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之可为与不可为

为确保"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的实效性和可操作性,从落实层面提出其可为与不可为之我见,不可为者:1)不可夸大政府在其中所能起到的作用,2)不可片面偏袒粤港澳三方中某一方的利益,3)不可舍长远利益而牟眼前利益,4)不可弃自然利益而牟人类利益;三地政府可为者:1)可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规划定制目标,2)可为达到既定目标作情景分析并勾划路线图,3)可为达成既定目标创造有利基础和制度环境,4)可为规划和实施创造跨境合作的体制和机制,5)可采取广泛咨询、落实公众参与的决策制度,6)可为地区资源的永续发展公平利用定下规则。     

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发展的进展、问题与战略思考

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国际一流湾区的战略方向,也是中国应对未来全球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值《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颁布实施3周年之际,论文通过梳理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发展的主要进展、问题,对新形势下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进行战略再思考。粤港澳大湾区已初步进入“创新经济”发展阶段,平台建设、人才集聚与政策配套持续强化,多样化的跨区域创新协同模式不断涌现,但是在成果质量、资源配置、人才结构等方面存在现实挑战。在继续巩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已有的基础上,未来应从“创新资源的获取与创新能力的提升”“创新资源的协同与再分配”等方面持续进行战略优化与调整。     

政治地理视野下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思考

2013年9、10月,中国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力图建立多边参与的、健康的全球经济合作机制,以打破美国主导的霸权式的全球经济架构,因而意义重大。在此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一个新的区域概念提出,具有强烈的政治地理内涵。因此,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不应局限于实用学科的发展思维,而应置于较为宏观的政治地理视野中进行讨论。基于现代政治地理学对尺度政治、地缘文化和地缘经济等话题的关注,本文从3个方面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进行阐释和思考：①粤港澳大湾区概念的提出本身是一种尺度提升的空间管治思维。面对湾区发展过程中涉及的多尺度、多元的城市(区域)竞合现状,设计通过尺度转换的方式处理和应对粤港澳大湾区整体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挑战非常有效;②从地缘文化的角度来讲,粤港澳大湾区在协同发展的过程中也面临着文化身份认同危机的挑战。运用恰当的文化策略解决(尤其是来自香港的)认同危机对于凝聚湾区一体化发展的向心力意义重大;③从地缘经济的角度来讲,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置于国家权力对经济发展的诉求以及经济发展本身对权力运作的反作用等地缘经济框架下进行审视非常重要。     

贸易促进下的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发展

通过梳理贸易与区域一体化作用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提出贸易对一体化作用的长期动态理论;以此为出发点,分析珠江三角洲与港澳地区贸易往来的历史地理,认为贸易对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的过程起到了促进作用。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过程中,珠三角与港澳地区的贸易对象从商品,到生产过程,最后到服务的转变,贸易主体从实体商品为主到无形服务为主的这种变化,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从初级一体化向高级一体化迈进的主要过程。此外,贸易的一体化过程有着极大的外溢效应,它完善了地区基础路网的建设,推动了产业集群的产生,带动区域创新,将一体化区域提升至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要地位。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将会紧紧抓住服务贸易作为贸易发展的主线。因此,对未来大湾区的发展提出三大发展走向:必须先发展湾区的陆地轨道交通网络,完善港口和机场交通体系的新建和协调;依托交通体系,形成一体化两大枢纽:"广佛"与"深港",作为推动一体化的主导力量;最后,以"广州―深圳―香港"为主要节点的区域创新走廊是未来大湾区的增长新动力。     

粤港澳大湾区区域一体化及其互动关系

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过程中存在跨社会制度、跨法律体系、跨行政等级的复杂性,必然会遭遇一系列的摩擦。发掘粤港澳之间合作与冲突的焦点与关键时间节点,是对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研究的重要补充。本文通过GDELT全球新闻事件数据库梳理了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对粤港澳三地互动关系进行研究。结果发现：① 内地与香港关系呈现出“M”型波动,两者之间的冲突被新闻媒体有所强化。② 内地与澳门之间的政策与民意表现为较高的一致性,两者之间的言语合作是互动关系的主导因素。③ 内地与港澳之间的互动关系总体上变得更加紧密,合作与冲突的频率都在上涨,内地—香港关系在粤港澳互动关系中的重要性不断被凸显。④ 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建设的推进过程中,实际合作项目相对短缺,缺少多元化的抓手。粤港的经济和科技的竞合关系和香港局势的发展是粤港澳互动关系的主要影响因素。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协调发展不仅要关注区域政策在空间上的投影,更要关注其在社会舆论与新闻媒体上的投影,促进一体化建设从实体空间建设向虚拟、话语空间的综合引导转变,强化“硬联通”与“软联通”的互动。     

“新时期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专刊序言

<正>区域协同发展是新时期粤港澳大湾区提升国际竞争力、建设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关键,也是一项与时俱进的科学议题。之所以讲"与时俱进",是因为,协同发展对于粤港澳大湾区(或者说大珠三角城市群)并非一个新的话题。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众多人文地理学者围绕粤港澳区域合作、区域联动和一体化发展等议题展开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揭示了粤港之间"前店后厂"的区域协同模式。"前店后厂"作为标志性的模式,深入地揭示了改革开放以来粤港澳协同发展的内涵,也获得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然而近20年来随着合作模式的全方位推进,今天已很难找到一个词语能够如此全面、准确地表达粤港澳大湾区的协同发展特征。相比过去,新时期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的机制更加复杂,领域更加多元,模式也更加丰富。政治尺度上的特殊性以及制度上的独特性,在赋予其独特的区域研究价值的同时,也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协同(一体化)理论提供了营养。     

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人地关系的全球模式与区域响应

全球化时代人口、产业、能源、贸易等关键生产要素跨区域快速流动,人地关系由静态走向动态,由孤立化走向网络化,地理尺度被充分放大,标志着人地关系从区域性向全球性转变。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之一,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其人地关系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亟需重新认识和研究粤港澳大湾区人地关系的全球配置与区域响应模式,为粤港澳大湾区在全球和区域尺度合理配置人地关系核心要素,建设世界一流湾区提供理论支撑。本文在把握新时代人地关系的全球性转变基础上,对粤港澳大湾区人地关系研究进行了展望：① 从理论上探讨世界一流湾区人地关系从区域性转向全球性的一般模式和规律;② 分析改革开放以来粤港澳大湾区人地关系的全球配置过程及其驱动因素变化;③ 剖析全球模式下湾区内部的区域响应差异与区域协同机制;④ 探索“创新-产业-环境”关键系统全球模式的重构路径;⑤ 提出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人地关系的优化与调控路径。     

粤港澳大湾区战略背景下香港―东盟关系重构初探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的提出,为转变香港对外关系从而重塑其经济活力带来了重大机遇。文章介绍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战略背景,从经贸、金融、航运、科技等领域着手,归纳香港与东盟关系现状特征;其次,剖析了大湾区战略对香港―东盟合作区位优势、合作互补性、发展潜能的影响;最后,从发挥香港中外"超级联络人"传统优势、提升中国全球影响力、提升香港居民生活品质的目标出发,提出借助"一带一路"契机,进一步发挥"一国两制"政策优势、促进香港与东盟多渠道经贸合作、提升交通基础设施连通性、加强香港―东盟创新合作等重构香港―东盟关系的思路建议。     

区域建构：佛山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政策和策略响应

区域的社会建构议题较少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既有关于粤港澳大湾区的研究,也鲜有涉及具体城市政府的行动和策略。为此,文章采取政策话语分析方法探索佛山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政策和策略响应,作为弥补上述问题的文献空白。研究发现,佛山把区域身份建构为粤港澳大湾区西部核心城市,从战略统一上确定了佛山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策略和行动方向。佛山与不同城市和区域之间建立关系网络,形成不同尺度作用下的区域合作地域载体。表现为3个方面：1）在城市尺度上,佛山与广州、深圳、香港和澳门等城市建立合作联系,建设三龙湾高端创新集聚区为地域载体,将松散的资源重新盘整,进一步提高统筹地区发展和聚集资源要素的能力,培育新的地方增长极以保持竞争优势。2）在区域尺度上,佛山与广西和贵州建立合作联系,建设佛山西站枢纽新城为地域载体,连接西南地区,把粤桂黔高铁经济合作带作为其经济腹地。3）在全球尺度上,佛山与德国建立合作联系,建设中德工业服务区为地域载体,创造地方—全球尺度的连接渠道,嵌入全球的市场经济。佛山案例展示了区域作为不同尺度上多个行动者的节点汇合,如何把区域资产与国家和跨国经济联系起来,从而生产与再生产新国家空间。文章回应了新区域地理学从社会建构主义视角审视区域发展问题,也回应了中国城市网络研究的最新呼吁。在实践中为其他城市如何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乃至区域发展问题提供了借鉴。     

粤港澳大湾区:新阶段与新挑战

自港澳开埠以来,粤港澳的合作便成为了珠三角区域发展的基石。特别是在珠三角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港澳是极其重要的影响因素。世界银行报告认为珠三角已是东亚最大的城市连绵区,数据的分析显示:在连绵无序的大地景观后面,珠三角城市群在区域产业和城市功能分工方面已出现秩序。广深两大不同特质的核心崛起,带动城市群不断走向成熟,但同时,珠三角和香港之间的分工却由清晰走向了模糊,两地的关系已不再是过去双方受益明显的合作关系。湾区通道设施建设、全球化的变化等因素正在重塑珠三角城市群的功能与形态。粤港澳大湾区的提出,标志着三地的合作进入到了国家议程,合作的范围也提升到了更为广泛的空间合作的新阶段。这种尺度的空间合作将有助于珠三角城市群多中心的缝合,推动城市群走向去等级化的格局,有利于区域的创新发展。然而,从知识经济时期生产与消费者的关系方面来看,新世纪香港产业转型的不成功,显示出空间的社会属性在这个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过去,香港与西方的制度关系使它成为中西交流的门户,回归以后,西方认为香港是中国的城市,而在中国它又处于体制之外,空间属性的模糊带来空间实践的矛盾,因此,关系空间的重塑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面临的新挑战。     

从巨型城市区域视角审视粤港澳大湾区空间结构

粤港澳大湾区是全球高度城市化地区之一。本文引介巨型城市区域理论来审视粤港澳大湾区的空间结构发展,从边界、功能、核心区、区域基础设施4个维度进行分析。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将呈现四大发展趋势：一是去边界化趋势显著,大湾区内部边界地区将快速发展;二是产业区将成为网络化的功能区块,并取代城市成为地区参与全球竞争的基本单元;三是广佛、港深两大核心区将形成;四是轨道公交化趋势,大湾区共享交通枢纽与公服设施。按发展趋势预测,未来粤港澳大湾区空间结构将形成“两核+若干功能区”的新格局。     

粤港澳大湾区环境协同治理制约因素与推进路径

通过对粤港澳大湾区环境合作相关新闻报道的统计分析和对粤港澳三地环境规制政策文本的对比分析,梳理大湾区环境协同治理历程,研究其特点、问题与限制因素,寻求进一步协同治理的可能。研究发现,大湾区环境合作逐步深化,但以小范围的合作为主,区域性合作较少;以会议会谈和相关文件签署为主,实质性行动合作较少;且多关注水体和大气的保护和治理。粤港澳三地环境治理各成体系,治理模式和负责执行主体、规制对象、执法途径和力度、监管内容和标准、信息获取范围均有不同,是限制协同治理与环境合作的主要因素。为此,未来大湾区环境协同治理可以从多尺度推动环境治理的协同联动、多种形式提高合作的可操作性、多领域拓展环境协作内容等方面予以推进。     

新时期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发展之路

面向新的国内外形势下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问题,从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等多个维度探讨了大湾区创新发展的内容、挑战和路径。文章认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发展需要加强科技和产业创新能力,提高应对外部冲击的区域韧性,增强区域内部要素的流动性,促进民生福祉水平提升,提高空间治理的能力,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优化区域生态安全格局。需要从系统和联系的视角思考大湾区的创新发展,不仅寻求各个发展领域的革新,并且要促进各领域之间的耦合协调,使区域获得能不断突破瓶颈、消解外部冲击、解锁新发展路径的能动性。呼吁加强跨领域跨学科的交叉合作研究,为推动实现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目标贡献地理学力量。     

粤港澳大湾区旅游经济联系的空间结构及协同合作模式

以2008年、2012年和2016年为时间截面,基于修正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理论,借助软件Ucinet 6.0分析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旅游经济联系的空间结构及网络特征,并探讨粤港澳大湾区旅游合作发展的协同模式及对策建议。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和总量快速增长,城市间联系逐渐密切,向均衡方向发展;在流向上,广、港、澳为资源要素流出的城市、其余城市担任接收角色,整体网络扩散效应大于联动效应;网络密度与节点中心性整体上升,存在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可划分为广州-佛山、香港-深圳-东莞、珠海-中山-澳门3个不同的凝聚子群。基于“分层网络协同发展”思路,提出“旅游中心城市-旅游城市合作圈-全域旅游目的地网络”的路径以实现粤港澳大湾区旅游空间的合作升级。     

粤港澳大湾区科技金融耦合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科技创新与金融生态的紧密结合是社会经济取得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先决条件。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国家发展战略高地以及经济活力较高的区域之一,在推动科技创新、金融发展和产业融合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本文基于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2009—2018年科技创新与金融发展的面板数据,通过测度粤港澳大湾区科技金融耦合协调度,并分析科技金融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的公共科技金融和市场科技金融呈现了较快的发展态势,公共科技金融投入力度持续增大,市场科技金融形式不断创新,制度日趋完善;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的科技金融耦合协调度呈现逐年优化趋势,但区域间仍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性;科技金融耦合协调度受到政府科技投入、金融效率、高新技术发展等因素的正向影响,但广东省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内科技金融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明显。最后,研究从政府机构、金融机构、科技型企业、科技金融服务部门等角度提出了政策建议。     

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以粤港澳大湾区各地域单元1995―2015年21年经济数据为基础构建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对经济发展综合水平进行综合测度,并借助标准差、变异系数与GIS空间分析等方法分析粤港澳大湾区的时空演变特征。研究发现:1)粤港澳大湾区整体经济综合发展水平呈波动式快速增长,经济指数港澳总体上一直是湾区内最高值,广深增加速度较快;2)区域经济绝对差异总体上在扩大,相对差异在缩小;3)经济空间格局由港澳两极中心变化为广州、深圳、香港、澳门多极中心,呈现出沿内湾倒"U"型分布趋势;4)外部环境、区位特征、区域发展政策等是区域经济发展时空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     

基于珞珈一号夜间灯光数据与POI数据的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多中心空间结构研究

利用珞珈一号夜间灯光数据对夜光强度进行多尺度分割提取潜在中心范围,结合POI数据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地理加权回归,识别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多中心分布,并从多角度分析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空间结构特征。结果表明：1）粤港澳大湾区具有广佛、深莞、香港、澳珠、中山5个主中心和花都、增城、从化、惠城、端州、新会、石岐等14个副中心,5个主中心的功能结构均以混合功能区为主,14个副中心围绕主中心外围分布;2）基于珞珈一号夜间灯光数据计算的5个城市群主中心与9个城市+2个特别行政区的关联强度呈现“东强西弱”的特征,并形成“内强外弱”的圈层结构;3）基于城市群主中心分布及其空间关联强度特征,以及主中心服务的三个组团范围（广佛肇组团、港－深莞惠组团和澳－珠中江组团）,结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广东省国土空间规划（2020－2035年）》的规划要求,建议粤港澳大湾区通过构建“五心一带三组团四轴”的区域空间结构,实现极点带动、轴带支撑、组团合作,促进湾区区域协调发展成为世界一流城市群。     

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基础设施的空间集聚与区域发展效应

为探究科技基础设施的空间分布特征和区域发展效应,论文以粤港澳大湾区688个科技基础设施为研究对象,以56个县区为基本研究单元,采用平均最近邻距离法分析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基础设施的空间集聚性与空间差异格局。基于地理探测器从经济水平、居住收入、住房价格、人口学历结构4个方面分析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基础设施的区域发展效应。结果表明：① 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基础设施呈现高度的空间集聚性分布,主要集中在广州核心区、深圳南山区和香港南部地区,在县区尺度上具有显著的空间差异和空间极化现象;② 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基础设施分布对人口学历结构、经济水平、住房价格的空间格局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显示出区域发展效应;③ 不同性质科技基础设施的区域发展效应有所差别,基础研究类科技基础设施对人口学历结构的影响强度最高,应用类科技基础设施对经济水平的影响最为明显。该研究可为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地理的学术研究提供案例补充,也为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基础设施的合理布局和优化配置提供决策支撑,具有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创新网络结构与分工研究

在城市群创新网络视角下，采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创新相关数据，基于主成分分析法、地理引力模型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了粤港澳大湾区创新水平及城市创新分工。研究结果表明，从创新分工来看，创新研发集中于珠三角9市，创新转化集中于香港和澳门。进一步分析创新研发合作情况，深圳以企业应用型创新为主，广州以基础创新为主，二者处于湾区创新网络的中心位置，带动了交互创新的4个城市子群，并在空间上形成创新分工三大片区。粤港澳大湾区已初步形成创新集群式发展格局，为湾区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旅游信息网络结构

通过构建“城市+城市+旅游”的数据收集方法,从"百度中文"与"谷歌英文"搜索引擎中获取粤港澳大湾区两两城市旅游信息的共现频率,并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从国内和国际旅游市场角度探讨城市旅游信息联系强度和网络结构特征的异同点。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旅游信息联系紧密并走向一体化,国内旅游市场更加稳定。功能分工和市场影响力出现分化,以佛中莞珠惠等第二梯队城市集聚引领的旅游合作模式主导国内旅游市场,以港广深澳等第一梯队城市分别带动其他城市的旅游联动模式主导国际旅游市场。互联网反映的城市群旅游关系更像是分工明确、各有所长的旅游功能组织体系。互联网这一低门槛的信息传播渠道使得第二梯队城市在国内旅游市场中“逆风翻盘”,第一梯队城市在国际旅游市场中“强者恒强”的状态同时并存,从虚体空间层面揭示了旅游目的地空间关系的马太效应在国内、国际市场的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