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烟粉尘排放时空演化及其影响因素

采用空间分析和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研究1999—2017年中国工业烟粉尘排放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中国工业烟粉尘排放空间分布差异明显,其排放的基尼系数和污染物分布指数均呈现下降态势,空间集中程度有所缓和。② 中国工业烟粉尘排放空间分布呈东北?西南走向,其排放中心不断由东南向西北方向迁移。③ 中国工业烟粉尘排放存在空间相关性和空间溢出效应,其冷热点区空间分布发生显著变化。④ 能源消耗、第二产业比重、人口密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将会增加工业烟粉尘排放,而外资水平、治理技术水平和环境规制力度的提升则有利于减少工业烟粉尘排放。     

中国市域居民住房支付能力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

利用泰尔指数、σ系数、莫兰指数和空间回归模型等方法,对2012—2017年中国大陆346个市域单元收入房价比的时空演变规律进行分析,并探究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12—2017年,中国市域单元收入房价比排名整体表现为东部>中部>东北>西部,其相对差异和绝对差异均随时间呈现增大趋势,居民住房支付能力稳步增强。2012—2017年,中国市域单元收入房价比的空间集聚性显著增强,空间分布不均衡性有逐渐增强的趋势。经济水平、城镇化水平、房地产投资水平、城市规模是影响中国市域住房支付能力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中,经济水平和城镇化水平对居民住房支付能力具有较大的正向影响,而房地产投资水平和城市规模为负向影响;2012—2017年我国东北和东中西部则不同程度上受不同影响因素的影响。     

广东省残疾人生计资本的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运用改进的TOPSIS模型和GIS空间分析方法,对2015年广东省21个地市残疾人生计资本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残疾人生计资本综合水平呈明显的“级差化”分异特征,高生计资本地市以广州、肇庆和清远3市为主,而低生计资本地市分布相对分散,总体表现出“大分散、小集中”的分布格局。② 残疾人不同类型生计资本水平空间差异显著,各类型资本大多处于较低等级,多种资本匹配性较低;社会和金融资本较高区主要分布在粤北地区,人力、康复和物质资本较高区均以广州最高;各类型资本以东部沿海城市及粤西云浮、茂名、阳江等地相对偏低。③ 残疾人生计资本总量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热点区和冷点区分布差异明显,总体上表现出集聚分布特征。经分析,政策环境、经济水平、教育培训及康复服务等方面是影响广东省残疾人生计资本空间分布格局的重要因素。     

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综合测度

全球经济服务化趋势增强、生产性服务业成为国际大都市主导产业和增长动力背景下,中国大城市正向服务经济迈进,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成为影响城市空间重构和功能提升的重要力量。以北京市为案例区,基于基本单位普查和经济普查的大样本企业数据,运用Theil系数、空间基尼系数、赫芬代尔系数、EG指数、空间自相关模型和地理联系率进行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综合测度研究。结果表明:①基于就业人数的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差异更为明显且呈现扩大趋势,功能区间发展差异的贡献最大。②街区尺度生产性服务业区域集聚程度和企业集中程度均存在时间波动性和行业异质性,控制企业规模的产业集聚普遍存在,但空间集聚程度普遍较低。③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就业分布呈现显著的空间关联性,首都功能核心区是高密度区与高密度区邻近的集中区域。④流通、信息、商务和科技服务相对于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一致性较高,流通、商务和科技服务之间以及信息与科技服务之间的空间集聚一致性较高。     

豫陕鄂交界区县域综合发展水平测度及障碍因子分析

以豫陕鄂交界区为研究对象,测度2000—2017年豫陕鄂交界区县域的综合发展水平,探析其空间分异特征、演化趋势和障碍因素。结果表明：① 2000—2017年,豫陕鄂交界区县域综合发展水平逐步提升,年均增速为6.08%,县域间发展的空间差异逐渐增大;② 县域综合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呈正相关性,热点显著区呈现由东南部向西南部再向东南部迁移变化特征,冷点显著区在2005年前主要分布在安康市和商洛市,之后主要聚集在南阳市;③ 人文和经济要素为中度和中高障碍水平,资源和环境要素为极低和低障碍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障碍因子在不同县域空间阻力的分异特征更加显著。④ 豫陕鄂交界区县域发展空间阻力模式可划分为3种类型,其中人文资源要素制约型是主要的空间阻力模式。最后,基于不同空间阻力模式特征解析,提出了分区发展策略。     

基于多源数据的新疆人居环境质量评价

针对区域人居环境质量缺乏从自然和人文因子组合综合评价分析的现状,利用遥感影像、站点监测、交通网络等多源数据,获取与人居环境质量密切相关的自然和人文因素共17个影响因子。应用熵权法、GIS空间分析及现代大数据等方法,定量研究新疆人居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指数的空间分异及其与经济、人口分布的协调性关系。结果表明：① 新疆自然环境本底受水资源及植被覆盖情况影响较大,自然环境本底评价指数高值区域的空间分布特征与绿洲分散分布的特点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县域尺度的高质量区聚集分布在天山北坡的伊犁河谷等地,低质量区和一般质量区大面积集中连片地分布在新疆南部和东部。② 人文环境受交通通达程度及基础支撑完善度影响较大,地级市、县级市优于其他县级地区,人文环境质量基本呈现以各地级市、县级市为中心向外辐射递减的空间分异规律。③ 人居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指数空间分异显著,呈现出以乌鲁木齐、昌吉市等点为中心的局部圈层式递减的空间分异规律。木垒?皮山分界线东南部与西北部人居环境质量的平均水平相差悬殊。④ 整体人居环境质量水平较低,人口分布与人居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指数空间分布的匹配度不足,一般质量区和低质量区的县域土地面积占比高达84.90%,分布了47.74%的人口,低质量区仍有较大的提升潜力。⑤ GDP水平与人居环境质量保持较高的匹配性,环境经济协调型县市数量较少,环境经济滞后型县市数量最多,经济发展与人居环境相互掣肘,制约着新疆的可持续性发展。     

中国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关联效应研究

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1990~2011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进行研究,发现：此间中国省域全要素生产率在大部分年份呈现了空间自相关性,表明这22 a间中国省域全要素生产率并不是完全的随机状态,受其它区域的影响。进一步运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从空间维度探究了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经济的集聚水平越高,全要素生产率会得到显著改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与效率的提升有着显著地积极作用,并表现一定程度的溢出;政府干预和产业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为负,说明政府部门要减少对经济的干预;同时表明了中国的产业结构可能存在不合理的地方;信息化水平、基础设施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为正,但基础设施水平在统计学意义上并不显著;民营化所占比重的提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改进是显著的,因为私有化致使企业的权力下放有助于提高技术效率;经济开放水平显著提升了中国的区域全要素生产率;中国部分省份土地投入规模过大而出现规模不经济的问题。从全要素生产率在各个地区间溢出的证据出发,各个地方政府在统筹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仅需要考虑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打破目前行政区经济的界限,实现跨区域的协调与合作,实现共赢,最终实现所有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北京市居住与就业空间错位的行业差异和影响因素

北京不同行业人口居住—就业的空间错位存在明显差异,空间错位程度较低的是制造业和教育,较高的是金融业,采矿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以及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就业郊区化迟缓是造成北京居住—就业空间错位的重要原因,行业就业郊区化程度越低、居住郊区化程度越高,则居住—就业的空间错位越严重。但相比于郊区化,人口和就业的集聚程度对居住—就业的空间错位有更强的解释力。在郊区化过程中就业倾向于保持较高的集聚程度,而居住则相对分散化,这会进一步加剧居住—就业的空间错位。此外,行业的"去单位化"程度、从业人员受教育程度、平均单位规模以及就业增速等非空间因素对各行业居住—就业空间错位也有显著的影响。     

中国省域旅游竞争力与旅游网络关注度空间错位研究

正确把握中国省域旅游竞争力与旅游网络关注度的错位关系,对推动区域旅游高质量发展大有裨益。基于新发展理念构建旅游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重力模型、空间错位指数综合考察2011—2020年中国省域旅游竞争力与旅游网络关注度的空间错位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中国省域旅游竞争力与旅游网络关注度均呈增长趋势且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性,旅游竞争力重心呈集聚分布态势,旅游网络关注度重心则随时间波动变化,大致位于旅游竞争力重心的西南方向;(2)中国省域旅游竞争力与旅游网络关注度空间错位格局由东至西呈现出正向错位向负向错位逐渐过渡的分布特征,正向高错位区由东部沿海省域向中部省域延伸,负向高错位区主要分布在西部特色旅游地与热门网红城市;(3)旅游资源禀赋、经济社会发展、政府政策导向、网络环境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促成旅游竞争力与旅游网络关注度的空间错位格局。     

新时代老龄化与养老资源适配度时空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核密度估计、耦合协调模型、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对中国老龄化、养老资源配置、养老资源配置与老龄化适配度的演化格局进行了探讨,并揭示空间适配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老龄化程度不断上升,且呈现“东高西低”空间特征;② 中国养老资源配置整体水平提高,空间分布上离散程度上升,各省（区、市）之间的绝对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呈扩大态势;③ 各省（区、市）养老资源与老龄化的空间适配度明显改善,适配度呈现东部沿海向中西部递减的发展格局,空间集聚程度不断提高;④ 养老投资、政策关注度、养老相关志愿者、老年人抚养比均推动本地养老资源与人口老龄化的空间适配,养老相关志愿者、老年人抚养比还具有明显的正向溢出效应,而老年人协会则抑制周边地区养老资源空间适配。     

中国区域发展时空格局变化分析及其预测

基于1997~2010年的全国省级、地级市和县级多尺度社会经济发展数据库,采用GIS与空间统计学相结合方法,揭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及其动态演变特征及时空格局的尺度依赖性,并对未来经济发展空间格局进行合理预测。结果表明：① 1997~2010年中国经济的空间中心位于河南省境内,并呈现出西北移动的趋势,出现沿海-大陆共生的经济空间格局并逐步均衡化。② 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具有较为显著的尺度效应,其分布重心、形状和方位在不同尺度上发生变化;总体而言,空间尺度越小,其经济重心越偏向西南方向,其空间分布形状越接近于正圆,主轴方位越偏东。③ 预测结果表明未来10~20 a中国经济重心会继续向北移动,略微偏向东部地区,京津冀、长三角等沿海城市群仍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研究结果可以为各级政府制定区域发展政策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中国高尔夫球场时空演变、影响因素和扩散模式

利用空间分析和数理统计等方法探究了1984—2016年中国高尔夫球场数量时空演变、影响因素和扩散模式。结果表明：1）球场数量变化经历了低速增长期、稳定增长期、加速增长期和紧缩期；2）球场空间分布范围经历了扩张期和收缩期，向北、向西扩散较为明显；3）目前球场主要分布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且外向型经济突出的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4）人均GDP、人口规模、区域开放程度、交通优势度、气候类型和土地资源稀缺性与球场空间分布均呈显著正相关，其中交通优势度相关系数最大；5）高尔夫球场空间扩散模式兼具接触性扩散和等级性扩散。     

航空客运业与区域经济互动的时空维度——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以长三角地区为例,使用GW相关分析、EOF分析和空间相关性分析方法,基于2005－2018年的航空客运业和经济发展统计数据,对区域内航空客运业与经济发展两者之间互动状况的时空维度进行研究。结果发现：长三角地区航空客运业与区域经济之间互动关联呈现逆“核心—外围”的圈层分布特征。受上海“虹吸效应”影响,位于长三角核心圈层的南通、无锡、常州等城市的总体互动关联程度要低于长三角外围圈层的黄山、衢州、徐州、金华、温州等城市;长三角地区18个城市航空客运业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互动关联有一定的滞后性。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和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后的两年时间里出现了波动变化,互动关联程度降低;相比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航空客运业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联程度对国内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反映程度更加强烈。     

城市新兴技术产业的演化路径比较分析——以长三角物联网产业为例

1990年代后期以来,经济地理学出现了演化思潮,一些新的概念为分析产业的空间演化提供了有效的理论工具。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中的路径依赖理论,以长三角地区的物联网产业为例,探讨了新兴产业兴起和演化过程的地方差异。重点选取无锡、上海、南京和杭州四个城市,采用多案例比较的方法,从产业发展的历史基础、集群状况、政府政策,以及主要动力机制等方面,分析了4个案例的异同点,并突出这些城市在区域经济和制度环境方面的差异。对产业演化机制的讨论还发现,技术基础、政策推动和偶然性事件是新兴技术产业初始发展阶段的主要动因。     

珠三角县域城市潜力的空间集聚演化及影响因素

运用因子分析、扩展的潜力模型、ESDA和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基于五个时间断面的数据,探讨了1990-2009年珠三角县域潜力的空间集聚格局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总体上珠三角县域潜力具正空间集聚特征,但集聚程度不高且趋于减弱;大多数县域潜力的局部空间集聚特征保持相对稳定且规律性明显,高潜力县域集中在广-佛都市区并呈向深-莞-惠都市区发展态势,低潜力县域进一步向研究区西部集聚,并在西部形成面状连续分布区;局部空间集聚格局也发生了一些变化：HH和LL集聚区位有所变化,局部集聚类型间有一定的转化,县域潜力的空间集聚的不均衡性在西部与中东部地带间有进一步扩大倾向。从县域潜力集聚演化的影响因素上看,县域间相互作用、地理区位、消费者购买力、人力资本、劳动力成本、信息化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企业数量、城市化水平有显著负向影响;交通运输条件、固定资本投入和两个经济政策因素的影响不显著。     

长三角地区研发产业的空间结构演化

本文旨在探讨研发产业的空间集聚规律和研发产业区域差异的空间特性, 揭示地理临近与产业网络形成及研发产业在城市体系间的内在关联。基于实地调查和R&D普查数据, 采用因子分析、聚类分析、GIS 制图等方法, 以区位理论和城市空间结构为理论依据, 探讨了长三角地区16 城市研发产业的空间演化过程, 分析了研发产业的影响因子。研究表明:影响研发产业的主要因子依次为:产业发展综合实力因子、产业结构因子、产业竞争力因子、经济结构支持因子、经济发展水平因子、研发活跃度因子等6 大类因子。研究结果表明, 2000 年长三角地区研发产业空间结构的显著特征是集聚在以上海为中心的单极空间模式。之后发展到2007 年, 南京、杭州、苏州等城市研发产业发展呈快速增长态势, 空间上表现为由单极集中转向多极分散的趋势。研究认为:今后长三角地区研发产业区域差异格局将逐步形成, 呈现为以上海、南京、杭州为顶点的区域内部的三角形格局。     

跨省区域治理:中国跨省都市圈经济整合的新思路

跨省都市圈日益成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单元,如何处理行政区划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之间的内在关系,实现空间经济整合是当前中国政界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通过辨析城市群、大都市区、大都市圈、大都市带等基本概念的基础上,界定了跨省都市圈的概念,并提出了成熟型跨省都市圈必须具备的6个基本条件。借助"行政区经济"理论,分析了当今限制中国跨省都市圈空间整合的瓶颈,认为各自为政的行政区划及其管理体制,极大地制约着跨都市圈经济的区域融合与一体化进程,在中国现有的政治管理体制下,单纯依靠传统的行政区划管理或政府管理,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跨省都市圈内部存在的行政分割问题。根据西方较为流行的"治理"理论,提出了"跨省区域治理"的空间整合新思路,并按照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和规律,构建了"跨省区域治理"的基本框架体系,主要包括: ①跨省都市圈成员省市政府的现代区域治理理念体系;②跨省都市圈现代区域政治体系;③跨省都市圈现代区域市场经济体系;④跨省都市圈现代区域社会体系;⑤跨省都市圈现代城际合作体系。     

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演化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数据包络分析,以资本、土地和劳动力为生产要素,非农GDP为经济产出,以中国县级市及其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定量评估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布局及其波动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近年来中国城市技术效率总体呈东高西低、有一定空间外溢的地域性特征。不过,近年来中国城市规模效率较高城市主要为大城市周边临近小城镇,环渤海地区、长三角地区与珠三角地区尤为显著。同时,近年来中国城市技术效率变化与城市经济效率变化都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经济落后地区优于经济发达地区,中小城市区域好于大中城市区域。不过,近年来中国城市规模效率变化的高值区域主要集聚于环渤海地区、珠三角地区与长三角地区等主要城镇化区域,而大中城市规模效率增长状况整体上也好于中小城市。另外,近年来中国城市经济效率波动受制于城镇产业模式、政府经济策略与社会发展水平及其城镇化进程,而城市规模也有非线性的影响作用,而地方政府大力依赖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并不能有效推动城市经济效率趋于提高态势。     

数字经济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效应与影响路径

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本文梳理数字经济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并构建了创业与创新两条传导路径。基于2011—2018年中国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集,从时空两个维度对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演变特征进行分析,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对其影响过程、机理与空间异质性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① 2011—2018年间,中国数字经济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整体提升趋势,但两者均存在明显的时空差异特征。② 数字经济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本地经济高质量发展,而对邻近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没有表现出显著的积极影响,即存在一定的数字隔离。③ 在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且在东部地区的影响效果最为明显。数字经济对不同类型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程度大致呈现从特大城市到中小城市依次递减的趋势。④ 中介效应模型的结果验证了创业和创新水平是数字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介变量,但同时这种传导效应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     

中国小城镇空间分布特征及其相关因素

小城镇是推动中国新型城镇化的主要载体之一,研究中国小城镇空间分布特征成为一项重要议题。采用最邻近距离、点密度等空间分析方法,探究中国小城镇空间分布格局,并从地形、人口、经济、区位等方面进行相关因素分析。主要结论包括：① 全国层面,中国小城镇呈“西北疏、东南密”的总体格局特征,形成三大团块集聚区,包括由长三角、山东半岛、京津冀等城市群组成的“弓箭”状集聚区,珠三角、湘中地区形成的“倒T字”型集聚区,以及成渝城市群地区的“圆形”状集聚区;② 小城镇沿北部主要交通干线形成的轴带与东部沿海轴、南部沿（长）江轴共同组成“π”型集聚带,与三大团块集聚区共同构成“团块+轴带”组合式空间集聚形态;③ 区域层面,中国绝大部分省市的小城镇呈均匀分布,但总体均匀程度并不高;④ 小城镇呈集聚分布的省、自治区数量不多,主要集中在内陆边境地带及四川盆地,总体地广人稀;⑤ 小城镇空间分布受自然资源环境、人口疏密、经济发展水平、区位优势度、道路交通条件等客观因素,以及政策导向主观因素的综合影响。未来,建议增强西北地区小城镇扶持政策,多培育小城镇作为发展节点,城市群周边、省会等大城市周边小城镇应注重提升发展质量,传统农区、贫困山区及边远落后地区要重视经济建设及增强道路交通可达性,促进小城镇发展以助力新型城镇化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