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佛山市高新技术产业空间演变及影响因素

传统制造业城市的产业转型升级对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POI数据为基础，利用核密度分析法、空间自相关、多元线性回归等方法，以全国唯一制造业转型升级综合改革试点城市——佛山为例，探讨其高新技术产业的空间演变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10—2017年，佛山市的高新技术企业分布呈现出“主核心区+次核心区+周边分散”的空间模式，各级聚集区的面积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收缩，集聚程度加强。（2）佛山市高新技术企业处于持续聚集的阶段，但是镇（街）之间出现空间差异，南海区与顺德区集聚水平高于佛山市整体水平且持续增长，形成高-高集聚区。（3）在影响因素方面：政策扶持对高技术产业集聚的促进作用最大，产业集聚是基础，区位环境关联度较低，高校和人才资源的作用不容忽视。     

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的城市化响应与反馈机制研究

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与城市化存在互动机制。一方面,高新技术产业结构效应影响了城市化动力机制,集聚效应则促进了城市外部经济的发展,使城市化表现出不同的模式特征和地域特征;另一方面,城市化促进了高新技术发展所需要素资源的聚集与流动,为高新技术产业集聚提供人力资本保障,还为高新技术企业提供创新的源动力。文章以苏州高新区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城市化互动关系佐证了这一理论,并认为建立二者之间切实可行的调控模式是当务之急。     

浦东新区中小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合作网络构成特征研究

文章以上海市浦东新区为例，研究了中小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网络构成及特征。由于企业集聚的原因不同，以及在浦东集聚的时间较短，企业间、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及其他组织机构间的来往还不够频繁，创新合作网络的信任机制还没有充分建立起来，企业的创新合作网络建设还处于一个初级阶段。浦东外向型经济使得其中小企业创新合作网络具有外向度高的特点，企业与国外供应商、海外大学、科研机构等进行创新合作。加工区、保税区和高科技园区的工业开发模式对中小企业创新网络构成具有影响，使其网络构成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基于微观企业数据的产业空间集聚特征分析——以杭州市区为例

与基于面状地理数据的研究不同,以微观企业点数据为基础,采用基于距离的产业集聚的研究方法,最终完成一个完整的从企业地址信息处理,到大量企业之间距离运算和处理,再到集聚参照设定,最后进行产业空间集聚分析的研究过程。以杭州市2013年工商登记数据为基础,通过对不同类型产业的研究,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和高科技制造业集聚趋势较为明显,而传统的零售业和制造业在城市空间上没有形成集聚。进一步分析企业规模对空间集聚趋势的影响表明,金融服务和商务服务业的集聚由较小规模企业主导,零售业的集聚由较大规模企业主导,信息服务业的集聚由中等规模企业主导,制造业的集聚整体上由中小规模企业主导。     

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现状及发展

分析了我国５２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与发达国家高新技术园的差别，现有发展水平，类型及共空间分布态势，在此基础上，针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不同类型提出了各自有别的发展战略和措施，并对我国未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区位选择提出了一些建议。     

知识流动与产业空间集聚现象分析

文章从创新的扩散、知识外溢、知识共享和企业网络等方面对企业的创新和空间集群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知识外溢、技术连接和技术扩散等创新活动促进了企业的空间集聚；而企业地域集中加速技术扩散，有利于区域创新网络的形成和加速区域内各企业员工的非正式交流，从而使创新活动更容易发生。企业空间集聚和创新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自增强关系。企业集群的方向必然激发创新，只有具有创新能力的空间集群才真正具有生命力，才能形成真正的区域创新系统，才能提高区域产业竞争力，促进地区的经济发展。     

空间集聚对在京日企就业规模的影响研究

FDI企业的空间集聚已经成为重要空间现象,但其对FDI企业规模的影响尚未引起学者的重视。既有研究发现的国家尺度集聚对制造业企业规模扩张的促进效应,是否适用于制造业和服务业共存的大都市区尺度?这也需要进行再商榷。论文基于企业内部生产技术条件、企业外部交易行为,搭建了大都市区范围内企业规模分异的解析框架,利用在京日企微观数据,分析了其空间集聚特征,讨论了其就业规模与分工的时空间变动特征,解析了集聚对在京日企的就业规模影响。研究发现：① 在京日企围绕集聚中心,呈现清晰的中心-外围分异特征。1995—2016年,集聚程度增强,集聚区重心外移,集聚空间规模扩大。2016年时形成了使馆区-CBD集聚区、BDA亦庄集聚区、首都机场集聚区、Z-Park中关村集聚区。② 在京日企的单环节化、服务化空间分异特征明显。单环节日企更临近分布重心,复合环节日企更趋外;服务型日企更趋中,生产型日企更趋外。集聚区内服务功能型日企更多,集聚区外生产功能型的日企更多。③ 新增日企,无论单环节还是复合环节日企,就业规模均显著减小。越是临近分布重心、越是位于集聚区内的日企,平均就业规模越小。④ 大都市区范围内,集聚更利于吸引中小日企扎堆布局,更利于抑制其规模扩张冲动;日企主营业务的技术经济特点会影响分工作用的显现,隶属行业、进驻时长和独合资模式等也有显著性影响。     

乌鲁木齐市制造业时空格局演化

基于2004年、2008年和2013年三次经济普查数据,采用基尼系数、热点分析法、核密度分析法等对乌鲁木齐市三年制造业企业的集聚程度、分布特征和演变过程进行了系统研究,并探讨了乌鲁木齐市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变的动力机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2004年~2013年,乌鲁木齐市制造业企业集聚程度逐渐加强,各产业类型的集聚程度表现为:高新技术产业机械设备产业基础型产业都市型产业;(2)乌鲁木齐市制造业企业区位逐渐从中心城区向距离市中心较远的东北和西北方向扩散,中心集聚程度逐渐减弱,分布范围不断扩大。在中心集聚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城市郊区次中心,多核心制造业空间结构模式逐渐形成;(3)2004年~2013年,都市型产业以向心集聚为主,并带有向外扩散的趋势;高新技术产业多年来主要集中于中心城区,区位变化并不明显;机械设备产业和基础型产业的区位变化明显,从中心城区逐渐向近郊区和远郊区扩散和迁移,是制造业空间格局形成和演变的主要行业动力;(4)乌鲁木齐市制造业企业的空间格局演化是市场经济与政府调控共同作用的结果。     

市场间邻近性与广东省出口企业的地理集聚

对外贸易是塑造广东省产业空间分布格局的重要力量,深入地探讨出口贸易与广东省企业集聚的内在联系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出口市场与本地市场之间的多维邻近性角度,为广东省的企业集聚发生机制提供了新的解释,具有一定的理论与政策参考价值。本文认为,企业的出口市场与本地邻近性越低,企业自身越难以远距离地直接获取关于目的市场的出口知识。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为了实现出口的成功扩张,其在空间上倾向于集聚分布,以在本地获取相关知识的溢出。基于2000—2016年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本文对广东省出口企业的外部出口市场格局以及内部空间集聚格局进行了描述,并实证测度了企业的出口市场与广东省在地理、经济、文化、政治和制度五个维度上的邻近性与企业地理集聚水平之间的关系。特别地,本文运用DO方法对企业集聚水平进行定量测度,还原了企业集聚的原始微观形态,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对于集聚水平测度方法的不足。描述性分析表明,一方面,广东省企业的出口市场具有多样化的特点,其扩张一定程度上遵循“邻近性”原则;另一方面,广东省的企业空间分布呈现明显的“核心-边缘”格局。实证结果表明,当出口至与本地在经济、政治和制度三个维度上邻近性较低的市场时,企业在本地更加集聚。市场间地理和文化邻近性对企业集聚水平的影响不显著。同时,该影响效应在出口市场为发达地区和发展中地区的企业样本中具有差异。     

区域产业集聚研究进展

区域产业集聚研究是人文地理学重要的研究领域,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的重要方面,在全球化背景下,区域发展要响应全球化,促进区域产业集聚形成,培育区域发展优势,提高竞争力,融入到全球生产网络。文章重点回顾了近10年来区域产业集聚的研究进展。区域产业集聚的理论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集中体现在新产业区理论、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产业簇群理论、点-轴理论、公司地理论等方面。学者们从不同侧面,对区域产业集聚机制进行了研究,注重集聚经济、贸易与市场拉动、企业联系、知识传播等方面的研究。区域产业集聚研究是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响应,区域企业集群与推进企业的培育是区域产业集聚的关键。要不断调整区域产业集聚要素,以形成产业集聚的最佳状态和效果,要加强传统工业基地的产业集聚研究。既要培育合理的产业集聚,又要注重与区域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中关村科技园区智慧产业集群的演化过程、动力因素和集聚模式

论文以高科技园区如何促进智慧产业集聚为研究导向,总结智慧产业集群演化、集聚模式等的研究进展,先基于信息产业的已有分类标准,界定高科技园区智慧产业集群的概念和产业分类;然后基于中关村科技园智慧产业2002—2016年的统计数据,分析中关村科技园智慧产业的空间布局演化和产业增长格局,以波特经典钻石模型为理论框架,细化分析演化过程背后的动力因素,得出高科技园区智慧产业集群的细分动力因素模型,继而以主要动力因素为依据,提炼中关村科技园智慧产业集群演化的主要集聚模式,得出结论:① 中关村科技园区智慧产业集群的演化呈现“一核多园”的先政策引导、后自然溢出的协同发展格局,从海淀核心区向周边园区先辐射集聚,然后基于各园区间的交通、楼宇等生产要素,逐步在非园区范围连贯成片;② 海淀作为核心区集聚了各细分智慧产业,其他各分园则主要在个别细分智慧产业形成集聚优势;③ 中关村科技园区智慧产业的演化主要受生产要素、政府影响变数、相关及支持产业等3大因素影响;④ 中关村科技园区智慧产业集群有生产要素驱动、产业平台驱动、商业地产企业驱动等3种集聚模式。     

北京高科技产业集聚过程及其影响因素

结合欧美关于产业集聚研究的理论和实践,利用统计数据、问卷调查和企业访谈等相关资料,概括总结北京高科技产业集聚的过程、特征及其产业类型、空间过程、驱动力量、集群形成推动者、重要的创业支援机构、其他重要的形成因素和发展绩效。借助Porter的菱形构架 (钻石体系),全面分析了北京高科技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关系。独特的历史背景和初始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北京高科技产业集聚的形成。而在北京高科技产业集聚的发展中,政策驱动和外资驱动起到了重要作用。政府政策尤其是政府在营建官产学合作网络以及区域创新环境方面,极大地激励了北京高科技产业的集聚和发展。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外资企业成为近年来北京高科技产业集聚的重要驱动力量。作者进一步提出探讨北京高科技产业集聚的形成原因时,要具有综合观点,特别是要结合区域自身特点来分析各影响要素的构成和具体作用。     

北京市风险投资的空间分布与合作网络研究

国内外有关风险投资(VC)空间集聚的研究大多基于国家层面,本文基于北京市VC机构的位置和联合投资信息,运用本文空间分析与社会网络分析技术,研究VC机构的空间集聚和合作网络。空间分析发现,VC机构主要集聚在CBD、金融街、中关村三大核心区;在时间尺度上呈现分散—集聚—再分散的趋势。其中,国资机构主要集聚于金融街,外资机构主要落户于CBD,且以私募基金(PE)类机构为主;中关村则依托高新技术成为创新型企业的融资区。叠加合作网络后进一步发现,城市尺度下的VC机构合作并不受地理区位限制,并且各个VC集聚区之间关系颇为紧密。按“中心度”到“边缘—核心”的递推分析表明,外资机构在北京市风险投资合作网络中具有突出地位,其对联合投资的偏好主导了网络的形态。国资虽占据了部分网络节点但核心地位不够突出,而本土民营机构虽然数量较大但在网络中多处于半边缘位置。     

北京市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影响因子分析

制造业的空间扩散是推动城市空间结构呈现多极化、多中心地域系统的主要驱动力, 对制造业区位变迁及影响因素的研究是认识城市空间重构机制的微观基础。本研究基于北京市1996、2001、2010 年制造业企业数据, 以邮政编码区为空间单元, 刻画了北京市制造业空间集聚格局及演化特征。采用计量模型, 检验了导致北京制造业空间重构的主要区位因子, 对比了这些影响因子作用强度随时间的变化以及在制造业行业间的差异。结果表明, 北京市的制造业在中心城区的集聚度明显减弱, 呈显著的郊区化集聚;主要集聚区位于距市中心半径为15~35 km的空间范围内, 总体空间格局呈现出大都市区尺度上的扩散以及产业园区尺度的再集聚特征。计量模型计算结果显示, 区位通达度、集聚经济、科技园区规划与政策引导是北京制造业总体空间格局演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但不同区位因子的作用强度存在行业间差异。本研究揭示了北京市的制造业空间重组机制是政府规划引导下的市场经济作用机制。认识到城市经济活动空间重组中市场与政府的交互作用机理, 有助于决策者对转型期大都市区制造业空间集聚和扩散格局进行更加有效地引导, 以优化大都市区的空间结构与功能体系。     

北京高科技产业价值链区域分工研究

在全面把握有关高科技产业分工尤其是基于价值链的区域分工理论与实践基础上 ,通过分析中关村企业调查问卷 ,验证了高科技产业价值链各增值环节对要素条件禀赋要求的差异和区位选好 ,以及中关村部分高科技企业价值链各活动环节的空间配置 ,得出北京高科技产业在发展重点和空间布局上已经显现出价值链区域分工雏形这一结论。北京在高科技产业价值链活动中 ,具有总部、研究开发以及销售总部特化的特征 ,同时也承担部分生产制造职能。这种价值链分工雏形一方面反映出了北京在国家尺度上的要素禀赋情况 ,一方面也说明了北京的优势所在。论文还进一步总结了北京高科技产业价值链区域分工模式 ,并结合北京高科技产业价值链分工的基础、要素禀赋及内部差异 ,探讨了北京高科技产业价值链区域分工的未来走向。     

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基于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本文基于2003-2012年省域面板数据,采用地统计方法分析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的空间分布,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探讨。研究发现：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其中东部地区的创新水平明显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2003-2012年间,高技术产业创新整体空间差异表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趋势,空间分布呈现出先集聚后扩散的变化特征;相邻省域间的创新水平存在明显溢出现象,研发资金投入、研发人员投入、高校研发水平、企业规模和市场开放度均对高技术产业创新起到促进作用,且研发人员投入和市场开放度还能进一步促进相邻地区的创新发展,而企业规模则对相邻地区的创新存在负面影响。因此,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研发资金和研发人员投入,重视高校在创新发展中的作用,破除区域壁垒促进技术流动以及加大市场开放度,都有利于提高整体创新水平和缩小创新空间差异。     

中国西部大城市开发区企业投资决策的驱动因素——以成都、西安高新区为例

基于成都、西安高新区企业调研数据,在构建企业投资决策驱动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因子分析法考察企业投资决策的驱动因素,并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相关性检验进一步探究企业异质性与投资决策驱动因素的关系。结果表明:(1)信息通信水平、获取高素质人才、人际关系网络等构成企业投资决策的关键驱动指标,而跨国公司集聚、获取自然资源、决策者偏好等指标的解释力度最小。(2)企业投资决策由6个维度因子构成,其重要程度由高至低依次为政策、产业集群与人力资源、城市环境、城市区位、企业集聚以及关系因子。(3)入园越早、规模越大、总部型及出口型企业均更加依赖政策驱动;私企与外企、一般服务业企业与高级服务业企业、部分迁移企业与非迁移企业、办公区企业与科技园企业、办公区企业与厂区企业分别形成了基本对立的投资驱动偏好。     

京津冀城市群高科技园区协同发展动力机制与合作共建模式——以中关村科技园为例

在推进京津冀城市群高科技园区的协同发展进程中,三地园区之间是否深度融合,决定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质量和深度。目前京津冀城市群的天津与河北高科技园区与中关村科技园签有政府间合作协议的有10家,其对接的产业类型依次为电子信息、先进制造、新能源与节能、环境保护、生物医药产业,与中关村科技园总收入占比居前5位的产业类别恰好相对应。三地园区协同发展动力机制可分为产业梯度转移机制、市场需求吸引机制、科技产业孵化转化机制、政府引导驱动机制、市场合作驱动机制5类。合作共建模式主要有：政府引导驱动机制为主的中关村海淀园秦皇岛分园模式、市场合作驱动的类似于固安工业园的产业新城模式、科技产业孵化转化机制为主的保定中关村创新中心模式等。     

京津冀地区制造业集聚的时空演化特征和差异性分析

2015年国家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产业协同是推进这一战略的先行领域,因此产业在该地区的集聚与分散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论文利用全国3次经济普查数据,基于企业的空间位置信息,运用DO指数方法研究了京津冀地区制造业集聚的时空演化特征并对比分析了集聚特征在区域、行业、企业间的差异性。研究表明： ① 2004—2013年京津冀地区制造业集聚的比例从69.0%提高到82.8%,集聚多发生在0~50 km的范围。随着集聚范围逐渐扩大,集聚强度逐渐减弱,下降幅度达到25.9%。② 在区域层面,集聚更容易发生在北京、天津2个直辖市;在行业层面,集聚更容易发生在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且集聚范围更短;在企业层面,集聚更容易发生在小企业。③ 2004—2013年京津冀地区已经出现了制造业从北京、天津向河北扩散的趋势,特别是一些技术水平较低、劳动力需求较大的制造业,表明在2015年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是适宜的。     

技术机会、行业异质性与大城市创新集聚——以北京市制造业为例

引入技术机会理论,解释大城市内部不同行业创新活动的空间分布差异,以北京市为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① 不同技术层次产业的创新活动在城市内部表现出不同的区位选择。除汽车制造业外的大多数高技术产业的创新活动高度集聚在中心城区;中技术产业的创新活动开始由中心城区向近郊区扩散,低技术产业的创新活动主要分布在远郊区。② 行业间创新活动空间分布的差异主要由技术机会来源差异造成。大部分高技术产业的技术源于基础研究、产业间知识溢出、高技术劳动力,往往靠近大学或中心城区;对中技术产业来说,基础研究的影响并不像对高技术产业那样显著;对低技术产业来说,技术机会主要源于本产业的技术反馈,创新部门更倾向于分布在郊区的制造业集群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