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改进高斯两步移动搜索法的深圳市公园绿地可达性评价

公园绿地可达性是衡量城市宜居水平的重要指标。针对传统可达性分析多用统计数据开展评估而导致的供需尺度失衡问题,论文以深圳为例,采用公园绿地空间矢量数据和手机信令数据获取供需空间分布,采用高斯两步移动搜索法计算交通小区(TAZ)尺度公园绿地可达性,并结合可达性结果及供需、交通情况聚类,剖析可达性差异化模式及成因。主要结论如下：① 通过改进传统可达性计算数据源和高斯两步移动搜索模型,建立城市中微观尺度公园绿地可达性评价及成因研究框架,可更精确地评估优化城市公园绿地可达性;② 深圳市公园绿地综合可达性整体水平较高,但存在明显的从中心向外围递减的趋势,社区公园可达性差异与公园绿地供需不匹配是造成各区域可达性差异大的重要原因;③ 根据K均值聚类分析结果,将深圳市TAZ单元分成低供给低需求低可达性区、中供给低需求中可达性区、高供给高需求中可达性区、高供给低需求高可达性区,各类区域具有差异化的可达性内涵、特征和成因;④ 公园绿地可达性提升可针对不同分区特征,通过公园布局优化、道路建设和居住区规划布局等差异化方式实现。研究充实了城市公园绿地可达性评价案例,提出的基于手机信令数据和高斯两步移动搜索法的可达性分析方法不仅可应用于城市公园绿地布局与规划,也可为其他地理现象可达性分析提供思路参考。     

武汉市多维度城市公园绿地空间公平性分析

以武汉市中心城区为研究区域,居民建筑为研究单元,基于步行、骑行及公共交通3种出行方式,从城市公园绿地数量、质量及可达性3个维度衡量每个建筑单元的公园绿地空间公平性水平。结果表明：① 3种交通方式下建筑单元的公园绿地公平性分布相差较大,但整体呈现由城中心沿江区域向外围辐射递减的分布特征;② 随着居民出行方式的升级,极限出行时间内居民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因此所享有公园绿地公平性水平逐步提升;③ 城市公园绿地资源与人口分布存在空间失配现象,多数公园绿地分布于城市中部,而南北部城郊区域分布较少,西北和西南部多数区域居民享有公园绿地公平性水平整体较差。     

昆明市城区公园应急避难场所可达性研究

城市公园绿地的空间分布反映了公园绿地应急避难空间供给与居民应急避难需求的平衡关系,应急避难可达性反映了应急避难场所避难能力大小。结合防灾公园规划建设标准和空间可达性理论,采用2SFCA算法和GIS技术,研究昆明市城区公园的避难可达性。结果表明:昆明市城区公园绿地应急避难覆盖率较低,最低为1.44%,应急避难可达性整体较差;可达距离d0在2 000～2 500 m时,避难可达性呈现中间低周边高的布局;当d0为2 000 m时,可达度最大,昆明市城区公园绿地的空间分布不合理;昆明市城区公园绿地整体应急避难能力较低,不能满足居民的应急避难需求。     

社会公平视角下深圳公园绿地可达性研究

公园绿地是城市中重要的绿色基础设施。针对传统可达性分析微观尺度研究不足和交通成本估计失真等问题,以深圳为例,采用公园绿地矢量数据和基于手机SDK（Software Development Kit,软件开发工具包）定位的人口数据作为供需数据源,基于住房分类数据以城中村、保障房、商品房居民划分社会群体,利用改进的高斯两步移动搜寻法计算得到居住小区尺度的公园绿地可达性社会公平情况。研究发现：① 深圳公园绿地可达性存在社会分异：商品房和城中村可达性较好;公租房和安居房社区公园可达性差;人才住房仅对社区公园可达性高;② 驾车可达性最均衡,公共交通方式下不同住房群体间的可达性差异较大。研究补充了中国城市公园绿地可达性社会公平研究的不足,改进了小尺度可达性研究的数据与方法,为公园绿地规划体系提供反思,并可为深圳城市发展提供政策依据。     

郑州主城区公园绿地可达性与访问偏好匹配度的空间格局研究

现有对城市公园绿地利用的评价多从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绿地覆盖率等指标衡量,忽略了对绿地使用者(城市居民)的关注,致使很难真正从评价结果得知公园绿地的空间配置是否合理。从公园绿地的可达性与居民的访问偏好等要素着眼,探究两者匹配程度,采用腾讯宜出行及百度规划路径时间等开源大数据,更具客观性、真实性地评价了郑州主城区公园绿地。结果表明:郑州主城区街旁绿地访问密度均值最高,专类公园访问密度均值最低,街旁绿地可达性高,社区公园次之,专类公园可达性在部分区域较好。郑州主城区公园绿地整体利用匹配度较差,其中综合公园利用匹配度最高,社区公园与街旁绿地次之,分布在郊区的专类公园匹配度最低,未能被妥善利用。绿化程度、社会活力、地价、绿地面积和形态指数对城市公园绿地的利用匹配度有影响,但对不同种类的公园绿地影响程度不同。因此,可以有选择地提高这些指标来改善相应公园绿地的利用匹配度。     

基于居民休闲出行的沈阳市公园绿地与居住地的匹配性研究

以沈阳市居民周末及节假日到公园绿地进行休闲活动的出行特征为基础，借助高斯两步移动搜索法、人均绿地区位熵、不一致指数分别测度居民到公园绿地的可达性、资源分配公平性以及与居住的空间匹配性，综合探讨公园绿地配置的合理性，有助于完善公园绿地功能、优化城市空间结构。研究表明：(1)沈阳市居民到公园绿地进行休闲活动的平均出行距离具有圈层递增的态势，居民到公园绿地多呈现就近出行的特征；(2)可达性高的公园绿地在三环内呈东西分布，可达性低的公园绿地分布在三环内南北方向以及环路周边，公园绿地存在供不应求的问题；(3)城市中部南北方向公园绿地的空间配置不公平，居住与公园绿地功能存在空间不匹配现象，中部居住地内可适当建设公园绿地，以保证居民的公园休闲活动需求。     

社区尺度的北京儿童服务设施可达性分析

儿童服务设施是建设儿童友好性城市的重要内容。基于北京城区社区人口数据及儿童服务设施数据,通过两步移动搜寻法,以社区为单元分析儿童服务设施可达性的空间格局及分布模式。结果显示,不同类别儿童服务设施空间可达性服务水平差异较大,在1000米阈值范围内小学的空间可达性水平优于幼儿园,3000米阈值范围内儿童诊所的空间可达性优于公园。受儿童人口和儿童服务设施分布的影响,小学、幼儿园、儿科门诊的可达性均呈现“中心高、边缘低”的分布格局,空间分布不均衡;公园分布则相对分散,其可达性呈现边缘区域优于中心区域分布特征。北京城区儿童服务设施可达性情况可分为五种类型区,类型区之间以同心圆的结构进行组合,局部体现出扇形的特征。据此提出针对不同区域儿童服务设施的改善策略。     

基于GIS的上海中心城区公园避难可达性研究

绿地公园对于城市防灾减灾发挥着重要应急避难作用,其空间布局的合理性直接影响到城市综合减灾效益。基于空间可达性理论和防灾避难要求,采用2SFCA模型和ArcGIS集成技术,定量研究上海中心城区公园的应急避难服务与居民避难需求之间的平衡关系。结果表明:当避难可达距离d0为500~2 000 m时,公园避难可达性呈现"中心地区弱、边缘地区强"的趋势;当d0为1 500 m时,现有城市公园避难服务范围达最大,服务人口比重达22.9%;城市公园空间布局及规模与人口分布格局不匹配是影响避难可达性空间分布差异的主要因素;适当增设学校、广场等作为避难空间以及合理设置公园的避难服务半径和规划专门的避难道路等有利于改善上海中心城区居民避难的可达性。     

基于出行链的新能源汽车公共充电站点可达性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利用北京市新能源汽车公共充电站点与精细尺度人口分布数据,构建新能源汽车充电的全过程出行链,分析充电设施的空间可达性及充电后的步行活动累积机会。采用两步移动搜索法与累计机会法,运用空间自相关聚类,解析新能源充电站点的供需匹配程度,结果表明：① 北京市六环内充电桩的可达性显现中心集聚特征,呈现同心圆圈层结构,且随距中心距离增加而递减。② 公共充电站点分布与人口、道路网络存在较强的空间相关性。③ 北京市车均公共充电桩可达性为0.09个;以四环线为界,充电设施空间可达性存在显著差异,在五环至六环区域存在供给缺乏区域。基于出行链视角的充电可达性研究同时考虑了充电供需匹配程度以及充电站点位置对车主的吸引能力,为进一步优化新能源公共充电设施布局提供了科学依据。     

基于改进两步移动搜索法的上海市黄浦区公园绿地空间可达性分析

为解决高密度城市公园绿地供需不平衡的问题,论文提出了一套改进的两步移动搜索模型,并以上海市黄浦区为例,对其现有公园绿地进行步行条件下的空间可达性分析.首先从网络爬取研究范围内居住小区POI信息,将其聚合在边长100 m的正六边形蜂窝网内,计算得到每个人口单元的人数及人口密度,并利用百度地图API路径规划接口爬取各供给点...     

西安市文化娱乐业空间结构与可达模式研究

文化娱乐业日益成为居民现代生活方式的空间载体和社会经济转型的重要标志。论文以西安市主城7区63个街道作为研究单元,采用核密度分析、Ripley's L(d)函数等方法探测西安市文化娱乐空间的形态特征、集聚水平和等级结构,并利用高德地图API路径规划功能,基于步行、小汽车、公共交通3种出行方式构建不同等级文化娱乐业可达“时空圈”,从而揭示基于可达性的西安市文化娱乐业空间模式图谱。结果表明：① 整体上,西安市文化娱乐业在空间形态上表现为“块状集聚—轴向延伸—等级圈层”的空间分布格局。主城区业态空间的密度热点主要位于钟楼中心区、曲江—小寨区2大集聚组团。咖啡厅茶馆、电影院剧院、歌舞厅酒吧的核心区域位于中心城区的传统商圈;网吧、公园游乐园和健身中心则于城市二至三环之间呈跳跃式镶嵌。② 西安市文化娱乐业的等级结构形成了以一级核心为主的多核心发育结构,各等级核心邻近交通网络的布局特征显著。③ 文化娱乐核心的交通可达圈在不同出行方式的约束下沿交通走廊向外延伸,呈现不同方向的“点—轴”扩展趋势,产生了不同层次的规模效应和圈层结构。④ 各文化娱乐业态类型的空间可达模式主要表现为“轴向对称”型、“轮毂对称”型和“叠合依附”型。与此同时,城东北和城西南地区的文化娱乐配置已经严重滞后于城市空间扩张和人口郊区化进程。     

公共交通影响下的北京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

本文尝试利用大量微观空间数据从供需角度评价北京公共交通影响下的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及其空间效率和供需匹配情况,分别采用比例法与最短时间距离法测算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性,运用定序变量相关法与因子空间叠置法分析公共设施可达性的供需匹配程度。结果表明：北京居住小区公共设施总体可达性水平较高。其中,4环以内各类公共设施可达性水平最高,居住小区到公共设施的平均时间20分钟内的小区占比高达90%以上;5-6环可达性水平最差,平均时间20分钟内的小区占比在50%以下。高需求高可达性街道比重相对较高,而高需求低可达性街道主要分布于5-6环的东部和北部地区。在公共设施中,小学可达性最好,而医院和购物中心则更强调空间效率。针对识别出的公共设施的高需求低可达性街道,应从出行方式、公共交通线路与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方面采取对策,化解公共设施的供需矛盾问题。     

长春市大型零售设施空间可达性绩效测度

对传统的空间可达性测度模型进行改进,并引入营业面积,人口数量,消费者偏好等变量,对长春市大型零售设施进行研究,通过ArcGIS平台对零售设施的分布特征进行分析后表明:① 零售设施主要分布在城市三环路以内,在一环路传统商业区集聚程度最高;快消零售设施空间分布的向心性显著,呈单中心的集聚特征;耐消设施分布的离心化相对明显,呈双中心的集聚特征.② 综合,快消设施可达性绩效高值区集中在一环内,绩效指数向外递减时存在阶梯性,南北方向递减速度高于东西方向,城市南部三环路以外绩效水平最低;耐消设施绩效高值区在空间上分散分布.③ 快消设施绩效低值区是近年来长春市居住空间扩散的主要区域,零售设施的空间配置严重滞后于城市的空间拓展与人口的郊区化趋势.零售设施空间可达性绩效测度是一种关联了供需双方面因素,测量零售设施服务分配到单位消费者水平的方法.     

基于高斯两步移动搜索法的沈阳市绿地可达性评价

基于高斯两步移动搜索法,进行沈阳市绿地可达性分析。在揭示研究区内绿地可达性空间格局的同时,探索这一新方法的实际应用价值。结果显示：① 沈阳市绿地可达性整体上具有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特征,4 个高值区与3 个低值区可清晰识别;高值区域主要分布在核心城区的近外围,低值区域主要分布于核心城区与城市的西部及南部远郊。② 沈阳市绿地可达性空间格局十分不平衡,具有较强的空间极化特征,70%以上的街道绿地可达性低于全市平均水平,只有少数街道呈现较高的可达性,人口与绿地的空间不匹配是造成不平衡的主要因素。③ 根据可达性评价结果,提出了实施空间优化策略,促进绿地服务均等化的相关建议。该方法能够较好地揭示城市绿地系统与人口相互作用的规律,未来还应进一步与客观实际结合,使之更加具体化和实用化。     

基于绿色出行理念的合肥市区空气污染分区调控研究

空气污染是城市主要的环境问题之一,严重影响到城市人类健康,而交通尾气排放是空气污染的重要原因。绿色出行是基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要求,通过发展低碳、绿色、环保的出行方式,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城市污染等问题的一种交通理念。基于绿色出行理念的城市空气污染分区调控研究,对于改善城市环境质量、提升人居环境品质具有重大意义。以合肥市区为例,构建基于绿色出行理念的城市空气污染评估框架,提出公共交通、步行及自行车的3类绿色出行评价指标,运用大数据分析绿色出行方式降低空气污染物排放的潜力。结果表明:合肥市区公共交通出行呈现东西、南北2条带状分布,步行及自行车出行集中于路网密度较高的城市二环内,“一核两轴”地区的绿色出行条件较好,改善空气污染物排放的潜力较强;城市空气污染空间呈现城市一环、滨湖新区核心区2个凹地;探讨绿色出行与城市空气污染的空间关系,发现两者存在一定的空间权衡关系;最后,基于绿色出行与城市空气污染的空间分布关系,将合肥市区分为绿色出行区、优化建设区、潜力提升区、出行限制区4类区域,并对不同区域提出城市空气污染优化策略。     

融合空间统计特征的长三角生态空间供需平衡研究

选择长三角为研究区,构建生态空间质量评价体系,结合可达性分析、统计分析方法,通过人口、GDP、土地开发强度反映生态需求程度,分析生态空间质量的空间分布和生态空间满足人类需求程度的空间分异及演变特征。结果表明:(1)通过融合可达性分析、统计分析方法建立的生态空间供需平衡指数,能很好地识别生态空间供需“短板”。(2)长三角生态空间质量从北向南逐渐升高,1995—2015年生态空间质量较差的区域从各大城市中心部分扩大到城市周边地区。(3)长三角生态空间供需平衡的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时空差异,供给不足的区域主要是在经济和城市化发展较快的城市,供大于需的区域主要是在生态高质量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