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动力机制:一个基于文化动力的研究

文化是新时期城市化发展研究的新视角。在文献综述基础上,对新时期城市化发展动力机制进行理论探讨,分析文化动力对城市化发展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文化是文化经济时代城市化发展的新动力;文化是城市发展的软实力和动力源,是城市经济新的增长点;通过促进文化产业与文化经济发展、促进人口城市化发展、促进城市集聚与规模扩张,文化促进城市外延扩张、加速城市化进程;通过提升产业与经济发展素质、提高人口城市化质量水平、促进城市文明发展与进步、促进城市现代化进程,文化促进城市内涵发展、提升城市化质量。     

现代城市化的产业结构演进初探——中外发展研究对比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活动及生产要素从农村地区向城市地区转移的过程。其结果,现代城市最终成为了人类社会的生活、生产、消费和污染集聚之地。因此,人口和经济的集聚状态成为衡量现代城市化的两项基本指标。包括中国在内的12个国家实证分析表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城市化的发展水平往往快于人口城市化的发展水平。更为重要的是,第二产业发展在国家人口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存在着由强变弱的趋势;与此同时,第三产业发展对人口城市化发育的影响则要强烈得多。相比之下,中国人口与经济城市化差异过大,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城市产业结构发育的长期失衡。     

西安市城市化与都市农业发展耦合关系研究

城市化以其强烈的市场效应与辐射功能带动了都市农业的发展,但同时又对都市农业的水土资源、生态环境造成负面影响;都市农业又通过其生产、社会及生态功能推动城市化发展。揭示两者之间的作用规律,对解决城市经济、社会和生态问题,快速推动都市农业发展,协调城乡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构建城市化水平与都市农业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和相关分析法,探讨了城市化与都市农业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并定量分析了两者之间的耦合关系。结果表明：① 近10 年,西安市城市化水平与都市农业发展水平都呈上升的趋势,且二者表现出显著的同步性;② 西安城市化水平和都市农业发展水平呈显著的正相关,相关系数达0.955;③ 西安城市现代化水平因子、城市生活质量水平因子和人口与经济结构因子是推动城市化的3 个主要因子,其中城市现代化水平因子是推动西安都市农业发展的主导因子。     

重庆城市化的区域差异与协调发展

受区域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影响，重庆直辖市城市化发展区域差异十分明显，城市化水平由都市经济区向东、西递降特征十分明显。三大经济区域城市化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城市化率、城镇密度、城镇规模结构、城市经济水平、城市现代化水平等诸多方面。区位交通、历史基础、资源开发与产业布局、体制与制度安排等因素是造成城市化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三大经济区域应在采取不同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基础上联动发展，共同构筑协调的重庆城市发展新格局。     

滇中城市群发展的资源与环境基础分析

资源与环境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一个地区资源与环境基础状况及与城市发展的协调程度将对城市的发展起到推动或限制作用。发展滇中城市群、构建以昆明为核心的滇中大经济圈是促进云南省乃至我国西南地区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和加快云南省城市化进程的重大举措。分析了滇中城市群发展的资源与环境基础及与之相协调的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滇中城市群的发展提出一些自己的浅见,以期对滇中城市群的发展有所参考。     

长江三角洲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关系

本文利用DEA模型、层次分析法和耦合度模型分析了1980-2010 年长江三角洲16 个地级市的城市化效率、经济发展水平, 以及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度, 并对其耦合关系进行了理论初探, 提出了概念模型。结果表明:① 30 年间, 长三角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度总体经历了缓慢上升—急剧上升—缓慢下降—急剧下降的过程, 呈倒“U”型发展;② 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效率耦合关系不同, 在一定时期, 提高城市化效率可以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区域经济水平的发展也可提高城市化效率;但当城市化效率和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的水平时, 城市化效率的提高不再成为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 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也不会过多地影响城市化效率;③ 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动态耦合关系, 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会首先摆脱城市化效率带来的促进作用。     

基于DAHP法的长三角城市化与城市人居环境协调度研究

城市化发展水平与城市人居环境的协调发展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文章在构建城市化与人居环境协调度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动态层次分析法和协调度模型,从时空角度揭示了长三角25座中心城市2000年~2010年人口城市化与城市人居环境协调度的演变规律及其原因。结果发现:(1)长三角城市的协调程度不断提升,其中大部分城市处于中高级协调阶段,少数城市处于初级协调和极高级协调阶段;(2)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城市化和人居环境协调度之间并没有必然的相关关系;(3)城市化水平、人居环境、经济综合实力与协调度的成正相关。     

宁波市城市化发展对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

采用城市化综合水平测度模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价模型及Pearson相关分析方法,在GIS技术支持下,以宁波市1991—2014年城市化相关数据和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成果为基础数据,定量评价和分析区域城市化发展水平、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宁波市各项城市化指数均呈逐渐递增趋势,城市化发展进程呈阶段化特征。快速城市化水平驱动区域经济高速发展,同时导致建设用地面积大幅度增加。(2)宁波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体变化呈先增后减趋势,各县(市、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空间分布差异显著,区域城市化水平越高其所贡献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越低。(3)当前城市化发展水平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演变之间呈显著负相关,经济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较为显著。快速城市化引起区域土地利用的剧烈变化,导致生态景观格局转变,城市人口集聚与工业化导致过度消耗资源与废物排放,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产生负面影响。建议提高宁波市城市化发展质量,注重与经济和社会的协同发展。     

城市化进程中曲靖市麒麟区村镇布局研究

在快速城市化区域,村镇的布局与形态变化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城市化的进程与区域经济的发展。城市空间的扩张是城市区域对周边乡村聚落空间的倾入过程,也是周边村镇空间演变的过程。曲靖市麒麟区是云南省曲靖市中心城区所在地,以麒麟区行政范围内的镇、乡、行政村及自然村为对象,实证分析麒麟区区域快速城市化过程中,村镇空间布局与形态特征及形成原因,探讨村镇布局形态与中心城区的空间关系,提出村镇形态发展的建议,为西部地区的区域城市化建设提供依据。     

城市化与城市旅游发展因果关系的判定及生成机理研究——张家界案例

城市化与城市旅游发展之间到底存在相互影响关系还是单向影响关系,学术界一直存在很大争论,但这个问题的回答对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中国城市旅游如何因应这种关系而采取对应的资源配置方式具有重要意义。以典型旅游城市张家界市为案例,将城市化率和旅游总收入占城市GDP的百分比作为衡量城市化水平和旅游发展水平的变量指标,采用Eviews软件,在对这两项指标1988-2011年时间序列数据先后进行平稳性检验、协整性检验的基础上,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确定了城市化水平与旅游发展水平两个变量关系的滞后阶数,并进行了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显示,张家界城市化与其旅游发展水平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二者在滞后阶数为1的情况下可以获得最为理想的向量自回归模型,且张家界城市化水平与其城市旅游发展之间同时存在长期和短期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说明张家界的城市旅游发展影响其城市化进程,但城市化进程并不影响其城市旅游发展。从城市化和城市旅游发展过程入手,认为旅游发展水平提高使旅游从业机会增多,在旅游业附加值大于农业附加值的作用下,农业人口迅速转化为城镇人口,是城市旅游发展推动城市化水平提高这一因果关系生成的内在机理。而城市化以当地农村居民转化为主,所形成的旅游收入小于GDP增长的特征是导致城市化与旅游发展之间没有形成因果关系的原因。该文最后提出了张家界市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应紧紧依托旅游产业构建新型城镇化的思路。     

区域城市化水平综合测度及其理想动力分析——以江苏省为例

根据城市化的内涵,从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生活方式城市化和地域景观城市化等4个方面,构建区域城市化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对1991~2005年江苏省城市化水平进行综合分析;结果发现江苏省城市化水平在不断提高的同时,主要表现为经济城市化和地域景观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而人口城市化对区域城市化的总体贡献不断减弱;在此基础上,结合多元线型回归模型对城市化的主要动力进行比较分析,认为市场力、内源力、外向力和行政力依次是江苏省城市化发展的主要动力,其中,市场力和行政力是促进江苏省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理想动力。     

云南省县域城镇化与交通优势度的时空协同性演化分析

运用ArcGIS空间分析、交通优势度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等方法,对云南省县域城镇化与交通优势度的时空协同性演化特征进行系统分析。研究表明：① 城镇化与交通基础设施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存在正负双向反馈;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城乡二元结构格局、城市空间无序蔓延是导致两者耦合协调空间差异的主要因素。② 2000~2014年云南省整体县域城镇化水平普遍较低,约90%的县域处于城镇化起步阶段。③ 云南省县域交通优势度整体水平逐年提升,但空间分异特征显著。④ 2000~2014年期间云南省县域城镇化与交通优势度的耦合协调水平虽大幅提升,但整体协调度仍然偏低、空间分异特征依然突出。     

基于系统耦合的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分析——以云南省为例

以云南省为例,分析了新型城镇化系统与旅游业系统之间的耦合机理,采用熵值赋权法测度了其旅游业和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水平;继而在此基础上,利用系统耦合模型和协调发展度模型度量了两个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结果表明:1明显地出现了以昆明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水平的3级空间等级扩散,第2圈层呈现"V"字形空间分布;2滇西北、滇中、滇南的旅游业发展水平要高于其他地区;3从各市(州)的耦合协调发展度来看,昆明为优质协调,丽江为中级协调,迪庆、西双版纳为初级协调,昭通为轻度失调,其他市(州)为勉强协调和濒临失调。     

基于GIS的滇中城市群空间结构效益优化研究

在ArcGIS软件和云南基础地理数据支持下,对滇中城市群空间结构效益进行初步解析.结果表明：滇中城市群的突出优势在于人口规模大,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经济发展综合指数和城市化综合指数较大,其中昆明和玉溪的经济发展与城市化协调度较高,同时表现出空间差异;滇中城市群紧凑度较高,城市交通优势度相对较高,可达性较好,重要城市之间的空间联系较为紧密,但城市数量较少,规模效益相对欠缺.以实现城市群空间结构效益最大化为目标,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滇中城市群方案.     

云南省地域主体功能区划分实践及反思

以云南省主体功能区划分为研究命题,探讨边疆高原山地省份的主体功能区划实践的难题与解决方法,以期为主体功能区划提供理论指导与管理决策参考。研究发现：对于“然环境空间分异显著、人口集聚与经济发展基础差异明显、交通主导经济格局和面临民族与边疆地缘政治复杂情境的省域,主体功能区划分过程以县域为分析评价单元,以主导因素综合指数法...     

基于新型城镇化视角的区域城镇化水平评价——以陕西省10个省辖市为例

 基于对新型城镇化的本质内涵及其特征的考辩,建立由人口、经济、基础设施、生活质量、生态环境、城乡统筹发展诸因素构成的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信息熵技术支持下的层次分析法（AHP）,以陕西省10 个省辖市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陕西省新型城镇化综合水平区分为5 个等级类别：最高（西安）、较高（宝鸡、延安、铜川、榆林）、中等（咸阳）、较低（安康、汉中、渭南）和最低（商洛）,区域差异呈现为陕北较高,陕南较低,关中（西安）突出的现象。不同城市新型城镇化评价因素之间、相同城市的各评价因素之间皆存在水平上的差异,发展不均衡。陕西省城镇化过程的主要推动因素是经济发展,而人口集聚及素质提高、生活质量提升与基础设施建设是主要表现,城乡统筹发展、生态环境建设与城镇化综合发展并不同步,需要统筹城乡、兼顾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多维“流”视角下区域旅游网络结构特征及其作用机制分析——以云南省为例

基于多维流视角,运用GIS及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比分析云南省旅游经济流、客流、信息流、资金流的网络结构差异特征及相互影响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云南省供需两侧旅游流反向发展态势明显,旅游流网络异质演变特征明显,流量水平趋高,而流质水平偏低。旅游经济流发展未能随着旅游客流和信息流的发展而增强,网络密度偏低且长期存在旅游经济发展孤点,旅游经济合作交流不足。各州市在旅游经济流网络中“零和竞争”的偏利非共生发展态势,使得旅游市场领域存在一定的“公地悲剧”现象。云南省旅游流节点水平及其空间特征差异显著,”核心-边缘”结构明显。云南省旅游经济流受到旅游客流的中介力、旅游信息流的推动力、旅游资金流的拉动力三者的共同作用影响,各作用力影响程度表现出强弱历时性差异演化,旅游客流中介力持续增强,旅游信息流推动力稳步强化,旅游资金流拉动力显著下降。云南省旅游经济增长及旅游经济流网络发展驱动模式,正逐步由“供给侧拉动型”向“需求侧推动型”转变。     

吉林省城镇化时空差异及协调发展研究

基于吉林省各县市2005—2014年人口和经济数据,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方法从整体及局部研究各县市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的时空差异,同时采用协调发展度模型探究城镇化协调发展及空间演化情况。结果表明:吉林省县市间城镇化水平总体空间差异逐步缩小,城镇化发展联系日益紧密;城镇化水平总体空间格局稳定,东西部与中部相比,空间格局稳定且空间差异较小;多数县市在研究前期和中期城镇化发展不协调,末期协调型县市较多,人口城镇化滞后是城镇化发展不协调的主要原因;协调型县市主要分布在东部,不协调型县市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县市的协调类型倾向于向更加协调的类型方向变化。     

云南省区域综合发展潜力评价与发展对策研究

选择云南省为实证区域,建构了主导影响因素-基于层次聚类的空间叠加法,评价云南省区域综合发展潜力.全省县域综合发展潜力空间上呈现滇中高、外围低,交通干线与城镇节点区域高、乡村区域低的特点;且滇中初步形成中心-外围格局,滇东南、滇西与滇南初步形成点状.区域发展潜力与交通条件和经济发展基础呈高度正相关,综合评价将云南省分为高、中、低3类潜力区域,其发展模式分别为:技术与体制创新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和"有序化、高效益"的城市群发展模式;积极推动县域产业规模化、特色化、集约化集聚城镇密集区;以生态环境保护为主要目标的产业发展模式和城镇化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