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关系的实证分析——以河西走廊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外围为例

从农户可持续生计框架出发,以河西走廊六县为调研对象,建立了农户生计指标体系并对其进行评估,从而揭示了当地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之间的影响关系。结果表明:(1)无论是项目组还是对照组,农户的5种生计资本整体比较稀缺,其中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极度匮乏,而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相对较丰富,因此农户生计资本单一且配置极不合理,从而导致农户脆弱性程度高。(2)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比较显著,其中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丰富的农户往往倾向于选择农业生产,而人力资本丰富的农户往往倾向于选择非农产业。(3)经定量评估对照组农户的农业兼业化程度要比项目组农户高。基于此,政府可以采取诸多措施来改善农户的生计现状,从而提升农户的生计水平,进一步转变当地农业的发展模式,缓解生态压力。     

国家公园农户生计资本评价与分析——基于祁连山国家公园的实证研究

生计资本是农户合理选择生计策略、实现生计目标的重要基础,评价与分析农户生计资本状况,对解决农户生计问题和提升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构建国家公园农户生计资本评价的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运用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模型,对农户生计资本进行评价,分析不同农户类型生计资本特征,以祁连山国家公园为案例区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祁连山国家公园农户生计资本总值为0. 915 9,其中,物质资本值为0. 307 6、社会资本值为0. 266 7、人力资本值为0. 139 1、自然资本值为0. 106 2、金融资本值为0. 096 3,生计资本水平整体较低;不同类型农户的生计资本分布不均衡,其生计可持续发展能力差异显著。基于此,提出加大农户牲畜养殖技术培训、完善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体系和鼓励农户发展替代产业等政策启示。     

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户生计间的影响关系分析——以甘肃省为例

新型城镇化的提出,必然会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方向、形式、强度等方面产生较大影响,而农村劳动力转移又与农户生计的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从家庭决策的角度出发,劳动力的迁移改变了农户发展生计的"能力",农户生计资本的状况又决定了劳动力转移这一行为变量的选择。本研究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定量评估了农户生计资本与劳动力转移之间的相关关系,并得出以下结论：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与农村劳动力流动具有不同的相关关系,其中自然资本与其具有U型二次曲线关系;物质资本与其具有倒U型二次曲线关系;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其具有正向关系。这些研究不仅是对可持续生计框架理论基础的丰富及应用领域的拓展,又为研究劳动力转移提供了新的视角,对于有效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农户生计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社会意义。     

西部山区农户生计资产综合评价——以遵义市为例（英文）

作为农户生计结构基础的生计资产状况是其拥有选择机会、采用生计策略和抵御生计风险的基础,也是获得积极生计成果的必要条件。准确量化农户生计资产可以从本源上对农户未来发展态势进行识别,对掌握农户的生计脆弱性、生计策略以及了解农户的生计现状都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地处西部山区的遵义市为研究区,釆用分层抽样方法与参与式农村调查评估法收集农户的生计资产属性和生计策略等相关数据,构建了农户生计资产指标评价体系,对不同生计策略类型农户的生计资产特征进行了评价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不同生计策略农户的生计资产总值差异较小,主要是因为不同类型生计资产的拥有结构上差异较大。(2)纯农户拥有较多的自然资产和物质资产,但其人力资产、金融资产和社会资产较匮乏。(3)非农户和兼业户拥有较多的人力资产、金融资产和社会资产,但拥有的自然资产和物质资产较匮乏。     

灌溉管理改革背景下农户生计脆弱性评估

灌溉管理改革有助于提高水资源管理效率,完善灌溉管理体制,降低农户生计脆弱性。以内蒙古地区为例,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构建农户生计脆弱性定量评估指标体系。利用内蒙古5个旗县区的353户农户样本数据,对灌溉管理改革地区和非改革地区农户的生计脆弱性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改革地区的脆弱性程度为-2.19,非改革地区的脆弱性程度为-1.76,两类地区农户的适应能力都比较高,脆弱性较低,但非改革地区的脆弱性要大于改革地区,灌溉管理改革对降低农户生计脆弱性具有重要意义。原因在于灌溉管理改革改善了农户所处的脆弱性环境,提高了生计资本水平,增强了农户的适应能力。为提升农户福利水平,降低其生计脆弱性,在以后的工作中需要加强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建设;需要政府的正确引导和大力扶持,为灌溉管理改革的发展提供优惠政策和资金支持;同时还要强化农户抵抗自然灾害风险能力建设,从长期预防和短期应急两个方面来强化农户抵抗风险的能力,多渠道降低农户的生计脆弱性。     

气候变化对石羊河流域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

气候变化是全球变化的核心问题,其影响已经深入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明确气候变化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以及农户适应气候变化的策略及其需求,是区域可持续发展中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本文基于石羊河流域1963-2012年气候变化和493个农户的入户调查数据,分析了气候变化对石羊河流域不同福利水平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及农户适应气候变化的策略和需求。结果表明:(1)流域上游气候呈显著的暖湿化趋势,中游和下游气候暖湿化趋势不显著。(2)气候变化对中游和下游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均大于上游农户,其中,对中等福利群体的生计资本影响最显著,对高福利群体的影响次之,对低福利群体的影响最小。农户自然资本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最强,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最弱。(3)流域内农户均倾向选择减少消费和外出务工来适应气候变化,其中,选择减少消费的农户比重最高,选择外出务工和向亲属或政府求助的比重次之。高福利群体中选择减少消费和外出务工策略的比重较高,中等福利群体中选择求助亲属或政府策略的比重较高。(4)流域内农户对信息和资金的需求均较显著,其中,对信息的需求最强烈,对资金、技术和劳动力素质的需求次之。高福利群体和低福利群体在就业信息方面的需求最强烈,中等福利群体在农牧业市场信息方面的需求最强烈。     

传统村落农户乡村旅游适应性评价与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湘西州6个村落的调查

基于传统村落农户乡村旅游适应性分析框架构建适应性评价指标体系,以湘西州6个传统村落327户农户为研究对象,通过参与式农村评估法获取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等方法分析传统村落农户乡村旅游适应类型、程度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 农户适应类型可划分为全面适应型、认知缺失型、生态主导型、政策缺失型、文化主导型和发展滞后型6种,各类型特点不一; 农户总体适应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全面适应型、文化主导型、认知缺失型、政策缺失型、生态主导型和发展滞后型,全面适应型为比较适应,其他均为一般适应; 每种适应类型在6类因子适应程度上表现有内部差异,除全面适应型外,其他适应类型在社会、文化、经济三类因子的适应程度上普遍较低; 政策、社会、生态、经济和心理5类因子中有13个影响因素对农户乡村旅游适应性有影响,影响程度不一。最后,从农户、社区和政府3个层面提出传统村落农户乡村旅游适应性提升建议。     

生态治理下石羊河流域农户生计转型路径、效应及机理

农户生计研究为微观尺度管窥西北干旱地区复杂人地关系提供了新视角。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和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选取石羊河流域样带为实地调查对象,运用双重差分模型、生态足迹和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等方法,刻画生态治理下农户生计转型路径,评估转型结果（社会-生态效应）,探究转型机理。研究结论显示：(1)石羊河流域农户生计转型存在2条路径：Ⅰ型生计转型路径和Ⅱ型生计转型路径,前者主要是由传统农业主导型生计发散向传统非农型、新型农业型和非农主导型生计,后者主要是从传统非农型生计转向非农主导型生计;(2)生计转型增加了农户经济收入,降低了生态足迹,却促使流域社会结构趋于不稳定;(3)地理区位、自然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和认知能力是影响农户Ⅰ型生计转型的主要因素,人力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和认知能力是影响农户Ⅱ型生计转型的主要因素;(4)地理环境和政策变迁是农户生计转型的前提与起因,并从宏观尺度影响生计转型过程,而理性选择则成为农户生计转型的微观动因。生计转型结果（社会-生态效应）为政策制定者和农户提供反馈,并影响农户后续生计选择和区域发展的管理决策。     

石羊河下游农户的生计风险及应对策略——以民勤绿洲区为例

石羊河下游农户面临着严峻的风险冲击,使其生计脆弱性加剧。当前急需辨明农户面临的主要风险,探索阻碍农户抵御风险冲击的潜在因素,并依此找寻提高农户风险应对能力的对策措施。基于入户调查数据,分析了石羊河下游民勤绿洲区农户面临的主要生计风险及应对策略,并采用多元logistic模型分析了影响风险应对策略选择的因素。结果发现:1市场、教育及自然风险已成为农户面临的最主要生计风险,其中纯农户(全部劳动力均从事农业生产)与一兼户(非农收入比重50%)主要面临市场、教育及自然风险,二兼户(50%≤非农收入比重90%)为市场、健康及教育风险,非农户(非农收入比重≥90%)为教育、健康及养老风险;2减少消费、外出打工、动用储蓄、向亲友寻求帮助、向银行借贷是农户应对风险的主要策略,其中非农户的首选策略中居首位的是外出打工,其他三类农户均为减少消费;3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是影响农户风险应对策略选择的最重要因素,物质资本次之,自然资本的影响最弱。最后,提出了提高农户风险应对能力的对策建议。     

农户尺度的黄土高原乡村干旱脆弱性及适应机理

干旱脆弱性及人类对干旱的适应机理分析是干旱及半干旱地区人地关系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西北地区乡村人地系统可持续性研究的新视角。本文运用Turner脆弱性分析框架,将其改进应用到黄土高原乡村农户的干旱脆弱性及其适应领域,选取榆中县和长武县气象数据和农户调查数据,应用主成分分析、综合指数法、差异性分析和鲁棒性分析等方法分别对指标权重、农户干旱脆弱性指数及其差异性与脆弱性指数的不确定性进行分析与检验,并从适应能力、适应策略和适应模式三个层面揭示适应机理。主要结论为：①中连川乡农户干旱脆弱性指数大于洪家镇,且不同村落间农户干旱脆弱性指数差异显著;②农户干旱适应机理为暴露—敏感性影响农户收入,农户生计系统是适应干旱暴露扰动的决定因子,农户类型、生计方式、土地利用、灌溉设施和政策扶持的差异性产生不同的适应模式和适应效果;③农户干旱脆弱性指数排名出现频率较高且排名变化范围较小,具有较强的鲁棒性,表明农户干旱脆弱性计算结果具有稳健性。     

Climate variability and rural livelihoods: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seasonal climate forecasts in Lesotho

Climate variability acutely affects rural livelihoods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yet it is just one of many stresses that vulnerable rural households have to cope with. A livelihood approach is used to assess the potential role that seasonal climate forecasts might play in increasing adaptive capacity in response to climate variability, using Lesotho as a case study. An examination of the assets and strategies that rural households employ enables a holistic assessment of the impact seasonal forecasts could have on rural livelihoods. This research thereby bridges macro-level variability with local-level impacts and adaptation to provide insight into the dynamics of forecast use and impact among vulnerable groups.     

贫困山区脱贫农户的生计可持续性及生计干预——以陇南山区为例

增强贫困山区脱贫农户的生计可持续性不仅是新时期农村扶贫的现实需求,更是推动乡村振兴的客观要求。论文从生计资本、生计策略及生计环境出发,建立了脱贫农户的生计可持续性评价指标体系,利用陇南山区脱贫农户的入户调查资料,评估贫困山区脱贫农户的生计可持续性、识别脱贫农户的生计障碍。研究发现:① 从川坝河谷区、半山区到高山区,从早期脱贫到后期脱贫,脱贫农户的生计可持续性依次降低,且务工型与农工互补型脱贫农户的生计可持续性强于其他生计方式农户;② 陇南山区生计不可持续脱贫农户比重达28.83%,高山区、传统务农型及后期脱贫户中生计不可持续农户比重较高,而川坝河谷区、农工互补型与务工型及早期脱贫户中该比重较低;③ 生计不可持续脱贫户均面临着多元生计障碍,其中近2/3的农户面临多维资本—环境阻滞型与多重要素阻滞型障碍;④ 针对生计不可持续脱贫农户面临的多元生计障碍,需分类实施多维生计干预。     

秦巴山集中连片特困区农户多维贫困测度与影响机理分析——以商洛市为例

中国扶贫瞄准单位已下沉到农户单元,发展和完善农户尺度的多维贫困测度方法是精准配置扶贫资源、提高扶贫效率的关键。通过借鉴“人”“地”和“业”关系理论构建了“能力—资本—环境”多维贫困综合评估框架,以秦巴山特困区商洛为例,通过多维贫困测度体系对农户进行综合测度,识别样本区多维贫困户,进而与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对比分析,并探讨了多维贫困发生的主要影响机理,最后依据多维贫困户剥夺维度的组合划分不同类型。研究结果表明:① 有245户被识别为多维贫困户,239户被识别为非多维贫困户,多维贫困户与非多维贫困户在能力维度、资本维度和环境维度均存在较大差异;② 有84.08%的多维贫困户与建档立卡贫困户相重叠,多维贫困户在综合维度和单维度的贫困程度均较深;③ 多维贫困发生主要受“人”的发展能力和生产能力、“业”的金融资本、物质资本以及“地”的地理条件和区位的弱势或剥夺的影响;④ 多维贫困户划分为发展缺失型、复合贫困型、生存环境恶劣型和综合贫困型4类。     

农户对气候变化适应行为的有效性评价

气候变化对以自然资源为生计基础的农业人口的影响非常显著,更好地理解农户对适应行为的有效性评价对于制定合适的适应政策、提高农民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非常重要。利用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区农户调查样本数据,分析农户适应行为有效性感知特征,并结合调查地2000—2014年的统计年鉴数据中常用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指标,从客观层面验证适应行为的效果,最后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分为3个模型辨识影响农户对适应行为有效性评价的显著因素。结果表明:(1)具有高适应效能感知的适应行为大部分被受访农户使用;2000—2014年研究区的粮食产量在波动中上升,说明适应行为有一定的实际效果;(2)影响农户对适应行为有效性评价的显著因素包括农户属性中的非农业收入、农业收入、种植规模、性别、看电视和赶集的频率,农户对气候变化的感知中的本地自然灾害变化、气候变化导致作物播种时间、收获时间、作物产量变化和病虫害,2005—2015年的降水等。     

Cash gifts,perception of social sphere and distribution of water resources for rural farmers in a typical oasis area in Northwest China

Face-to-face interviews(n=860) were conducted to determine cash-gift behavior, cognition and complexity of social relations, and family water consumption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a typical oasis area in Northwest China. The survey results revealed cash gifts to be the second-largest expenditure(1,330 Yuan) for rural households, far beyond the average spending on health(854.1 Yuan) or education(890.8 Yuan). The amount of cash-gift expenditures indirectly reflects a family's social relations level, and our developed Social Relations Extent Coefficient—based on cash-gift and food expenditures—can directly reflect the extent or level of these relationships. Different types of farmers or farming families have different coefficients. The coefficient also shows how social station affects a family's water resource utilization, and how water is distributed among different types of farmers. Despite the current inequities, however, promotion of better agricultural techniques and large-scale cultivation in this area could help distribute water resources more equitably and effectively.     

中国社会化水资源稀缺评价

水资源稀缺是我国21世纪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最主要问题之一,水资源稀缺评价是水资源管理中最基础性的工作。在界定水资源管理阶段、引入社会适应性能力概念的基础上,将水资源稀缺评价问题拓展到了社会经济领域,强调社会资源在水资源稀缺评价中的作用。同时根据计算的社会化水资源稀缺评价指数,对2002年我国各省 (市) 水文水资源稀缺指数和社会化水资源稀缺指数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北京、上海、浙江、广东和广西省由于相对高的社会适应性能力,其社会化水资源稀缺程度指数的相对排序得到了改善;河北、河南、贵州、云南省因相对低的社会适应性能力使其社会化水资源稀缺指数排序有所降低。同时探讨了社会适应性能力对水资源稀缺程度的影响,并指出运用社会资源来适应水资源的稀缺也是水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的一种途径。     

乡村农户旅游适应效果、模式及其影响因素——以西安市和咸阳市17个案例村为例

乡村旅游地面临人地交互作用的剧烈变迁,内部要素适应社会-生态系统变化,趋利避害降低脆弱性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重新界定基于恢复力和脆弱性的农户适应性理论内涵,构建旅游开发适应力指标体系,以西安市和咸阳市17个不同类型的城郊型乡村旅游地为例,评价和分析农户旅游适应效果与空间差异规律,探讨和归纳适应行为与对策模式,建立BP神经网络辨别和揭示适应性影响因素与重要性关系。研究表明：① 西安市和咸阳市农户适应旅游开发综合效果呈现中等偏下水平的偏态分布趋势,分别处于旅游地生命周期快速发展阶段和探索起步阶段。② 乡村旅游地农户适应效果形成“圈层辐射、两翼包络、外围联动”的县域尺度空间分布格局;村域尺度圈层分化现象显著。③ 经营模式划分的旅游乡村农户适应效果股份制模式>“公司+农户”模式>“政府+公司+农户”模式>个体农庄模式>“农户+农户”模式;常年外出务工和农家乐经营是农户主要适应行为选择,季节性务工、本地上班以及农业生产是辅助适应行为选择,且适应行为组合方式表现为旅游专营型、旅游主导型、均衡兼营型、务工主导型和务农主导型五种适应对策模式。④ 旅游发展机会认知、技能培训机会、社会联结度、劳动力总量、政策知晓度、旅游就业人数、收入来源种类、生活主要能源、受教育程度、公共服务设施是农户主要旅游适应性影响因素。据此,提出后续社会-生态整合研究亟需突破方向和适应旅游开发的政策路径。     

雨养农业区农户的气候变化适应行为及影响因素路径分析

厘清农户的气候变化适应行为类型以及农户属性、气候变化感知对适应行为的影响机制,对于制定合适的适应政策至关重要。论文将适应行为分为技术性行为、经济性行为和迁移性行为3类,并构建了以气候变化感知为中介变量的“属性-感知-适应”多变量路径分析模型,在对农户属性对适应行为的影响进行多元方差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变量间的影响路径。结果表明：① 农户适应气候变化会优先选择技术性行为,其次是经济性行为,选择迁移性行为的农户最少;② 农户属性对适应行为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③ 根据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将多变量路径分析模型分解为3类：完全中介模型、部分中介模型和无中介模型。通过分析以上3种模型可以发现,农户属性对适应行为既有通过中介变量产生的间接影响,也有不通过中介变量产生的直接影响,说明适应行为的选择并不仅仅依赖于气候变化感知,农户属性对于适应行为的选择也是一个重要的直接影响因素。最后针对提高农户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the Perpetuation of Poverty in Rural Laos

ABSTRACT

Government efforts to industrialise and modernise the Lao economy through intensive resource development are having adverse effects on rural livelihoods as resources are degraded and access to limited land and natural resources has intensified. In one of the country's key river basins, Nam Ngum, a series of resource developments including hydropower, mining and agricultural plantations have modified the landscape over the last four decades. Uncoordinated resource developments are putting intense pressure on increasingly scarce natural resources and affecting the lives of people who are dependent on them. Economic diversification of rural households in Feuang District in the Nam Ngum River Basin has created significant discrepancies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yet all households remain primarily dependent on agriculture. Land is of enduring importance to rural livelihoods. National development intervention has failed to secure basic livelihoods for rural househol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