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技术创新与合作对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为例

知识经济时代技术创新与合作是引领绿色发展的重要动力,但当前技术创新与合作对城市/区域绿色发展的作用尚不明晰。以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为案例区域,通过构建绿色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分析2006—2018年间各城市技术创新与对外技术合作以及绿色发展的时空演化格局,运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探究城市技术创新与对外技术合作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及其空间效应。研究发现：①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的技术创新与对外技术合作能力以及绿色发展水平在研究期内均显著提升,同时在群间和群内存在较大的空间差异,下游城市群及高等级城市往往具有较高水平。② 城市技术创新对绿色发展的总体影响呈“U”型关系,而城市对外技术合作对绿色发展的总体影响则呈显著正相关。③ 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的城市技术创新与对外技术合作对绿色发展影响的空间效应具有显著差异。长三角城市群很大程度上发挥了技术创新与合作对本地和周边城市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整体实现了区域绿色协同发展,但长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的大多数城市尚未实现技术创新与合作对本地和周边城市绿色发展的推动作用。研究认为在科技创新高度一体化的城市群,城市的技术创新与对外技术合作均对绿色发展产生正向群体效应,而发展中的城市群应努力度过创新的“黑暗期”,尽早跨过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关系的“门槛值”,并大力提升对外技术合作水平。     

中国资源型城市碳排放效率时空演变与绿色技术创新影响

绿色技术创新是推动资源型城市低碳转型的重要路径之一。研究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测度2003—2018年资源型城市碳排放效率,采用核密度估计、泰尔指数分解法探究其时空分异特征与演变过程,通过面板回归模型分析绿色技术创新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资源型城市碳排放效率在时间上呈先加速上升后缓慢波动上升的增长态势,从2003年的0.164上升至2018年的0.394,年均增长率为6.02%,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2)资源型城市碳排放效率的区域差异呈扩大趋势,四大地区碳排放效率的内部差异是空间差异持续扩大的主要原因;碳排放效率较高和较低的城市在空间上存在明显的集聚特征,各发展阶段资源型城市碳排放效率呈现“成长型城市>成熟型城市>再生型城市>衰退型城市”的差异特征。(3)绿色技术创新与碳排放效率呈显著正相关,四大地区和不同发展阶段资源型城市绿色技术创新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效应呈现异质性。研究从完善资金投入机制、加强人力资本积累、促进创新成果转化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为加快资源型城市绿色技术创新和低碳转型提供借鉴。     

基于空间计量的环境规制、空间溢出与绿色创新研究

利用中国内地除西藏以外的30个省份2007—2015年的面板数据,基于空间计量模型对绿色创新的空间溢出特征、环境规制异质性与绿色创新的关系、环境规制的直接和间接效应进行研究。结果发现:绿色创新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具有差异性,其中命令型、公众参与型对绿色产品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直接和间接效应;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绿色产品创新的影响不显著。命令型、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工艺创新均具有显著的正向直接效应,但间接效应均不显著;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工艺创新有显著正向的直接效应和显著负向的间接效应。此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显著促进绿色创新但产业结构抑制绿色创新。     

环境规制能否促进黄河流域要素效能发挥？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在环境约束下要素效能充分发挥就显得至关重要。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素效能由要素质量与要素效率有机构成,前者是要素效能发挥的必然前提,后者是要素效能发挥的内在要求。基于环境规制影响要素质量与要素效率的作用机理,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2008—2019年黄河流域环境规制对要素效能发挥的影响。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通过人口集聚实现要素质量升级,通过产业结构优化促进要素效率提高,并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促进要素效能发挥。（2）环境规制与要素质量升级、要素效率提高、要素效能发挥均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关系。（3）环境规制对要素效能发挥的促进作用存在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规模异质性。在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环境规制显著促进要素效能发挥;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或城市规模较小的地区,环境规制先抑制后促进要素效能发挥,二者呈“U”型关系;在城市规模较大的地区,二者关系不显著。研究结果为黄河流域从微观要素层面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对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战略具有积极意义。     

黄河流域金融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兼论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

在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过程中,金融集聚发挥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本文使用2007—2019年黄河流域75个样本城市数据,绘制空间分位图分析黄河流域金融集聚与绿色经济效率的时空格局,构建面板计量模型检验黄河流域金融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以及环境规制在其中发挥的调节作用,最后构建空间杜宾模型检验金融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产生的空间溢出影响。研究表明：(1)黄河流域金融集聚与绿色经济效率的空间差异显著,既表现出一致性,同时还存在一定的错位性。(2)黄河流域金融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呈“倒U形”特征,并且环境规制在此影响过程中发挥着正向调节作用。(3)黄河流域金融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非线性影响以及环境规制发挥的正向调节作用在上中下游城市中呈现出异质性。(4)黄河流域整体的金融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空间溢出影响也呈现“倒U形”的特征,并且空间溢出影响在上中下游城市中表现出异质性。研究结论对于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以及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黄河流域城市生态效率演化特征及门槛效应

基于非期望产出视角测度黄河流域城市生态效率,探讨2003—2017年黄河流域城市生态效率时空演化特征及资源禀赋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① 黄河流域城市生态效率呈稳步上升态势,但全域和资源型城市表现出一定梯度效应,有两极分化现象;② 各城市生态效率总体呈东高西低、南高北低格局,并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不同类型城市演化存在显著的时空惯性。③ 资源禀赋存在显著门槛效应,资源型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生态效率呈“U”型关系,制造业集聚在跨过门槛值后会产生抑制作用,产业协同集聚则始终具有正向作用;非资源型城市资源禀赋会削弱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促进作用,制造业集聚及产业协同集聚的影响跨过门槛值后不显著。     

黄河流域绿色创新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2005—2020年黄河流域8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运用绿色专利数据表征绿色创新水平,利用标准差椭圆和空间自相关揭示绿色创新的时空演化格局,并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绿色创新的影响因素并分解各因素的空间效应。结果表明：（1）黄河流域以及上游、中游和下游的绿色创新均呈现出快速发展趋势。（2）绿色创新的标准差椭圆呈现“东北—西南”向分布格局,各参数基本稳定,重心呈现“先东后西”的移动特征。（3）绿色创新全局空间自相关关系明显,局部空间自相关以高-高型和低-低型为主。（4）科技投入对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城市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全时当量和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具有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公共图书馆藏书量与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产生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5）科技投入对黄河上游绿色创新的正向促进作用最强,产业结构高级化可以显著促进黄河中游绿色创新的发展,社会文化对黄河下游绿色创新存在较强的正向促进作用。     

基于绿色专利的黄河流域绿色创新格局的时空演进及影响因素

绿色创新具有生态环境友好和以创新为发展动力的双重属性，厘清绿色创新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基于2005—2019年黄河流域6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运用Kernel密度估计、社会网络分析和空间杜宾模型，从“集聚-网络”视角探析了黄河流域绿色创新格局的时空演进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黄河流域绿色创新水平增速放缓，上中游城市后发追赶，城市间差距逐渐缩小，存在动态集聚特征。(2)绿色创新空间集聚格局呈现由东至西渐进发展态势，山东半岛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绿色创新水平整体跃迁，形成片状集聚，而其余城市群形成点状跳跃式的“核心-边缘”发展格局。(3)绿色创新合作网络密度低且高度不均衡，形成以山东半岛城市群、郑州、西安和银川为四边形骨干的“金字塔”形。(4)融入绿色创新合作网络对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具有显著且稳健地促进作用。环境规制强度与绿色创新呈现出倒“U”形关系，人力资本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和交通网络发展水平的提升有利于绿色创新，网络中心度、环境规制、人力资本和经济发展水平表现出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     

黄河流域创新要素集聚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研究

创新要素集聚作为“双碳”战略实施的关键支撑,对助力黄河流域低碳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本文探究2006—2019年黄河流域78个地级市创新要素集聚与碳排放效率的时空分布特征及空间关联,基于STIRPAT理论构建的面板回归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探究创新要素集聚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机理。研究表明：(1)黄河流域创新要素集聚呈“大分散,小集中”空间演变格局,以省会为主导的多极化集聚特征显著,碳排放效率呈现“下游高,中上游低”的空间分布格局,创新要素集聚与碳排放效率存在高高、低低、高低、低高4种关联模式,并由“点状分散”向“片状集中”分布转变。(2)技术成果集聚与碳排放效率存在“U”型关系,创新人才集聚与创新资金集聚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均呈正相关,而创新资金集聚的影响系数不显著,不同资源富集和空间区位地市的创新要素集聚对碳排放效率具有异质性效应。(3)技术成果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未形成“U”型影响曲线,而创新人才集聚和创新资金集聚均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本文从加强创新要素空间互动、加快创新人才积累、促进创新资金流动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为黄河流域激发创新活力、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等提供借鉴。     

环境规制视角下城市绿色创新时空演变及溢出效应

基于2005—2019年中国26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SBM-DEA模型评价城市绿色创新水平,刻画城市绿色创新的空间演变格局,最后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视角下城市绿色创新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显示：(1)时序发展上,研究期内城市绿色创新呈现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依次减弱的态势,总体上表现为“双M”型波动上升趋势,未来具有较大的增长潜力;(2)空间演化上,城市绿色创新在空间分布格局上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整体表现为东部地区主导发展的特征;(3)城市绿色创新在正式环境规制视角下存在正向溢出效应,在非正式环境规制视角下未产生显著溢出效应。     

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时空演进

识别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及其时空演进规律,有助于区域产业布局、环境规制与政策制定,进而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针对黄河流域异质化发展,结合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的区域发展规律,构建多周期两阶段DEA模型（Multi-period two-stage DEA model）,通过测算绿色经济效率与绿色创新效率,实现黄河流域省市的绿色发展效率测度,同时借助ArcGIS10.6软件对黄河流域省域绿色发展的时空格局进行了动态演进并分析其发展路径。结果表明：黄河流域空间维度呈现上游较差、中游一般、下游最优的发展不均衡现状;时间维度呈现“W”型波动式上升趋势,但整体一般;存在省份绿色发展水平较高、黄河段城市却较差的发展不一致现象。针对黄河流域省市的各种发展情境,从省市协同治理、政府引导、产业结构、科技研发、税收政策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黄河流域兰西城市群环境规制效率的空间格局及其空间收敛性

基于2010—2018年黄河流域兰西城市群县域数据,采用空间分析技术和空间收敛模型分析环境规制效率的空间格局及其空间收敛性。结果表明：① 环境规制效率呈现“中心高边缘低”的空间特征,环境规制效率由“大差距低强度”向“小差距高强度”转变;② 环境规制效率具有空间相关性,环境规制效率的热点区-冷点区与经济发展的高水平区-低水平区具有空间趋同性;③ 环境规制效率存在空间收敛性,在考虑社会经济因素和空间因素的情况下环境规制效率的空间收敛性增强;④ 经济水平、政府干预、能耗强度、工业化率和人口密度等因素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对环境规制效率的空间收敛性产生影响。     

基于随机森林模型的黄河流域城市建设用地结构时空演化及其驱动机制研究

城市是区域人口、产业等要素集聚的主要空间载体,系统揭示黄河流域城市建设用地结构演化及其驱动机制对于深入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落实具有重要意义。基于黄河流域2007—2019年城市建设用地数据,论文运用信息熵模型分析了黄河流域城市建设用地结构的时空演化特征,并用随机森林模型探讨其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 2007—2019年,黄河流域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快速增长,年均增速达5.34%,但城市建设用地结构信息熵不断降低,经历了“高位无序—相对稳定—低位有序”的变化过程;(2)黄河上、中、下游城市建设用地规模增速依次加大,年均增速分别达到3.91%、5.06%、6.22%;中游地区城市建设用地结构信息熵下降最多,上游地区和下游地区降幅相近;(3)黄河流域各类建设用地主要配置在省会及经济发达城市;黄河流域城市用地结构信息熵存在空间异质性,省会城市及经济发达城市建设用地结构信息熵存在降低趋势,而欠发达城市的信息熵逐步增大;(4)城市用地规模和城市人口规模对城市建设用地结构演化的作用最强,产业结构升级和财政支出规模的作用强度次之,经济发展水平和政策支持力度的作用较小,上中下游影响因子的...     

黄河流域城市创新能力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

以黄河流域91个地域单元的专利授权数据测度黄河流域城市创新能力,揭示2004—2019年黄河流域城市创新格局时空演变特征,并分析影响城市创新能力演变的相关因素。结果表明：黄河流域创新格局地带性差异显著,呈下游—中游—上游梯式递减态势。黄河流域城市创新能力空间相关性显著,高-高和低-低集聚现象明显,高-高集聚区集中分布在下游山东半岛,低-低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中上游省区,并且低值集聚区范围远大于高值集聚区。政府财政投入、人才要素、经济基础、信息化水平、金融环境、经济外向度6个指标共同影响着黄河流域城市创新格局的形成与演变。其中,信息化水平和政府财政投入影响较大,经济基础和人才要素次之,金融环境和经济外向度影响相对较小,所有因素影响均为正。     

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的黄河流域经济发展空间特征与影响机制分析

黄河流域作为中国重要经济地带和生态屏障,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探索黄河流域经济发展的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对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3—2018年的NPP/VIIRS夜间灯光数据,采用经济重心、标准差椭圆、空间自相关和地理加权回归方法,对黄河流域市域经济发展的空间特征以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2013—2018年黄河流域市域经济发展水平呈现一定的倒金字塔形结构特征以及下游>中游>上游板块递减特征;（2）经济发展重心位于陕西延安市,演变轨迹总体上朝着东南方向移动。标准差椭圆长轴有所增加,短轴则有所减少,椭圆方向与黄河流向大致相同;（3）黄河流域市域经济发展整体上不具有空间依赖性与溢出效应,高高（HH）集聚区集中于银川、咸阳、东营等地,黄河上游大部分地区以及一些省际交界区长期处于低低（LL）集聚区,低高（LH）集聚区大都位于省会城市或省域次中心城市附近,相应省会城市除银川外均处于HL聚集区;（4）从内外部影响机制来看,城镇化、产业结构、科技水平、交通条件均对黄河流域经济发展发挥着积极作用,而自然地理条件则产生了明显的地理环境约束作用。     

黄河流域城乡融合发展时空演变和动力机制

以黄河流域79个地市为研究对象,构建城乡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使用熵值法、标准差和变差系数、ESDA空间探索性数据分析方法和地理加权回归分析法（GWR）,分析了2005—2018年黄河流域城乡融合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和动力机制。结果表明：（1）时序演变特征方面,城乡融合系数均值由2005年的0.208提高到2018年的0.416,表明城乡融合水平持续提升,但下游地区均值一直高于中游、上游地区。标准差测度的城乡融合绝对差异由0.073升为0.103,不断缓慢上升;变差系数衡量的相对差异由0.350降为0.248,呈下降趋势。全局莫兰指数表明高于流域城乡融合系数均值的地市倾向于在空间上集聚。（2）空间演变特征方面,黄河流域东部、北部形成高于流域城乡融合系数均值的集中分布区。低于流域城乡融合系数均值的地市呈地域锁定分布。黄河流域地市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形成3层次的“核心-边缘”空间结构。（3）地势起伏度、经济发展水平、城市空间扩张、交通通达性、人口城市化、居民消费水平为黄河流域城乡融合发展时空演变主要动力因子。     

黄河流域人地耦合与可持续人居环境

黄河流域是中国人地矛盾最为紧张的区域之一,承担着生态安全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任。自古以来人类和黄河始终处于共同进化的过程中,近年来伴随经济发展而来的生态保护压力也日益增加,流域水资源脆弱性和风险更甚,为化解人地矛盾,需探究城镇聚落和河流的动态耦合机制。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之际,从城乡规划、自然地理、环境考古、生态学、水文水资源、土地资源管理等多领域视角,聚焦黄河流域人地关系的空间分异和演化规律,以及资源和生态保护的困境与机遇。建成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平衡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应将黄河流域视为自然及人文环境相互影响与依存的“生命共同体”,并从系统性和交叉性、地方性和适应性等方面探讨可持续发展策略。     

高质量发展目标下黄河流域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时空格局及障碍因子

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是实现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目标和具体体现。从居民生活、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环境4个方面构建城市居民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测度2004―2018年黄河流域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水平,利用核密度估计、ESDA、Dagum基尼系数等方法进行居民生活质量时空格局分析及空间差异测度,并运用障碍因子诊断模型分析影响居民生活质量水平的障碍因子,得出如下结论：① 2004―2018年黄河流域城市居民生活质量高水平区域从下游城市逐渐转移到中上游城市;② 黄河流域城市居民生活质量高?高集聚区主要是内蒙古自治区及相邻区域的城市,低?低集聚区主要是河南省、山东省以及山西省的部分城市;③ 黄河流域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水平的空间差异从上中下游尺度看主要是区域间净值差异贡献,从左右岸尺度看主要是区域内部差异贡献;④ 黄河流域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水平的障碍因子主要是人均水资源量、移动电话年末用户数、每万人公园绿地面积、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每万人拥有的道路面积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因此在未来的高质量发展中要注重生态环境保护,特别是合理利用水资源,完善城市基础设施与提升公共服务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