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及其可达性特征

基于休闲旅游资源POI数据,采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及栅格分析等方法,探讨广州市不同类型休闲旅游资源的空间特征及其可达性空间格局,并解析可达性空间格局的形成机制。结果表明：1）广州市休闲旅游资源总体上呈现“中心城区密集、边缘区稀疏”的分布特征,随着与市中心距离的增加,空间集聚度不断下降。2）不同类型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特征差异明显,文化类集聚程度最高,康娱类呈单核集聚,自然类呈板块式集聚,专项类最接近随机分布。3）广州市休闲旅游资源可达性空间格局的交通指向性明显,呈现以中心城区为核心,沿交通干线向外渐降,至从化区北部达到最低的特点。4）不同类型休闲旅游资源的可达性空间格局存在差异,整体可达性最高的是康娱类,可达性最低的是专项类。5）广州市休闲旅游资源可达性格局在“资源-交通-人口-行政”体系综合作用下逐渐形成的。     

县域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与可达性——以江苏省射阳县为例

基于全国第二次土地利用调查数据,借助GIS 软件平台,运用核密度估算、最近邻距离指数、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栅格成本加权距离算法等模型分析江苏省射阳县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与可达性。研究表明：在可达性成本上,镇中心半小时经济圈为5 km,成本从中心沿公路网向外围呈增长态势;村中心半小时经济圈半径为1 km,呈现“满天星”分布格局;耕作成本一般为5 min,西部村庄可达性高于东部。在点格局上,农村居民点分布集聚,呈现“西密东疏”的空间格局特征。在规模空间格局上,农村居民点规模普遍较小,具有“太极”状结构。在可达性空间格局上,镇中心平均可达性呈现“双管”结构,高值区在射阳县西部和中部形成条带状分布;村中心平均可达性空间上类似“树枝”结构,呈现中西部高值集聚和东部低值连片分布的格局;耕作平均可达性具有南部高值、东部低值连片和中部高值集聚特征。空间可达性可划分为可达性高值区、可达性中值区和可达性低值区三级,射阳县可达性以中值为主,具有圈层状和“公路沿线”布局特征。     

山区县人口分布的时空特征及主要影响因素分析——以河南省嵩县为例

城镇化过程中山区人口分布的时空特征及其变化规律对协调人地关系和实施乡村振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文基于河南省洛阳市3次农业普查数据,选取嵩县318个村域单元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GIS空间分析和回归方法,分析该县域人口分布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嵩县人口分布在空间上极不均衡,高密度区集聚于交通干线附近和地势较为平坦的地区,并随时间推移由点状集聚分布向片状和条带状集聚分布转变;② 人口增长总体上以洛栾高速为界,西北人口增长速度快、东南人口增长速度慢,其中高速增长区主要集中于县城及洛栾高速西北部少数乡镇所在地;③ 人口增长中心位于县城和陆浑水库周围的乡镇所在地,南部深山区乡镇有望形成新的人口集聚地;④ 县域人口分布格局是自然地理条件、地理区位和公共服务设施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县城可达性对人口分布影响最大,地形起伏度次之,耕地面积和中学可达性较小,但不同因素的影响具有时空异质性。上述结论意味着,山区县可在充分考虑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差异的基础上,利用城镇化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设施调整来促进县域人口分布格局的优化。     

黄土高原县域贫困空间格局及地形影响因素研究

借鉴空间贫困研究的基本理论,以2017年的社会经济数据为基础,对国务院扶贫办认定的贫困县进行标识,探讨黄土高原县域贫困格局及其受地形环境的影响。结果表明:(1)黄土高原贫困县沿太行山、吕梁山、六盘山三座山脉和毛乌素沙漠一带聚集分布,呈现“三山一带”的空间分布格局。(2)贫困县的空间分布格局与人口、GDP、人均GDP的空间分布格局大相径庭,在人均GDP较高的鄂尔多斯地区也出现了贫困县的集中分布,说明仅靠社会经济因素不能很好地解释贫困县的空间分布。(3)地形环境对贫困县的空间分布有显著的影响。地形环境越恶劣的地方,贫困县分布越多。68%的贫困县分布在15°～25°高坡度范围内,76%的贫困县位于50～105 m的较大地形起伏度范围内。     

南京市星级酒店空间可达性格局研究

运用ArcGIS 9.2软件,结合ESDA方法对南京市星级酒店空间可达性格局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南京市星级酒店空间可达性整体较好,在地域分布上呈以酒店为中心的距离衰减规律,而且等级愈高的酒店可达性愈差。其中二、三星级酒店的空间可达性较好且较相似,而四、五星级酒店可达性也较相似但较差;基于乡镇街道为统计单元的二、三星级酒店可达性总体集聚程度相当且较低,而四、五星级酒店总体集聚程度相当且较高;可达性热点区与冷点区呈现以主城区为中心的圈层结构,其中热点区主要分布在主城区,而冷点区分布在南京市域边缘区域;最后将星级酒店可达性格局的影响因素归纳为酒店分布、行政单元大小、交通基础设施、旅游资源和经济条件等,其中前3个为直接原因,后2个是间接原因。     

山区县域聚落演化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以豫西山地嵩县为例

综合运用GIS空间分析、地形起伏度和地形位指数等方法,分析了1975-2015年嵩县聚落演化的空间分异特征,进而运用因子分析、地理探测器和多元回归分析方法研究了影响因素及其变化。得出：① 40年间嵩县聚落数量减少了将近四分之一,而聚落总规模增加1.28倍,其数量减少量以1975-1995年阶段居多,规模扩张程度以1995-2015年阶段更为显著。② 受山区地形限制聚落在空间上多沿道路和河流呈条带状分布,沿县城和乡镇中心呈团状分布,且随时间变化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性;聚落空间分布呈现明显的低地、小地形起伏、平缓坡度和小地形位指向性,且随时间趋于向丘陵、平起伏和微起伏、坡度<6°、地形位指数<0.4地区布局;此外,聚落区位的南坡指向性和聚落规模空间分布的南坡、东南坡和西南坡指向性趋于加强。③ 聚落区位主要受地形、生产条件以及道路、乡镇中心、县城中心和工矿企业的辐射影响,但随时间变化,地形影响在减弱,而道路和乡镇中心的辐射影响在增强。④ 聚落规模空间分布受自然、社会和经济等方面因子的解释作用均较为显著并随时间有所变化,其中,地形的影响相对较大,社会经济因子中乡镇和县城中心的影响次之;但随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县城中心的影响逐渐增强,而乡镇中心和地形的影响逐渐减弱。基于以上研究为山区聚落未来选址及规划布局提出几点建议。     

中国4A级及以上旅游景点(区)空间可达性测度

基于GIS技术,运用栅格成本加权距离算法,计算中国1 063个4A级及以上旅游景点的空间可达性,并测算县域单元的整体可达性,利用空间关联方法分析了县域可达性的空间差异。结果表明:中国4A级及以上景点的空间分布总体上呈现出集聚分布的特点,人文景点的聚集程度明显高于自然景点。全国4A级及以上景点的平均可达性时间为60.5 min,63.29%的景点可达性在120 min以内;所有4A级及以上景点的可达性在全国的分布差异显著,且其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交通指向性;人文景点可达性好的区域相对于自然景点更加集中。所有景点、人文景点、自然景点均呈强集聚格局,3种类型可达性热点区域的分布呈现明显的热点-次热点-次冷点-冷点自东向西带状分布的格局。     

中国小城镇空间分布特征及其相关因素

小城镇是推动中国新型城镇化的主要载体之一,研究中国小城镇空间分布特征成为一项重要议题。采用最邻近距离、点密度等空间分析方法,探究中国小城镇空间分布格局,并从地形、人口、经济、区位等方面进行相关因素分析。主要结论包括：① 全国层面,中国小城镇呈“西北疏、东南密”的总体格局特征,形成三大团块集聚区,包括由长三角、山东半岛、京津冀等城市群组成的“弓箭”状集聚区,珠三角、湘中地区形成的“倒T字”型集聚区,以及成渝城市群地区的“圆形”状集聚区;② 小城镇沿北部主要交通干线形成的轴带与东部沿海轴、南部沿（长）江轴共同组成“π”型集聚带,与三大团块集聚区共同构成“团块+轴带”组合式空间集聚形态;③ 区域层面,中国绝大部分省市的小城镇呈均匀分布,但总体均匀程度并不高;④ 小城镇呈集聚分布的省、自治区数量不多,主要集中在内陆边境地带及四川盆地,总体地广人稀;⑤ 小城镇空间分布受自然资源环境、人口疏密、经济发展水平、区位优势度、道路交通条件等客观因素,以及政策导向主观因素的综合影响。未来,建议增强西北地区小城镇扶持政策,多培育小城镇作为发展节点,城市群周边、省会等大城市周边小城镇应注重提升发展质量,传统农区、贫困山区及边远落后地区要重视经济建设及增强道路交通可达性,促进小城镇发展以助力新型城镇化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山区乡村学校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及发展水平

作为农村基础设施的乡村学校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过程中正在面临极为严峻的形势.利用趋势面分析,空间热点探测分析,核密度估计,主成分分析,聚类分析等方法对2004-2014年山区乡村学校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及发展水平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 乡村学校的规模总体上大幅减少,尤其是学校的数量减少最为明显,减少接近一半(49.0%).学校的高集聚区分布于沿江平坝区和两山所夹槽谷区,而两山区相对较低.② 不同类型区乡村学校的服务范围显著缩小,特别是丘陵区2014年较2004年服务半径缩小62.0%,其次是低山区缩小47.2%.③ 乡村学校发展表现出空间变化较为强烈的相对不协调情景,由2004年发展的不均匀,不合理变为2014年的正常合理发展.④ 乡村学校的变化具有显著地正向空间集聚现象,整体呈随机分布状态,现已形成一个以西南部南宾镇为中心的大面积热点区和东南向以新乐,金玲和金竹为代表的低值区.⑤ 研究区乡村学校的发展可分为:基础差--衰落区,基础好--衰落区,基础差--发展区和基础好--发展区,这一格局与地形,经济,交通区位等对教育资源的分配影响有很大关系.⑥ 未来研究区乡村学校的发展方略应着重考虑优化乡村学校的布局,适时引导适龄儿童的家庭就近就地迁移,强调中心校,"大校"和"名校"建设.在山区人口大规模流动的背景下,明确现阶段和未来的发展思路和策略,对指导山区乡村学校发展有重要意义.     

长沙市基础教育资源空间可达性和供需匹配度评价

以长沙市为例,基于POI、夜间灯光、土地利用、路网、DEM等影响人口空间分布的变量因子,构建随机森林模型将2018年乡镇人口分解到100 m格网中,然后利用成本加权距离法分析基础教育资源的空间可达性,最后利用改进潜能模型计算基础教育资源的供需匹配度。结果表明：1）在村级（社区）尺度,人口空间化结果与统计数据的线性拟合R²达到0.73,优于WorldPop数据集;长沙市人口分布整体呈现“一主两副多点”的空间格局,能细致地刻画分布特征。2）长沙市基础教育资源空间可达性整体较好,分别有97.72%、96.20%和89.46%的居民能在30 min内到达最近的小学、初中和高中;城乡差异明显,设施密集、交通发达区域的基础教育资源可达性较好;可达性较差的村（社区）集中分布在辖区面积大、多林地山区的县（市）。3）长沙市主城区和浏阳、宁乡城区基础教育资源多处于供需均衡状态,但仍有部分区域的资源配置有待加强;镇区基础教育资源供需匹配度处于偏高状态,乡村地区基础教育资源在其服务半径内多处于匹配度高值状态,强度以设施点为中心向外逐渐降低,需要加强校车配置和接收寄宿学生的能力,以扩大生源范围。     

中国丘陵山区农村贫困时空格局及其演变机制研究——以江西省于都县为例

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前提。丘陵山区是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聚集区,开展丘陵山区贫困时空格局及其演变机制研究对实现贫困地区转型发展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论文以江西省于都县为例,以村域为研究单元,采用空间自相关、核密度估计、地理探测器等模型方法刻画了于都县农村贫困地理格局及其分异特征,识别了丘陵山区驱动农村贫困化的主导因子,揭示了农村贫困化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 丘陵山区农村贫困化存在明显的地域分异规律和空间集聚性特征,且聚集效应随减贫力度加大有所减弱;② 坡度、行政村到县城中心的可达度、路网密度和公共服务点数量是丘陵山区农村贫困化分异的主导因子,且随时间推移,资源禀赋不足对农村贫困化的驱动作用有所减弱,区位条件对农村贫困化的驱动作用逐渐增强;③ 不同时期丘陵山区农村贫困化地域分异的主导因素有所不同。农村贫困化有其自然和人文根源,科学减贫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需以深化贫困发生机制理论认知为基础,协同推进区域性贫困和个体性贫困的减轻,从而实现贫困地区转型发展和乡村振兴。     

区域公共服务设施优化配置方法研究——以大连市甘井子区兴华街道小学配置为例

利用GIS网络分析技术可真实模拟可达性,实现设施优化布局。以大连市甘井子区兴华街道小学配置为例研究,在借鉴以往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公安部门统计数据,通过实地调研,兼顾流动人口,利用GIS技术构建网络分析数据集,采用最小化阻抗模型和最大化覆盖范围模型比较研究,确定研究区小学配置方案。结论表明,基于最大覆盖范围原则的小学选址更合理。保持区域原有的兴华小学、松江路小学、千山路小学、华中小学和芙蓉小学5 所小学在原区位继续运行,在2 号和45号点位再配置2所小学,较为合理。     

基于学籍地址和地理编码的乡村小学教育资源空间可达性分析

基于“学籍信息中的家庭地址承载了学生空间位置”这一假设,通过学籍信息收集了湖南省株洲县小学生的家庭地址,借助高德开放平台提供的地理编码和POI搜索服务,获得到了株洲县小学生的空间位置和分布,并基于最短路径分析和高斯型两步移动搜索法分析了株洲县小学教育资源的空间可达性及其特征,尝试为区域教育资源的空间均衡性分析与规划配置提供新的数据源和方法借鉴。结果表明：① 基于学籍地址和地理编码技术能够较准确地获取株洲县小学生的空间分布。② 株洲县小学生就近入学距离的最大值、平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11.83 km、2.10 km和1.81 km,就近入学距离小于2.0 km的学生仅占55.46%,为株洲县兼顾公平和效率的教育资源配置工作带来了挑战。③ 株洲县北部城镇地区因学校数量较多,平均就近入学距离较小,教育资源的空间可达性普遍较高,且空间差异小,均衡性好;而东南部的乡村地区,平均就近入学距离较大,教育资源的空间可达性普遍较低,且空间差异大。④ 基于情景分析,在不造成局地生源稳定性问题的前提下,新增3所学校后,东南部地区的平均就近入学距离和教育资源的空间可达性有很大的改善,龙潭镇和龙门镇的平均入学距离由3784 m和3520 m降低到3116 m和2636 m,教育资源的空间可达性分别由0.0492和0.0982提高到0.0762和0.1496。     

响应区域自然特征的巴渝梯田人居景观图式研究

以巴渝地区形态结构完整且具有代表性的梯田区域遥感图像为研究对象,结合史料分析和田野调查,采用可视化的景观图式语言,对单一的梯田水利技术及其时空组合模式以及梯田人居环境3方面的营建特征进行分析,构建巴渝梯田人居系统的景观图式体系。研究发现：1）响应巴渝山地地貌及“春旱夏涝”降雨特征,形成秋水春用的冬水田、夏季排洪的冲冲田以及四季关水的囤水田等系列在地性梯田水利技术;2）巴渝梯田水利技术在时间上形成适应春旱夏涝的“秋蓄-冬沃-春耕-夏排”水资源管理模式,在空间上形成顺应地貌的“高囤-低灌”组合模式;3）梯田人居环境响应地貌影响下水安全差异性,呈现交叉汇聚梯田基底与涵养林为基底嵌套咬合散点型民居斑块的“有机分散型”低山丘陵区梯田人居模式,和涵养林为基底边缘渗透单向跌落梯田与集中型聚落斑块的“大面集中型”中高山沟谷区梯田人居模式。综上,巴渝梯田水利技术类型、组合方式以及梯田人居在山地地貌的建构模式是契合巴渝特有地理地貌和水文条件的经验集成,对城乡低影响开发建设以及传统营建智慧的保护具有积极借鉴意义。     

基于体制转换的乡村转型时空格局及演变机理——以甘肃省榆中县为例

乡村转型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也是“三农”转型的重要抓手。论文以黄土高原沟壑区甘肃省榆中县为例,从人口转型、土地转型和产业转型3个维度构建乡村转型指标体系,基于2002—2018年统计数据、农户调研数据、遥感数据等多源数据,运用熵值法、层次分析法、乡村转型度模型和空间分析方法,从县域和农户视角,量化与分析榆中县乡村转型及其时空演变格局,刻画农户生计转型路径;在此基础上,引入体制转换理论阐释乡村转型过程机理,并运用逐步回归分析方法识别驱动乡村转型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① 2002—2018年榆中县乡村转型度、产业转型度和人口转型度明显上升,而土地转型度稳中有降,乡村转型度和产业转型差异明显且变化较大,在中部川区最为突出。② 乡村转型、人口转型、产业转型均呈现“中部川区较高速和高速转型、北部山区低速转型、南部山区由低速转型向较高速过渡转型的空间格局”,并伴有逐级式和跨级式的变化特点,土地转型空间分布较为分散;乡村转型、人口转型、产业转型和土地转型的热点区主要集聚在中部川区,冷点区主要集聚于北部山区。③ 农户生计表现出多路径转型特征,北部山区为综合型生计转型路径,中部川区和南部山区为兼农型生计转型路径。④ 中部川区实现乡村体制转换,南部山区乡村发展明显升级转型,但未形成新的乡村体制,而北部山区乡村转型不够显著。⑤ 固定资产投资是决定榆中县乡村转型的关键因素。研究结果可为乡村转型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也为黄土高原沟壑区乡村振兴与乡村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基于土地利用格局重建的区域生境质量时空变化分析

区域生境质量决定了区域内生物多样性状况,是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生态系统健康程度的重要体现,生境质量变化研究对区域生态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重建区域生境质量空间格局可以还原历史时期的生态环境本底,为揭示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演变规律提供科学支撑。选取高程、坡度、坡向、GDP、人口、温度、降雨量、河流距离、城市距离和海岸线距离10个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因子,构建CA-Markov模型参数,模拟得到历史土地利用空间数据。在此基础上,运用InVEST模型重建泛长三角地区生境质量空间格局,并对计算得到的生境退化度指数和生境质量指数进行等级划分与统计分析。结果表明：① 土地利用模拟精度验证结果显示Kappa系数为0.88,土地利用空间格局重建方法可行,可以在此基础上开展生境质量模拟研究。② 泛长三角地区1975—2010年生境退化度逐期上升,生境退化等级在空间分布上呈圈层递变分布规律。生境质量则表现为逐期下降,高值区主要分布于山区,低值区大部分位于建成区;1975—2010年期间,低值区逐渐向周边高值区域演变,生境高值区域趋于破碎化。③ 1975—2010年生境质量时空变化特征表明：生境质量差等级区域,其生境难以修复,维持原状居多;生境质量较差等级区域易继续恶化,且易发生在建成区周边区域,占比为研究区总面积的6.40%;生境等级为良好和优等的区域,其生境等级易转换为差等和较差等级,使得该区域的生境破碎化,该类型的面积占比为研究区总面积的5.68%。④ 1975—2010年期间,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显著,对生境质量造成了巨大的影响;研究区生境质量逐期变差,其生境质量等级位于较差及以下区域面积占比均达到了60%以上,建设用地为生境质量最大的威胁因子。     

隋朝至1949年山东省沂水县农村居民点的时空格局及驱动力

以山东省沂水县为例,综合历史资料、GIS与定量分析法,以农村居民点建村的时间、所处的地貌类型以及建村时的农户来源地3个指标,系统考察隋朝至1949年农村居民点的时空格局变化及驱动力。结果表明：沂水县1949年的1484个农村居民点,最早建村于隋朝。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村居民点建村速率先快后慢,呈倒“U”型演变,明朝建村速率最快。同时,每个朝代初期建村速率较快,后期较慢;随着时间的推移,沂水县农村居民点建村速率快于县域整体农村居民点建村速率的地貌类型沿着平原—丘陵—山地的地貌格局演进,建村时的农户来源地沿着省外—县外—县内的地域格局演进。驱动力研究认为,人地关系状况是影响农村居民点时间格局变化的主导驱动力,战争、政策及气候灾害等通过影响人地关系状况,影响着农村居民点短时间尺度的格局变化;耕地资源禀赋是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变化的主导驱动力,农户建村首先选择耕地资源禀赋优越的平原,随着人地矛盾增加,逐步向丘陵和山地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