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要素市场分割与要素配置效率的时空演变及关系

在修正的全局参比价格法基础上,结合非参数DEA-Hybrid模型评测了中国29个省份的要素市场分割水平及要素配置效率,进而构建考虑地理距离与经济规模的综合权重矩阵,利用空间Durbin模型实证分析区域要素市场分割对要素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东部地区的要素市场分割水平相对较低,中部次之,西部最高;要素市场分割将引致要素配置效率扭曲且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适度财政分权能有效抑制要素市场分割引致的要素配置效率扭曲;较高的国有经济占比、产业结构高级化、交通基础设施和外商直接投资能有效改善区域要素配置效率,对外开放的效率改进作用尚不明显。清除地区间要素市场壁垒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是提升要素配置效率的着力点。     

外部知识环境与内资企业新出口市场开拓

自中国加入WTO以来,出口贸易发展迅速。从出口主体来看,内资企业的出口行为对区域经济增长和中国自身实力的提升尤为重要。建立对外联系、利用外部资源能够有效地促进内资企业拓展海外市场。论文使用中国海关库2001—2011年企业层面的进出口数据,借助条件逻辑回归模型研究地级市尺度上外部知识环境对内资企业开拓新出口市场产生的溢出效应。研究区分了影响内资企业海外市场拓展的3种外部知识环境,内资企业可以：从同一区域的外资企业处获得外部知识;与邻近区域企业形成跨区域联系,获取外部知识;从国外进口获取外部知识。通过对比3种外部知识环境对于地级市尺度内资企业开拓新出口市场的影响,发现：① 3种外部知识环境对内资企业开拓新出口市场均表现出积极作用;本地外资企业出口的溢出效应最大,本地企业进口的溢出效应次之,邻近城市企业出口溢出效应最小;② 中西部地区与东北地区的邻近城市企业出口溢出贡献最大,且3种外部知识环境带来的溢出效应均明显强于东部地区;③ 本地外资企业与邻近城市企业出口溢出对高技术产品的影响明显强于低技术产品。     

市场相似性与中国制造业出口市场的空间演化路径

基于扩展引力模型和演化经济地理理论,利用2002-2011年中国海关数据库,采用核密度分布和计量经济模型等方法,考察中国城市出口市场的空间演化路径及其微观机制。基于共存分析方法测算的国家间市场相似度在方法上有所创新,将演化经济地理研究中的“路径”成功量化。全国样本的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和企业两个层面的演化路径证明了扩展引力模型的基本结论,说明与过去出口市场相似度越高的国家,被城市和企业扩展为新市场的概率越大,证实了中国出口市场的空间演化是遵循路径依赖的。此外,还发现城市与企业之间的协同演化过程：东部城市表现出路径突破,而企业层面的能力可能是城市路径突破的重要来源;同时,城市层面的知识溢出对企业市场演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总之,城市与企业之间相互影响、协同演化是中国出口市场空间演化的重要机制。     

中国文化贸易的影响因素分析——以核心文化产品出口为例

文化贸易作为人与地多方面、宽视角、深层次结合,是人地关系综合体,地理学视角对其影响因素深入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中国核心文化产品主要出口国家和地区贸易额、主要社会经济统计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模型对中国文化出口贸易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中国文化出口贸易受到贸易规模、产业结构、经济规模、国土面积、市场规模等因素影响;贸易规模、产业结构和经济规模是中国文化贸易出口的主要影响因素。     

外资企业出口溢出与内资企业的出口市场开拓

改革开放以来,外资企业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和本土企业成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使用中国海关统计的2001-2011年间企业层面的出口信息,构建城市—产品—出口目的地尺度的平衡面板数据,通过条件逻辑模型方法,探究中国外资企业出口对内资企业出口决策的溢出效应。实证结果显示：外资企业出口活动对内资企业出口决策存在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此外还考虑了出口目的地和出口地区的异质性,并发现当出口目的地与中国存在较大的经济、地理、政治或制度距离时,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的出口溢出效应更显著;中国中西部城市的外资企业出口溢出效应比东部城市更为突出。检验结果表明外资企业出口活动在内资企业开拓国外新市场的过程中能够发挥重要促进作用。     

中国外贸货物出口的地理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货物出口距离和GTWR模型

研究基于出口距离的基本定义及衍生的出口偏移指数（IMEO),探讨了2005—2016年中国317个市域单元的货物出口格局演化。同时,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互联网宽带用户数表征财政投入、工业水平、通信技术,利用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TWR）分析了其对于地区货物出口的影响。研究得出以下结论：① 2005—2016年IMEO呈现正余弦叠加振荡,外贸货物出口格局的演化态势为：重心西移→重心东移→重心西移→重心东移,表明西部地区的货物出口贸易受经济转型和国际环境的冲击更大;② 在对外贸货物出口的整体影响上,财政投入>工业水平>通信技术。政府财政投入对货物出口贸易的影响已经式微,通信技术发展对西部外贸货物出口的促进作用较东南部更为显著。研究认为未来东部应当加大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增加对贸易风险的管控。西部则应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工业生产能力。     

地缘关系对中国出口增长的影响

本文结合现有文献中的方法和自身思考构建了地缘关系指标体系，利用Google的GDELT数据库，探索地缘关系对中国出口贸易增长的作用。本文发现地缘关系在短期和长期维度上对国家出口贸易带来的涉及政治、地理、制度和文化等方面的多重影响。一方面，政治关系反映了短期政府间关系的波动，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十分明显。其中较高的政府交往频度不利于中国出口增长，而政府亲密程度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则是积极的，中国与出口目的国亲密程度越高，则越有向该国出口的倾向。另一方面，地理关系、制度关系和文化关系同样对中国出口有重要影响。在地理关系中，较大的地理距离会减小中国对一地区出口的倾向，而邻接关系会增大中国对一地区出口的倾向。不同制度关系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存在差别，没有证据表明经济制度距离对中国出口有额外的影响，而法律制度距离的增大则会导致中国不向该地区出口的倾向。文化关系同样对中国出口有重大影响，其中较大的文化距离会抑制中国对一地区的出口倾向，而如果中国对一地区文化影响力较大，中国对其出口则更加容易。此外，进一步分行业研究的结果表明，不同行业的产品出口对地缘关系的响应程度既存在共性，也存在差异。其中，地区间的亲密程度对全类别产品和服装类、机械设备类、交通工具类三类产品的出口都有显著的影响。     

中国产业地理集聚与区域出口经济复杂度

中国正处于产业结构升级转型的节点上,探究中国出口经济复杂度的影响因素对制定下一阶段的产业政策有深刻影响。利用中国海关数据库,在三种主流复杂度指标计算基础上,深入分析中国城市产业地理集聚与出口经济复杂度发展演化,并运用计量模型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① 全国城市产业地理集聚程度基本呈现东部高、中西部点状起伏的空间格局,且城市间产业集聚水平差异逐渐缩小。② 城市出口经济复杂度空间分布格局与产业地理集聚分布具有一致性,高复杂度地区主要为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以及中西部中心城市,城市间发展差距随时间缩小。③ 主流经济复杂度测算方法中的经济复杂度指数并不适用于中国城市尺度,而适应性复杂度和新经济复杂度的测算效果更好。④ 模型研究结果显示,产业地理集聚通过知识溢出和生产要素共享产生的积极影响超过了竞争拥挤带来的负面影响,促进了出口经济复杂度提升;且通过促进高复杂度产业进入与低复杂度产业退出有效推动了城市产业升级。     

外资效应、经济复杂度与内资企业出口市场拓展

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出口能力提升和出口市场拓展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00—2016年中国地级市出口数据,分析中国内资企业出口市场拓展格局,研究外资效应对内资企业进入新出口市场和出口额增长的影响,并依据经济和技术复杂度检验外资效应的区域和产业异质性。描述性分析发现：① 内资企业出口在国内呈多级连片格局,逐渐向非洲和拉丁美洲等新兴市场拓展。② 处于低复杂度城市/产业的内资企业更倾向于拓展新出口市场,处于高复杂度城市/产业的内资企业则倾向于提升出口额。计量模型结果表明：① 外资企业推动了内资企业出口额增长,但抑制了其进入新出口市场,分别表现出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② 从区域和产业异质性来看,外资企业仅在高复杂度城市/产业阻碍了内资企业出口市场拓展,表现出竞争效应;而在低复杂度城市/产业则表现为溢出效应。③ 相较于低经济复杂度城市,高经济复杂度城市的内资企业受到的竞争和溢出效应均更强。     

城市级别和市场分割对城镇化效率影响评价——以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例

为了从城市级别和市场分割的双维度解释中国城镇化效率增进的实现机制,运用2003—2017年中国城市数据和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城市级别和市场分割对城镇化效率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城市行政级别和市场分割程度是阻碍中国城镇化效率提升的两大制度壁垒,从而陷入“高级别?高分割?低效率”的发展困境。“高级别?低效率”的原因在于,高级别城市倾向于利用行政级别优势,以牺牲生态城镇化来过度追求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而“高分割?低效率”则源于户籍制度、地方保护及环境治理方式的差异。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在东部地区设置高级别城市将有利于改善“高级别?低效率”的发展困境,而且高强度的环境约束、更先进的基础设施、更高效的公共服务与更开放的投资环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城市行政级别对城镇化效率的抑制效应。     

中国企业出口动态的空间差异性

对于企业出口动态的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支撑贸易增长、贸易方式结构变化的机制。本文描述近年来中国企业出口动态的空间格局,并从地方出口多样性的角度解释出口动态的空间差异性。研究发现,在2003—2011年,中国企业出口动态在时间上呈现从高速增长到稳定增长的变化特征;空间上表现出地区集聚特征,贸易高进入型地区呈现出从沿海向内陆转移的趋势,且在一般贸易企业中更为明显。中国企业出口动态受到产品出口多样性和市场出口多样性影响,产品出口多样性主要依靠信息发现效应提升地方企业出口市场进入率,并不能阻止企业退出出口市场;市场出口多样性不能促进企业进入出口市场,但可抑制在位企业退出市场,且这种风险分散效应对于一般贸易更强。此外,对于能够在多次或持续出口的企业而言,出口产品相关多样性能够降低地方企业出口退出率,表明出口学习效应的效果可能与企业参与出口的时间有关。     

中国电子机械制造业产品内出口贸易空间布局

电子机械制造业产品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以产品内贸易视角研究其出口空间布局有助于剖析中国出口体系结构特征。在区分中间、最终产品,一般、加工贸易的前提下,本文观察了出口所在地和目的国两个维度中国电子机械制造业产品出口企业空间布局,并基于技术关联探讨了其动态演化的驱动因素。结果如下：① 在全国层面,除加工贸易最终产品外,一般贸易中间产品、加工贸易中间产品和一般贸易最终产品与某地产品结构的技术关联程度越高,对应的出口企业越可能到该地进行出口。在东部地区,上述关系在4类产品中均存在,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其只存在于一般贸易产品。② 一般贸易产品与某国从中国进口的产品结构技术关联程度越高,对应企业越倾向于出口到该国。但依据收入水平将目的国分组后,这种促进关系在高收入国家中不存在。加工贸易产品出口企业目的国布局与对应技术关联程度无明显关系。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出口产品复杂度与企业集聚:风险环境下的企业空间重构

当前时代,中国的出口企业面临出口市场维度和产品维度的两大风险。前者体现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生产组织和出口决策的影响,后者体现为高技术品出口对企业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的高要求,其可被纳入GPN 2.0框架中的“监管风险”和“产品风险”两个维度进行分析。本文指出,面对上述风险,企业会寻求集聚分布,以受益于信息溢出效应和生产率效应,从而实施相应的企业策略以抵御风险。本文基于2008—2016年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获取企业位置信息,测度企业集聚水平,同时基于非关税壁垒和产品复杂度数据测度企业所面临的监管风险和产品风险。实证结果表明,当企业的出口市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越高、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复杂度越高,企业在本地越集聚,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上述假设。本文尝试融合GPN 2.0和经典的集聚理论,对于风险环境下企业空间重构的模式和机制进行定量测度,并给予全球生产网络的空间组织机制更为动态且微观的解释,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全球-地方出口溢出效应对新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影响

出口增长是驱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新出口企业进入是出口增长的微观体现。新贸易理论认为集聚外部性带来的知识溢出是影响企业出口决策的关键因素。出口地、目的国维度的知识溢出均有利于企业获取必要的出口知识,降低进入出口市场的难度。演化经济地理理论强调认知邻近是出口溢出发挥作用的前提,出口地、目的国维度的出口经验、产品关联是出口溢出的主要内容。论文利用2002—2011年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分析出口地、目的国溢出对新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作用。结果发现：① 出口溢出可以显著提升新出口企业进入概率,私营企业更倾向于进入出口溢出更强的出口地、目的国市场;② 出口溢出对跟随型企业,特别是本土跟随型企业进入的促进作用更强,国有集体企业更强调整体出口经验溢出,私营企业更强调产品知识溢出;③ 出口地溢出有利于新出口企业拓展到新目的国,目的国溢出有利于新出口企业拓展到新产品。论文完善了出口企业空间动态研究,拓展了出口溢出对出口决策作用的空间维度,也有助于深化对中国贸易空间的理解。     

企业本地根植对城市出口产品结构动态的影响研究

城市如何实现新产品拓展,引入新的产业发展路径,是城市产业升级和跨越式发展的关键,但目前尚不清楚哪类企业更能引领这一过程。论文使用中国海关贸易数据,以企业出口产品的动态演化为切入点,从企业本地市场地位、本地存续年限、政治嵌入3个维度拆解企业本地根植性,探讨哪类企业更有可能为城市引入新产品,并探讨其时空差异。研究发现：① 总体上本地市场地位更高、存续年限更短的企业更有可能为城市引入新产品;② 私营企业是中国城市新产品演化的主要引导者,但私企在东部以外区域作用不显著;③ 国有企业为城市引入新产品的平均数量最多,是其他类型企业的2倍,实证结果显示国有企业的作用最稳健,在各区域以及各时间段均保持显著的正向作用;④ 对于中国东部城市,本地市场地位更高、存续年限更短的企业,以及国企和私企更有可能为城市引入新产品;⑤ 对于中、西和东北部城市,本地市场地位更低、本地存续年限更短的企业,以及国有企业更可能为城市引入新产品。     

新创企业的时空分异与区位选择——基于中国汽车制造业的实证研究

新创企业区位选择不仅是企业重要的决策活动,也深刻影响中国制造业地理空间格局演变。在全球化、市场化、分权化背景下,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1998—2012）”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9—2013）”中新创企业及城市属性数据,采用随机效应面板Tobit模型分析中国汽车制造业新创企业的时空分异与区位选择。研究发现：① 1998—2012年,中国汽车新创企业活跃地区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尤其是2010—2012年,新创企业呈现向中西部大规模扩散趋势,西部成渝地区逐渐成为新热点区域。② 从新创企业区位选择时空综合机制来看,全球化影响不显著,而市场化和分权化均存在显著影响,其中劳动力、集聚经济、市场潜力与区位商等因素能促使新创企业成立,而国有企业占比则会阻碍新创企业成立。③ 在时间特征差异上,全球化表现不显著,分权化则始终保持对新创企业的显著影响。市场化的劳动力因素影响作用变化说明新创企业区位选择正逐渐从关注劳动力成本转向于关注劳动力质量,而集聚经济和市场潜力在多样化和城市化经济的冲击下作用减弱。④ 在空间特征差异上,全球化的出口因素在东部地区影响显著,但在中西部地区表现不明显,市场化中劳动力因素和市场潜力在东部地区影响不显著,而在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因素则显著为正,除此之外,外商直接投资、集聚经济、区位商和国有企业占比对不同区域新创企业区位选择影响大体相同。在经济高质量发展情景下,揭示新创企业时空分异及区位选择机制,强调“区位机会窗口”对某些地区实现企业区位空间调整及其把握企业与政府关系的重要性,不仅能丰富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企业区位选择的研究,还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典型区域正在发生的经济转型和空间重构。     

城市区位条件与企业区位动态研究

随着新新经济地理理论的发展,企业异质性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不同效率企业的区位选择被认为是造成城市生产效率差异的重要原因。验证企业区位选择对城市生产效率的影响,以及探讨企业区位选择的城市影响要素是研究的关键问题。沿用Baldwin和Melitz等学者的研究思路,从企业区位主动选择与被动选择的视角,理解中国城市生产效率的差异及其变化,分析企业区位自选择效应的空间差异。在此基础上,采用2002-2007年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面板数据,通过建立基于企业进入、退出区位动态的回归模型,揭示企业区位自选择效应的作用机制和城市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企业区位自选择效应确实存在,不同效率企业的主动选择和被动选择都会影响城市的生产效率。生产率较高的工业企业倾向于选择科技研发水平高、市场潜力大、产业相对集聚的城市,生产率较低的工业企业更容易因城市高昂的要素成本和激烈的行业竞争,尤其是同行企业竞争而被挤出。此外,政府的政策优惠可以吸引高效率企业进入,但这种政策倾斜也会加剧其他企业的退出。因此,提高科技水平、扩大市场规模、促进产业集聚、合理运用政策调控是提高城市竞争力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