整体水平较低。经济、人口、基础设施是成渝地区城镇化质量空间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     

丝绸之路经济带国际集装箱陆路运输的经济适应范围

丝绸之路经济带国际集装箱陆路运输规模与日俱增,其中铁路在陆路运输中占据重要地位。研究分析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内中国国际集装箱运输现状,建立了多式联运竞争的分析模型,并利用调研收集的数据对以重庆和西安为起点的国际集装箱陆路运输经济适应区域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受海运价格的影响,中亚地区、蒙古国及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区、乌拉尔区、伏尔加河沿岸区和中央联邦区是丝绸之路经济带铁路运输的比较优势区域,乌克兰、白俄罗斯、波兰及俄罗斯的西北联邦区、南方联邦区等是优势扩展区,而欧洲和亚洲其他大部分区域的海运(海陆联运)优势远大于铁路联运。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空间格局与影响机制

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点任务。针对现有研究在社会融合的空间特征及流入地作用方面的研究不足,本文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引入空间分析和分层线性模型,揭示了中国地级以上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空间格局与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总体社会融合指数为0.43,存在行为融合（0.71）>心理融合（0.61）>经济融合（0.33）的维度特征。② 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存在空间自相关性和集聚性,高水平社会融合区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山东半岛和川渝地区,低水平社会融合区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关中平原和华北平原地区。在这些地区中,总体上存在人口50万以下的小城市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水平高于大城市的基本特征。③ 流入地因素和个体因素共同影响和形塑了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水平和空间格局,且流入地的人口规模、住房支出（房价水平）和公共服务等因素对个体因素的影响具有调节作用,包含正向极化、负向极化、正向均化、负向均化等4种调节机制。本文呼吁从流入地—个体因素关联的人地关系视角开展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研究,重视流入地因素对个体因素的影响,为基于流入地的政策调控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与经济人口发展变化研究——基于2000～2010年西部地区十二个省区面板数据

对2000~2010年的西部地区12个省(区)人口和经济(GDP)面板数据进行了分析,模拟人口和经济与城镇化水平的关系,分析了中国西部地区"十五"和"十一五"期间城镇化、经济和人口发展变化特征,及人口、经济发展水平与省(区)城镇化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2000~2010年,西部地区实际的城镇化水平平均值是39.0%,远低于全国平均值(47.2%)。西部地区平均GDP年均增长率12.3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0.48%)。四川、内蒙古、广西、陕西、重庆对全国的GDP贡献率最高,且波动最大。"十一五"期间,西部地区内蒙古城镇化水平最高,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西藏的城镇化水平最低;重庆在2008年后城镇化水平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其他各省城镇化水平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呈正相关关系,地区经济越活跃,城镇化发展水平越高;西部地区人口和城镇化水平存在正负两种相关有关系,在排除GDP的影响外,重庆、四川、内蒙古的人口和城镇化呈现负相关关系,其他省区呈现正相关关系。"十五"和"十一五"期间西部12个省(区)经济和城镇化水平均有大幅度提高,区域发展政策对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的发展具有政策引导和宏观调控作用。     

武威市城镇化与水土资源效益协调性分析

以武威市各县区为研究区域,利用2000、2005、2010年土地利用图和统计数据,构建了城镇化水平与水土资源效益协调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在分别运用熵值法和基于熵权的TOPSIS法计算了城市化水平与水土资源效益指数的基础上,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了城镇化与水土资源效益的耦合度和协调发展度。结果表明：2000、2005、2010年武威市各县区城镇化水平逐步提高,但是基本都处于城镇化滞后的水土资源利用模式,水土资源效益呈现出不同的变化特征,其中凉州区、民勤县水土资源效益值逐步提高,古浪县、天祝县水土资源效益值逐步降低;武威市各县区城镇化水平和水土效益耦合处于颉颃阶段,协调发展度水平整体不高,但呈逐步上升趋势,协调发展类型逐步从失调向协调发展。     

高速铁路情景下的俄罗斯远东铁路可达性及其空间效应研究

以俄罗斯远东联邦区的布拉戈维申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布符)沿边铁路为研究对象,在高速铁路情景下,利用可达性指标测度高铁运行前(普铁)后(高铁)沿线节点的可达性动态变化,探讨该线路升级提速后对沿线各个节点的贡献作用与空间效应。研究表明：未来布符高铁的建设运营使其沿线可达性得到大幅提升,时空收敛获益多,8 h交流圈覆盖全线,可达性最优要素由末端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向线路中间城市(哈巴罗夫斯克)自南向北、继而向首端城市(布拉戈维申斯克)自东向西扩散,呈布符铁路首末可达性改善幅度大、部分中间线路可达性改善稍弱的空间特征。可达性的变化加速远东的西南沿边地区空间格局的演变与重塑,布符沿边高铁集散场的空间延拓、袭夺态势加剧;铁路轴带的空间极化加深,呈现新的“核心—边缘”格局;跨城流动性突显,加速空间对接与同城空间发展模式。     

西部省会城市新型城镇化水平综合测度研究

新型城镇化是中国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也是消除中国城乡社会经 济“二元结构”的根本出路。根据新型城镇化的内涵，从人口、经济发展、生活质量、基础设施、资源 环境、城乡统筹 6 个方面，构建了包含 24 项指标的新型城镇化水平综合测度指标体系，运用熵值 法，对西部 11 个省会城市 2005—2015 年的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度。研究表明：西部省会城 市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总体上可分为“高等水平”、“中等水平”、“低等水平”3 个 级别，基础设施建设是造成差异的主要驱动力。各城市不同年间的城镇化单项水平影响因素呈现 多元化，在今后的发展中应有所侧重，同时兼顾城镇化质量，推动城乡协调发展。     

中国人口城镇化质量评价及省际差异分析

新型城镇化是中国的重要国策,对人的城镇(市)化的科学评价是正确认识城镇化和制定相关政策的重要基础.目前城--乡二元分析框架下的以城镇化率和城镇(或区域)城镇化质量为主的评价方法,难以反映城镇化过程中社会结构的变化,同时乡村人口的城镇化发展也被忽略.本文提出人口城镇化质量的概念,建立了衡量人口城镇化质量的指标体系.对1995,2000,2005,2010和2012年全国及各省市的城镇人口,乡村人口及总人口的城镇化质量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① 尽管城镇人口的城镇化速度显著快于乡村人口,但城镇化并非城镇人口独有的社会过程.② 城乡两类人口的城镇化质量在省域尺度上正逐步形成差异明显的空间格局.③ 北京,上海,浙江等少数省市乡村人口的城镇化质量已经超越部分内地省市城镇人口的城镇化质量.建议更新对城镇化的认识和评价标准,探索在城镇化发达的地区调整城--乡二元体制的新途径,促进中国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新疆县域城镇化的综合测度及空间分异格局分析

对新疆县域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度及空间分异格局进行分析,能够更好地促进新疆县域城镇化的发展,从而更好地带动新疆社会经济的发展。依据城镇化的丰富内涵,选取复合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新疆县域城镇化水平进行综合测度;结合GIS自然断裂点分类法,运用SPSS中的系统聚类对新疆县域城镇化水平进行了分类。结果表明：新疆县域城镇化水平空间差异明显,北疆县域综合城镇化水平高于南疆县域综合城镇化水平,综合城镇化水平的高值区呈现出“东北-西南”一线方位上,呈倒“U”型分布,而西北、东南方位则成为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洼地”;从城镇化所包含的四个方面来看,北疆的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地域景观城镇化均高于南疆同类城镇化水平,而在社会城镇化方面南疆则高于北疆。新疆县域综合城镇化水平并没有表现出集聚的特征,随机分布明显。把新疆县域城镇化水平划分为五类,这五种类型分别是：高城镇化水平类型区、中高城镇化水平类型区、中等城镇化水平类型区、中低城镇化水平类型区和低城镇化水平类型区。最后对影响县域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的综合评价及类型区划分

以县为基本单元,从人口、经济和社会三方面构建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的综合评价体系;利用熵值法对县级单元的综合城镇化水平及其子系统水平进行评价,构建城镇化类型区;基于偏相关系数测度各类型区的城镇化驱动力;结合空间自相关方法对综合城镇化水平进行分区。结果表明:人口和经济是反映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的两大子类型;综合城镇化水平的空间分布呈明显的行政等级性;划分全国为人口城镇化滞后型、经济社会城镇化滞后型、人口—经济社会城镇化滞后型和综合城镇化非滞后型四大城镇化类型区;不同类型区的驱动力不同,市场力和行政力是全国层面的两大驱动因素;采用空间自相关方法对人文地理领域进行分区研究,中国人口城镇化分区模式为北高南低,经济城镇化分区模式为东高西低。     

基于三要素的张家界旅游城镇化响应测度及影响机制

在分析城镇化对旅游业成长响应与机理基础上,从人口、产业和就业3个要素入手,重构“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构建响应测度模型,将旅游城镇化响应划分为4个阶段,利用张家界1989~2015年统计数据,剖析旅游城镇化的总体特征、阶段性特征以及空间特征,并从静态和动态分析其影响机制。结果显示： 自张家界建市以来,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呈现稳步上升趋势,并呈现出阶段性变化特征。 张家界两个市辖区的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有所差异,总的来说两者的响应强度都处于增长态势,但武陵源的响应强度大于永定区,而永定区的增长速度快于武陵源区。 从静态看,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旅游产业集聚程度、交通通达度、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第三产业增加值以及区域投资强度;其中,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旅游产业集聚程度、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以及交通通达度与城镇化响应系数呈现正相关;人均GDP和第三产业增加值与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呈现负相关。 从动态看,各因素对旅游城镇化的影响程度不同,排序为：旅游产业集聚>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人均GDP>人均年末通车里程>第三产业增加值>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