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省级行政区划设置的时空演化特征及现实影响

采用边界稳定系数、面板随机效应模型等方法,对中国省级行政区划设置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进行定量测度。结果表明：(1)在政区规模方面,省级政区规模呈持续变动的特征,当前规模总体小于历史上实施“三级制”的多数朝代;(2)在划界原则方面,“山川形便”和“犬牙相入”始终是省级政区划界的重要原则,当前省级行政区划“犬牙相入”的特征更加明显;(3)在边界稳定性方面,中国省级行政边界呈整体变动与局部稳定并存的特征,当前中国省级行政区划设置与清代(1820年)高度相似;(4)在影响效应方面,省界附近县级政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低于非省界地区,省级政区的长期稳定正在不同程度上制约着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建议从行政层级、政区规模和行政体制等方面对省级行政区划进行系统改革,高度关注“市制”改革问题,推进行政区划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十六讲》书评

正政治地理学作为西方人文地理学最古老的分支学科之一,在西方学界日益成为一门显学。但由于受国情体制的影响,中国的政治地理学研究一直没有很好地展开。2013年12月,复旦大学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周振鹤先生的《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十六讲》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填补了中国政治地理学研究的空白。全书共30多万字,分为范式的转换—从沿革地理、政区地理到政治地理;政区地理研究的基本概念和学术术语;中国历史上两种基本政治地理格局;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划的关系;行政区划层级变迁的三循环;行政区划幅员的确定。行政区域划定的基本原则:犬牙交错与山川形便;行政区划地理分布的变迁;行政区划变迁中的文化因素;行政区划的等第变化;军管型的特殊政区;中国历史上五大都城定位     

行政区划调整对政区位势的影响与定量化测度

行政区划是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行政区划调整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在全球化与区域化背景下,适时推进行政区划调整是重构区域发展格局,改变区域政区位势的基本途径。本文立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视角,构建基于区域相互作用理论、空间场能模型和幂指数函数的政区位势模型,以合肥—芜湖地区为例,测算2011年原巢湖地级市拆分后其政区位势的变化情况以及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效能。研究表明:① 政区位势与政区的行政管辖能力、行政资源和区域协调发展潜力密切相关。② 2005—2015年期间研究区整体政区位势和协调发展潜力增幅分别由地级巢湖市撤销前的61.79%和0.21%提高到116.51%和3.05%;且行政区划调整后政区位势增速明显快于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速。③ 运用政区位势模型能对行政区划调整进行测度和空间化表达,其测度结果既能与社会发展等复杂影响相区别,又能与真实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相符合,既重视个体发展又兼顾区域协调发展。行政区划调整能显著提高研究区的政区位势,促进社会经济进步,且有利于破除空间障碍和行政壁垒,推进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     

行政区划研究的地理学支撑与展望

行政区划研究一直是人文—经济地理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与政治地理学、历史地理学、城市地理学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行政区划本身也是一种资源的新论断,对于重新认识和发挥行政区划在空间治理和优化区域发展格局的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回顾总结行政区划研究历史的基础上,梳理了行政区划研究的发展脉络,分析了新时期政区设置的背景和影响因素发生的重大变化,如城镇化进程改变了人口经济集聚的空间格局,自然地理格局对行政区划设置的影响日益减小,交通通讯条件的改善为扩大管理幅度创造了条件。结合空间治理的新需求提出了新时期的行政区划研究应把握3条主线,分别是优化和提高区域管理效率、预防和保障区域治理安全和推进政区精准精细化管理。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出发,提出行政层级和管辖幅度的优化可以提高空间治理效率;缩小经济强省和面积大省的管辖幅度可以保障空间治理安全;合理的管辖幅度和基层政区的优化设置有助于加强空间治理的精准化和精细化。科学合理的行政区划调整可以让空间治理更好的发挥作用,为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空间治理体系提供基础支撑。     

行政区划调整的政区位势理论与模型构建——以重庆市为例

行政区划调整对区域发展的影响尚缺少系统的理论解释和方法测度。为了深入地探究行政区划设置和调整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机理,本文提出并界定了政区位势理论,构建了政区位势的测度模型,并以重庆市为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认为：① 政区位势是由位能（行政区地域生产要素的配置能力）和势能（行政管理体制和行政级别的竞争力）构成的概念,行政区划调整可以改变一个地区的政区位势,从而改变其发展的动力和路径;② 由土地管辖权、人力资本水平、固定资产投资能力、财政分权度和行政分权度等变量构成的重庆市政区位势测度模型可以反映重庆市行政区划调整给其政区位势带来的变化;③ 实证检验得出政区位势提升对地方经济绩效提高有显著的正向影响;④ 科学合理地行政区划调整有助于该地区整合要素资源,优化行政管理幅度,提升其政区位势,进而拉动地方经济发展。政区位势理论和模型对于行政区划调整的区域效应具有较好的解释力,为各地区行政区划调整规划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也可作为行政区划调整效应评估的实用方法。     

县级行政区划规模偏小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影响

县级政区是国家治理的空间基础,该文基于行政区划视角,通过县级行政区划的属性分析,发现县级行政区划规模偏小是制约当前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突出问题,县级政区过多、过小阻碍中小城市的正常发育,中小城市发展迟缓加剧了城镇体系的不协调和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主要原因有：辖区面积偏小造成县(市)资源配置能力较弱,管理幅度较大增加了组织管理的复杂程度,行政边界较多抬高了生产要素的流通成本。据此提出政策建议：合理确定县级政区规模,推进小县合并,缓解县(市)内生发展动力不足问题;适时推进建制转换,积极培育中心城市,缓解中等城市发展能级不足问题;有序开展体制改革,理顺行政管理体制,缓解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问题。     

中国市县空间隶属关系的历史启示与改革优化

市管县体制确立以来,地级市成为了中国统县政区的主体。虽然统县政区与辖县的行政隶属关系明确,但现今存在的市县同城而治现象与少数民族自治州城市的管理模式,使一些市县的空间隶属关系不甚明晰,这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附郭县制度。中国传统的行政区划体系中,统县政区与辖县的空间隶属关系一直比较模糊,二者主要依靠附郭县建立起长效的空间联系。清末以后,附郭县被大量裁撤,随着城市型政区和市辖区兴起,传统的由附郭县管理城市的“城乡合治”模式走向“城乡分治”。20世纪,统县政区与辖县的空间隶属关系逐渐完成了历史演替,走向界线化、明确化的方向。新时期的行政区划改革,尤其是市县空间隶属关系的优化,应充分考量中国发展实际,重视中国政区发展的历史积淀过程。     

行政边界地带跨政区协调体系构建

中国的区域发展面临跨政区整合及其协调机制重构的挑战,区域发展的冲突和矛盾在"行政边界地带—地方政府—跨政区协调"这一主题下交织和渗透,并在行政边界地带被聚焦和放大,行政边界地带成为跨政区矛盾冲突最为集中的区域。该文聚焦于国内外行政边界地带跨政区协调的研究成果,构建了行政边界地带跨政区协调体系。地方政府、企业机构、当地居民和民间组织构成跨政区协调的利益相关者,通过技术途径、组织途径和社会途径等方式,通过冲突、边界共生资源开发与利用、多边经济合作与竞争、边界生态环境治理等议题展开边界协调讨论。     

基层治理与准行政区划调整的理论与实践——以海南省农场改“居”为例

乡镇等基层政权和村居等自治组织是国家治理单元,对于理顺中央—地方关系、提升基层服务水平等具有重要意义。乡镇属于正式的基层行政区划,村和社区等则可以被视作准行政区划。然而,现有研究很少意识到诸多基层治理单元的准行政区划属性,忽略了基层准行政区划的形成过程及其与正式行政区划之间的冲突。为此,论文以海南省国营农场改制中新设立的“居”为例,从层级、幅员、边界3个维度分析基层准政区设置的逻辑和面临的挑战。研究发现,“居”是海南省农垦集团化、农场公司化和农场社会职能属地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类典型的基层准行政区划,其行政级别介于社区和镇之间,主要通过政府授权和购买服务等方式行使基层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居”的准行政区划性质导致其与正式的行政区划(尤其是镇)之间存在层级、幅员和边界上错综复杂的关系,容易导致管理人员晋升通道不畅和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主体缺位等问题,“居”与所属镇和所服务农场公司之间也容易围绕行政管理功能和公共服务供给的属地边界产生争端。研究结果对增进理解单位和国有企业转制、探索基层(准)行政区划的设置和优化路径、深化对准政区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行政区划调整对土地利用空间特征演变的影响——以广州市南沙地区为例

行政区划调整是推动地方发展与重构空间权力的重要策略,但现有研究缺乏对行政区划调整的影响机制的关注.文章以土地利用为研究对象,选取广州市南沙地区为研究区域,梳理其自1992年以来行政区划调整的历程,利用ArcGIS空间分析软件对其土地利用空间特征的演变进行分析,探讨行政区划调整对土地利用空间特征的影响过程与机制.结果表明,行政区划调整通过行政资源在空间上的布局直接与间接影响土地利用的空间特征.其中,直接影响通过政区类型、隶属关系、等级权限、组织体制等行政资源与体制在空间的布局调整而产生影响;间接影响是行政区划通过对城市发展动力、经济发展模式、其他空间政策、行政主体以及市场主体等其他因素而对土地利用空间特征产生影响.     

首都生态经济区的提出及其战略构想

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具有强大的综合创新优势,必须在实现经济体系高效性与生态系统稳定性上做出表率,建设首都生态经济区是北京山区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首都生态经济区地域范围为北京的七山区县,其建设要以"两山、五河、七组团"为空间结构,以"一区、三基地、一平台"为框架性目标。作为探索北京山区环境、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路径,建设首都生态经济区是优化山区生态环境建设的现实需要,符合山区发展转型的客观要求,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实践基础和理论依据,应遵循打破行政界限、生态主导发展等原则,力争用10-15年的时间,建设生态产业经济带(走廊)、拓展生态经济区地域空间范围、打造中国北部生态经济增长极,以建设成北京绿色崛起先导区和全国生态经济示范区。     

泛珠三角经济区政区建置沿革的空间关系演变透视

阐述泛珠三角自然地理共性和各省区的历史建置沿革，探讨了我国历史上根据山川形便和犬牙交错原则在这一地区划分政区的各种表现和变迁，指出历史上大多数时期按前者设置政区，以利用河流运输和水利；后者则出于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地方势力凭险割据，并进一步指出由此产生的政治、经济等区域效应，说明政区建置沿革是泛珠三角能够成为一个相对完整的地理单元的一个重要根据，也是历史发展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     

2000年以来中国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类型、特征及趋势分析

系统地梳理了2000—2016年中国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631个案例,归纳了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主要类型,包括撤县（市）设区、撤县设市、行政区合并、增设行政区、边界调整、隶属变更和建制升格7类,发现各种类型变更的背后都隐含着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和特定的需求。详细分析了县级行政区划调整数量和类型的时空分布特征,发现具有时间上集中和空间上聚集相结合的特点,随着不同时期国家或区域发展的战略导向不同,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构成和指向会随之发生变化;县级行政区划变更有着明显区域差别,经济发达和城镇化发育较高的地区是调整重点,城镇化导向突出;县级行政区划较多的省份变更频繁,减少了县和县级市数量;注重了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行政区划变革,有利于促进民族和边疆地区发展。立足于空间治理,认为县级行政区划调整和优化基本上围绕城镇化、区域发展、边疆治理和民族地区发展等战略的要求展开,代表了未来调整的趋向。     

Physical and political boundaries as barriers to the continuity of social vulnerability

The dynamics of social vulnerability are of key interest to many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departments. Identifying the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vulnerability within regions, and analysing how localised areas of social need change over time, is a key information requirement for decision-making, and the resultant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Typically, the delineation of areas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social vulnerability occurs using a combination of political and census boundaries. In many instances, the boundaries of these areas align to natural geographic features such as rivers or lakes. In other cases, a boundary is aligned to a man-made structure such as a road. The boundary may also be arbitrarily positioned based on some measure of distance and not align to any physical feature. In this research, we identify the various boundary types present in a political region. Using two measures of social vulnerability, we assess these boundaries as barriers to the continuity of social vulnerability. From our results, we identify motorways/highways and watercourses as potential barriers. We find no significant effects with lesser road structures suggesting there is no “wrong side of the street”. These results have implications for decision-makers and emphasise the need to recognise the “softness” of boundaries, and consider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areas, when allocating resources.     

多元视角下的新疆行政区划调整思考

受城市发展、民族政策等方面的影响,新疆的行政区划调整一直滞后于全国,现行行政区划已经不符合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在新疆跨越式发展和各省市对口援建新疆的大背景下,适时进行新疆行政区划的调整优化,对新疆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不同视角对理想状态下新疆行政区划调整的方案进行了思考,得出以下结论:① 在交通优先原则下,应着重构建交通主廊道,在成片绿洲区域建立起支撑区域城镇功能组织优化的集散地和交通枢纽等。② 在经济优先原则下,可以将绿洲区域看作相对均质的空间,强化各绿洲区域中心城市基本职能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和带动作用。③ 在功能区原则下,应着重考虑新疆城镇的发展受制于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的严格约束,行政区划的调整应有利于实现地域主体功能和区域可持续发展。④ 不同原则下的行政区划调整方案的侧重点不同,应对不同原则下共同指向的城市优先进行调整,而对于某一原则下须调整的城市则可结合国家的战略方针、区域稳定和新疆经济发展形势等因素综合考虑。     

新时期国土空间治理单元功能认知及其融合路径——以成都市为例

国土空间治理是新时期中国国土资源开发、利用、保护、整治及修复的重要战略手段。当前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在空间尺度上存在主导功能衔接失配,亟待统一不同尺度空间单元以统筹治理边界、提高治理效率。据此,面向传统治理单元管制边界的针对性问题导向,提出“通过不同理念或方式界定的国土空间单元具有不同的功能导向”等研究假设,并构建土地利用冲突、生态系统障碍、社会发展状态等指数在行政区划单元、自然生态单元、社会发展单元等治理单元上以成都市为例进行验证。结果表明,研究区国土空间治理问题属性的空间格局特征差异化显著,人类活动范围与自然环境限制之间的矛盾是导致区域内治理问题发生的核心因素。在空间相关性分析方面,所有治理问题类型在不同空间单元上均呈现显著自相关性,且均通过0.05显著性检验,但不同空间单元具有理论指向性特点。其中,社会发展单元更适合解决经济发展动力差距问题,自然生态单元更适合解决生态系统连通阻力问题,行政区划单元则更适合解决事权管理冲突问题。在此基础上,利用景观单元协调不同尺度空间单元的问题属性,将研究区划分为高山地带发展动力衰弱型（22.98%）、丘陵地带治理属性均衡型（11.55%）、乡村地区管理冲突加剧型（44.57%）、城乡边缘区发展主导复合型（9.44%）、核心建成区连通阻力增强型（11.46%）5类空间,进而实现多尺度空间单元的跨行政区融合路径。综合而言,有必要建立管理-保护-发展功能嵌套的空间单元集成体系,通过细化景观尺度将权力和责任从政府机构拓展至更广泛的行动参与者,系统地提升国土空间治理效能。     

行政边界对城市群城市用地空间扩张的影响——基于京津冀城市群的实证研究

作为静态的抽象地理要素,行政边界如何影响城市用地的空间扩张过程?以城市群为研究对象,从理论的角度出发,构造符合中国城市群发展历程的行政边界效应阶段模型,并根据城市群发育过程中行政边界对城市用地空间扩张的影响,将其分为四个阶段：隐形阶段、异化阶段、疏导阶段和消融阶段,分析不同阶段城市群城市用地扩张的空间特征和动力机制。研究以京津冀城市群为实证案例,采用趋同分析和β回归方程测度不同类型行政边界对城市用地扩张的边界效应。研究表明：行政级别跨度越大,边界效应越大,城市间城市用地扩张规模的差距也越大;行政边界对城市用地空间扩张的影响具有长期性和累积性的特点,时间越长,边界对城市用地扩张的影响效应越显著。为突破行政边界制约、合理划定城市开发边界、实现城市群城市用地理性扩张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建议。     

行政区划调整对政区位势的影响与定量化测度——以重庆市为例

行政区划调整是提升行政管理效率和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由此改变政区的位势和发展轨迹,重塑城市发展活力和区域发展格局。政区位势的测度可以较好的评价行政区划调整的效能。建立基于生产函数的政区位势模型,以重庆市为案例,测算其设立直辖市前后的政区位势及其区划调整的相对区位势能,以探析影响政区位势变化的机制。研究表明：① 政区位势与该地的交通通达度、资源控制能力及综合发展规模有关;② 行政区划调整对政区位势变化具有正向作用,但该影响效果具有滞后效应;③ 设立直辖市对重庆市而言不仅意味着行政级别的提升,政区位势也不断上升,相对区位势能均大于1,但该提升幅度正从快速优化趋于平缓发展。     

中国城市行政地域与实体地域的空间差异及优化整合

中国的城市界定与行政区划紧密关联。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系统分析不同尺度城市行政地域与城市实体地域的界定及其空间差异。主要结论：① 按照直辖市或地级市、设区的市和不设区的市、设街道的市和不设街道的市的层级,城市行政地域范围依次收缩,但是都大于城市实体地域范围。按照实体地域界定,2010年中国城市人口仅占30.18%。② 城市实体地域更能客观地反映城市位序规模的分布状态,而按照城市行政地域会导致规模或排序偏差。③ 未来在行政区划调整时,着重考虑撤县设市、增设地级市、确立乡级行政区划调整标准等,在建立城市实体地域时,可从独立市辖区、县城、特大镇等方面优化,并加强统计信息公开。     

基于行政区划调整的合肥-芜湖双核空间整合

行政区划的调整导致城市地域的空间结构发生变化, 对整个区域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2011年7月, 国务院批准了安徽省撤销巢湖市, 将其一分为三, 分别划归合肥、芜湖、马鞍山三市管辖, 合肥、芜湖两个核心城市从此相互毗邻, 合肥-芜湖双核结构是安徽省具有代表性的地域空间结构形式, 其空间整合面临着新的机遇、模式与路径。运用城市空间相互作用理论和方法, 以及双核结构原理对行政区划调整后的合肥-芜湖双核空间整合进行分析。提出在不同时期可以分别采用轴线模式、双核模式、“T”型模式和扇面模式, 采取打破行政区界限的刚性约束、加强双核轴线整体规划、扩大产业整合力度、发挥双核中间城市的比较优势、整体推进合肥-芜湖发展轴建设等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