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战略分析

区位因素是影响跨国公司制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以香港、澳门、日本、韩国、美国、德国等国家和地区为代表，分析了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动机及区位选择战略，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入WTO之后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战略。     

企业海外集群与新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基于浙江省微观企业数据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海外集群和区位选择均是当前理论和政策的热门话题,着眼于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由于东道国国别经济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中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过程中较为注重特定的国别状况,东道国经济规模、人均收入、贸易开放、资源条件等因素均构成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此外本国企业在东道国的海外集群也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决策的不可忽视因素。利用浙江省微观企业数据构造二值选择模型,并使用浙江省在某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数度量在该国的海外集群状况,研究发现:企业海外集群是东道国吸引新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区位优势,并且这种区位优势在资源越丰富和市场规模越大的国家发挥的作用也越大。为了消除回归的内生性问题,使用地理距离作为企业海外集群的工具变量,通过二阶段二值选择模型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并且通过分样本实证研究发现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东道国,企业海外集群吸引新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向影响均保持不变。结果说明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海外集群具有自我延续性,也反映了信息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中的重要性。     

上海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和模式

本文首先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出口依存度角度, 分析上海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机制,继而在阐明产业演化规律的基础上,总结出上海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特征和模式。文中还对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特征和区位选择的模式作了规律性的概括。     

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研究--以温州民营企业为例

自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世界经济呈现一体化整合的态势,全球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温州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也快速发展,被商务部称为“走出去”的“温州模式”。本文基于全球生产网络理论,建立了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优势拓展因素、制度利用因素和优势寻求因素的分析框架。通过温州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实证分析结果来看,优势拓展因素仍起到重要作用,优势寻求型的技术创新资源、市场营销渠道、市场信息资源是区位选择新的重要因素,但制度因素的作用也不可忽视。     

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研究

自上世纪90 年代后半期开始,世界经济呈现一体化整合的态势,全球和中国对外直接投 资的规模不断扩大,温州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也快速发展,被商务部称为“走出去”的“温州模 式”。本文基于全球生产网络理论,建立了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优势拓展因素、制 度利用因素和优势寻求因素的分析框架。通过温州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实证分析结 果来看,优势拓展因素仍起到重要作用,优势寻求型的技术创新资源、市场营销渠道、市场信息资 源是区位选择新的重要因素,但制度因素的作用也不可忽视。     

基于关系视角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

作为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经济体,中国在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中具有很强的特殊性,较多的受到国家政策及其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政策导向、资源导向和国有经济为主体的特征。在此背景之下,本文基于2002-2012年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和2003-2011年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存量金额数据,在经典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基础上,从"关系"的视角出发,结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历程,系统、详细地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模式和区位分布特征。研究发现: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区位分布、产业分布、投资模式和企业所有制方面都相对集中,但都呈现出向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与东道国之间存在密切的政治关系、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特征与若干经济地理研究议题——基于中国对全球与东盟的投资分析

中国已经步入以"走出去"为鲜明特征的经济全球化新阶段。针对国内经济地理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尚较少或刚起步的现状,从全球和东盟区域尺度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类型、区位分布、行业领域和投资来源地等特征。据此围绕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研究的一个争论,结合地理学关注空间差异、地方、嵌入等因素的视角,探讨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若干研究议题,包括:1)东道国和母国之间的制度距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机制;2)中国境外企业在东道国的地方嵌入机制——或者说企业克服母国和东道国制度差距的模式;3)不同类型(国有/非国有)、不同投资动机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决策的差异;4)中国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差异及其形成的原因和产生的影响。简言之,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地理研究需要同时关注投资"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地理分异现象及其形成机制。     

东南亚华人华侨网络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关系研究

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在全球化经济中逐渐成为国际投资的主要力量之一。海外华人华侨网络曾经积极促进外商对华的直接投资,是否在这个过程中再次扮演积极的作用,是当前经济地理领域尚未充分探究的问题。因此,本文从经典的区位选择问题切入,探究海外华人华侨网络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区位选择的关系,利用2001-2016年中国企业投资东南亚国家的数据,通过混合逻辑模型回归分析海外华人华侨对中国企业投资区位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从整体上看,东南亚各国的华人华侨规模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② 从投资时间上看,海外华人华侨规模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之间的关系显著性呈现扩大趋势,说明华人华侨在促进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方面存在较大潜力;③ 从投资的行业和环节上看,不同行业和不同职能部门的企业在东南亚投资中海外华人华侨在其投资区位选择中所起的作用不同。     

日本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研究

本文运用大量数据和资料对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结构和部门结构的变化、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以及跨国公司海外生产基地的产品、市场结构特征进行详细分析,在此基础上总结了日本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类型以及在不同区位类型下形成的企业内国际分工性质。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企业国际化和对外直接投资已成为中国经济今后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同时借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都是必要的。本文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经验。介绍了小规模技术、技术地方化、技术创新升级、比较优势、国际生产折衷、国际区位进入和投资阶段等适用中国的对外投资理论,最后为中国企业国际化和对外投资提出了一些建议。     

BOOK REVIEWS

Books reviewed in this article:
The Maritime Boundaries of the Indian Ocean Region . V.L. Forbes.
The New Wav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Asia . Nomura Research Institute and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创新政策环境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以珠江三角洲核心区六市为例

外商直接投资（FDI）企业按知识基础类型可分为解析型、合成型和象征型,从政策工具维度对珠江三角洲核心区六市2007—2016年的创新政策进行文本分析,以创新政策强度和创新政策协同度两个指标量化评估珠三角核心区六市创新政策环境,利用多项式逻辑回归模型识别和检验创新政策环境对异质性知识基础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珠三角核心区六市创新政策环境时空分异显著,以2010年为时间节点创新政策强度显著提升而协同度明显降低,创新政策强度与协同度均呈楔形空间结构但二者空间异构明显;② 创新政策强度和创新政策协同度对FDI区位选择皆有显著的正效应,且随着创新政策协同度的提升区域更有可能成为解析型和合成型FDI区位选择的对象;③ 政府态度、企业进入方式和布局区位对FDI区位选择有显著影响,集聚因素中的商务服务水平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城市人口密度和集聚经济水平的影响显著为负。研究结果对地方政府实施更加本地化的创新政策吸引差异化知识基础的FDI,构建区域竞争优势带来重要启示。     

浙江省外商直接投资空间格局演变分析

借助Arcgis、GeoDa软件组织和提取空间数据、制图以及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根据1997-2007年浙江省各县(市)外商直接投资数据,对其空间格局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浙江省外商直接投资整体上呈南北分异的空间格局,其分布重心总体上由东南向西北方向演变;集聚程度很高,但集中指数有逐年减小趋势;2000年前外商直接投资空间自相关性不显著,2000年后具有显著的正自相关性;全省外商直接投资分布的空间格局表现出南北差异在扩大、北北差异和南南差异在缩小的趋势,说明长三角对区域发展的影响显著。     

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的时空特征及区位因素研究

针对近年来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的不断增长，本文基于历年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存量数据，引入重心测度模型，综合分析了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的时空特征及投资重心演变，并结合2007-2015年投资东道国国际面板数据运用OLS方法分析了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研究表明：（1）广东省投资分布极不平衡，以亚洲为主，重点流入避税地，整体投资重心沿北纬23°西移，投资来源地主要为珠三角地区；（2）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行业、方式等都呈多元化发展趋势，民营企业是投资主体，重点投资第三产业，跨国并购活跃；（3）东道国市场、科技水平、资源丰裕度是影响广东省投资的主要因素，东道国制度因素的影响相对较小，成本和集聚因素的相关性不显著。     

非洲外商直接投资的时空变化与影响因素

基于2006—2017年非洲52个国家FDI数据以及其经济、政治、资源等数据，运用泰尔指数和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对非洲外商直接投资的时空变化与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非洲FDI流入量整体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其中北非呈现下降趋势，西非和中非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东非的上升趋势相对稳定且强势，南部非洲地区波动变化显著，趋势不明显；随着非洲经济发展，五大区域中北非和西非的FDI流入量最多，呈现出“两强三弱”的区域分布格局。2）非洲FDI总体差异呈现出缓慢上升趋势，年际变化呈现出“减—增—减”的波动；影响FDI总体差异的主要因素是区域内部差异，西非、南部非洲和中非区域内部的差异尤为明显，其中西非内部差异贡献最大。3）经济社会环境因素整体上对非洲FDI影响有限，但局部对西非影响较大；经济发展水平对东非、南非的外资流入起着积极作用，而对西非起着抑制作用；对外开放度对西非起着消极影响；聚集效应对西非、中非、北非的作用有限。政治制度因素整体上对非洲外资具有显著的作用，但局部对北非和东非作用有限。资源禀赋因素总体上是外企对非洲区位选择的决定性因素，但局部对北非和东非影响不大。基础设施因素总体上对非洲大陆FDI的流入量影响不大，但对南部非洲地区除外。     

非洲的移民汇款及其对国家发展的作用

近几十年,全球汇款流在稳步增长并越来越成为发展中国家财政发展的重要源泉。汇款成为家庭收入中稳定的一部分,并组成了发展中国家第二大资金流——处于外国直接投资（FDI）之后,海外开发援助（ODA）之前。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流动工人的汇款成为财政发展以及救助穷人的财政服务的重要主题。本论文分析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迁移人口的汇款及其作用,并以马里作为重点研究对象。研究结论是,汇款在国家收入中占有重要比例,并将继续对个人家庭和社区提供重要支持,应该鼓励当地引导汇款促进基础设施发展和收入产生。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城市尺度的面板数据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总体呈快速波动增长趋势．2007年已成为我国最大的FDI流入国。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绝大部分都集中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投向中西部地区甚少。本文主要从城市尺度考察了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特征．并采用面板数据方法分析了其主要影响因素,发现潜在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水平和集聚效应等因素基本决定了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趋势．特别是其中的基础设施水平和集聚效应对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作用。     

珠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FDI的文化选择

近年来，外来直接投资在珠三角和长三角的游离变化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多数学者企图从经济角度作出合理的解释，而笔者认为在外来直接投资经济动因的背后各种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不同的投资主体、投资客体、投资产业、投资规模和投资目的的具有不同的文化选择性。因而，从文化视角对这种现象作深入的研究和合理的解释，帮助珠三角调整引资战略，继续保持火车头和急先锋的光荣称号，无疑具有现实意义。     

浙江省FDI区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分析浙江省FDI投资区位差异,探寻导致FDI差异的因素,对于缩小区域FDI差异,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具有积极意义。运用标准差、变异系数、Theil指数定量分析2001年~2012年浙江省11个地级市实际利用FDI在时间尺度上地带间、地带内及市际差异变化状况。浙江省实际利用外资总差异呈现U型变化趋势,2001年~2006年区域总差异逐渐缩小,2007年~2012年呈现扩大的趋势,其中地带间差异大于地带内差异,地带间差异是构成总差异的主要因素;地带间的离散系数呈现逐渐增大的变化规律;然后分析影响浙江省FDI区域差异及其变化的主要因素,最后为浙江省缩小FDI区域差异提出了相关政策和建议。     

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与南京城市空间重构

企业区位选择研究是从微观角度理解城市结构变动的重要视角,本文构造了一个制造业区位选择作用于城市空间重构的理论框架,并以南京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在理论框架的基础上,首先采用计量模型检验了制造业企业郊区化扩散和重新集聚一系列影响要素,其次从要素空间分布及集聚经济的角度分析制造业的扩散和集聚的微观行为对城市空间重构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由于土地有偿使用、城市外围交通改善、政府"退二进三"的规划管理、城市开发区建设等因素的作用,南京制造业明显的郊区化扩散和集聚,对南京城市的郊区化和空间重构具有显著影响.研究还发现,污染密集型制造业较其他制造业具有更加强烈的郊区化趋势,这对提升城市功能和改善城市环境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