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内陆中心城市物流企业空间分异及区位选择——以兰州市为例

城市物流企业的空间分布决定物流空间格局、影响城市综合资源和生产空间的合理配置。以西北内陆中心城市——兰州市为案例区,基于微观物流企业数据并运用空间分析方法刻画了兰州市物流企业的空间分布及类型分异特征,进一步通过负二项回归模型探究了其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 兰州市物流企业空间分布不均衡特征显著,总体呈现出“中心为主、远郊和近郊为辅,且沿城市交通主干道呈寄生状分布”的分异格局,具体可归纳为“多中心极化”、“中心极化”、“多中心外扩”、“中心外扩”、“整体极化”与“局部外扩”并存5种空间组织形态。（2） 物流企业呈现出“两心两翼四组团”的空间集聚特征,就不同类型而言,运输型和综合型物流企业呈现出“地域均衡化,类型多元化”集聚特征,货代型、快递型及仓储型物流企业则呈现出“片区集聚化,类型集群化”集聚特征。（3） 物流企业空间分异格局与类型分异特征受交通条件、集聚因素、政府政策、土地价格和城乡差异等多元因素影响,其中交通条件、集聚因素以及政府政策对行业整体在区位选择中的影响最为显著。（4） 从企业类型来看,货代型、综合型物流企业的区位选择受集聚因素影响最为显著;快递型、运输型物流企业则较为关注交通条件;仓储型物流企业对政府政策更为敏感。研究结果在丰富城市物流企业区位理论和研究案例的同时,对我国西北内陆中心城市物流企业空间布局优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服务业区位选择的交通网络指向研究——以北京城市中心区为例

基于空间句法、核密度估计和皮尔森相关分析等方法,以北京城市中心区为例,结合空间句法轴线模型与百度POI（Points of Interest）数据,探讨服务业区位选择的交通网络指向规律。结果表明：①北京城市中心区的交通网络总体呈现“东优西劣、北优南劣、西南最劣”的空间格局,高层级网络则呈现“中心环状集聚—外围多极分布”的分布模式。②与高穿行度交通网络相比,高整合度交通网络的区位指向性更强,在不同尺度均更易诱发服务业的集聚。③总体而言,服务业区位选择的交通网络指向性明显,但不同类型服务业的区位指向程度依据研究尺度的不同具有显著差异,并据此将25类主要服务业划分为街区指向型、街道指向型、双重指向型和无指向型四类。本文对探索服务业集聚发展规律、提高服务业和交通网络规划的科学性具有参考意义,并可为北京城市中心区服务业存量优化提供决策依据。     

居住环境剥夺测度及其对房价的影响——以兰州市为例

小区是居民日常生活和构建社会关系的重要场所,由于居住环境差异,导致剥夺现象发生。为探究居住环境剥夺对房价的作用机制,构建居住环境剥夺测度体系,创新了居住环境剥夺指数计算方法,运用混合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和地理探测器分析居住环境剥夺与房价的关系。结果表明：（1） 兰州市平均房价为12566.93元·m^-2,空间上呈现出多核心、组团式分布格局,表现为从核心向外逐级递减的趋势。（2） 基于6个维度服务设施数量和种类差异,居住环境剥夺也呈现出不同空间分布格局。（3） 所有服务剥夺均与房价呈负相关,教育服务剥夺对房价影响力最强,生活服务剥夺对房价影响力最弱,教育和交通服务剥夺交互作用对房价解释力最强。研究结果对促进资源配置公平和城市健康快速发展至关重要。     

消费升级视角下城市生活服务空间的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武汉菜市场为例

消费升级时代孕育了生活性服务新业态,改变了生活服务业的城市空间格局。论文以菜市场作为生活服务空间的代表,选取武汉市这一中国城市消费升级样本及城市疫后复苏“风向标”作为典型案例区,结合GIS空间计量和STATA统计分析,探讨菜市场综合体系的形成过程、类型差异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武汉市菜市场经历了传统农贸市场主导—零售新业态扩张—社区尺度回落的历程,形成以大卖场生鲜部、农贸市场、生鲜超市及社区菜场为主的复合型生活服务空间,并在疫后展现出一定韧性;② 武汉市菜市场整体上由双核心向多核心转变,由城市中心向外围延伸,且呈现出农贸市场“团簇状”、生鲜超市“条型”、大卖场“点状”、社区菜场“蝶形”的分类型差异化格局;③ 全业态菜市场布局受社会、经济、区位和发展基础影响显著,传统业态受市场和区位要素影响显著,零售新业态受经济要素和前期菜市场集聚程度的影响显著,且消费升级态势下新建菜市场选址更加偏好购物中心代表的体验式消费场所。研究结果对于丰富现代菜市场体系的类型研究,拓展城市生活服务空间研究的学科视域具有一定理论意义,同时对于优化城市生活服务空间结构以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服务品质追求具有一定现实价值。     

基于土地利用转移流的国土空间格局演变及其驱动机制研究——以宁夏原州区为例

提出了基于土地利用转移流的溯源分析法,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与核密度分析法,探究了2000—2018年原州区国土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动力机制。结果表明：（1） 原州区的三生空间向生产空间增效、生活空间扩容、生态空间提质的方向演化,生产、生活和生态用地结构由2000年的44.76%、2.90%、52.34%调整为2018年的41.17%、6.29%、52.54%。（2） 原州区的三生空间变化与现行国土空间优化目标有较高的契合度,生态用地的转入主要发生在不宜耕作或不宜居住的区域,体现“生态空间山清水秀”导向;生产空间通过坡改梯田、提供灌溉条件以提升水土资源集约利用水平,体现“生产空间集约高效”导向;生活空间的扩张主要发生在居住条件更为适宜的河谷区,体现“生活空间宜居”导向。（3） 三生空间格局演变表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性,呈现出六盘山阴湿区为带状高值区、黄土丘陵沟壑区为散点高值区、清水河谷为团块状高值区的特征,且不同地类变化的空间集聚性特征有所不同。（4） 基于土地利用转移流溯源法提出了原州区三生空间演变的“动力-响应-结果”传导性动力机制;生态建设是国土空间格局演变最重要的驱动力,其次是水土资源集约利用,二者为国土空间格局优化作出重要贡献;水土流失是各类用地向未利用地转化的重要动力,今后仍需加大对水土流失的治理。通过探究经济与生态双重制约区国土空间变化特征及其动力机制,为国土空间优化提供决策参考。     

1928—2017年南京城市户籍人口时空格局演变

以户籍人口数据为基础,运用多种人口密度模型,探究1928—2017年南京城市户籍人口时空格局演变特征,探讨了单中心与多中心城市人口密度模型的适用性,归纳总结了南京城市户籍人口空间结构的演化过程与响应机制。研究表明：① 1928—2017年南京城市户籍人口数量呈扁“S”型阶梯式增长态势与向心式“大分散、小集中”的户籍人口分布格局,以秦淮河为核心的人口集聚区一直是南京城市户籍人口分布的主中心;② 百年尺度南京城市户籍人口空间结构特征呈现点状单中心、轴式双中心、飞地式复合多中心与放射圈层式多中心等4个发展阶段;③ 南京城市户籍人口分布格局可归因成距离衰减规律、异速增长效应、空间极化特性、区域边缘结构等4种空间区位法则的共同作用结果。基于中心地理论的多中心模型假设验核效果最优,符合城市户籍人口分布格局的识别特征;④ 近百年来南京城市户籍人口时空格局演变历程是中国近现代城市转型的缩影。南京历经百年制度变迁,城市户籍人口的“强中心”空间格局一直保持稳定,未见逆城市化端倪。中国传统城市人口居住中心与西方以城市规划用地功能为基础的中心商务区有本质区别。     

城市更新背景下大都市区餐饮业空间格局演化——上海市案例研究

大都市是区域发展的引擎,大都市产业布局是相关研究的重点领域。随着城市化发展,大都市区正在通过多种方式进行更新,从而促使都市空间和产业格局不断优化。通过近二十年来上海市餐饮业空间数据分析,研究城市更新背景下大都市区餐饮业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分析影响因素,揭示影响关系。① 近二十年来,餐饮业总体分布格局由“一轴双核两片多点集中”的初始形态,逐步演化为“三核四轴四片多点集聚”的现状格局,餐饮业分布逐渐从“内环-中环-外环”向外扩散,呈现多方向多轴线、区轴连面的演化趋势。② 不同类型餐饮业分布与演化特征差异明显,地方菜以老城区布局为主,并向商业街区、金贸区、大学城等区域集聚演化明显;国际餐饮围绕历史租界街区布局,并向城市副中心、旅游吸引物区域集聚演化;休闲餐饮趋于城市公园、景区景点和科教中心周边集中分布。③ 餐饮业整体呈现“中度集聚-中高集聚-高高集聚”的集聚演化特征,休闲餐饮、国际餐饮的集聚演化更加显著;地理空间上餐饮业由市中心向城市东西向演化明显。④ 人口密度、经济发展、交通条件以及旅游格局是影响餐饮业空间格局形成与演化的基础性因素;城市更新引发的公共服务与旅游空间变迁,是不同类型餐饮业格局演化的主导性因素。⑤ 城市更新改变了都市区发展肌理,促进了区域空间的结构性变化,推动了发展要素与环境变迁,不同类型餐饮业依据市场定位与选址偏好,在地理空间上随之快速响应,推动了大都市餐饮业分布格局演化与更替。鉴于餐饮业对城市旅游产业的重要支撑作用,研究可为大都市旅游空间格局优化以及城市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     

基于个体时空邻近指数的户籍维度社会空间分异研究——以上海市郊区10个典型镇为例

社会空间分异是城市研究的经典议题。在人类移动性不断增强的背景下,传统的基于居住空间汇总的社会空间分异测度方法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对于居住空间外的日常活动空间隔离的探讨相对缺乏,对于不同活动和不同时段间分异格局差异的考虑有所不足。因此有必要从“基于人”的视角出发,探索社会空间分异测度的新方法,探讨不同时空间维度的社会分异格局。本研究基于上海市郊区10个典型镇的活动日志调查数据,构建“个体时空邻近指数”,聚焦户籍这一反映中国城市特征的重要维度,以不同户籍类型人群之间的分异程度为研究对象,分析其时空间特征,并对结果进行可视化。研究表明：上海市不同户籍人群在活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存在明显的社会空间分异。本研究创新了基于活动空间的社会空间分异测度方法,从活动与时空间结合的视角探讨了户籍维度的社会空间分异,为更好的理解在中国大城市日益凸显的社会空间分异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校外托餐场所布局选址与影响因素研究——以西安市雁塔区为例

校外托餐场所作为新型教育辅助设施,主要为中小学生提供餐食休息服务,已逐渐成为学生在家和学校之外的第三活动空间,值得从空间视角深入探究。论文以西安市雁塔区为研究区,基于校外托餐场所及相关兴趣点(point of interest,POI)数据,综合运用空间分析、数理统计、实地调研方法,解析校外托餐场所的基本功能、布局选址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校外托餐场所主要服务对象为低年级义务教育阶段具有儿童托管需求的家庭,具有育儿辅助和儿童“中转”“寄存”功能,服务类型包括学生托管、餐饮起居、作业辅导等;② 空间上多分布在雁塔区中部与北部,呈“东—西”走向,与城区空间形态和各街道发展状况相契合,主要开设在传统中多层小区、高层公寓式小区与单位家属院内,集中于1~5层的低楼层;③ 区域人口、教育环境、投资成本和空间位置影响其布局选址,其中中小学数量与分布、小区数量与分布、距中心城区距离影响较为显著。最后,结合需求群体,从城区、街道、门店3个尺度,系统梳理了影响因素,并结合“双减”政策对今后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金融空间联系及K-means聚类中心等级识别研究——以长三角为例

以2001年、2006年、2011年长三角城市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贷款额数为样本,构建金融空间联系模型,定量分析长三角城市金融空间联系分异特征。在此基础上构建K-means金融中心等级识别模型,识别长三角城市金融中心等级。研究表明：① 2001-2011年长三角城市金融“质量”空间趋势较为稳定,总体呈现东部高于西部,中部高于南、北部的倒U形分布。② 金融空间联系最大引力线联结格局较为稳定。③ 金融空间联系网络结构格局变化显著,主要从简单的“折线型”空间结构逐渐发展成简单的、复杂的“网络型”空间结构。④ 长三角金融城市中心等级空间分布格局稳定,以上海市金融中心最为突出。     

居住环境多维剥夺的地理识别及类型划分——以郑州主城区为例

设计城市多维剥夺度量方法和提高剥夺地理识别的精度,是近年来城市社会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城市政府高效建成和谐舒适的人居环境所面临的关键问题。根据居住小区规划标准和15分钟社区生活圈建设要求,从与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设施邻近入手构建城市居住环境评价框架与识别方法,对郑州居住环境剥夺开展街道尺度的地理识别,并对识别出的街道按照消除剥夺政策措施的相似性进行类型划分。结果表明：① 多维居住环境剥夺指数低的街道呈现“十”字型分布格局,剥夺指数值由“十”字型的中心向外逐渐增加,并且任何两个环境剥夺维度间相互作用对解释多维居住环境剥夺指数的空间分异有非线性增强作用;② 单一维度的剥夺指数值呈现显著空间集聚特征,但不同环境维度的空间变化呈现不同形态;③ 32个街道被识别为多维环境剥夺区,根据剥夺维度将其划分为噪音环境剥夺型、教育医疗剥夺型、生活出行剥夺型、品质生活剥夺型、居住条件缺乏型五种类型。依据不同剥夺类型提出有针对性的措施,以改善街道居住环境的适宜性和增强其街道活力。     

基于社会地图的东莞市社会空间研究

既有社会空间研究以社会区研究居多,主要基于社会区理论和因子生态分析方法,较多考虑分析对象的社会属性而非空间特征,对社会空间的空间侧面刻画不足,其分析结果也常常被聚类人口的数据特征所左右。本文尝试基于社会地图方法,以人口普查数据和社会设施机构POI数据首先进行社会空间属性的归纳,制作社会地图,并以此为基础,采用归纳的方法渐进探索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的特征。具体以东莞市为例,通过社会地图归纳方法将东莞市划分为3大类、11小类社会空间,并具体解析了多种社会空间要素组合类型。和既有基于社会区的分析结果相比,本文对各类社会要素在城市空间上的分布及其组合特征描述更为精细,其结果对认识中国社会空间特质及其后的社会空间政策制定更具参考意义。本文认为,基于社会地图的社会空间研究,有助于自下而上地发现有别于西方的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特征和结构,也有助于建立基于中国的社会空间理论,值得进一步推广和尝试。     

北京城市居住环境类型区的识别与评价

基于北京数字城市要素平台的空间集成数据和问卷调查数据,将居住环境的客观指标和居民主观评价相结合,以北京为典型案例,首先运用因子生态分析等方法识别出居住环境类型区,然后采用以居民个体感受作为依据的价值化评价方法,明确不同居住环境类型区的问题,最后总结北京城市居住环境类型的空间格局。研究发现,北京城区可分为内城异质性居住区、内城同质性居住区、近郊职住混合区、近郊高密度居住区、远郊职住混合区和远郊低可达性居住区等六类居住环境类型区,其空间结构同时体现了同心圆、扇形和多核心等特征。居民对不同居住环境类型区的评价存在显著差异,整体上从内城到郊区满意度逐级降低。最后提出改善北京居住环境的建议。     

长春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与居住空间格局特征

基于长春市790个居住小区、178所小学、301家社区医院、1681个公交站点等空间数据,引用核密度估计、Riley's K函数、同位区位商等分析方法,对公共服务设施空间与居住空间的形态格局、集聚特性、“临近性”关系等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发现：首先,公共服务设施空间与居住空间分布的形态格局差异显著,同时也表现出较高的相关性,“核心—外围”网点数量的分布特征趋同性与分异性并存;其次,公共服务设施空间与居住空间均呈现出显著的集聚特征,但集聚的规模与强度差异明显,二者空间分布的协调性程度仍需提高;第三,从分布的空间关系来看,居住小区具有较为明显的“临近”公共服务设施布局的倾向,但反之不明显,整体呈现出空间格局的“非对称性”特征。     

新冠疫情下城市应急医疗设施空间配置评价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通过数据实证分析COVID-19期间武汉市应急医疗设施的空间配置特征,构建武汉市疫情暴发期间的应急医疗设施空间配置评价体系,运用两步移动搜寻法等方法对武汉市应急医疗资源配置进行评价,提出其空间配置中的不足。研究发现,COVID-19暴发期间武汉的应急医疗设施的空间分布以核心城区为主,开放床位多集中在传统城市中心地区,周边地区的应急医疗设施空间配置上仍有不足;应急医疗设施的配置存在较大的缺口,空间分布不均衡,且综合可达性较差,可服务的研究单元较为局限,应急设施的就医可达性由城市中心从内向外依次降低。     

黄山市土地出让区位选择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全国旅游业快速发展和城镇化进程加速推进,旅游城市土地投资和开发日益强盛。以典型旅游城市黄山市为案例,以1870宗城市出让用地为样本,采用数理统计、GIS空间分析等方法,分析其土地出让区位选择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商服、住宅、工业三类用地与用地总和的出让均属于凝聚型空间分布状态,分布均衡度均较低。② 城市东南部和区县城区是土地出让热点集中地区,城市外围地域是冷点集中地区。住宅用地热点地区主要集中于城市近郊、重要旅游区周围;工业用地热点地区主要集中于开发区、工业园区和重要交通沿线;商服用地热点区域主要集中于城市商业集聚区、大型公共设施和旅游景区周围、重要交通设施附近。③ 土地出让区位选择呈点状集聚、线状网络并存,表现为“东南部分布密度较高、西北部分布密度较低”“中心城区密集、外围区县稀疏,县城密集、一般乡镇分散”“交通指向显著、呈带状分布”布局特征。④ 土地出让区位选择涉及城镇化推动的城市内生型、自然环境优美的资源依托型、要素流动便利的交通指向型和集聚经济优势的开发区集中型四种选择模式。⑤ 土地出让区位选择是自然条件、人口经济发展水平、政策制度、城镇化建设、交通设施、旅游发展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也是政府、企业、居民等不同主体相互作用与博弈的结果。地形对土地出让区位选择的空间约束性和指向性显著;土地出让与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有较高匹配度;土地政策、城市规划对用地出让的规模和方向有重要影响;交通和旅游快速发展对于土地出让具有明显影响。     

广州城市通达性综合评价及空间差异

广州市在2000 年提出“东进、西联、南拓、北优”的城市空间发展战略,2010 年初步形成“两心四城”城市空间格局,随后在发展战略中加入“中调”,以进一步优化城市发展布局,谋求在2020 年形成多中心、组团式、网络型的城市空间架构。城市空间发展战略调整有赖于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撑,同时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备程度与密度也是进行城市通达性差异研究的重要基础。近年来,广州的城市交通通达性发生了深刻变化,对城市空间结构布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此背景下,借助地理信息系统,运用网格分区法对广州市交通基础设施进行区域划分和密度计算;进一步结合快速轨道交通（地铁）网络的时间通达性度量,对广州市的城区通达性进行综合评价,并分析其空间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广州市城区的通达性呈现同心环状的空间分布格局,区域差异性较大,城市空间布局有待进一步完善和优化。在此基础上,基于地铁网络时间通达性和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密度值进行区位等级划分,探讨区位因素与交通通达性的相互关系;并结合城市公共、商业服务设施和住宅区的空间特征差异,进一步甄别广州城市通达性空间格局特征和区域差异,从而为城市建设和空间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基于支付意愿的干旱区绿洲城市居住区绿地愉悦价值研究

干旱区绿洲城市普遍存在居住区绿地率低、居住环境质量不高的问题,量化居民对居住区绿地的支付意愿及城市居住区绿地的愉悦价值,有利于正确评价城市绿地的价值,科学规划城市空间。基于问卷调查,利用支付卡式条件价值法和Tobit模型测算乌鲁木齐市居民对改善居住区绿地建设与服务的支付意愿,借助计量模型的假设检验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并基于支付意愿得到城市居住区绿地的愉悦价值。结果表明：（1） 乌鲁木齐市居民人均支付意愿为148.75 元·a^–1,远高于东部地区,不同属性居住区的支付意愿为商业小区>单位大院>自建房。（2） 受访者性别、收入、家庭结构、需求偏好、认知与意识等特征对其支付意愿有显著影响,且非虚拟变量对决策的影响程度可借助经济学中的“边际理论”度量。（3） 乌鲁木齐市居住区绿地愉悦价值为3.31×10⁸ 元·a^–1,利用居民对绿地生态功能和社会功能的认知赋分,发现其生态服务价值略大于社会服务价值。研究可为建立不同尺度绿地支付机制,提升绿洲城市居住区人居环境质量,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及维护绿洲城市生态平衡提供科学参考。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城市公园居民游憩满意度

城市公园是承载居民日常游憩的主要空间,度量居民在城市公园的游憩满意度对于改善公园的游憩品质具有重要意义。结合城市公园的游憩特征和影响因素,文章构建了用于测度居民游憩满意度(RRSI)的结构方程模型;并以北京城市公园为例,在量表设计和问卷调查基础上,对居民游憩满意度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影响居民游憩满意度的三大潜变量中,可达程度对居民游憩满意度影响最大,其次分别是感知质量和感知价值。深入分析发现,可达程度中的“公共交通”、“与居住区距离”,感知质量中的“景观品质”、“休憩设施”、“公园治安”、“文娱活动”、“标识系统”,感知价值中的“门票及消费”等观测变量对潜变量的作用更明显,是影响居民游憩满意度的主要因子。在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文章提出了改善城市公园游憩品质可资借鉴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