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村落研学旅行资源评价及基地策划研究——以肇庆市高要区回龙镇为例

笔者以肇庆市高要区回龙镇黎槎村、赤水塘村、澄湖村、槎塘村四个古村落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问卷调查法与访谈法,对回龙镇古村落研学旅行资源进行资源分类与定性评价。归纳开展古村落研学旅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对策,在此基础上提出“一核、一环、多点”和“核心驱动、环线辐射、多点贯通”的研学旅行发展空间布局的设想,同步构建古村落研学旅行产品体系与课程体系。     

张家界旅游企业空间成长对城镇空间形态的影响

运用核密度估计法和标准差椭圆分析法,分析张家界旅游企业空间成长特征及演化过程;选取紧凑度指标,结合城镇空间均衡分布椭圆,分析张家界城镇空间形态演化过程;通过比较不同阶段旅游企业椭圆和城镇空间椭圆的重合面积,剖析旅游企业空间成长对城镇空间形态的影响程度。研究发现：① 张家界旅游企业空间成长过程和特征为：由出现期的“一核多极点”逐渐演变为生成期的“核心-边缘”,最后在发展期形成一个高集聚中心和三个次中心联动的“组团扩展型”格局;② 张家界建成区面积呈现增长态势,城镇空间不断扩展,建成区用地紧凑度逐渐下降;③ 不同阶段,张家界旅游企业空间成长对城镇空间形态的影响程度有一定的差异性,整体呈现出逐渐增强的趋势。研究结论对于重新认识旅游对城镇化建设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农民工“同乡村”研究:空间生产与社会融合——以深圳“四川村”为例

基于社会空间辩证法视角,运用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综合分析方法,以深圳“四川村”为例,对中国“同乡村” 的空间生产和社会融合进行研究。研究表明：政府、当地村民、社区组织（流动党支部）和外来农民工共同作用于“四川村”的空间生产,政府和本地村民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和资本权力成为“四川村”物质空间生产的主体,追求聚居区的经济效益和和谐优美的社区环境;社区组织依靠跨地域投资、就业机会的供给及纽带作用,成为聚居区和谐环境建设和乡土社会重构的重要辅助力量;外来农民工展现出“扩散-竞争模式”为主的空间聚集,是物质空间实践的驱动力,寻求着自身文化符号的乡土社区,以实现文化认同和传统社会网络的异地构建。“四川村”为农民工提供了就业机会、职业培训和向上社会流动的路径,“四川村”农民工社会融合度相对较高,尤其体现在社区融合、社交融合和心理融合。     

基于“三生”空间的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演变及驱动机制——以湖南江永县兰溪村为例

在快速城市化与乡村旅游开发背景下,从“三生”空间视角探索乡村人居环境演变特征和发展机理,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传统村落发展的一般规律。本文以湖南省江永县兰溪村为例,基于参与性农村调查与评估(PRA)、GIS空间分析等方法,研究了其“三生”空间演变的过程、格局与机制,结果如下：①从“三生”空间视角,分析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与“三生”空间的系统耦合特征。认为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在空间上要实现生活空间宜居、生产功能协调和生态空间优美,这与“三生”空间系统目标和特征非常契合;②从“三生”空间演变特征来看,兰溪村生活空间由血缘集聚向外围扩散转换,生产空间由农业功能向旅游功能转型,生态空间由外部整体收缩向内部斑块化发展。“三生”空间演变过程是一个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的过程,“三生”空间逐渐由传统的人居空间向新型复合空间转变;③传统村落“三生”空间格局的演变过程,是在旅游市场需求、政府政策引导、空间行为转变和自组织反应力的内外双重驱动作用下的结果,内力驱动主要集中在农户生活空间结构特征上的延续与转化,外力驱动主要体现在生产和生态空间结构的转型与更替。     

东北三省城市拟态与现实人居环境时空耦合协调特征与机制

单一形态的现实人居环境研究,不能合理诠释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下日益变化的人居环境现象。目前,不同形态人居环境相互作用的理论基础、实践探索以及科学决策等问题并不清晰。建构城市拟态与现实人居环境耦合协调的理论框架,运用耦合协调模型、空间趋势分析、地理探测器等实证分析2011—2017年东北三省34个地级市耦合协调的时空规律,并对其影响因子和驱动机制进行探讨。结果表明：① 东北三省城市耦合度总体呈现出上升的态势,具有相对明显的阶段特征;空间上形成双核与单中心并存的格局,并由分散的团状向“T”型团带状空间格局演变;② 协调度总体处于濒临失调状态,协调互动稳步向高级别发展演变,中级协调占据一定地位,高级协调开始出现;协调度的核心极化空间格局特征明显,四大城市主导着东北三省整体的协调互动级别;同时形成省内“极化与均衡并存”、省际“北低南高”、整体“中心—边缘—低洼地”等区域差异的空间格局;协调度整体呈现出东西方向的“中间凸起、两端略低的倒‘U’型”与南北方向上的“南高北低”的空间趋势特征;③ 拟态与现实人居环境耦合协调发展是多种因子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社会经济发展是主导性驱动,“人”是本底性驱动,娱乐系统是新兴性驱动,社交系统是重要的媒介性驱动。     

城郊土地利用功能演变——以贵州省惠水县乡村旅游度假区好花红村为例

论文以贵州省惠水县乡村旅游度假区好花红村为典型案例,运用空间分析方法,利用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和实地调查访问数据,分析了2006—2019年好花红村土地利用功能演变规律,探讨了土地利用功能转型助推乡村振兴的作用。结果表明：① 好花红村土地利用功能受土地利用转型的影响,由传统单一的农业生产功能、社会保障功能和生态保育功能转变为复合型观光休闲功能和经济发展功能,增加了经济效益的同时保证了生态效益,土地利用功能总体上呈现出多元化和复合化特征;② 研究区不同演变阶段的演变模式存在显著差异,经历了单一农业生产功能阶段、多元功能转型过渡阶段、多功能复合转型阶段,土地利用功能演变有以农为主、乡村旅游为辅,农旅结合、农业逐步退缩,以乡村旅游为主、整体转型3种模式;③ 自然条件是土地利用功能变化的基础动力,经营主体变化是土地利用功能转型的内在动力,区域发展政策是驱动土地利用功能多元化的根本动力,旅游市场“规模化”需求是驱动乡村功能和土地利用功能转化的重要推动力,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共同驱动土地利用功能演变。     

工业镇“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演化过程、动因与重构——以河南省曲沟镇为例

以曲沟镇多期高清遥感影像、问卷访谈及大量一手数据为基础,综合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估（PRA）、GIS空间分析及土地利用转型矩阵等方法,剖析了研究区1991-2017年“三生”空间格局演变及驱动因素,对引导其“三生”空间协调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结果显示:① 研究期内,以工矿用地为主的建设用地增量显著,总体呈现高速扩展、局部集聚及多样化发展态势;② 生产空间由农业为主转变为农业与工业两强并存,工业生产空间嵌入到农业生产空间中形成“马赛克”式格局;③ 生活空间演变呈现空间扩展与质量提升并存的趋势;④ 生态空间的变化则具备面积缩减与质量下降2个特征;⑤ 工业镇“三生”空间的演变过程,是乡村能人带动、产业结构演变、路径依赖累积、政府宏观调控及综合地理条件约束等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淘宝村集聚的时空演变及形成机制

淘宝村在拉动农村就业和创业、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城乡一体化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对中国淘宝村的研究发现,淘宝村的发展呈现出"初期连续平稳式增长、近期快速跳跃式增长"的时间演化特征和"均质分散到局部集聚"的空间演变特征。进一步的计量分析表明:(1)淘宝村核密度整体水平明显提高,呈现出"全域整体偏少,局部相对集中"的空间不均衡分布格局;(2)空间结构上表现为明显的交通指向性和沿海指向性,具有"点-轴-网"演变的发展态势;(3)空间上不断涌现较多的新核,现有的多核又进一步聚集,形成规模更大的单核。在实地调研河南省桑坡村的基础上,提出了"六边形"模型是淘宝村形成的内在作用机制,其中能人的发现与培育是其形成的关键环节。     

长江经济带形成演变的地理基础

长江经济带从提出到上升为国家级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有着大河流域经济带形成的客观存在性与历史必然性。大河流域经济带往往都经历了“逐水而居的居住地—资源轴带(农牧业、矿业、水能)—交通轴带—工业产业带—城市密集轴带”的发展演变历程,其空间发展表现为“增长点”至“增长轴”,进而向“经济带”的转变,这种流域经济带的地理形态变化,蕴含着作为流域这一特殊而基本地理单元区域发展与空间演变的规律。由点至轴到带的空间演变,也推动着流域经济带由小规模到大规模,由低水平向高水平,空间上由点到面的演变过程。该演变不仅存在资源与区位等优势驱动,更有着生态环境承载力等的刚性约束,深刻反映出经济带发展中的地理环境载体的重要性。对长江经济带形成演变科学内涵与地理基础展开探讨,以期为新时期大河流域经济带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     

张掖城市主要功能用地演变特征及其动因分析

研究城市功能用地演替可以揭示出新时期中国城市功能空间演化的特征、趋势与形成机制，为城市管理提供理论依据。本文以张掖中心城区为研究范围，运用GIS工具及方法，定量分析了张掖市1981年以来居住用地、工业用地、公共服务用地三大功能用地的空间演变特征及其动因，进而绿洲城市空间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指导。研究发现：张掖城市居住用地和公共服务用地呈逐步增加趋势，空间上呈“内聚→外散”的演变趋势,两者均由老城区向四周扩散，而工业用地先增加后减少，空间上呈“混杂→集中”的转变特征，整体上集中于东北部产业园区内。张掖城市功能用地演变是人口经济驱动、宏观政策调控、城市开发与生态环境博弈、交通线路牵引、城市规划引导等共同作用的结果。     

乡村“产居一体”的演进机制与空间图谱解析——以浙江碧门村为例

基于民本动力的生产模式驱动,产业集聚与人居增长在乡村地理空间上高度复合,“产居一体”成为乡村区域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以浙江碧门村为实证,阐释乡村“产居一体”的现象特征、演进机制及影响因素,并“自下而上”地建构空间图谱,整合与评价其范式组织及空间绩效。结果表明：① 碧门村的“产居一体”演进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生产调整、精英引领、配套支持、政府干预构成了主要驱动机制;② 碧门村“产居一体”微观单元范式多样,具有下产上居、前产后居、庭院工坊、产居独立四种模式,在空间上的效仿、协同与竞争,形成宏观的“产居一体”空间图谱格局;③ 青山村、中心村与黄浒沿的“产居一体”空间图谱特征差异显著,分别呈现核域式聚集、轴线式延展、散点式分布的增长与分布规律。由此,提出“产居一体”驱动下的组团协作、精明指标、级差布局的导控机制,以期为规划实践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理论支持。     

城市化进程中家屋空间重构的过程、内容与逻辑——以广州珠村为例

基于家的地理学视角,运用空间句法的基本理论与方法,把传统村落及家空间的重构现象放置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进行思考, 既重视文化的空间分析又强调空间的文化研究。在微观空间中,揭示了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家空间物质形态变迁的文化观念表征和空间形态重构过程中的社会文化逻辑。主要结论如下：① 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个体家庭的响应遵循着不同的空间生产逻辑。家屋空间产生了家庭现代化、从家到户、家与房子的分离3种不同的重构模式。② 在家屋物质空间重构过程中,家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祭祀空间、内外关系、家庭关系、代际关系、性别关系等均发生着重构。③ 区位和大量外来人口是珠村家屋空间重构的外在动力;村民家庭的现代化诉求和家空间的经济需求是家屋空间重构的内在因素。城市化带来的新的社会经济关系是珠村家空间重构的内在逻辑。     

村域尺度“三生”功能与生活质量感知空间格局及其关联——以江苏省扬中市为例

以经济发达区江苏省扬中市为例,基于土地利用变更调查及农户抽样调查数据,利用因子分析、GIS空间分析、标准差椭圆等方法对居民生活质量与生产、生活和生态（三生）功能水平空间格局进行定量测度及关联研究。结果表明:① 研究区各单一功能水平不等,空间形态差异显著;“三生”功能水平整体较低,高值区分散,低值区长江沿岸、建成区周边集聚,与生产功能高低值集聚区空间重叠度高。② 扬中市居民生活质量主观感知总体为中等水平,相邻村域生活质量感知趋同,高值区集中于三茅街道及五一村、丰乐村等地,低值区呈零星散布状。③ 研究区“三生”功能与生活质量主观感知整体空间关联密切,局部因地域分异及公共基础设施与环境条件差异有所偏差,未来仍需因地制宜强化管理,协调区域生产-生活-生态功能关系。     

产业依托型淘宝村时空发展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电子商务在农村推进中，出现了淘宝卖家集聚于某些村落的现象，这些村落被称为淘宝村。近几年淘宝村在农村地区快速发展，有些淘宝村甚至成为带动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以河北省羊绒产业集聚区为案例，运用ArcGIS空间分析方法，探讨了县域尺度下基于当地产业发展起来的淘宝村的时空发展特征，并尝试分析其影响因素及影响机理。研究发现：（1）河北清河、南宫等地以羊绒产业为主导，其发展主要经历了两个时期：羊绒产业快速集聚时期和羊绒产业转型升级电子商务时期；（2）淘宝村的时空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初步发展—迅速发展—平稳发展，以东高庄村为中心，淘宝村通过渐进式、跳跃式向外围呈环状展开分布，最终形成“小范围集聚，大范围分散”的空间格局，并呈现近地缘扩散及沿交通轴线发展的空间特征；电子商务扩散强度随距离增长逐渐衰减，目前淘宝村的辐射范围仅涉及清河县东北部及南宫市的东南部地区，而两县的其他地区尚未出现淘宝村；（3）能人效应、农区特有的社会网络关系、雄厚的产业基础、交通条件以及政府的扶持等多重因素共同促进了县域电子商务蓬勃发展。     

旅游引导的新型农村城镇化研究——以丹霞山瑶塘村与断石村为例

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揭示1980~2014年间丹霞山瑶塘村和断石村在旅游引导下实现农村城镇化的过程特征和机制。研究发现,在旅游驱动下,地方政府、农村社区、外来力量等多元主体共同作用下两村逐步实现了“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农村城镇化;地方政府的有效管理和资金扶持,有力保障了农村公共设施建设和旅游企业发展,防止“公地悲剧”和“虚假城镇化”现象发生;农村社区以土地、资金和劳动力等要素主动参与旅游经营和社区建设,实现了产业、就业和生活方式的非农化,是农村城镇化的主导力量;以外来资本、旅游移民和旅游者等为主的外来力量为农村城镇化提供了资金、劳动力、文化和信息等支持,其作用随着旅游市场规模的扩大而逐步加大。研究认为,当前旅游驱动型农村城镇化并非传统意义上农民空间、职业和身份都发生转化的城镇化,而是农民通过参与旅游就地转变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内生型城镇化,未来可通过“村改居”方式逐步向区域城镇化转换。     

民族旅游地区家空间的主客角色冲突研究——以丽江白沙村为例

以社会角色与角色冲突的相关理论为指导,以云南丽江白沙村当地纳西族居民家的微观空间为研究对象,对当地居民与游客在互动过程中的角色冲突质性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当地少数民族居民与汉族游客在家空间的互动过程中,双方各自存在角色内冲突的现象,同时彼此之间也存在两种角色间冲突现象。互动双方在处理这些角色冲突的过程中,既反映出当地居民对经济利益的诉求,也反映出当地居民与游客在家空间中的地位与权力关系。     

中国拐卖儿童犯罪的地理特征研究

基于从公益平台获取的上万条寻亲记录数据,从犯罪地理学的视角探究1980~2015年中国拐卖儿童犯罪的地理特征。研究发现：① 拐卖去向以被收养为主,总量上男童多于女童,频率上低年龄段高发,可分为4个贩运类型。② 犯罪量自1980年以来呈现“倒勺”型波动态势,1989~1998年为高发区间,犯罪受打击力度与人口政策影响明显。③ 犯罪量月变化呈现两个轻微倒“U”型格局,犯罪季节变化较小,夏半年高于冬半年。④ 犯罪呈现“西部集中拐出,东部分散拐入”的“三片两线”的“场-流”空间格局特征,并有一定的带动与回流效应。⑤ 当前拐卖儿童犯罪的空间集聚程度减小,而扩散程度增加,由区域性犯罪发展成全国性犯罪。最后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未来的研究作了展望。     

文化景观基因视角下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以黔东北土家族村落为例

通过深度访谈和意象图分析,对土家族传统村落朝阳村的文化景观基因进行识别、挖掘和提取,发现村落景观基因由环境基因“山-水-田-寨”“上寨-中寨-下寨”十字轴线空间格局,布局基因“屋-巷-屋”“屋-坝-巷”交织的街巷肌理,建筑基因穿斗式、干栏式民居建筑形式与惜字塔、王字格及虎图腾窗花、八字朝门等土家族建筑装饰元素,以及文化基因中的惜字文化、傩堂戏、摆手舞、土家礼仪等共同组成。研究发现,由于过度的旅游开发,无序地挖山采石,导致水土污染、梯田荒废,朝阳村传统村落山水田格局、屋坝巷肌理和传统建筑元素均遭到了严重破坏。为走出困境,朝阳村借助“公众参与”理念,通过搭建“政府-村委村民-社会团体”体系,组织多方共同参与朝阳村文化景观基因保护,更好地传承与延续文化景观基因。与此同时,在整合建筑符号元素、统一街巷传统风貌、整治村落自然环境等方面取得一些可供借鉴的经验。     

中国省域信息流、资金流强度的空间差异——以2015年京东手机交易为例

以京东七大物流中心及其覆盖范围划分省市群。将抓取得到的京东商城2015年手机交易记录与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相结合,研究影响信息流和资金流（简称“双流”）强度的可能因素,重点分析省域层面“双流”强度的空间差异,研究结果表明：① 信息基础设施、经济发展水平等已取代地理距离,成为影响“双流”强度的主要因素;② 广东、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省市为“双流”核心区;③ 网络资金流量分层现象明显,呈“金字塔”形分布;④ 各省市群之间的空间联系存在差异,北京、上海、广东所在省市群的空间联系明显高于其它省市群;⑤ 各省市群内部成员发展不平衡,中心省市对“双流”贡献力最大。     

基于随机森林模型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识别及时空演变分析——以郑州市为例

基于2007年和2017年郑州市POI数据,采用随机森林模型和样方比例法识别其城市内部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并利用核密度等方法分析研究区“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时空演变格局。结果表明：① 随机森林作为新兴的机器学习算法,能够识别“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且具有较高的精度。② 郑州市“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分布格局与城市功能分区相匹配,生产空间集聚分布在产业集聚区,生活空间在城市中心城区内呈面状分布,生态空间整体呈点状分布。③ 随着郑州市城镇化建设和基础设施的完善,10年间郑州市“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空间分布格局更加合理,生产空间向产业集聚区集聚,生活空间逐渐分散,生态空间分布更加均衡。基于POI数据,利用随机森林模型对城市“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识别方法更加有效,识别结果更加精准,能够在更小的尺度上为国土空间规划提供数据与方法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