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价值链分工的跨国生物医药企业在华布局模式

从企业微观视角,深入分析了全球前30强生物医药企业的价值链不同环节在华布局特征及各环节间的空间分工模式。研究结果表明:(1)从整体上看,绝大多数企业集中在长三角、京津冀和珠三角三大区域,其中总部和研发中心都集中在北京和上海,制造基地则散布在三大经济区内。(2)从区域内部价值链分工看,长三角、京津冀的价值链分工体系较为成熟,珠三角仍处于利用其成本优势吸引制造基地布局阶段。(3)在华跨国生物医药企业内部"研发中心"与"制造基地"的分工存在跨区域、同区域跨城市和城市内部3种模式,在华投资的路径可以分为"先制造后总部研发"的制造先行模式和"先总部后制造研发"的总部先行模式。     

北京电子信息产业及其价值链空间分布特征研究

作为主导产业部门之一的电子信息产业在北京具有较强的产业实力及较好的发展前景。本研究通过分析电子信息产业和大型电子信息企业主要价值链环节在北京的分布情况, 总结了电子信息产业及其价值链的空间分布特征。研究发现:北京市电子信息产业郊区化趋势明显且呈集聚分布, 大型电子信息企业主要价值链环节也呈集聚分布, 生产环节的远郊化明显, 呈现多中心空间结构;北京市主要电子信息产业集聚区呈现明显的功能分工、大型电子信息企业主要价值链环节呈现明显的区域分工。     

上海浦东新区发展总部经济的实践与思考

总部经济是指某区域通过创造各种有利条件,吸引跨国公司和外埠大型企业集团总部入住,通过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形成合理的价值链分工的经济活动的统称。总部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是市场竞争白热化、资本流动国际化、经济发展知识化、产业分工精细化的结果。引进国内外企业总部入驻,着力发展总部经济,已成为我国大部分地区促进城市和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之一。     

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模式与政策导向的初步研究

结合世界城市同经济增长、科技创新以及区域基础这间的关系，世界城市结构演化及其成长过程等的一般规律，在内外部环境综合分析基础上，提出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基本经济模式与空间结构模式。加大开放程度，推进产业价值链分工，提高高级生产者服务以及高科技产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积极吸引跨国公司总部与研发机构，增强对全球经济资源的配置能力，为基本经济模式；而在首都圈与环渤海地区形成合理的空间分工，以及改北京单中心结构为近、远程多中心圈域型结构，为基础空间结构模式，并进一步提出了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六大政策导向。     

北京高科技产业集聚过程及其影响因素

结合欧美关于产业集聚研究的理论和实践,利用统计数据、问卷调查和企业访谈等相关资料,概括总结北京高科技产业集聚的过程、特征及其产业类型、空间过程、驱动力量、集群形成推动者、重要的创业支援机构、其他重要的形成因素和发展绩效。借助Porter的菱形构架 (钻石体系),全面分析了北京高科技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关系。独特的历史背景和初始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北京高科技产业集聚的形成。而在北京高科技产业集聚的发展中,政策驱动和外资驱动起到了重要作用。政府政策尤其是政府在营建官产学合作网络以及区域创新环境方面,极大地激励了北京高科技产业的集聚和发展。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外资企业成为近年来北京高科技产业集聚的重要驱动力量。作者进一步提出探讨北京高科技产业集聚的形成原因时,要具有综合观点,特别是要结合区域自身特点来分析各影响要素的构成和具体作用。     

苹果手机零部件全球价值链的价值分配与中国角色演变

产品内分工已成为支配当代企业分工与产品生产的重要模式。研究智能手机生产网络价值分配格局,对辨析中国大陆企业在移动通讯产业价值链中所处地位与演进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利用2012—2017年苹果公司供应商数据,以其零部件价值含量与技术要求为测度标准,分析了苹果手机零部件全球价值链的分配特征以及中国大陆企业在其中的地位变化。发现：高价值环节的供应商主要以美国、日本、韩国为主,而中低价值环节则以中国台湾、日本和中国大陆供应商为主,且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在中间环节占据重要地位。处于价值链高端的供应商分支数量在中国大陆和美国缩减明显,日本、韩国较为稳定,中国台湾增加明显。在价值链的中低端环节,供应商分支趋向中国大陆集中。印度、巴西以及越南等地成为新的中低端价值环节转移承接地。近年来,中国大陆在苹果手机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得到了提升,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中原地区等地逐渐形成了苹果供应商分支的集聚区域,呈现出零部件生产的区域分工特征。长三角(上海-苏州为核心)与珠三角(深圳-东莞为核心),承接了价值链多个生产环节,是中国大陆嵌入苹果手机生产网络的主要阵地。成渝地区既承接了芯片类企业布局,也承接了价值链低端的组装代工和包装服务环节,呈现出在价值链两端双向承接的特征。环渤海、福建及湖南等地主要承接苹果手机价值链的中间环节,而中原地区主要以苹果手机组装与包装服务为主,承接价值链的低端环节。最后,论文从创新驱动、政府作用与外资等方面探讨了影响中国大陆地位提升的因素。     

全球化背景下地域分工演进对城市化空间格局的影响机理

经济全球化推动了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全球在地化与在地全球化的双向过程使地域分工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进而对城市化空间格局产生深刻影响.新的地域分工具有三方面的特点:一是从国内的区域尺度分工跃迁至全球尺度的地域分工,二是由过去的产业间分工和产业内分工转向在同一产品内部根据价值链划分进行分工合作的产品内分工,三是伴随国际和国内地域分工演进而产生的新的地域关系.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化空间格局的内涵也不再只是停留在城镇人口增长的空间差异上,也包括了城镇人口的集聚形态、城市间的联系与层级架构、城市产业结构的升级演化等内容.地域分工演进不仅促进了城市化空间格局的演变,还催生了新的城市化空间形态.地域分工对城市化空间格局的作用首先在于"地域分工-区际贸易-空间集聚-新的地域分工"的闭合循环,这是城市化空间格局演变的一般过程,并在基础条件、市场发育、制度安排、技术进步等核心要素的驱动下得以运行,在全球化等背景驱动要素的作用下改变其速度、形态与结构.文章运用所构建的分析框架,对全国、城市区域、都市区等三个不同层面上的城市化空间差异进行了逻辑解释.     

区域视角下中国上市企业总部的迁址研究

企业总部的区位及其迁移对城市和区域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本研究以上市企业为对象,考察2001-2012年期间,中国上市企业的总部和注册地址迁移情况。主要有以下发现:①上市企业的迁移以东部地区为主要目的地,西部和东北地区的上市企业净迁出量最大,东部沿海的长三角地区和北京是上市企业的主要迁入地。②上市企业迁移以上行迁移为主,即迁往高行政等级城市,北京、上海吸引了最多的上市企业迁入,而在省内迁移则是主要迁往省会城市。③从企业总部和注册地址的迁移指向,以及企业总部和注册地址分离的情况看,北京和上海在国内公司地理格局中的控制力还在提高,尤其是北京,以较大的优势吸引了国内最多的企业总部迁入。④不同产业的总部迁移率存在差异,总体上服务业迁移率比制造业更高,采掘业和房地产业是迁移率最高的产业。⑤拥有集聚经济带来的专业化、多元化的产业环境和优质配套条件,以及高行政等级带来的信息和政策优势,是企业总部迁往经济发达以及高行政等级城市的重要原因。⑥上市企业的总部和注册地址迁移主要是由于企业的兼并重组造成的,这与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有关。⑦企业总部的迁移之后,并没有带来企业经营绩效的显著增长,即使有也非常有限,且持续时间很短;同时企业总部的上行迁移也没有比平行和下行迁移对企业经营绩效的改善更有帮助。     

中日韩在东盟制造业价值链的参与特征及耦合关系——基于TiVA数据库的实证

从增加值创造与流转角度考察制造业区域网络及价值链,是当前国际贸易与产业专业化分工研究的新领域。各国在制造业区域价值链参与中的效应问题,尤其是价值链参与对各经济体及其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形成何种规制,更是一个需要探究的“黑箱问题”。基于OECD和WTO联合发布的TiVA数据库最新统计数据,借鉴、构造了区域价值链参与度指数、产业演进系数、产业竞争力指数、区域价值链参与度位序等量化指标,构建起区域价值链“参与度-适应性-竞争力”分析框架,对中日韩在东盟制造业价值链的参与特征及耦合关系,开展时序统计测度与横向比较。研究表明：① 中日韩对东盟制造业价值链的贡献份额提高到47%,是区域价值链的主要参与者与实际主导者。其中,中国历经1995—2001年、2002—2007年、2008—2015年三个发展期,超越韩日成为首位参与国;② 三国参与区域价值链的产业结构同期发生调整。中国符合产业演进梯度上升的一般规律,解构了所谓的东亚“雁行模式”,但在结构合理性上尚需提高。日韩则向中低技术产业逆向演进,契合市场需求;③ 三国的产业竞争力及其空间格局随之出现阶段性演替。当前,中日韩分别在高技术产业、中高技术产业、中低技术产业形成竞争优势,并在东盟区域演绎出了空间交叉、部分重叠、独据等三种产业互动类型。这与各国自身制造业产能及其发展阶段紧密相关,更受到区域价值链成长需求与参与国之间竞争关系的影响。     

全球价值链下区域分工地位与产业升级对策研究——以东北三省为例

利用投入产出分析法,在测算出国家层面的各产业GVC分工地位指数的基础上,引入东北三省内的地区和产业差异因素,估算出东北三省工业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研究发现,整体上东北三省采矿业等基础工业贸易增值量较大,但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和低端锁定威胁;而其制造工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较低,对外贸易中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比较劣势,并且这一劣势还存在恶化倾向。就各省来看,基础工业方面,辽宁省在采矿业上的比较劣势相对较小,黑龙江省在采矿业上存在更为严重的产能过剩和低端锁定风险,而在制造业上吉林省的比较劣势较大。因此,东北三省要实现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和产业结构升级,就需要转变传统的产业发展和外贸理念,加强创新能力建设,将高新信息技术与传统工业生产相结合,发展新型工业化模式,在借鉴国外有益经验的基础上,走创新驱动的集约化发展道路。     

北京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的集聚与扩散

本文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北京中关村新技术集聚区域的企业衍生，集聚与扩散因素，以及企业的异地发展和地区内的商业区化趋势进行了讨论。结论指出，中关村新技术集聚体是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措施，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必须进行及时的有效支持和引导，使之获得健康的持续发展。     

基于产业链空间网络的京津冀城市群功能协同分析

京津冀协同发展虽已取得显著成效,但缓解区域差异的挑战依然十分严峻。本文基于城市间投入产出表,构建京津冀产业链空间网络,考察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前城市间功能协同存在的问题,据此探讨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设计对改善城市间功能协同的有效性。研究发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前,京津冀城市群存在着有分工、缺协同的问题,主要表现为：①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机械设备制造业产业链中游部门相对薄弱;② 北京生产性服务业的辐射强度和辐射范围不足;③ 产业链空间网络不均衡,空间融合程度低。产业链空间网络分析表明,《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针对京津冀城市间功能协同的存在问题提出了解决方向与对策,但在补强产业链中游的加工制造环节、增强首都圈增长极作用和强化石家庄南部支点作用等方面,应加以完善。     

“双循环”新格局与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基于价值链分工和要素流动视角

京津冀地区经历了从竞争、合作到迈向高质量协同发展的过程,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京津冀协同发展面临着新挑战和新目标,亟需实现创新驱动经济转型。本文从价值链分工和要素流动等方面入手,系统梳理了京津冀在“外循环”和“国内大循环”中的价值链地位和辐射能力,以及以“京津冀小循环”为表现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现状。结果发现,京津冀在“外循环”中没有形成世界级城市群相对应的技术分工和知识生产能力,处于价值链较低附加值环节;在“国内大循环”中,京津冀占据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并向外输出技术和资本,但吸引和辐射力有限。进一步探究发现,京津冀在“外循环”中相对边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京津冀小循环”尚未打通,创新成果难以在城市群内部转化,从而未能实现“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的城市群定位目标。下一阶段京津冀城市群应以水平知识链、梯度创新链为驱动,构建城市群垂直产业链。具体来说,“内循环”中应着力打造“北京研发—天津高端制造—河北物流服务”协同格局,“外循环”中构建以知识转移和市场突破为核心的“北京创新集聚溢出—河北综合制造—天津研发、航运”分工模式,逐步实现“内循环”反哺“外循环”。     

基于OPM模型的 北京制造业区位因子的影响分析

基于北京1996年和2001年两次基本单位普查等数据,本文采用OPM模型和GIS分析等方法,定量研究了期间北京制造业区位因子特征及其变化。结果表明,北京制造业企业整体呈现出郊区化发展态势,且这一进程仍在继续;各主要区位因子对企业择址影响不尽相同--训练有素的劳动者的分布作用尤为突出;就企业而言,外资企业初期为规避风险倾向于城区,而后期为降低成本倾向于郊区,但规模变量似乎不重要;市场指向性强的行业偏好城区,资源型产业偏好郊区,技术密集型产业偏好高素质劳动力"供应地"集中的城区;集聚经济推动制造业企业往郊县的工业园区集中;保护生态的政策使得企业更易选择在环境管制较少的地区发展,而交通运输的便利提高了企业城区择址的几率。     

北京市外资制造企业的区位分析

基于第二次基本单位普查资料,采用OPM模型分析北京制造业外资企业的区位行为。研究表明,外资企业的集聚程度由城内向外显著递减,依托交通干线和开发区,外资企业已经扩散到了北京的郊区县,推动了制造业的郊区化发展。统计结果显示,企业、产业和集聚因素共同决定了制造业外资企业的区位选择。规模较大的、新建的外资企业倾向于近郊区,而多种经营的、独资的企业则偏好城内,尤其在二~四环之间,集聚经济推动了制造业外资企业的郊区化。外资企业的区位行为存在显著的产业差异。     

IT产业研发枢纽形成条件研究及其应用

研发活动是创新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能对技术创新产生重要影响。研发枢纽是研发组织与活动的聚集区域,其形成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发展趋势。研发枢纽不仅对位于其中的企业和组织十分重要,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也能起到促进作用。本文分析了哪些因素对研发枢纽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将影响研发枢纽建设的区域基础条件分为:资本基础和创新环境,进而将资本基础细分为产业基础、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将创新环境细分为:基础设施、服务业发展状况和制度环境。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从信息化设施水平、高技术产业区位商、人力和社会资本条件几个方面比较了京、沪研发枢纽建设的基础条件。结论认为,北京适合发展成混合型的研发枢纽,但在商贸人才培养、服务业建设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上海适合发展成为自主创新型的研发枢纽,但是需要进一步解决社会资本的问题。     

北京市制造业分布的圈层结构演变——基于第一、二次基本单位普查资料的分析

基于第一、二次基本单位普查的企业数据,以邮区为基本空间单元,以制造业密度突变和总量增减为标准,将北京市划分为三个圈层:制造业衰退的中心城区已蔓延至四环;投资和外迁企业的集中区也已不限于城八区,而是迅速扩展至平原地区大部;远郊区县和山区的制造业发展缓慢。各产业类型、所有制类型和规模等级的制造业圈层结构及其演变均有较大差异。因素分解表明,北京市制造业圈层结构演变的主要推动力是电气电子和金属与矿物类产业、私有企业和大中型企业;企业规模结构的小型化和产业结构调整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研究认为应充分重视产业结构调整与空间布局调整的结合,遏止和扭转各圈层内产业结构均衡化和圈层间产业结构同质化的趋势。近郊平原制造业的核心地位仍将长期保持,用地集约化至关重要;中心城区可以适度发展都市型制造业,促进就业多样化;远郊化的谨慎推进则应以生态保育为前提。     

产业转移、专业化分工与跨区域协同发展研究——以粤湘赣桂为例

利用地区专业化分工理论与方法,选择广东(粤)、湖南(湘)、江西(赣)、广西(桂)为研究对象,以2006—2015年制造业2位数统计数据为基础,进行产业转移与地区分工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广东产业转移降低了四省份的分工水平,地区间产业同构较为突出,跨区域产业链构建处于初期阶段;第二,制造业整体呈空间扩散趋势,但资源和低技术产业扩散速度高于中高技术产业,一些高技术行业进一步向发达地区集聚,同时,大多制造业都指向广东市场,表现出产品内分工转移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