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都市型工业空间分布及区位选择

作为现代经济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都市型工业,具有独特的空间布局与区位选择偏好。基于微观企业数据,采用区位熵、热点分析和条件Logit模型,对兰州市都市型工业企业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兰州市都市型工业企业整体分布呈“一心两翼”的空间集聚特征,中心城区、近郊区和远郊区企业数量和密度相差不大,但随着空间尺度的缩小,区县尺度上的差异较为明显,街道尺度上的差异则更为显著。(2)从各行业来看,食品加工和室内装饰用品制造业在市域各个圈层均有热点集聚区分布,服装制造、工艺旅游用品和电子信息制造业主要在中心城区集聚,而包装印刷和化妆洗涤用品制造业则主要在近郊区和远郊区集聚。(3)都市型工业企业在区位选择过程中主要受到地方化经济、城市化经济、基础设施、政策规划和郊区化的影响,技术创新对其区位选择的影响较小。(4)从各行业来看,空间距离、历史区位、基础设施等对劳动密集型的服装制造、食品加工、包装印刷、室内装饰用品和工艺旅游用品制造业的区位选择影响较为显著,资本技术密集型的化妆洗涤用品、电子信息制造业则更加关注政策规划和技术创新因素。     

乌鲁木齐市制造业时空格局演化

基于2004年、2008年和2013年三次经济普查数据,采用基尼系数、热点分析法、核密度分析法等对乌鲁木齐市三年制造业企业的集聚程度、分布特征和演变过程进行了系统研究,并探讨了乌鲁木齐市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变的动力机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2004年~2013年,乌鲁木齐市制造业企业集聚程度逐渐加强,各产业类型的集聚程度表现为:高新技术产业机械设备产业基础型产业都市型产业;(2)乌鲁木齐市制造业企业区位逐渐从中心城区向距离市中心较远的东北和西北方向扩散,中心集聚程度逐渐减弱,分布范围不断扩大。在中心集聚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城市郊区次中心,多核心制造业空间结构模式逐渐形成;(3)2004年~2013年,都市型产业以向心集聚为主,并带有向外扩散的趋势;高新技术产业多年来主要集中于中心城区,区位变化并不明显;机械设备产业和基础型产业的区位变化明显,从中心城区逐渐向近郊区和远郊区扩散和迁移,是制造业空间格局形成和演变的主要行业动力;(4)乌鲁木齐市制造业企业的空间格局演化是市场经济与政府调控共同作用的结果。     

基于点状数据的上海都市型工业空间格局研究

镶嵌于城市地域的都市型工业,有着其独特的区位特征和空间格局。基于2008年上海都市型工业微观企业数据,探讨工业郊区化背景下都市型工业空间分布、集聚特征以及行业间的空间邻近关系。研究表明：上海都市型工业企业区位选择具有中心城区与近郊区双重指向性,在距离城市中心10~20 km区间都市工业分布最密集,空间分布的非均质特征明显。空间集聚以城市内各类园区（商业楼宇、都市工业园、工业园区）为主要载体,集聚格局在行业间存在一定差异。在空间邻近关系方面,各行业间呈现出基于相同要素投入、生产关联、共同市场、政策导向的邻近布局以及基于异质排他性、环境要求的弱邻近布局特征。     

流动人口在北京中心区和近远郊区分布差异的调查研究

为深入认识中国流动人口在城市内不同地带就业、生活的分布状态与分布差异,选择北京为例,着重社会学角度,分析研究了流动人口在北京中心区、近郊区、远郊区三个地带的分布差异。发现：①中心区、近郊区、远郊区的流动人口在人口来源地、来京时间长度、年龄结构、教育水平、职业构成、收入水平、居住状况、未来愿望等诸方面存在明显的地带分布梯度差异;②除教育程度相对较低外,中心区是来源地较近、年龄较大、来京时间较长、收入相对较高、就业相对稳定、消费水平相对较高之外来人口聚集地;③近远郊区是来源地较远、年龄较轻、来京时间较短、收入相对较低、就业稳定性较差、消费水平相对较低而教育程度却相对较高的外来人口主要分布区。     

合肥市物流空间区位特征与形成机理

以合肥市111个专业大市场、852家物流企业、38个物流节点为样本,结合合肥市2014年交通网络、工业园要素地图,采用GIS技术,探讨合肥市物流空间特征及形成机理。研究结果显示:(1)陆路交通网络对物流空间区位选择影响显著,而内河港口、机场对其影响不显著;(2)城区物流空间呈单中心等级扩散格局,中心城区与近郊区为物流企业、专业大市场布局热点,远郊区主要布局规模(大中型)物流节点,且无明显物流节点体系分层现象;(3)物流空间与工业布局不协同,区域差异明显,瑶海区、庐阳区物流空间集聚,而包河区与蜀山区无明显集聚现象。     

西部欠发达城市人口空间分布与演变——以兰州市为例

探索西部欠发达城市人口空间格局及其演变特征,与东部发达城市人口分布形成对照,有利于认识城市人口分布规律,引导城市人口有序疏解。以西部欠发达城市兰州为例,对其乡镇街道尺度的常住人口数据进行空间化处理,在此基础上借鉴标准差椭圆分析思路,提出变形椭圆圈层法,并结合GIS空间分析和人口密度模型拟合等方法,多角度揭示2000-2010年兰州市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及其演变特征。研究发现:兰州市人口分布呈现"带状集聚"特征和"圈层-分异"结构,形成"中心区和近郊区人口缓慢增长,外围区人口快速增长,远郊区人口明显减少"的格局;兰州市人口重心在10年间向东偏北方向移动,人口空间呈"西北-东南"分布格局,总体上表现出集聚态势,且10年间集聚态势有所强化;Smeed模型是刻画兰州市人口分布的最佳单中心模型,10年间人口分布的单中心趋势增强,人口多中心结构尚不成熟。     

产业集聚对大都市区空间结构演变的影响机制——以北京大都市区为例

主要从产业区形成过程中不同集聚机制对城市空间要素的作用路径着手,分析了产业集聚对城市资本、就业与基础设施三大要素空间格局的影响机制;并结合北京大都市区几个典型产业集聚区的实例,在探讨其不同形成、发展机制的基础上,分析产业集聚对城市空间结构扩展演化具有怎样的作用机制.通过分析认为产业集聚时北京大都市区城市空间要素的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主导资本流动格局、重塑劳动力市场分布和推动周边房地产市场3个方面;并以此推动了北京城市空间发展模式由"摊大饼"向轴向发展延伸,促进了近郊区城市副中心和远郊区新城的形成,使得北京城市空间向多极核、多功能的结构模式发展.     

南京市文化企业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异质性研究

文化产业作为城市经济的重要支撑,对城市空间形态的演变具有重大影响。以南京市街道（镇）区划尺度,采用文化企业工商注册数据,运用LISA时间路径、LISA时空跃迁、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方法,分析南京市文化企业空间分布格局演化过程及其企业区位选择机制。研究发现：①南京市文化企业在空间格局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性和空间集聚特征;②南京市文化企业空间格局的演化具有较高的负向空间整合性,不同街道单元类型之间存在一定的转移惰性,中部的近郊区具有相对动态的局部空间结构,东南、西北部的远郊区在空间依赖方向上具有更大的波动性;③产业历史集聚基础、路网密度、高等院校等因素对文化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较为突出,表明南京市文化企业选址会考虑到区域的产业集聚程度、企业技术、人才的输入源以及交通通达性。     

1984 年以来北京零售业空间发展趋势与特征

在采用虚拟变量对密度函数进行调整的基础上, 借助扩展方法引入时间变量构建计量经济模型测度北京零售业空间发展的分异与趋势, 并利用GIS技术研究了新型零售业的空间布局特征。结果表明:① 1984-2010 年, 近郊区零售业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 增速是远郊区的近两倍, 而远郊区快于中心区, 说明中心区零售业地位的相对下降, 类似于20 世纪中期美国大都市区的发展特征。② 2000 年以来, 远郊区零售业增速下降, 近郊区小幅提升, 而中心区发展速度明显回升, 说明部分学者提出的20 世纪90 年代末期旧城区零售业“空洞化”、“边缘化”的发展趋势并未延续。③ 紧随人口的郊区化, 90 年代中期兴起的连锁超市以三环路为基础外向发展, 三、四环路和五、六环路之间数量较多, 而传统百货商店则主要布局在三环路以内。④ 以超市为代表的新型零售业空间布局呈现大分散、小集聚的特征, 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等级性, 集聚区域既包括近郊人口密集区, 也包括远郊新城和城郊大型居住区。零售业的空间发展趋势与超市的空间特征共同显示, 北京应进一步提升远郊零售业的连锁化水平, 提高服务水平和质量, 促进居住与消费的空间平衡。     

西部欠发达城市人口空间分布与演变

探索西部欠发达城市人口空间格局及其演变特征，与东部发达城市人口分布形成对照，有利于认识城市人口分布规律，引导城市人口有序疏解。以西部欠发达城市兰州为例，对其乡镇街道尺度的常住人口数据进行空间化处理，在此基础上借鉴标准差椭圆分析思路，提出变形椭圆圈层法，并结合GIS空间分析和人口密度模型拟合等方法，多角度揭示2000-2010年兰州市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及其演变特征。研究发现：兰州市人口分布呈现“带状集聚”特征和“圈层-分异”结构，形成“中心区和近郊区人口缓慢增长，外围区人口快速增长，远郊区人口明显减少”的格局；兰州市人口重心在10年间向东偏北方向移动，人口空间呈“西北-东南”分布格局，总体上表现出集聚态势，且10年间集聚态势有所强化；Smeed模型是刻画兰州市人口分布的最佳单中心模型，10年间人口分布的单中心趋势增强，人口多中心结构尚不成熟。     

上海日资纺织服装制造企业的空间格局

选择上海作为研究区域,以日资纺织服装制造企业名录为数据基础,运用GIS软件,分析1995-2012年上海日资纺织服装制造企业的空间分布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企业集聚与扩散并存,并向郊区化发展,其中开发区是企业集聚的重要空间载体,并沿高速、高架路呈带状分布,其集聚强度和规模随时间推移迅速增大;外商独资企业与合资合作企业的集聚格局相似,中心依赖性较弱,而大规模企业倾向于集聚在郊区,小规模企业中心依赖性较强。运用泊松回归模型的计量结果表明,接近高速或高架路因素对企业具有显著吸引作用,其次是开发区、集聚因素及地价因素影响也较大,高等院校影响相对较小,而其他4个因素作用并不明显。此外,与合资合作企业相比,外商独资企业的区位选择对集聚效应、开发区以及高等院校更加敏感,而受地价、接近高速高架路等影响相对较小。     

长三角制造业企业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尺度效应与动态演进

基于2005年、2013年长三角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综合运用最近邻指数、Ripley’s K函数、空间热点聚类等分析方法,探究长三角制造业企业空间布局、集聚尺度及热点分布区域等空间点格局特征,并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对不同尺度下长三角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机制进行了甄别,研究发现：长三角地区制造业企业空间分布不均衡,制造业企业总体和行业分样本均呈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特性,空间集聚态势随地理距离的变化先增强后减弱,具有尺度效应。制造业企业的热点区域主要分布于由南京、苏州、无锡、常州、上海、杭州、绍兴及宁波为连接节点的 “Z”字型发展轴线上。长三角制造业郊区化现象较为普遍,绝大部分地市的制造业企业主要集聚在远郊。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影响机制存在尺度差异,产业结构和融资环境的作用在不同尺度下均具备稳健性,其中产业结构为影响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的主导因素,其作用强度远大于其他影响因子。区（县、市）样本中用工成本对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显著提升。     

中国风电设备制造业发展与空间格局研究

区域新兴产业的发展是经济地理学的关注重点。尤其在全球气候变化和能源危机背景下,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和区位特征备受关注。本文选取风电设备制造这一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研究对象,根据2005-2012年《中国风电装机容量统计》整理了中国风电设备制造企业数据库,发现中国的内资风电设备制造企业大多由相关装备制造业企业投资设立,并位于投资企业所在城市;外资风电设备制造企业倾向于布局在装备制造业基础雄厚的城市。风电设备制造业企业的空间扩展即子公司主要集中在三北(东北、华北和西北)和东部沿海等风力资源丰富和风电场重点建设的地区。在实证部分,利用零膨胀负二项模型探讨中国风电设备企业及其子公司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风力资源禀赋主要影响风电设备企业子公司的区位选择,风力资源丰富的地区城市风电设备企业子公司个数较多;②产业基础主要影响风电设备企业母公司区位选择;③地方政府支持主要影响风电设备企业子公司的区位选择;④风力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地方政府支持同时作用时,产业基础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对风电设备企业的区位选择和地方政府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制定有指导意义。     

四川省FDI区位选择的特征与机理

本文基于1991、1996、2000和2005年4个时间断面的注册FDI企业数据,分析了四川FDI对不同行业投资及区位选择的时空发展特征。研究表明:FDI投资区域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遍在性",到90年代末转变为强烈的"成都指向"性。在行业空间结构上,FDI对制造业、建筑业、农林牧渔业及除旅游业外的其他第三产业的投资基本都集中在成都主城区,对农林牧渔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贸易,以及房地产业的投资在成都市郊区都有较大量分布,但除制造业在成都市郊区有明显的集聚趋势外,其他行业的投资都在降低。绵阳市在制造业和批发零售贸易FDI的投资有较明显的增长趋势,乐山的旅游业是FDI重点投资的行业。     

广州制造业空间布局及其形成原因

以第二次经济普查制造业法人单位分镇街的就业人员为基础数据,运用集中化指数、区位商和空间分析方法对2008年广州制造业空间布局进行研究,并分析其形成原因及其与广州城市空间结构的关系。结果表明：1）广州制造业主要分布在海珠区、荔湾区和萝岗区等近郊,CBD的制造业已经衰退。2）制造业就业人员密度从城市中心向边缘递增,递增距离CBD不远,东部和南部呈现非常强的郊区化现象,尤其是东部已经成为广州的制造业中心。3）核心圈层的制造业密度仍为最高,4圈层的制造业密度分布由高到低依次为核心圈层＞内圈层＞外圈层＞外圈;广州制造业分布集中程度高,空间集聚程度最高的区域为近郊,其次为远郊,中心城区最低。4）广州制造业空间结构由夏港制造业中心、南石头制造业次中心和东环制造业次中心组成。影响制造业在广州城市空间分布的因素主要有：中国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实行、广州市政府对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广州制造业园区建设和制造业集聚效应四大因素。制造业对广州城市空间结构的形成和发展影响很强,是新华和夏港就业次中心形成的主要动力,有力地促进了广州城市郊区化,是广州副中心和新城中心城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深圳服装业空间演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服装企业点状数据,采用核密度、标准差椭圆、热点探测和Ripley's K函数相结合的点模式空间分析方法,对比研究了1995、2000、2005和2010年深圳服装企业空间分布特征,进而利用负二项回归模型检验主要区位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深圳服装业随时间演变,核密度高值区域日渐明朗,整体呈现集中分布态势,标准差椭圆面积有所收缩,热点区域在扩大,西部热点区倾向北移,中部热点区得到进一步强化,集聚特征呈现“先增后减”趋势,集聚范围逐年扩大;负二项回归结果表明：产业集聚、区域协作和制度因素对服装业空间演化有着显著影响,其中产业集聚和制度因素影响逐渐加强,而区域协作在城市产业发展中寻求着空间动态平衡。深圳服装业空间演化惯性效应突出,因企业对集聚经济内在需求和区位环境等外部需求产生的路径依赖,约束了产业后续空间演化的各项特征。     

城市内部研发密集型制造业的空间分布与区位选择模式——以北京、上海为例

基于微观企业数据对北京和上海研发密集型制造业空间分布的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进而揭示其区位选择模式差异。研究发现,北京企业集中分布特征明显,热点区主要位于核心城区及近郊的少数地区,并形成以中关村-上地为中心的集聚格局;上海企业表现为集中与扩散并存,热点区在郊环线以里区域零散布局,并形成以漕河泾和张江为双核的联动共生集聚格局;北京和上海企业均存在开发区和交通指向性以及路径依赖,与此同时,上海企业还具有学研机构和老工业区指向性以及郊区化现象,北京企业则出现逆郊区化。研发密集型制造业在北京和上海分别形成以开发区为空间载体的“紧凑型-中心性”模式和以开发区、学研机构和老工业区为多元空间载体的“离散型-郊区化”模式。不同行业企业基本符合总体特征,但又呈现一定的特殊性。     

南京都市区人口空间扩张与多中心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城市化阶段,大城市人口增长和空间演变剧烈,值得进行深入研究。以南京市为研究对象,先采用地理图形分析方法对都市区人口空间扩张过程进行了分析,后又采用数学模型方法对都市区人口分布多中心化趋势进行了系统研究。结果显示:在总人口持续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南京都市区人口高密度空间已延伸到近郊区,且远郊区中的区县政府驻地和一些优先开发区域的人口密度也已很高;城市人口空间分布已出现多中心化趋势,除了老城区北部的山西路已发育成除市中心新街口之外的人口次中心以外,郊区人口集聚最强的热点--河西新城区的万达广场也有望发育成另一个人口次中心。     

中国纺织服装产业的空间集聚与区域转移

纺织服装产业是最早实现全球产业转移,也是产业转移特征最为明显的行业之一,对其研究可更真实、清晰地审视中国的产业转移路径和产业空间布局变化。本研究借助区位基尼系数和局部Moran 分析对全国地市层面2001-2009 年的纺织服装产业的空间集聚程度进行全局和局部空间可视化的定量测度,以产业中心的变化来追踪和分析该行业的产业转移路径。研究结果显示,基尼系数大于0.95 的主要是原料依赖性强的细分行业,对原料依赖性相对较低的细分行业在空间分布上则较分散;纺织服装产业的空间集聚程度非常高,但近些年来有微弱的下降趋势;产业分布的空间正相关性也在逐渐下降。中国纺织服装产业的区域转移,主要发生在山东和江浙一带的省内地市间,也呈现出向河南、安徽、江西等中部地区的部分地市转移的态势;互动性强的细分行业具有空间布局临近性,但总体上仍存在一定的空间分异性。     

上海外资生产空间演变及影响因素

利用2004 年经济普查数据对上海制造业外资企业的空间分布、区位选择及其空间效应进行了研究。空间分布结果表明,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上海外资企业在分布上表现出明显的郊区化和向近郊区局部地区(尤其是园区和新城) 集聚的特征,并形成了沪西南、浦东和沪西北3 大集聚区;制造业外资企业的分散和集聚推动了上海外资生产空间的郊区化重组。对制造业外资企业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分析显示：上海制造业外资企业区位选择是经济全球化与地方政府互动的过程;具体来说,传统区位因素作用在逐渐减弱,制度因素和集聚因素的作用在不断增强;制度因素内部产业优惠政策对外资的吸引力强于空间优惠政策,而国家级园区优惠政策对制造业外资企业(尤其是高技术外资企业) 的吸引力则强于市级园区,上述研究对上海未来的产业及外资引进政策都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