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部门贡献与动能分析

基于旅游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二维视角,采用指数分析、部门分解和线性回归等研究方法,对2007-2016年山东省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部门贡献进行考察和分解,并进一步揭示推动旅游产业结构优化不同维度的主要动能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山东省旅游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水平均呈现整体提升态势;旅游景区对旅游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提升的贡献度较大,而旅行社对高级化水平提升的贡献度较大;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创新分别是推动旅游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水平提升的第一动能。进而从推动经济发展、技术创新、旅游营销、人才培养及旅游投资等方面,有针对性地提出促进山东省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基本路径与政策建议。     

绿色发展背景下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地区差异及空间收敛性

基于产业结构高度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两个指标,借助重心模型、Dagum基尼系数、空间收敛方法,分析2000—2017年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地区差异和空间收敛性。研究发现：①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呈现显著的空间非均衡性,东西方向的非均衡性大于南北方向;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水平呈现东-中-西梯度式递减格局,东、中、西部地区均呈现“中心-外围”空间分布特征;②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总体差异不断减小,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总体差异呈波动扩大趋势,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地区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第一来源;③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高度化存在σ收敛、β收敛和俱乐部收敛,产业结构合理化存在β收敛和俱乐部收敛;④收敛影响因素存在差异性,人力资本和市场规模对促进长江经济带整体、东部和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收敛具有促进作用,政府干预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收敛具有抑制作用。     

出口增加值对中国区域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

利用2010年中国非竞争型多区域投入产出表,测算了30个省区市30个产业的出口增加值,揭示分产业出口增加值的区域分布格局;并通过构建和计算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对比出口增加值与地区生产总值的产业结构差异,结合阐述出口增加值带动区域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的一般规律。结果显示：出口增加值的规模与结构高度化程度在空间上都存在东中西梯度差异;出口增加值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越高,即区域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越深,分工越高级,对区域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的带动作用就越显著。因此,区域间出口增加值的结构差异,是拉大区域间产业结构差异的因素之一,导致了区域产业结构的“马太效应”。根据研究结论,建议各区域通过创新驱动、产业技术溢出、延长产业链等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和出口增加值结构,从而进一步推动区域经济转型升级。     

中国省区间产业内贸易与产业结构同构分析

基于2002 年中国省区间投入产出模型,从产业内贸易角度重新审视产业结构同构问题。研究表明,中国制造业存在着一定的产业结构同构现象,但空间上不均衡。华东沿海地区存在着大类层面的产业内贸易和中小分类的产业间贸易,使得江浙沪之间形成了密切的产业关联,因此不能仅以产业结构同构程度来判断产业地域分工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基于大类产业层次的产业结构同构分析可能会高估产业结构同构程度,在中小类产业层次判断区域间产业结构同构会得到更符合现实的结论。产业内贸易已成为中国省区间贸易联系的重要形式。各省区制造业在产业链中的分工不同、相似的需求偏好和产品差异化竞争是促进产业内贸易的重要因素。产业内贸易既可以在产业结构相似的省份之间发生,也存在于产业结构差异明显的省份之间。如果区域之间存在着活跃的产业内贸易,产业结构同构不一定阻碍区域经济一体化。     

腐败、市场化与产业结构合理化——基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分析

以中国内地31个省份为研究对象,以资源配置中政府与市场的作用为切入点,构建效率函数并引入生产函数分析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因素,结合地区因素进行分析及空间相关性检验和面板模型检验。结果表明:空间系统GMM检验方法和SAR动态空间模型最优;不同地区腐败与市场化及其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不同;整体上呈现出空间集聚特征,空间优化受阻。政府与市场应共同发挥有效作用,提升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与空间优化。     

基于DEMATEL-ANP模型的中国旅游产业结构优化评价研究

在系统阐释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内涵的基础上,基于合理化、高级化、高效化和生态化视角构建四维旅游产业结构优化评价体系,运用系统集成的DEMATEL-ANP评价模型,以2000-2018年中国大陆30个省域为研究对象,识别旅游产业结构优化评价体系中不同指标之间的复杂网络关系,在此基础上评价和分析中国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及其动态演化规律,进一步运用泰尔指数判别中国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的区域差异及其成因.结果表明:1)合理化与高级化在中国旅游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具有基础作用,高效化是推动中国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关键指标,生态化是新时期中国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新要求和新方向;2)中国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呈现初始起步、稳步增长、波动提升、迅猛发展的阶段演化特征,旅游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高效化和生态化4个维度之间的耦合协调状态由濒临失调向良好协调演变;3)中国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的区域差异逐渐缩小,且区域差异主要源于东部地区区域内的差异.     

福建省科技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合理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基于1990—2018年福建省统计数据,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运用现代计量分析方法,研究福建省科技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合理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福建科技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合理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科技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合理化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科技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大;科技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具有长期显著的促进作用。基于此,从提高科技人力资本存量、保障科研经费投入、优化科技人力资本配置方面提出加快推动产业结构优化、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对策建议。     

山西省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空气质量的门限效应研究

山西省属于典型的资源型省份,历经多年的经济转型发展,空气质量仍长期处于全国较低水平。产业结构合理化能够对经济转型的效果进行测度,且对空气质量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有必要研究不同阶段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空气质量的非线性影响,这对资源型区域转型升级具有积极意义。本文利用2004–2016年山西省11个省辖市的面板数据构建门限回归模型展开研究。结果显示,不同的门限变量下,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空气质量均具有双重门限效应,整体上看山西省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的提升能够促进空气质量的改善,改善的效果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因此目前的能源转型升级过程中应着重提升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以解决空气质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     

山西省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空气质量的门限效应研究（英文）

山西省属于典型的资源型省份,历经多年的经济转型发展,空气质量仍长期处于全国较低水平。产业结构合理化能够对经济转型的效果进行测度,且对空气质量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有必要研究不同阶段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空气质量的非线性影响,这对资源型区域转型升级具有积极意义。本文利用2004–2016年山西省11个省辖市的面板数据构建门限回归模型展开研究。结果显示,不同的门限变量下,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空气质量均具有双重门限效应,整体上看山西省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的提升能够促进空气质量的改善,改善的效果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因此目前的能源转型升级过程中应着重提升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以解决空气质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     

东北地区非资源型城市与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对比研究

引用环境规制、资源依赖等属性指标,通过多元回归等方法比较2000—2017年东北地区非资源型城市与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水平时空演变与影响因素差异,得出以下主要结论：① 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水平均呈现阶段性提升,2017年非资源型与资源型城市的产业转型效果已无明显差距。② 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发展较非资源型城市相对滞后,平均水平偏低,高水平的城市个数少且固定,与非资源型城市的空间分布特征不尽相同。③ 环境规制与所有制结构能够促进东北地区产业转型,而地区经济发展、资源依赖,对外开放分别与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水平呈负相关关系,技术进步、资本投资等因素作用与城市类型、产业转型维度有关。基于研究结果,今后可考虑依据影响要素的作用差异制定和构建东北地区产业转型的分类措施和外部支持环境。     

“一带一路”绿色贸易合作与竞争格局研究

绿色贸易是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任务。通过选取UN Comtrade 2005—2017年中国与沿线64国APEC环境产品清单中54类环境产品贸易数据,运用产业内贸易指数和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定量研究环境产品贸易竞合关系状况,分析之前格局,基于现有格局,完善未来布局,进而提高域内绿色贸易整体水平。研究发现：“一带一路”绿色贸易总体保持增长趋势,但发展水平、空间分布和进出口之间比较不平衡;进口产品结构相对集中,出口产品结构相对均衡;整体表现为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并存的特征,以合作格局为主,竞争格局为辅;“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绿色贸易增长从主要源于产业间贸易向产业内贸易转变。建议在东南亚地区开展错位合作,主要进行技术研发合作,重点布局新兴绿色产业;在其他地区开展整体合作,主要进行产业规划转移,分层次、分国家、分时段布局传统绿色产业,构建绿色产业生产网络;加快出台“一带一路”环境产品名录,提高绿色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ial dynamics: Geographical and structural dimensions of Chinese and Sino-EU merchandise trade

This paper draws on trade data to examine the degree of upgrading of China’s trade structure with the world as a whole and in particular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EU). More specifically it examines the evolution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China’s trade with the world and with the EU between 1996 and 2008 and of the underlying dynamic indicators of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This method of analysing China’s industrial structure provides clear evidence of upgrading into more advanced industries without at present losing significant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industries employing unskilled workers. The examination of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ices for world and Sino-EU trade also indicates an increasingly high degree of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the EU and China between 1996 and 2008. The EU (especially Germany, the UK, and France) is China’s most important export market, though it is also much more important as a market for China’s exports than the EU is as a supplier for China. China’s consequent trade surplus with the EU has gradually shifted from textiles and clothing to machinery and furniture. Further investigation reveals that the complementary Sino-EU bilateral trade is moving towards intra-industry trade at the 4-digit level of HS (Harmonization System) commodity classification. Although China is still a ‘global sweatshop’ with a strong specialization in labour-intensive commodities produced for economically developed countries (by importing machinery, raw materials and exporting processed goods), there are signs of technological upgrading in number of selected sectors in China, noticeably electronics, computer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equipment. China’s reliance of imports of minerals indicates however that energy and resource security could be an important constraint on China’s long-term economic development.     

长三角城市群工业韧性的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

在世界经济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的背景下,推进优化我国区域工业韧性演变格局和厘清工业韧性影响机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在突变级数模型对工业韧性评价的基础上,利用核密度估计、泰尔熵指数和Tobit空间滞后面板模型,对长三角城市群工业韧性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探讨。研究发现：（1）长三角城市群工业韧性提升显著,总体上达到了中高韧性水平。长三角城市群工业韧性的内部差距不断缩小,但仍然存在不同空间尺度的“核心-边缘”分异格局。（2）综合实力较强的中心城市工业韧性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上海、杭州、南京、合肥及宁波等城市周边形成高水平工业韧性的集聚区。（3）工业结构是影响长三角城市群工业韧性的最主要因素。区域金融环境、政府公共服务以及区域外贸依存度均不同程度对工业韧性产生显著影响。     

中国钢铁产品国际贸易流与碳排放跨境转移

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最终要落实到不同国家、不同行业之间的利益分配和责任分担,尤其是通过国际商品贸易转移的碳排放是在国家间分配排放配额时必须考虑的指标。基于中国钢铁产品国际贸易流的分析表明,中国在国际钢铁产品贸易中处于垂直产业内贸易的低端,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钢铁产品多为加工程度低、技术含量低、能源消耗强度大的初级产品。由于我国进出口钢铁产品在附加价值和能源消耗强度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随着中国钢铁产品国际贸易规模的扩大,使大量CO₂排放责任向中国净转移。我国学者应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到国际谈判、国际规则的制订中,从产品生产者和消费者两个层面合理界定中国在全球温室气体减排中的责任,力争在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确保中国的经济贸易利益。     

中美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商品贸易发展及影响力对比北大核心CSCDCSSCI

中美两国之间激烈的贸易竞争不仅集中在双边贸易领域,而且延伸为全球市场范围内的博弈。尤其在中国周边地区,厘清两国贸易影响力此消彼长的竞争态势,对维护中国的经济安全与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1996—2017年国家间商品贸易数据,利用时间约束聚类识别中国及周边地区贸易发展的阶段,构建贸易网络对比各阶段中美两国在中国周边地区的贸易发展及影响力变化。研究发现:①1996—2017年间中国及周边地区贸易呈三阶段跳跃式发展,贸易规模不断扩大。②中国在周边地区贸易的总体规模和覆盖程度均超越美国,中国在周边地区贸易收支中普遍存在日益扩大的顺差,而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始终保持着稳定大量的贸易逆差。③中国在周边地区的贸易影响力实现了对美国的赶超,中国的出口影响力优势突出,而美国仍旧拥有不俗的进口影响力。④中国与日本的贸易呈阶段式跳跃发展,而美国与日本始终保持着稳定的贸易联系。中国同日本在机电产品上的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发达,但处于产业分工下游的相对不利地位,美国是日本的机电制成品和运输设备等高端产品的最终消费市场。研究结果对于中国维护周边地区经贸合作的稳定与发展和应对美国的冲击有所启示。     

我国省域出口增加值的核算及其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评估

以 2010 年中国非竞争型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为基础,对 30 个省区市的出口增加值进行核算,从全国和区域尺度分析其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结果显示：省域出口增加值对全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划分出资源消耗型、技术引领型、服务业促进型和出口起步型 4 类区域,前 3 类区域通过出口增加值分别提升了全国 GDP中资源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的比例;从出口增加值对本地产业结构的影响来看,欠发达地区出口增加值普遍有利于推动本地产业结构升级,发达地区出口增加值提升了资源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地区 GDP 中的比例,但阻碍了服务业比例的提升,出口增加值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最后提出促进和改善出口增加值的政策建议。     

中国制造业FDI技术溢出效应——基于苏粤数据的实证与比较分析

选取2000—2009年江苏省和广东省为样本,考虑到技术溢出可能存在非线性和滞后性,构建引入了溢出变量的二次项和滞后一期的工业增加值面板数据模型,实证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资在苏粤两省制造业各子行业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分析结果表明:江苏省FDI存在显著的行业内和后向技术溢出效应,广东省存在显著的行业内和行业间技术溢出效应。进一步通过对两省实证结果的对比,得出结论并提出政策建议。     

山东省对外贸易结构优化与FDI流入的互动机理——基于机电产业的经验分析

通过对山东省贸易结构与FDI流入间的关系进行的定性分析和以山东省1993-2004年为样本空间进行的实证检验模型表明,山东省外资流入与对外贸易结构优化间存在长期均衡的互动影响并存在相互作用机理.FDI流入会通过提升产业结构优化进程、改善产业分工地位和加快要素积累速度等促进贸易结构优化,贸易结构优化会引致外资产生利润空间追求效应、边际产业扩张效应和空间偏好效应而带来FDI增长,两者间的作用机理对山东省外资引导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外部规模经济与国际贸易区域化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在世界贸易格局的形成中，贸易区域化现象引人注目。文章运用外部规模经济理论对这种现象予以新的解释，即在世界经济一体化浪潮中，一些地理位置邻近、文化背景相似的国家为获取有利的贸易区位，通过产业分工、对内合作和对外竞争形成区域贸易集团，并由此产生“区域外部规模经济”。作者认为，为获得有利的贸易区位和区域外部规模经济，中国一方面要加强与国际贸易区域组织的合作，另一方面要加强次区域及国内地区间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