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介、身体与情感:川藏公路旅行中的流动性体验

新流动性范式下,与交通行为相伴的流动不再只是旅游者到达目的地的方式,转而成为深刻嵌入于旅游通道空间中的独特体验。通过在与研究对象一起流动的过程中运用访谈法和观察法收集资料,基于流动性视角探讨川藏公路旅行者在道路空间流动过程中的多元体验及体验间的相互影响关系。研究发现：流动性体验构成了道路旅行者旅游体验的核心,并涉及中介、身体与情感的融合与互动。物质性中介塑造了道路旅行者的中介体验,在构建“连结”和制造“分离”中影响旅行者在人地互动中的身体体验。同时,流动过程塑造了旅行者从视觉到多感官的具身性体验,包含正面与负面体验的交替与综合,且时常涉及危险与疼痛的极致体验。最后,中介与身体体验形成向情感的投射,道路空间环境与流动状态的转换塑造情感体验的多变性。     

流动性视角下三亚俄语区移民的空间实践与身份建构

三亚作为国际旅游目的地，国际流动人口塑造了俄语语言景观，吸引了俄语区国家移民流动至三亚。论文通过定性研究方法，在流动性框架下分析三亚俄语区移民与城市空间的联结。在新型流动性范式下，借助流动/停泊辩证观分析移民空间实践与身份建构，以理解俄语区移民的流动性特征，从日常流动实践中揭示移民空间集聚形成的停泊点结构与意义。研究发现，群体身份可通过社会网络和组织来营造与认同。俄语区移民居所与社会身份具有流动性及不稳定特征，但空间性建构的基础设施作为其日常流动的停泊点赋予特殊地方性意义。停泊点以空间地方性建构引导群体的日常生活流动，开启社会网络的重建。在此过程中，群体对地方性的塑造与体验，通过语言文化产生了群体身份的营造与认同，以及他者对群体的社会建构，形成俄语国家的社交网络。移民在停泊空间的日常流动空间实践与社会交往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移民的空间实践与身份认同构成人地互动下新的社会网络的重要因素。研究结论丰富了移民流动性的研究案例，拓展了在华跨国移民群体研究对象与其在旅游城市日常生活的探讨，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意义。     

解绑—嵌入：广州天河北全球化空间的跨国生产

全球化空间是中国大城市发展新阶段的空间问题,它是城市经济、社会、生活全球化在内部空间的表现、状态和结果。全球化下跨国要素与地方制度的互动,引导城市向（国内）内生因素和（国际）外生因素深度交互作用的方向发展。为此,基于空间生产理论视角,通过实地考察、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网络舆情相互结合相互佐证的方法,对广州天河北地景变化的跨国要素、制度解绑与全球化空间生产的关系进行研究,分析了国家权力、地方政府、（跨国）资本在全球化空间生产中的作用模式。研究表明：① 天河北全球化空间的跨国资本是在国家政府推动的渐进式制度变革过程中介入的,并与政府结成被管理、配合、合作的关系,是一种国家全球主义的空间生产模式;② 节事活动、跨国职业阶层赋予了天河北全球消费主义的“文化符号”,实现了空间的跨国生产;③ 天河北全球化空间经历了去地方化—跨国化—全球化—再地方化的数次重构,既是政治性空间生产过程,也是工具性空间生产过程。     

跨国机构与地方共同作用下的城市全球化——德国波恩的案例研究

城市是一个动态发展系统,外生和内生的行动者通过互动促进城市发展。跨国机构作为重要的外生行动者,在一些城市的全球化发展过程中产生了重要的作用。案例城市波恩正是在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权力和政策安排下,创造了跨国行动者嵌入的制度环境和背景,以联合国机构为主的众多跨国机构通过与政府、企业和居民,以及非人类行动者在建立国际合作的共同诉求下积极转译,产生互动效应,为城市建构了稳固而“无缝”的行动者网络。行动者的不同目的和行为方式在塑造网络的同时,也重新建构了城市空间,空间成为检验网络构建是否成熟的一种重要的表现方式。波恩的城市空间实现了从外交政治功能向国际合作功能的转型;形成以联合国机构为轴心,其他机构点状辐射的轴辐式空间集聚;同时,由于资源、信息和所处地位的不同,波恩不同行动者在网络节点之间产生不均等的权力空间。行动者不断的排斥、冲突、协商和融合的过程,促进了城市空间功能不断完善,也致使以跨国机构为核心的行动者网络逐步成熟。通过引入行动者网络理论（ANT）,本研究把跨国机构作为重要行动者与城市全球化发展相结合,更深入地解析了城市全球化过程中多重行动者的互动过程。     

国土空间规划中陆海统筹的内在逻辑和深化方向——基于复合系统论视角

陆海统筹是海岸带地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基本原则。在海岸带空间开发与保护中,人地（海）关系、区域空间关系、陆海关系相互交织、相互融合,具有显著的复合系统特征。基于陆海之间物质、能量、信息与要素的流动特征,构建了包含人地（海）关系、区域空间关系、陆海关系的海岸带复合系统,并将陆海统筹的实现转化为海岸带复合系统的协调过程。研究表明：海岸带复合系统协调受复合系统与外界之间和各个子系统之间物质、能量、信息与要素流动过程的影响深刻。因而,海岸带复合系统协调的关键在于系统结构与功能完善、系统空间位置调整和系统输出内容管控三个方面。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国土空间规划中深化陆海统筹的策略。     

海疆地域系统的理论框架及其研究重点

海疆的开发利用与权益维护关系到国家的核心利益,而中国海疆理论研究仍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理论基础十分薄弱,无法满足维护中国海疆权益的现实需求。在人海关系背景下构建海疆地域系统的理论框架:界定海疆的概念与主体构成,探讨海疆地域系统的属性特征;在划分海疆地域系统类型的同时,解读海疆地域系统要素间的互动关系。研究认为:在海疆地域系统中,国家为了自身的安全与发展主导了海洋与陆地的空间塑造,同时该过程也极大影响着国家海疆地域系统的时空演变。海洋与陆地则在国家的主导作用下具有了自然、社会和关系等基本属性;在海疆地域系统中,人类活动促进了国家与海洋、国家与陆地和海洋与陆地之间复杂互动关系的形成。在海疆地域系统运行的过程中,海疆被重新塑造,同时国家对自身活动的影响和地域系统的状态进行反思,从而不断促使海疆地域系统更新与完善;当前海疆地域系统研究的重点领域包括海疆理论基础研究、海疆权益维护、海疆开发与保护、海疆战略研究等方面。     

全球化背景下酒吧的地方性与空间性——以广州为例

在全球化背景下,以广州代表性酒吧为对象,援引第三空间理论和空间生产理论,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从消费地理视角解读酒吧的地方性和空间性,重新诠释地方理论以及人地关系认识论。研究表明,广州环市东酒吧的空间建构包括了一种本土对西方、当下本土对历史本土的再结构化过程。在空间实践-空间想象-再现空间三元一体的维度下,酒吧作为地方具有典型的反身性,酒吧影响着主体行为,行为主体构筑的权力话语也成为酒吧空间的意义构成,涉入酒吧消费空间的建构过程。作为一个具有主体性的消费空间,酒吧具有空间生产、空间消费和空间流动的特质。     

本土产业发展视角下的乡村地方性重构——基于阳美玉器产业的文化经济地理分析

以广东揭阳的玉器生产专业村阳美村为例,从文化经济地理学视角解读本土产业发展中地方性的嵌入与重构。研究发现：本土产业在地方性多方要素的驱动与支撑下产生,在多重尺度政治经济过程作用与地方主体的响应下发展。地方性是本土产业产生并建立对外功能联系的初始条件,也是主体响应结构变动所做战略选择和地方营销的依托。在地方性嵌入产业发展的同时,生产、生活和宗教等地方活动被强化了与玉器生产相关的功能和意义,民居、街巷、宗祠等空间形制因传统功能被挤压而出现重塑。地方活动与景观的变化并未弱化地方意义,村民的地方依赖和依恋因本土产业提供了更好的发展机会与荣誉感而增强。     

信息时代高铁走廊区域居民活动空间——概念模型与研究框架

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城市与区域基础设施,信息技术和高速铁路正加速影响居民的行为活动,传统的活动空间已发生转型,而以高流动性为基本特点的信息时代高铁走廊区域活动空间逐渐形成。这一背景下,活动空间研究亟需立足信息与交通技术前沿,探究新时期活动空间的基本形态与研究范式。通过构建信息时代高铁走廊区域活动空间的概念模型,分析了活动空间的构成与形成机理,并从空间性质、尺度、形态、结构等方面提炼了活动空间的新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新时期活动空间的研究框架,即构建以流动空间为基本的理论出发点,利用多元数据融合、集成分析的创新方法探索居民行为活动与区域空间要素的相互作用、影响机制及其空间效应的研究框架。这对于活动空间研究体系的丰富和深化、实证研究的开展以及高铁走廊区域的统筹规划具有重要意义。     

政策流动性的理论进路与研究展望

全球新自由主义化与自反性治理的兴起推动了政治的全球循环,政策运动呈现出新动态和新特征。理性形式主义下的政治科学研究对传统框架的依赖,以及社会学对地理流动性的忽视使得既有概念解释力度受限。政策流动性的地域指向性和空间关联性为地理学介入政策研究提供了理论突破的可能。本文在追溯政策流动性议题的跨学科滚动式对话进程时,立足于地理学文献,明晰了政策流动性的研究承诺与研究起点。作为理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背景下政策制定如何运作、政策知识与模式如何流动以及这些流动性如何塑造地方的有效概念工具,政策流动性试图阐明政策在流动过程中涉及的空间特征、地理位置、权力关系及其社会与地理形成过程,成为社会科学领域对“运动的思想”和“流动性生产”进行探析的核心领域。同时,政策流动性研究中的理论方向和研究要素又提供了各学科文献与流动的政策现象之间的接触条件。本文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流动性研究对思想和知识的经验性运动事实的缺失以及人文地理学在权力理论方面的研究不足,为地理学参与跨学科研究提供了重要研究场域与楔入概念。     

西方教育地理学研究评述与本土反思

近20 a来,西方教育地理学受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以及社会文化地理学思想的影响,重新审视教育空间与社会结构的关联,从多维度进一步认识教育空间建构过程中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机制。对西方教育地理学的产生和发展演变进行分析,并尝试从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两大视角,总结和归纳当前西方教育地理学研究的主要成果和内容。教育地理学是一门新兴而又发展迅猛的人文地理学分支,但该学科的理论和实证发展尚处于以西方为主导的阶段,强势的西方话语体系还未充分涉及和理解非西方国家背景下的教育现象。当前是非西方国家建构自身教育地理学理论特色,并与西方教育地理学研究展开理论和实践对话的重要机遇和窗口。中国拥有世界规模最大的教育群体,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转型和人口结构的改变也进一步塑造了教育空间的多样性和特殊性。总之,加深教育与空间关系的研究,增强教育地理学研究的中西对话,构建中国化的教育地理学研究体系,使教育空间成为考察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重要视角,是中国教育地理学研究未来应努力的方向。     

地缘政治视角下的跨境移民和族裔社区研究

在全球-地方频繁互动的今天,跨国/跨地方逐渐成为超高速流动的社会现实,移民与流入流出地的多元互动模糊了国与国、地方与地方之间的边界,在目的地不断重塑社会结构和空间,在物质和符号维度赋予了地方不同的意义。族裔社区不仅仅反映了不同的移民群体复杂的日常生活实践及其在空间上的互动,也将对多元化族裔空间的关注转移到社区、空间、领土政治甚至流动地缘想象,同时也将族裔社区空间纳入一个关系性的视角下。而传统上地缘政治视角对移民和族裔空间的关注相对有限。因此,本专栏主要讨论地缘政治视角下的跨境移民和族裔社区。具体而言,专栏首先回顾了地缘政治研究及其对流动性的关注和移民研究中的地缘政治面向,其次通过8篇文章讨论了不同尺度下多元的跨境移民及族裔社区营造与建构的相关研究,希冀从理论、方法以及实证研究方面对现有知识进行补充,也尝试通过探索国内外相关研究的进展,为社会和国家治理的需求服务。     

国外儿童地理学研究进展与启示

20世纪70至80年代,在地理学“空间转向”的背景下,国外儿童地理学研究兴起。2003年Children’s Geographies诞生,成为儿童地理学的旗帜性刊物,标志着儿童地理学的发展进入新阶段。借助可视化工具,系统梳理国外儿童地理学研究的核心主题、研究热点以及研究方法。研究发现：（1）国外儿童地理学的科研人员、科研机构以及研究所属区域都呈现高度集中性,欧美国家占据主导地位;（2）核心研究主题包括移民与流动身份、伦理与地区差异、教育与青年志向、童年与多元空间以及游戏与情感体验等;（3）亚洲儿童地理研究成为近期研究热点,聚焦于“跨国儿童移民”以及“亚洲青年教育及就业问题”两部分;（4）研究方法历经探索期、发展期、繁盛期以及信息技术广泛应用时期的演进,技术手段随时代发展不断更新。     

The new Caribbean complexity: Mobility systems, tourism and spatial rescaling

The Caribbean region is being respatialized, rescaled and reterritorialized in the face of contemporary processes of neoliberal development, shifting mobilities and spatial restructuring. Drawing on the field of mobilities research, this paper argues that new transregional approaches to spatial dynamics are needed to describe the complex, polymorphic, and multiscalar geographies in the neoliberalizing Caribbean. It first analyzes how new spatializations of Caribbean mobilities are part of larger transnational processes of urban restructuring. It then examines how neoliberalizing policies have promoted the 'opening' of once publicly owned infrastructures such as ports, airpor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contributing to a rescaling of Caribbean territoriality. Finally it considers how tourism mobilities associated with the cruise ship industry and private luxury property developments facilitate interlocality competition and outside access to the region while circumscribing local access and mobility rights. The paper proposes a postcolonializing island studies that recognizes the complexity of contemporary Caribbean rescaling and the subtle ways in which modernized built environments and infrastructures of mobility and connectivity contribute to the weakening of island-state sovereignty, territorial integrity and democratic citizenship.     

全球化背景下基于宗教地理的西方城市空间研究进展

全球化语境主导的城市研究中,多样和异质的宗教既是文化流动的重要构成,也是表征移民身份和理解其日常行为实践的重要维度。论文回顾了近30 a来宗教地理视角下对于西方城市空间研究的主要成果,从宗教空间和宗教信仰群体的行为实践2个方面梳理宗教嵌入城市空间的主要方式、过程及其对城市空间的影响,总结出了以下4个方面的主要研究内容：① 多种宗教场所在城市中不断涌现,其空间特征发生多样化变迁;② 功能多样的宗教公共服务设施在公共空间中的作用日趋重要;③ 宗教信仰群体的居住社区显现出明显的空间特征;④宗教信仰群体通过具体的行为表征身份和认同。此外,多元文化共存的语境下的宗教更被视为引发空间争议的新来源,成为分析城市社会关系的重要依据。学者们认为在多元文化主义的西方社会,异质宗教的本地嵌入过程使原本“隐匿的”宗教场所逐渐浮现成为城市中“可见的”空间。这种异质宗教在城市中的视觉表征不仅改变了原有的城市空间秩序,也对社会关系提出新的挑战,成为了引发广泛争议的新来源。然而, 国内人文地理学研究目前对上述话题鲜有涉及,期望本文所提供的西方研究进展对社会文化视角下理解中国城市全球化进程及其中的多元文化治理有所启示。     

世界城市中的跨国机构研究综述

在全球化的冲击下, 超越或嵌入国家地理疆界范围的行动者改变着世界政治地理格局。国际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跨国政府组织和跨国非政府组织等跨国机构在全球地缘政治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地理学视角的研究认为, 不同类型的跨国机构在全球尺度上创造了复杂而多样化的全球政治地理结构, 也形成具有政治特色的世界城市体系。不仅如此, 跨国机构通过地方尺度的行动, 深入城市的全球化发展过程, 成为与世界城市紧密关联的影响因子, 对城市制度和内部空间等方面的变化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对当代西方地理学中跨国机构研究进行梳理和评述, 在此基础上指出目前存在的不足, 不仅是从地理学视角对跨国机构研究进展的把握, 也希望对中国当代政治地理和城市地理中跨国机构的研究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Geography, law and the centralizing state: wages arrestment in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century Scotland

This paper analyses reform of the law of wages arrestment in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century Scotland to examine the spatial nature of the 'regulatory dilemmas' faced by the state in legal interventions in a spatially heterogeneous context. Though this reform was an example of how the 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state sought to regulate the spaces of everyday life,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law-making processes are the outcome of complex tensions between and within the state and legal systems. In these processes, local legal cultures, tensions between systems of common and statute law and the complex geographies of social life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shaping the conjunction of space, place and law.     

SOCIAL RELATIONS SPATIALLY FIXED: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OF SCHOOL DISTRICTS IN SAN ANTONIO,TEXAS

ABSTRACT. More than 140 court cases fil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etween 1970 and 2003 argued that unacceptable and unconstitutional funding disparities exist among school districts in most states. In those arguments, stories, statistics, and maps are used to compare various school districts to prove that conditions are indeed unequal. Both sides—plaintiff and defendant—use such information to disprove each other's contentions. In so doing, each assumes that the political spaces of the school districts are absolute, timeless, and independent. Failure to recognize that these spaces—the school districts—are not objective but, in fact, constitutive of the class and race relations actually being argued and debated in court further legitimates local geographies of privilege and deprivation. I examine the formation of the school districts around San Antonio, Texas to illustrate that these districts are far from independent of one another and were formed to isolate privileged communities from the rest of the city. A relational view of space‐time allows such spaces as school districts to assume a political role, as opposed to the absolute, independent spaces they now represent.     

可持续性转型研究动态与经济地理学展望

近年来,可持续性转型概念进入经济地理学者视野,用于探究区域绿色技术、消费市场和产业转型的多维因果过程与空间动力机制,已成为演化经济地理学和环境经济地理学新兴议题之一。为掌握该研究动态,本文对2000—2020年来共计2453篇可持续性转型文献进行回顾,重点探讨了转型地理研究进展和理论不足,阐述了经济地理学对可持续性转型研究的理论价值和融入方向。本文发现：① 可持续性转型是创新研究和可持续管理领域热门议题,呈多学科介入特点;其中,转型地理研究正不断崛起,并聚焦区域绿色新兴产业发展的社会-技术共演过程、多尺度动力机制、环境经济和社会效应及其转型地理性等问题。② 经济地理学对转型研究有三个视角优势：时空语境敏感性;转型过程、机制和结果的空间多样性;新产业系统的地方嵌入及其合法化的地理性。③ 经济地理学对可持续性转型研究含三个提升方向：概念内涵深化（含地方、尺度和空间）、多范式互动融合（演化、制度和政治经济地理）、分析框架构建方向（多地理尺度性与多层次视角,区域创新系统与技术创新系统）。④ 中国转型地理研究在三个议题上有广阔前景：基于国家语境敏感的地方转型探索、绿色利基发展与转型空间机制研究、以及区域新产业路径发展与转型研究。     

Trade Fair Educational Programs and Access to Knowledge: Evidence from the Solar PV Sector

In view of a globalizing marketplace and the continual need for market intelligence, firms seek venues in which to access cost effective, functional information. Significant sources of such knowledge, especially in tacit form, can be found within temporary clusters: international trade fairs. This article explores how firms in the solar photovoltaic (PV) industry use educational programs held during a trade fair as a means of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and exchange, providing a new angle to research on the economic geographies of these events, especially in terms of learning processes. Specifically, it analyzes how firms use educational programs to access remote knowledge (i.e., tacit information unavailable in a local context) in these temporary, spatially confined environments. Analyses of firm-level survey data gathered at a recent solar industry trade fair revealed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effect of educational program participation on accessing remote knowledge. The results provide evidence that firms participate in trade fair educational programs to access remote knowledge that is critical to international success. Key Words: educational programs, knowledge exchange, remote knowledge, trade fai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