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界农户乡村旅游脆弱性评价与影响因素

以张家界7个村庄334户农户为研究对象,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法（PRA）、主成分分析法、聚类分析法和多元线性回归等方法,分析不同类型农户脆弱性指数以及脆弱性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 农户乡村旅游脆弱性类型可分为意识脆弱型、社交脆弱型、人力脆弱型、发展均衡型和全面脆弱型5种类型;② 总体脆弱性方面,不同类型农户的总体脆弱程度均为脆弱,各自脆弱性指数不一,且非旅游农户高于旅游农户;③ 因子脆弱性中除社交脆弱型农户的民俗文化因子脆弱性指数高于农户认知因子脆弱性外,其他类型农户的人力素质、社会网络、生计资本和农户认知等4个因子脆弱性指数均高于政策制度、生态环境和民俗文化等3个因子脆弱性指数;④ 人力、文化和生态等方面的因子是影响农户乡村旅游脆弱性的主要因素。最后,从提升生计资本、传承民俗文化和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提出降低农户乡村旅游脆弱性的几点建议。     

乡村农户旅游适应效果、模式及其影响因素——以西安市和咸阳市17个案例村为例

乡村旅游地面临人地交互作用的剧烈变迁,内部要素适应社会-生态系统变化,趋利避害降低脆弱性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重新界定基于恢复力和脆弱性的农户适应性理论内涵,构建旅游开发适应力指标体系,以西安市和咸阳市17个不同类型的城郊型乡村旅游地为例,评价和分析农户旅游适应效果与空间差异规律,探讨和归纳适应行为与对策模式,建立BP神经网络辨别和揭示适应性影响因素与重要性关系。研究表明：① 西安市和咸阳市农户适应旅游开发综合效果呈现中等偏下水平的偏态分布趋势,分别处于旅游地生命周期快速发展阶段和探索起步阶段。② 乡村旅游地农户适应效果形成“圈层辐射、两翼包络、外围联动”的县域尺度空间分布格局;村域尺度圈层分化现象显著。③ 经营模式划分的旅游乡村农户适应效果股份制模式>“公司+农户”模式>“政府+公司+农户”模式>个体农庄模式>“农户+农户”模式;常年外出务工和农家乐经营是农户主要适应行为选择,季节性务工、本地上班以及农业生产是辅助适应行为选择,且适应行为组合方式表现为旅游专营型、旅游主导型、均衡兼营型、务工主导型和务农主导型五种适应对策模式。④ 旅游发展机会认知、技能培训机会、社会联结度、劳动力总量、政策知晓度、旅游就业人数、收入来源种类、生活主要能源、受教育程度、公共服务设施是农户主要旅游适应性影响因素。据此,提出后续社会-生态整合研究亟需突破方向和适应旅游开发的政策路径。     

乡村农户适应旅游发展的模式及影响机制——以秦岭金丝峡景区为例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为旅游影响与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思路,已成为国际上旅游研究的重要理论工具。从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出发,借鉴脆弱性研究中的适应性理论,构建农户旅游发展适应性分析框架,以陕西秦岭金丝峡景区为案例,通过实地调查和访谈获取数据,较系统地研究了农户适应旅游发展的行为模式、影响因素及机制。主要结论包括：① 旅游业推动小河流域农业商品化,但并未促进农业增长,相反农业生产功能大幅衰退;农户以旅游经营和常年务工作为主要对策,形成了旅游专营型、主导型、均衡兼营型及务工主导型四种适应效果差异显著的适应模式。② 农户适应旅游发展的影响因素包括认知因素(机会和政策认知)、劳动力(劳动力总量、聘用人数)、地理区位(可达性与区位优势度)、自然资本(耕地面积)、物质资产(房屋类型) 和社会资本(邻里关系) 。③ 旅游开发导致的自然生计资源缺失与农户生存理性之间的矛盾是适应发生的根源,社区补偿制度是重要推动力量;农户社会理性与经济理性偏好决定着其适应模式选择;适应效果受适应力驱动因素影响。最后对旅游影响的社会—生态整合研究有效性进行讨论,并提出后续深化研究的方向和本研究的实践启示。     

旅游型传统村落绿色发展多情景分析及振兴模式构建（英文）

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有助于旅游型传统村落系统解决生态环境污染、社会文化变迁、传统村落原貌消退等问题。以北京市6个传统村落为案例地,综合运用熵权层次分析法、情景分析法、问卷调查法等方法,通过利益相关者的感知评价结果来探讨旅游型传统村落的绿色发展未来变化特征,并基于此构建旅游型传统村落绿色振兴模式。主要结论如下：（1）从绿色发展情景方案来看,基准发展情景、经济振兴情景和绿色振兴情景方案的具体特征和目标函数不尽相同;（2）从利益相关者对情景方案的感知评价结果来看,不同情景方案下的案例村落绿色发展情况存在不同程度的嬗变,但无论对于何种旅游地生命周期阶段的传统村落来说,绿色振兴情景方案均是最优选择;（3）构建了以绿色经济为关键、以传统文化为核心、以生态文明为基础、以村落社区为主体、以外部政策为保障的五位一体的旅游型传统村落绿色振兴模式。本研究成果有助于丰富绿色发展和乡村旅游理论,可为旅游型传统村落的绿色振兴提供理论参考与科学指导。     

干旱环境胁迫下农户适应性研究——基于民勤绿洲地区农户调查数据

适应能力及其评估框架为农户生计研究提供了一个新思路。本文在干旱环境背景下,借鉴农户可持续生计和适应能力相关理论,探讨民勤绿洲地区农户适应能力及适应行为。按照适应能力评估框架,构建农户适应能力评价指标体系,通过问卷和实地调查获取数据,在农户适应行为分类的基础上,测量不同适应类型农户的适应能力,分析影响农户适应类型的因素。结果表明：①从农户的适应行为来看,积极主动的适应行为选择较多,减少消费、参加社会保险等适应行为选择较少;农户适应类型中,综合适应型的比重最大,被动适应型最小。②农户的适应能力方面,各维度整体分布较为均衡,但自然能力和社会能力存在显著分异,而物质能力、金融能力、劳动能力和学习能力较均衡;不同农户适应类型中,综合适应型农户适应能力更稳定,务工主导型和被动适应型的稳定性较差。在适应能力六大维度中,物质能力在六大农户适应类型中所占比重最大,自然能力最小。③家庭物质资产、非农就业比重、社会网络、人均“退还关压”面积、受教育程度等适应能力指标对农户的适应行为选择具有显著影响。     

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居民文化适应的过程机理与整合路径研究

基于文献梳理及长期实地调研经验积累,提炼总结了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居民文化适应的过程机理,并根植积极心理学探讨文化适应的整合路径,结果表明：1）结合城乡关系演变的时代背景及“U型”曲线理论,可研判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居民文化适应的过程机理。外来文化进入期,居民外在行动积极配合,内在感知具有外来文化偏向和发展期待;文化碰撞调适期,居民外在行动上文化冲突与矛盾频发,引起内在心理负面情绪及文化同化;文化整合期,目标为经历磨合后居民在外在行为上积极主动配合,能传承自身文化并寻求进步,内在感知上心理满意度不断提高,拥有文化自信和积极开放的文化认知。2）援借积极心理学研究理念,基于过程机理的不同阶段,提出传统村落居民文化适应的整合路径。从政府的宏观调控、多元主体协调及预防监督机制3方面创建积极的社会组织系统;从跨文化互动技能、主人翁观念以及灵活开放的文化认知3方面塑造积极的人格特质系统;从文化认同、游客正向凝视和社区关怀3方面营造积极的情感体验系统。     

传统村落产业系统风险多情景模拟——以黄山市歙县148个传统村落为例

在乡村旅游和城镇化的影响下,外部市场活动频繁介入到传统村落场域,村落敏感性和脆弱性加剧。基于产业系统风险构成,以黄山市歙县148个传统村落为例,按照“风险扰动—适应过程—适应结果”的纽带因果关系构建贝叶斯网络模型,设定高、中、低3种风险模拟情景,预测分析不同情景下传统村落的风险适应机制,结合关键驱动因子探讨适应优化的决策建议。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歙县传统村落产业系统风险大多处于中高等级,空间上呈现一定的优势集聚;2）低风险情景下,传统村落生态文化资源得到有效保护利用,应对能力和学习自组织能力作用较大,建议现状低风险村落发挥内外联动机制,合力打造区域旅游品牌;3）中风险情景下,传统村落表现为经济发展缓慢但社会组织基础稳定,学习自组织能力和缓冲能力影响较大,建议现状中风险村落完善各项设施配套,激活可持续内生动力;4）高风险情景下,传统村落产业发展面临困境,风险应对机制和再生产逻辑失去了必要的社会基础,建议现状高风险村落将保护修复作为首要任务,加强外部力量的有效干预。运用贝叶斯网络方法评估传统村落产业系统风险,可加深现有研究对传统村落风险适应主体多元化、过程复杂化以及不确定性影响因素动态化...     

“阿者科计划”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分析——基于DFID可持续生计框架

农户生计状况是实现乡村振兴和乡村可持续发展过程中需要关注的重点。文章以阿者科村为案例地,通过笔者亲身驻村经历和入户调查获取数据,基于DFID可持续生计框架构建了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详细分析了“阿者科计划”这种结构与制度因素的转变对当地农户生计的影响,并探讨了其中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乡村旅游发展使农户参与其中,成为村集体公司员工或自主开展旅游经营,旅游与传统的生计方式共同构成了了农户多样化的生计组合;2）农户生计策略出现转型和分化,形成了旅游主导型、旅游务工型、参与旅游型、务工主导型和半工半农型5种类型农户;3）不同类型农户的生计水平和各生计资本组合形式存在差异,其中生计资本总量由高到低依次为旅游主导型、旅游务工型、参与旅游型、务工主导型、半工半农型;4）“阿者科计划”形成了在政府和高校支持下,农户内生动力充分发展的长效机制,旅游成为农户传统生计的重要补充,提升了其生计资本。     

传统村落活态性定量评价研究

提出传统村落活态性概念,从物质遗产、非物质遗产和村落居民3个方面构建传统村落活态性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实地踏勘、文献查阅、问卷调查等方法获取数据,对湖南省大湘西地区3个不同类型的传统村落活态性进行定量评价。结果表明：① 整体上失活问题较为普遍,东山村活态性最差,小市村次之,地笋苗寨活态性最好。② 从系统层来看,物质遗产是影响村落活态性最为重要的贡献因子,从要素层来看,人口结构、历史建筑和格局肌理是影响传统村落活态性的主要贡献因子。③ 从系统层来看,非物质遗产是导致湘西地区传统村落失活的主要因素,从要素层来看,人口数量、传统技能技艺、自然生态环境是导致传统村落失活的主要因子。④ 总体来看,旅游型传统村落活态性好于城镇化型和传统型村落。但是,不同类型村落的活态性贡献因子和失活因子均存在一定差异。     

苏南不同类型传统村落乡村性评价及特征研究——基于苏州12个传统村落的调查

乡村性作为乡村的本质属性,是村落得以存续的关键。在面临剧烈的内外部重组与分化中,传统村落乡村性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忽视甚至埋没。以苏州12个国家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根据发展路径将其划分四类,并通过构建传统村落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对其进行乡村性评价。研究表明：苏州传统村落乡村性基本保持较高水平,但不同发展路径村落乡村性构成特征各异。传统技艺型村落在产业驱动下乡村性得到均衡增强,旅游发展型村落在片面激活中产生乡村性极化,综合开发型村落的自我探索维系着均衡的乡村性,生活服务型村落在城乡互动中面临乡村性衰败危险。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要以乡村性的整体均衡提升为导向,选择适宜的发展路径。     

"文化驱动"视角下传统村落共生发展路径研究 ——以河南浚县5个传统村落为例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开展,传统文化保护利用进入了新发展阶段。在探讨传统村落文化如何驱动产业发展的基础上,辨析传统村落中文化与民俗、空间、自然等资源之间的内在关系,借助灰色关联分析法,建构出文化共生度模型,并以河南省浚县5个传统村落为例,分别得出文化资源与民俗资源、空间资源、自然资源之间的活态度、传承度、完整度。结果表明:基于活态度、传承度、完整度的大小,传统村落可分为传统技艺型、特色空间型、自然生态型3种类型。针对不同类型传统村落提出文化传承民俗活力、文化重塑特色空间、文化引导文旅融合的共生发展路径。     

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三生”空间功能更新的特征、模式与逻辑——以湖南省张谷英村为例

以湖南省传统村落张谷英村为例,利用GIS技术构造土地利用转移矩阵,探讨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三生”空间功能更新特征和逻辑模式。结果表明：1）张谷英村“三生”功能更新主要表现出生活功能产居一体化、生产功能旅游化、生态功能景观化、旅游功能多样化的旅游适应性特征及圈层分化和阶段有序的时空分异特征。2）张谷英村通过生活空间的人文景观开发与民俗文脉挖掘、生产空间的多元高质旅游服务模块构建、生态空间的生态环境保育与自然景观修复,实现传统物质空间的旅游功能更新和功能融合发展。3）旅游驱动型乡村社会通过供需关系构建、示范效应延伸、主客交往反馈,扩展功能更新范围、加深功能更新程度、提升多元功能质量。“三生”功能的更新存在一种相互促进、相互演化的共生耦合关系,其旅游化过程体现了空间结构有序变迁和空间属性质量提升的协同演化进程,以多功能交互、多层次联动的综合路径推助乡村振兴。     

生态治理下石羊河流域农户生计转型路径、效应及机理

农户生计研究为微观尺度管窥西北干旱地区复杂人地关系提供了新视角。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和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选取石羊河流域样带为实地调查对象,运用双重差分模型、生态足迹和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等方法,刻画生态治理下农户生计转型路径,评估转型结果（社会-生态效应）,探究转型机理。研究结论显示：(1)石羊河流域农户生计转型存在2条路径：Ⅰ型生计转型路径和Ⅱ型生计转型路径,前者主要是由传统农业主导型生计发散向传统非农型、新型农业型和非农主导型生计,后者主要是从传统非农型生计转向非农主导型生计;(2)生计转型增加了农户经济收入,降低了生态足迹,却促使流域社会结构趋于不稳定;(3)地理区位、自然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和认知能力是影响农户Ⅰ型生计转型的主要因素,人力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和认知能力是影响农户Ⅱ型生计转型的主要因素;(4)地理环境和政策变迁是农户生计转型的前提与起因,并从宏观尺度影响生计转型过程,而理性选择则成为农户生计转型的微观动因。生计转型结果（社会-生态效应）为政策制定者和农户提供反馈,并影响农户后续生计选择和区域发展的管理决策。     

乡村振兴村庄类型识别与振兴策略研究——以山西省长子县为例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破解“三农”问题、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部署。坚持乡村差异性与发展分化原则,科学识别乡村类型、明晰乡村振兴导向,对于编制区域乡村振兴规划与分类施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村域尺度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尺度,但囿于微观尺度统计数据与基础资料的缺乏,亟需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简便易行的乡村类型识别方法体系。论文简要解析了影响村庄分布、演进与发展潜力的关键因素,据此构建乡村振兴村庄类型识别指标体系,并按照“自然因素→振兴潜力→发展现状→资源基础”的逻辑思路逐级识别乡村主导类型。结果表明：① 自然因子限制了村落的基本格局与演变方向,经济区位决定了村落的发展潜力与转型能力,二者在村落演进与乡村振兴中起到决定性作用;② 从农户视角看,村落的空间区位效能是否适应农户生产生活需求和生计方式,决定了农户居住场所是否发生空间迁移,并通过闲置废弃宅基地得到呈现;③ 将长子县村庄识别为城郊融合型、集聚提升型、传统农业型、特色保护型、搬迁撤并型5类,结合不同的乡村振兴模式提出相应的发展导向与振兴策略,以期为乡村振兴分类施策提供决策参考。     

农户尺度的黄土高原乡村干旱脆弱性及适应机理

干旱脆弱性及人类对干旱的适应机理分析是干旱及半干旱地区人地关系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西北地区乡村人地系统可持续性研究的新视角。本文运用Turner脆弱性分析框架,将其改进应用到黄土高原乡村农户的干旱脆弱性及其适应领域,选取榆中县和长武县气象数据和农户调查数据,应用主成分分析、综合指数法、差异性分析和鲁棒性分析等方法分别对指标权重、农户干旱脆弱性指数及其差异性与脆弱性指数的不确定性进行分析与检验,并从适应能力、适应策略和适应模式三个层面揭示适应机理。主要结论为：①中连川乡农户干旱脆弱性指数大于洪家镇,且不同村落间农户干旱脆弱性指数差异显著;②农户干旱适应机理为暴露—敏感性影响农户收入,农户生计系统是适应干旱暴露扰动的决定因子,农户类型、生计方式、土地利用、灌溉设施和政策扶持的差异性产生不同的适应模式和适应效果;③农户干旱脆弱性指数排名出现频率较高且排名变化范围较小,具有较强的鲁棒性,表明农户干旱脆弱性计算结果具有稳健性。     

认知重构与传统村落社区旅游创新演化 ——以湖南张谷英村为例

以湖南省张谷英村为例,采用开放式问卷、深度访谈和扎根理论方法,构建旅游创新年谱,识别传统村落社区旅游创新的认知基础和认知维度,探究认知重构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张谷英村由旅游服务创新主导向旅游体验创新主导演化。(2)客体变迁与认知主体学习驱动村民四维认知重构,并通过旅游创新主体多元化以及路径创造推动旅游创新演化。(3)传统村落家的体验将深层次化,真实性将得到重构;自组织旅游创新演化将成为传统村落旅游地演化的重要力量;社区旅游创新既是村民对家的重塑和美化,也是传统村落文化的传承和创造。     

社区参与模式下的传统村落旅游空间生产及影响初探

传统村落的旅游开发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具体形式,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路径。虽然原住民在传统村落旅游开发中常常处于弱势地位,但也确有一些社区参与模式下的传统村落旅游开发,较多展现了村民在旅游空间生产中的权力及影响,但这是否就更有利于传统村落旅游资源的有效开发呢？本文主要借鉴空间生产的理论框架,结合对苏州市吴中区东山镇陆巷古村的实地调研,初步探究了社区参与模式下的传统村落旅游开发的特点及可能影响。研究表明,社区参与模式之所以较多体现村民的主导作用,往往是因为外部资本和地方政府的介入较少,这虽然有助于保障参与旅游开发的部分村民的利益,但也容易陷入投资不足、低水平开发的困境,而且受限于村民的文化素质和利益短视倾向,传统村落旅游会遭遇更明显的经济利益与文化保护之间、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复杂矛盾,不利于旅游开发的质量和效率提升。这就是说,社区参与模式下的传统村落旅游空间生产未必能有效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乡村振兴,地方政府的科学指导和外部人才、资本、技术等的引入,可能有助于克服由此带来的急功近利倾向。     

中国传统村落旅游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

传统村落旅游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界关注,通过梳理传统村落旅游的研究成果,从整体上把握其研究态势,能为后续研究提供新思路。首先对国内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概述,将国内传统村落旅游的研究历程分为起步探索、初步成长、繁荣发展3个阶段,并基于CiteSpace软件对研究者及发文机构、关键词及研究内容、研究前沿进行量化分析,发现：①核心研究者之间联系较弱,多处于独立研究状态;②发文机构之间合作度低且地域主要集中在南方;③研究内容主要为传统村落的乡村旅游开发、传统村落旅游开发与保护、社区参与传统村落旅游发展及传统村落与生态旅游;④传统村落旅游的研究前沿分别是传统村落旅游新业态、传统村落旅游与乡村振兴、传统村落保护与旅游开发新路径及传统村落旅游绿色发展。     

草原牧区旅游发展对牧户生计的影响 ——以内蒙古希拉穆仁草原为例

草原牧区旅游发展是牧区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以内蒙古希拉穆仁草原旅游地牧户为研究案例,分析草原牧区旅游发展对牧户生计的影响。研究结果：① 草原旅游使牧户生计模式分化为纯牧户、务工主导型、旅游主导型、旅游专营型,且呈现纯牧户向务工主导型牧户过度,务工主导型牧户向旅游主导型牧户过度,旅游主导型牧户向旅游专营型牧户过度的一般演替规律;② 草原旅游发展总体上提高了牧户的生计资本存量,但不同类型牧户生计资本存量具有显著差异,生计资本存量由高到低排序为：旅游专营型牧户、旅游主导型牧户、务工主导型牧户、纯牧户;③ 牧户参与草原旅游,准则层因子障碍度由大到小排序为：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障碍度指数前6位的指标层因子分别是：成人受教育程度、成人劳动力人数、借债情况、社团网络、生产生活设备、社会参与;④ 不 同类型牧户参与草原旅游发展的首要障碍因素不同,纯牧户是受教育程度,务工主导型牧户是家庭人均收入,旅游主导型与旅游专营型牧户是借债情况。     

乡村旅游影响下的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以秦巴山区安康市为例

本文基于山区乡村旅游发展特征建立农户可持续生计水平综合评价模型,实地调查并分析乡村旅游影响下的秦巴山区农户生计状况,以及不同地理单元农户生计结果差异。结果表明:(1)乡村旅游业发展提高了山区农户自适应能力和生计保障程度,扶贫效果较为显著,参与旅游发展的农户可持续生计发展水平总体优于全区平均水平;(2)调查点农户的生计资本得到增加,但五大资本中社会资本值低较,农户可获得的社会资源有限;(3)四类乡村旅游地农户(即,秦巴山区中心城区依托型、大中城市近郊型、景区依托型和边远型乡村旅游地)生计资本结构存在差异,大中城市近郊型乡村旅游地农户的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与乡村旅游形成良好互动,农户可持续生计总体结果优于其他类型乡村旅游地;(4)农户社区组织的建构对增加和拓展农户的生计资产具有积极的影响。研究可为贫困山区农户生计发展、扶贫及乡村旅游发展等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