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城市体系发展的新动向

从六十年代开始,美国人口和经济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一变化到七十年代更加显著,它表明美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具有特殊的人口、技术、能源和交通运输特征。所谓“缓慢增长”就是指美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普遍减慢以及能源的日益枯竭,两者都影响美国大城市体系的空间形态和发展过程。同时,自1970年以来非大城市地区的人口增长以及计算机、电讯系统的应用对大城市地区的形态结构也有深远的影响。     

全球超大城市空间扩张及分形特征研究

超大城市是全球经济、文化以及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承载体和重要纽带,其形态结构特征和人口聚集效应是城市化影响的典型表现,然而当前对于全球超大城市形态特征及扩张模式的研究相对不足。基于2000—2020年全球城市土地利用/覆盖变化数据（GULUC-30）,利用城市扩张强度差异指数分析了超大城市用地的时空变化规律;而后运用面积—半径标度分析模型研究了超大城市的分形特征及扩张模式,最后基于城市用地面积和城市人口之间的线性关系评价城市用地效率。结果发现：① 2000—2020年东南亚和东亚的中国超大城市用地扩张最剧烈,城市用地面积分别扩张了3148.32 km²和5996.26 km²,城市扩张强度差异指数平均值大于3;② 2000—2020年超大城市的形态特征和扩张模式向着更加集约和紧凑的方向发展,径向维数平均值由1.54增加至1.56,分维差呈逐年减少趋势,城市内部结构一体化特征显著;③ 北美和欧洲的超大城市用地效率低,2020年城市用地面积与城市人口比值系数范围为0.89~4.11;南亚和非洲城市用地效率高,比值范围为0.23~0.87。超大城市空间扩张格局和形态变化的认识对于城市用地的集约利用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严格控制超大城市扩张规模,促进城市用地的均衡发展是建设韧性城市和实现城市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中国超大城市户籍人口转化的实证研究

“十四五”时期到2030年,加快流动人口市民化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相差约18%,老龄化压力与劳动力市场缺口使大城市纷纷出台“抢人”政策,市民化程度亟待提升,焦点在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超大城市每年户籍人口转化数相差很大,学界对此缺乏研究,使得城市每年能“化”多少户籍人口成为重要学术问题。本文结合自然和社会两个视角,选取简明指标,构建可能—满意度模型,测算4个超大城市年均户籍城镇化转化缺口,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超大城市户籍缺口的主导因素。影响超大城市户籍人口转化的因素主要是医疗、教育和供水。城乡治理亟需转变被动和僵化的制度安排,实现弹性的常态化治理。     

1982-2010年中国县市尺度流动人口核算及地域类型演化

县市是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调控流动人口的重要单元。本文系统梳理了1982年、1990年、2000年、2010年四期人口普查的流动人口统计口径,根据地理流数据的空间尺度转换原则,核算四期人口普查县市尺度的流入人口和流出人口,构建对应的流动人口空间数据库。并提出新的修正复合指标法,划分出6种流动人口地域类型,包括大规模净流入活跃型、小规模净流入活跃型、大规模净流出活跃型、小规模净流出活跃型、平衡活跃型、非活跃型,据此分析中国流动人口地域类型的演化格局。主要结论为:(1)中国流动人口地域类型经历了从不活跃到活跃、从相对均势到高度极化的演化过程,大部分地区逐步转化为净流出活跃型,流动人口向少数净流入活跃型县市集聚,51个大规模净流入活跃型县市集聚了全国55.85%的流入人口。(2)中国流动人口地域类型在空间格局同样呈现高度极化的演化过程,形成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2个流入人口高度集聚区,京、津及其他省会或首府等大城市则呈现单核式吸纳流入人口,净流出活跃型在"胡焕庸线"东南侧的"秦岭—淮河"以南地区呈现大面积扩张,成为中国最大的流出人口源区。(3)社会经济因素逐步成为影响流动人口集疏的主导因素,行政等级因素的作用也愈发突出。     

人口规模视角下城市公园绿地增长的差异与潜力 ——以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为例

以我国内地26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单元,选取公园绿地面积、城区人口指标构建市际面板数据模型,采用弹性系数法分析1997—2018年各城市公园绿地面积增长的时空分异并对其增长合理性进行非标准评价;运用残差分析法判断公园绿地面积增长的潜力。结果表明:从增长差异看,人口与公园绿地面积的增长差异波动下降,各城市增长差异呈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规模递减趋势,大城市公园绿地建设压力最高,小城市内部城际差异最大;从发展潜力看,全国公园绿地面积的增长潜力逐年递增,呈中部、东北、西部、东部递减的分布格局,西部小城市的潜力最大。通过提出推进公园绿地与人口发展的统筹优化、挖掘土地利用潜力、促进区域协同发展等对策,为城市“因人制宜”制定公园绿地调控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中国区域发展与人口再分布新态势

基于人口普查和流动人口调查等数据,探讨中国区域人口再分布新动态。随着中国进入新一轮区域协调发展阶段,在诸多因素影响下,中国区域人口再分布出现了人口由"东南沿海单向集中"转向"多向集中"、人口迁移的地理临近效应弱化、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吸纳效应显现、大城市对外来人口的"粘性作用"尚存等特征。新形势下东部地区大城市人口调控工作要以"调"代"控",重在调整人口结构,使之适应新一轮服务型经济发展的需求。中西部地区重点处理好经济发展与人口发展、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的协调关系,防止"隐形城镇化"等问题。     

长江三角洲气温变化特征及城市化影响

基于长江三角洲国家基本/基准站历史气象资料和区域人口资料,分析了1959~2005年和1981~2005年期间长江三角洲气温的年和季节变化特征,气温变化在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镇站之间的差异,以及城市化效应对气温的增温率和增温贡献率。结果表明,过去47年和25年期间,长江三角洲年均气温、年均最高和最低气温都显著增加,增温率都是冬季和春季较高,夏季最低。大城市站增温率明显高于小城镇和中等城市站,城市化效应对大城市气温基本上都是增温作用,其中对平均最低气温的增温率及贡献率最大,对平均最高气温都最小。长江三角洲气温变化趋势和增温率、城市化效应的增温率及增温贡献率与其他地区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中国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推拉机制——基于交叉分类多层模型的实证

外出人口回流正在成为影响国家和地区发展的重要现象,对其影响机制的解析受到广泛关注。研究在个人及家庭社会经济因素的基础上,将地区环境纳入回流动因的讨论中,通过构建包含户籍地和流入地地区环境、流动人口个体的分析框架,并运用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和交叉分类多层模型方法,揭示了不同地区环境对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推拉机制。研究表明：户籍地和流入地地区环境是解释人口回流意愿的重要因素,且流入地的重要性略大于户籍地。但两地环境因素的具体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户籍地经济环境和基础教育的改善,以及靠近大城市的区位条件显著提升了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而在流入地,经济的发展、服务业的繁荣以及靠近大城市的区位条件则抑制了回流意愿,但基础教育资源的影响不显著。与低学历流动人口相比,高学历群体的回流意愿受家乡经济水平、靠近大城市的区位条件的拉动作用更为明显,受流入地产业结构及区位条件的抑制作用也更加显著。研究拓展了地理学的人口迁移研究,并为不同地区采取针对性措施,引导人口合理流动提供了有益借鉴。     

从人口低估角度看:发展中国家大城市规划为什么很难成功?（英文）

在发展中国家,多种多样的规划被用来控制大城市的扩展和城市人口增长,然而,这些规划的界线屡屡被突破。当前,已有很多国内外文献对规划失败的原因展开了研究,本文对这些原因进行了梳理,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城市规划不系统、不科学;政府执行不到位;城市化或经济发展过快等。本研究对主要发展中国家大城市规划人口和现实人口进行了归纳和对比,认为城市人口的低估是大城市规划难以实现的一个关键因素。最后,利用世界上110个国家60年(1950–2010年)的数据,分析了各个国家首位城市人口和各国城市化水平及国土面积之间的关系,基于此,一个简要的预测模型被用来预测世界主要国家大城市的人口;为了更好地预测各国首位城市人口的数量,本文还设立了4个哑变量。预测结果与现实人口的对比显示:模型具有较高的预测精度。     

中国异地投资网络结构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城市间经济联系日益密切,资本跨区域流动逐渐成为影响区域发展的关键因素,企业异地投资是资本流动的微观体现,探讨企业异地投资特征对于区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此,论文以1998—2018年中国上市企业异地投资数据为研究对象,构建中国异地投资网络,从全国和东中西3大地区角度分析异地投资网络的空间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全国和3大地区异地投资网络节点中心性空间集聚特征明显,主要集中在5大城市群地区;异地投资网络空间上表现出明显的层级结构、空间集聚性、路径依赖等特征;投资净流入和净流出城市仍主要位于东部地区,但投资活动存在向中部和西部发展的趋势;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金融环境等均对全国和东中西3大地区呈现差异化的影响。     

宝鸡以《周礼》《周易》《诗经》的诞生地耀亮了其地名美彩

宝鸡地处关中平原西部,是国家规划建设的关中一天水经济区副中心城市,陕西省第二大城市,陕甘川宁毗邻地区区域性中心城市。     

联邦德国逆城市化强化原因之研究

一些详尽的研究认为,逆城市化现象于20世纪70年代出现于西欧,并同时扩散到其它一些高度工业化的国家。逆城市化一般指人口从大城市或人口稠密区向较小城市或人口低密度区的扩散。更准确地讲,逆城市化可以用区域人口规模与净移民率间的负相关关系来衡量。对逆城市化的原因,有三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强调就业机会空间分布差异的重要性,认为逆城市化是个就业导向的过程。     

中国城市人口增长过程及差异研究

采用1984—2003年中国所有设市城市完整的人口规模数据,揭示该阶段中国城市人口增长过程的总体特征、等级差异特征及空间差异特征。分析认为:中国城市人口增长过程具有持续性和波动性的总体特征;在等级差异方面则表现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2000年前以中小城市增长为主,之后则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增长为主;人口增长过程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最突出的是以东北三省为主的北方城市人口增长明显慢于全国平均水平,此外,新城市的人口增长明显快于原有城市。     

中国西部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性的时空分析

采用复合系统协调度模型,对中国西部地区1999—2014年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状况进行时空评价。从时序上看,西部地区人口-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状况呈现由低级向高级演进趋势,经历了由低水平耦合和低度协调到颉颃和低度协调再到颉颃和良好协调的发展过程。从空间格局上看,人口-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的空间分异现象渐趋明显。总体上,西部地区城镇化建设质量不高,人口-土地城镇化尚不能实现良性耦合和良好协调发展,进一步提出促进西部地区人口-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对策建议。     

基于DEA和Malmquist的中国城市代谢效率研究

运用物质流、数据包络分析(DEA)及Malmquist指数对中国31个案例城市进行了城市代谢效率的研究。通过将城市代谢系统社会经济产出、环境非期望产出及水、电、化石能源、金属矿物、建筑材料、食物等投入部分纳入进DEA和Malmquist指数中,测得了案例城市的2000年、2010年代谢效率及变化趋势。研究结果发现,中国城市代谢系统效率总体相对较高,尤其是东中部地区城市的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要高于西部地区城市,大城市的代谢综合效率高于巨型、超大和特大城市。2000~2010年,城市代谢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等所有效率指标的均值均呈现出下降趋势,但是中、西部地区城市的综合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却呈改善趋势,并且特大和超大城市的综合效率高于巨型城市。     

西部干旱、半干旱地区小城镇发展模式的探讨

从西部干旱、半干旱区小城镇发展现状入手,以该地区城镇化进程和水平为出发点,通过将该地区小城镇与全国其他地区小城镇的对比,总结出当前西部干旱、半干旱地区小城镇的不足及其发展模式,并提出新时期小城镇的发展模式为：以带动农村现代化,促进大城市的发展为目标,逐步完善自身职能结构。最后详细阐述了小城镇的多元化发展模式,并以张掖市为例,分析了小城镇发展模式的选择,为西部干旱、半干旱地区小城镇的发展提供思路。     

COVID-19病例与城市人口规模的标度律及其时间演化

城市标度律刻画了城市体系内不同要素与人口规模的缩放关系,但传染病发病数与人口规模非线性关系仍不明确,其演化过程仍不清楚。本文以2020—2022年美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为例,研究发现：COVID-19确诊病例与人口规模呈超线性关系,说明大城市确诊率更高。反映缩放关系的标度指数经历了先快速升高、后稳定在1.25左右、再下降直至趋近于1的演化过程。对比来看,死亡病例并没有与人口规模呈超线性关系,说明大城市病死率没有高于中小城市。分阶段拟合的死亡和确诊病例标度指数均经历了先上升,后稳定,再下降的过程。本文基于标度律理论揭示了疫情传播的规模效应,而标度指数演化规律的发现也促进了对城市标度律的认知,其演化驱动机制值得继续深入研究。     

中国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协调性研究

基于城市建成区面积和城区人口数据,构建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关系模型,对2000年和2010年中国657个城市的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协调性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①中国城市用地扩张和人口增长之间的协调性较弱,土地显著扩张是中国城市发展的主要类型,数量占城市总量的1/3;其次是人口显著增长类型,占城市数量的1/4,两极分化明显。②在空间分布上,土地显著扩张的城市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沿江、沿线等经济相对发达地区;人口显著增长的城市分布重心则相对西移,主要处于胡焕庸线以东的中西部地区。③从不同规模城市用地扩张与人口增长的协调性来看,特大城市、大城市发展以土地快速扩张为主,且土地显著扩张所占比例最大;中、小城市发展以人口快速增长为主,并以人口显著增长占优。④由城市规模变动来看,小城市规模晋升多以人口快速增长实现,大、中城市规模晋升则更多通过土地快速扩张推进,特别是以房地产、新城建设等带动的用地驱动型城市化来完成。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住房质量的空间分异与影响因素

基于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和2014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本文以房屋面积、设施条件、建筑年代和社区类型来衡量流动人口住房质量,运用空间统计工具探讨了中国310个地级及以上行政单元流动人口住房质量的空间分异特征,进而通过空间计量模型考察流动人口住房质量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流动人口住房整体水平虽不及本地居民,但差距并不悬殊;② 流动人口住房质量的空间差异明显,中部地区流动人口住房质量最高,东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在住房质量4个方面各有劣势;③ 按照行政等级和规模等级划分,中等城市流动人口住房质量最好,超大城市住房质量最差;④ 流动人口住房质量呈现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但各指标高、低值集聚区的分布格局存在一定差异;⑤ 流动人口个体（内部特征）和流入地（外部特征）因素对流动人口住房质量具有显著影响,分别作用于不同的方面;⑥ 中小城市和大城市流动人口住房质量的决定因素及作用强度不尽相同。     

中国城城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流动规律及其形成机制

在人口城城流动日益成为中国人口流动的重要形式背景下,基于人口普查数据和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分别探讨城城流动人口空间流动的结果、过程和成因,也就是探讨城城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流动轨迹及形成机制。研究表明：城城流动人口倾向于向发达地区和大城市流动,同时在流动过程中会考虑空间的邻近;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就业机会以及高水平教育医疗设施的差距是诱发城城人口流动的内在动力,而在实际的流动过程中会综合考虑由于空间摩擦而产生的金钱成本、心理压力等障碍;同时,已有城城流动人口存量会通过减少适应流入地的成本、提供相应的生活和就业信息等方式降低流动成本,刺激城城流动人口按照已有路径流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人口流动的阶段划分,认为中国人口流动仍然处于从小城镇进入大城市的阶段。在这一时间节点上,依据人口流动的自然规律,鼓励人口向大城市流动,并通过发展副中心和卫星城等形式疏散中心区功能,推动城市郊区化发展才符合城市发展的自然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