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2015年中国县市尺度人口收缩的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

近年来,区域人口收缩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关注,并且在中国也日益明显。利用1990年、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以及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本文在县市尺度上分析了1990—2000年、2000—2010年和2010—2015年三个时期人口收缩区的空间特征及演化趋势,并定量探讨了其形成与演变的影响因素,主要发现如下：① 人口收缩现象在县市尺度非常明显,三个时期人口收缩区占比均超过20%;② 2000—2010年人口收缩区以大面积扩张为主要特征,东北地区、川黔渝地区、长江中游地区最为明显,而东部地区则主要集中在江苏北部和福建西部等局部范围;③ 2010—2015年人口收缩转缓慢增长成为主要特征,仅东北地区、河南等人口收缩区仍有所扩张;④ 人均GDP和非农就业占比等经济发展水平因素对人口收缩区的形成影响显著,而经济发展速度因素则与人口收缩的演变密切相关;⑤ 除经济因素外,人口自然增长因素对人口收缩区形成及演变的影响均非常显著,且其作用呈增强趋势。     

1990～2010年中国人口收缩区分布的时空格局演变——基于不同测度指标的分析

在人口收缩内涵界定的基础上,采用总人口和劳动力等直接指标结合出生率、老龄化率等间接指标进行综合测度,在地级尺度和县市尺度上分析了1990~2010年中国人口收缩区的数量变化、空间分布及演化特征（由于获取限制,未包含港澳台地区数据）,并对比了不同测度指标和方法之间的差异。主要的研究发现如下：①人口收缩区在数量上有明显的增长,收缩程度呈现出明显加剧趋势;②人口收缩区在中部和西部偏东地区快速扩张,川黔渝地区、长江中游地区、东北地区最为严重;③单一指标在识别人口绝对收缩方面效果较好,而且总人口指标往往比劳动力指标更早的反映一个区域的人口状况;④综合指标测度的方法能够更加全面的判断一个区域的人口发展状况,进而识别出人口处于相对收缩状态的区域;⑤人口收缩在县市尺度上比在地级尺度上表现更为明显,但两者的差异呈缩小趋势。基于以上研究发现,建议政府更加重视区域人口收缩问题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中国人口收缩的城乡分异特征及形成机理

在县市尺度上对2000—2010年人口收缩区的城乡分异特征进行分析,划分出城增乡减型、城乡双收缩型和城减乡增型等类型,并建立人口收缩城乡分异的理论分析框架,探讨了不同类型的形成机理,主要的发现如下：① 2000—2010年,人口收缩单元占比约为38.6%,城增乡减型单元占据绝对主体,达到34.5%,而“城乡双收缩型”和“城减乡增型”单元占比均较低。② 中部地区人口收缩区城镇人口增长普遍较快,东北地区城乡双收缩的特征较为突出,而东部和西部地区存在较明显的空间分异。③ 城镇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对人口收缩城乡分异特征的影响最为显著,城镇化水平较高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人口收缩区越可能出现城镇人口增长缓慢甚至城乡双收缩。④ 经济发展速度、人口自然增长水平、公共服务等因素对人口收缩城乡分异特征也存在一定的影响。     

中国区域人口收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形成机理

近年来中国区域尺度的人口收缩不断蔓延,然而区域人口收缩对经济发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尚缺乏探讨。利用1990—2020年4个普查时点地级尺度的人口普查数据,分析地级单元常住人口变化,识别人口收缩区,建立人口收缩经济效应测度模型,分析人口收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空间分异特征,并探讨人口收缩经济效应的形成机理。研究发现：(1) 1990—2020年,人口收缩区呈快速扩张趋势,2020年人口收缩的地级单元占比已超过40%。(2)研究时期内,人口收缩并未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负向影响,反而能够促进区域人均产出水平的提高。(3)人口收缩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一定的空间分异,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人口收缩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东北地区不显著。(4)在解释机理上,这主要与现阶段绝大多数人口收缩区以农村人口外流引起的收缩为主,而城镇人口仍保持增长这一特征密切相关;东北地区城镇人口收缩持续蔓延,是东北地区与其它地区人口收缩经济效应存在差异的重要原因。建议避免单纯从负面角度看待区域常住人口收缩现象,但必须重视城镇人口收缩区域的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     

2000年以来广东省城市人口收缩的时空演变与影响因素

基于人口变化的视角，分别对2000—2016年间广东省县级以上城市的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进行动态观察，分析不同类型城市人口收缩的时间变化与空间分布，并运用定量回归方法探讨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普遍增长伴随着局部收缩是广东省城市人口变化的主要特征，常住人口收缩数量变化具有波动性和短期性的特征，而户籍人口的波动变化则相对较平稳；省域层面城市人口收缩呈现“核心地区增长—外围地区收缩”的总体分布规律，持续收缩和片段收缩的城市主要集中在省域边缘地带。此外，产业经济动力不足、区域发展存在的差异、地方财政力量薄弱以及本地人口持续外流是导致外围地区城市人口收缩的主要影响因素。     

黄河流域乡镇人口—经济增长与收缩格局及影响因素

增长与收缩是区域转型发展过程中的世界性议题,然而其判别标准与驱动机制研究还比较薄弱。因而,论文构建人口、经济增长与收缩的判别标准和理论(驱动力—结果—响应)分析框架,利用统计数据与NPP/VIIRS系列遥感数据,借助ArcGIS可视化分析工具和广义加性模型探究黄河流域5268个乡镇增长与收缩的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发现：黄河流域乡镇人口、经济增长与收缩并存,人口收缩乡镇主要集中在“几字湾”地区,经济收缩乡镇主要集中在上、中游地区,关中、中原以及山东半岛城市群是人口—经济增长的核心区域。乡镇增长与收缩可分为持续增长型(6.4%)、转型增长型(5.8%)、缓慢增长型(42.4%)与持续收缩型(45.4%)4种,增长型乡镇主要分布在下游地区,收缩型乡镇主要分布在上、中游地区,其中技术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城市的乡镇增长态势明显,资源型城市收缩型乡镇所占比重较大。自然条件的多个阈值表明平原地区、高海拔地区的乡镇均存在增长优势,规模经济与交通区位整体对乡镇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涓滴效应与外部性会造成乡镇的收缩。不同增长与收缩类型的乡镇应当探索因地制宜的增长与转型路径。     

黄土高原地区人口收缩格局与驱动力分析

基于2005年和2015年人口数据,运用收缩指数、地统计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研究不同地理尺度下黄土高原地区人口收缩现象与地域分异格局,揭示黄土高原地区人口收缩驱动力差异及机理。结果表明:(1)黄土高原地区县级与地级行政单元下人口收缩比例均较高,单一地理尺度识别人口收缩存在偏差。(2)黄土高原地区的人口收缩现象在区域-省-地级市尺度均符合“核心-外围”模式,核心区域(城市)人口集聚,边缘地区(县)人口流失。(3)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和城乡发展不平衡成为黄土高原地区人口集聚与流失的主要诱因。地级市收缩型主要受城镇化和工业化水平驱动,为城市综合发展能力不足而导致的人口收缩;地级市局部收缩型处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内部要素分配不均导致内部局部收缩。     

贵州县域人口收缩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的MGWR探测

人口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经济资源，其收缩态势关系着区域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性和平稳性。基于2008—2017年贵州县域人口数据，利用年均人口变化率公式测算人口收缩的空间态势，并选用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MGWR）定量探讨贵州县域人口变化特征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 2008—2012年，贵州县域人口收缩区域增长显著，尤其西部与南部地带；2013—2017年，贵州县域人口收缩区域锐减，且主要集中在西南部重度石漠化区域。（2）2008—2017年，贵州县域人口收缩类型以阶段收缩为主，持续增长次之，持续收缩最少。（3）社会经济和自然环境各因素对贵州县域人口收缩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别，政府财政支出是人口收缩的主要驱动因素，地形起伏度次之，到地级市中心距离和到省会距离影响较大，非石漠化地域占比、人均GDP和二三产值占比影响相对较小。     

2000—2020年中国县市尺度流动人口地域类型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县市尺度上的流动人口是中国城镇化的核心主体之一,也是城市规模增长的主要贡献者,明确县市尺度的人口流动特征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0年、2010年和2020年人口普查分县数据,将流动人口统计口径在空间尺度上进行转换,核算3个时期中国县市尺度的流入、流出人口,根据修正复合指标法将其划分为六种基本地域类型,运用多项Probit模型从经济发展、公共服务、地理区位和自然环境四个维度探究影响流动人口地域类型形成的因素。研究发现：(1)县市尺度流动人口绝对规模持续增长,人口流动活跃性增强,县市整体由相对不活跃的“低活跃性”时代逐步走向“高活跃性”时代;(2)平衡活跃型多转化为净流出活跃型,小规模净流出活跃型由东南沿海不断向内陆扩散,逐渐成为主导地域类型,大规模净流出活跃型实现从无到有的转变;(3)数量占比不足5%的大规模净流入活跃型县市集聚了全国超六成的流入人口,小规模净流入型县市对流动人口吸引力不断降低;(4)当前,经济因素仍是塑造流动人口地域类型空间格局的主要力量,非农就业机会和城镇化率越高的县市越容易成为净流入活跃型,但非经济因素对其影响正在逐步加强。     

北京市老年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特征及驱动力

基于北京市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街道数据,多尺度考察了北京市老年人口的空间分布演化特征。研究表明:2000—2010年北京城市功能拓展区老年人口分布最为集中,城市发展新区增长迅速;10年间老龄化程度加深,区县间空间分布差异增大;老年人口总体呈"中心高、外围低、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高社会隔离度区域面积显著扩大且在郊区集中分布,低社会隔离度区域面积缩小;养老设施总体供给不足,老年人口与养老设施空间分布不匹配;基于老年人口的医疗卫生服务设施可达性空间分布不均衡。最后从人口自然加龄、外来人口、经济发展、公共服务设施和城市发展战略等方面分析了其影响因素。     

城乡系统关联耦合的演化特征及地域类型划分

基于城乡系统关联耦合的概念内涵，以东北三省34个地级市为研究单元，采用2003—2017年的城、乡发展数据，运用灰色关联模型，对东北三省城乡关联的内部要素作用、城乡耦合时空特征以及城乡关联耦合地域类型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东北三省历年城、乡各要素间关联度均在0.5以上，属于较高关联；城、乡子系统中对城乡关联耦合的强作用要素集中于城市系统的经济、空间领域以及乡村系统的经济领域，弱作用要素集中于城市系统的工业、社会领域与乡村系统的人口、社会领域；2003—2017年，东北三省城乡耦合度平均值由0.788下降至0.692，城乡相互作用趋于缓和、城乡协调适应性不断增强；东北三省城乡耦合度呈现“南低北高、南北差异日渐缩小、高值集中于各省经济落后区域、低值向四大中心城市极化”的空间格局；东北三省34个城市的城乡关联耦合演化可划分为高水平协调稳定型、高水平协调倒退型、较低水平协调倒退型、低水平与较低水平协调发展型、低水平与较低水平协调稳定型5种类型。     

近300年来中国人口变化及时空分布格局

基于人口地理学相关理论,以近300a 为时间尺度,以省域为空间单元,利用经修正的清朝、民国及建国后286 个时相的人口数据,建立1724 年、1767 年、1812 年、1855 年、1898年、1936 年、1982 年和2009 年8 个典型时间断面,通过不均衡指数、集中指数、分布重心和空间自相关等分析方法,研究了近300a 来中国人口数量变化及时空分布格局。结果表明：①近300a 来中国人口数量波动上升,按增长曲线特征可分为较快稳定增长期、快速波动负增长期、低速平稳增长期、无序跌宕增长期、急剧波动增长期5 个阶段;② 人口分布逐渐趋于均衡,人口重心迁移幅度不大,总体呈西南-西北-东北-西北的移动趋势;③ 人口分布保持高度自相关,聚集程度波动变化,其中,华东的沪苏地区、山东省、安徽省、浙江省为稳定人口高密度聚集区,华中的河南省为较稳定人口高密度聚集区,西南、西北部分省份为稳定人口低密度聚集区,华北的内蒙古自治区为较稳定人口低密度聚集区,东北的黑龙江省、吉林省为不稳定人口低密度聚集区。     

东北三省人口流失的测算及演化格局研究

东北三省养育了全国8%的人口,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人口不断外迁和流出,东北三省人口流失问题受到广泛关注。基于2000年以来的人口普查和抽样统计资料,系统地测算东北三省人口流失量,从省级和县市2个空间尺度分析东北三省人口流失的演化格局。主要结论包括：① 2000~2015年,东北三省人口出现持续流失,并且不断加剧。② 东北三省并不是中国人口流失最严重的地区。③ 东北三省内部出现较多人口流失的县市,空间范围呈现扩张。④ 经济动能不足是东北三省人口流失的主要原因。⑤ 东北三省人口发展的真正问题不在数量,而在人口质量和结构,包括人才流失严重、人口老龄化加剧、人口空间结构高度极化等。     

河南省城镇密集区的空间地域结构

以河南省997个城镇数据、近900条交通线数据、127个县域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为基础,分别从节点(各级城镇)发育程度、交通网络联系强度、基质发展水平三方面讨论城镇集聚程度,并在空间分布上进行不同级别的划分。利用GIS空间分析功能,对中原城镇密集区的不同地域结构进行了空间界定:(1)核心区,包括郑州市区、巩义市、新郑市等13个县域;(2)次核心区,包括登封市、中牟县、新乡县等12个县域;(3)潜在核心区,包括开封县、杞县、通许县等18个县域;(4)外围区,包括洛阳市南部、平顶山市南部、新乡市北部等所辖14个县域。其中,核心区人均GDP为全省平均水平的2.04倍,人口仅占全省总额的12.22%,GDP总量占全省总量的25.93%。中原城镇密集区今后除进一步完善城镇体系、加强城镇联系强度、提高区域经济实力外,还要进一步关注城镇密集区发展的薄弱区域。     

2000—2020年中国人口分布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

基于第五、六、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本文分析了2000—2020年中国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集散态势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人口分布依然保持东密西疏的基本格局,胡焕庸线两侧的自然地理环境差异性决定了这一格局的长期稳定性;人口空间集中化趋势在21世纪初的10年内主要发生在东南半壁,但在2010—2020年间成为各区域的共同特征。省会城市的人口集聚能力持续增强,2010—2020年的优势更加凸显,但这种行政力量主导的首位度提升效应将随着全省发展阶段的演进而逐渐弱化。人口变动的区域分化明显：沿海城市群的空间连绵化逐渐形成了强吸引力、高承载力的沿海人口增长带,东北地区几乎转向全面的人口收缩,中部各省依托省会展开的人口竞争依然激烈,川渝黔地区普遍实现了人口的止降回增,西北地区则面临人口收缩风险。此外,区域人口增长的驱动因素逐渐从经济要素主导转为经济要素和舒适性要素并重,各地区舒适性的差异可能将成为影响未来人口空间格局变化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