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地区城乡空间转型过程及影响因素

基于多期城镇建设用地矢量数据、自然要素、人文经济要素数据,利用空间统计和logistic回归模型,定量识别珠三角地区城乡发展转型的空间中心性、动态性和差异性的演变过程及其驱动机制。结论表明：① 珠三角地区城乡空间转型的中心集聚性不断凸显,形成了以“广佛—深莞”为轴的城镇建设用地连绵集聚区;珠江口东岸中心集聚性和空间扩展性强于西岸,核心区域优于边缘区域,形成多核心的“A”型空间结构;城镇建设用地扩张呈现出显著“点—轴”指向性地域特征;空间成长性呈现为“大集聚,大分散”的网络连接的空间特征。② 外部社会经济发展和内部地理要素及区位条件等共同驱动城乡空间转型,工业化发展和区位条件是核心影响因素。③ 在多重约束下的“控增逼存”政策框架下,人口变化对城乡转型空间扩展的影响不显著。     

城乡界面动态模型研究

城乡界面在地域上处于城市和乡村交界处,在功能上起到城乡要素交流的空间载体作用,其发展对城乡协调意义重大。基于系统动力学,从要素流的角度构建城乡界面的理论框架,通过构建数量模型来刻画城乡界面动态演化机制。模型求解结果显示：① 在不同发展阶段,城乡界面受到内生动力和外生动力不同程度的影响。② 随着城乡界面的发展,其效应由负效应向正效应过渡,效应大小取决于其循环积累能力大小。③ 平衡态受城乡要素交换率、自身内生动力和循环积累能力的共同影响;城乡界面的平衡态是恒定的,但具有空间尺度效应。④ 开关模型刻画了界门对城市系统和乡村系统的作用机制。据此,分别从时间尺度和空间尺度对中国城乡系统的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县域协同发展能力的理论内涵及定量测度

县域是推进城乡融合的基本单元,如何优化县域发展模式并提升其发展能力,是促进城乡融合、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本文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与协同论出发,构建了基于外源驱动、城镇发展、乡村发展、城乡交互4个子系统的县域协同发展能力分析框架,并以河南省为例,通过对子系统发展能力的识别与测度,探讨县域协同发展水平及其特征。研究发现：河南省县域子系统发展能力呈“核心-外围”空间分异格局,县域子系统协同度与发展能力不匹配。河南省县域协同发展能力整体水平不高且县域差异显著,子系统贡献度变化具有阶段性特征,子系统发展能力结构不合理,县域协同发展效应尚不明显。河南省县域协同发展能力空间分异是政府主导、市场驱动、创新引领和城镇促进四个维度共同作用的结果。通过发挥县域外源驱动、城乡交互子系统作用,促进外源要素落地乡村地域及由城到乡要素流动,可以激发县域子系统的自组织功能,推动县域协同发展及城乡融合。     

吉林省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的地域类型及调控模式

本文提出了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地域类型的概念,依据城市与区域发展的要素、结构特点及发展机制的空间差异性,将吉林省划分出大城市地域、资源-工矿型地域、传统农业地域、边境口岸地域和环境脆弱地域五种类型地域。研究了不同地域类型城市化与产业结构演变相互作用的特点及变化趋势。并强调,大城市地域产业结构升级与职能扩散,资源-工矿型地域产业与城镇空间重构,传统农业地域城镇化的空间集聚,边境口岸地域产业与城市的地缘整合,环境脆弱地域产业与城市发展的生态化,是未来吉林省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地域类型的主要调控模式。     

基于城乡人口变动视角的中国城镇化地域类型时空演变

城镇化是城镇和乡村人口变动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从城乡人口变动的视角提出了城镇化地域类型的划分方法,基于历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考察了中国城镇化地域类型的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的城镇化于1990年后进入快速阶段且当前仍在加速,但城镇化的实现路径存在较强的时空动态性：① 随着人口自然增长减缓和乡城迁移扩张,全国城镇化地域类型由城乡扩张型转变为城镇吸引型,乡村人口减少对城镇化的贡献持续增强;② 城镇吸引型是各地最主要的城镇化地域类型,但2010年以来大量地区因乡村人口加速外流而转变为乡村流失型,城乡扩张型地域的空间范围大幅收缩至西藏、上海等地,而城乡收缩型地域在东北地区的非省会城市大范围扩张;③ 经济性因素仍是当前中国城镇化的核心驱动因素,经济增长带动乡村人口外迁,工业化长期有利于城乡协调共进,而公共服务等社会性因素的作用仍然有限;④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政策效应还有待发掘,西部城市群、中小城市的吸引力以及乡村地区的人口发展等问题仍需更多的研究关注。本文最后对中国城镇化的趋势性、动力机制和未来研究重点展开了讨论。     

宁波市城镇体系地域空间结构研究

以宁波市现有城镇布局为基础，从空间分布和地理分布两方面，对宁波市城镇体系的地域空间结构进行评价，提出了２１世纪宁波市城镇体系合理发展与布局设想。     

宁波市城镇体系地域空间结构研究

以宁波市现有城镇布局为基础，从空间分布和地理分布两方面，对宁波市城镇体系的地域空间结构进行评价，提出了２１世纪宁波市城镇体系合理发展与布局设想。     

吉林省城镇体系空间发展格局研究

城镇空间格局是支撑城镇体系发展的重要载体。本文结合吉林省案例,从城镇体系空间格局发展背景入手,运用 GIS 等空间分析手段,透视吉林省城市（镇）体系的发育格局问题,从建设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东北经济区城镇一体化及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区域视角,提出未来吉林省城市化空间协调发展应注重培育区域经济发展多元增长极,加速长、吉近域特大城市间的整合发展,强化吉林中部城市群的集聚与扩散作用,加快后进城镇的经济转型进度,构造多层次的开放空间发展节点,加强跨区域合作,激发区域经济发展主体的活力,推进区域经济发展“多赢多进”的和谐互动发展格局。     

成渝经济区城市体系优化分析——基于位序规模模型

应用城市体系位序规模模型,采集1998—2012年面板数据对成渝经济区城市体系进行了定量测度。结果显示:成渝经济区城市体系属于双核首位分布型,成都和重庆双核与其他城市的规模差距不断拉大,城市体系出现断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实力偏弱,属于城市群发展的初级阶段,大城市集聚发展时期,扩散效应不明显。提出成渝经济区城市体系优化要以高位序城市为核心发展各种形态的城市群体,引导成渝整合构建成渝城市群;促进城市规模晋级,弥补特大城市缺口和大城市的薄弱环节;积极发展区域性中心城镇,引导农村人口向中心镇集中;建成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等级完整合理的长江上游现代化城市体系,并构建一个更加繁荣、和谐的成渝城市群。     

中国城镇化的农村减贫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重点检验了2010—2017年间中国省域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的农村减贫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①2010—2017年间中国省域农村贫困、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均表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而经济城镇化集聚现象呈现逐渐消减的态势。②人口城镇化对农村贫困主要表现为先缓解后加剧的“U”型特征,而经济城镇化则刚好与之相反,呈倒“U”型特点,土地城镇化对农村贫困的作用尚不明显,但主要表现出加剧农村贫困发生的潜在可能。③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对农村贫困产生了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同时,二者对农村贫困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门槛”现象。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人口城镇化减贫直接效应门槛已基本突破,减贫潜力较弱,而大部分省份的人口城镇化减贫溢出效应门槛依然存在,益贫性的溢出效应仍然明显。相比之下,各省域经济城镇化减贫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门槛均已突破,整体上以益贫性为主。④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应合理推进人口城镇化,加快完善相关制度改革。有效、有序地扩张城镇空间,优化城镇产业结构调整,壮大第三产业发展规模和强化其质量升级,增加城镇就业空间,提升城镇整体辐射带动效应。统筹协调区域人口、空间、资源等的分配与利用,充分发挥要素集聚带来的正向“外部性”作用,合力推进农村长效、稳定减贫,促进城乡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近代云南城市空间演化的外生动力分析

对19世纪70年代至1949年云南的城镇空间演化进行了纵向梳理和横向比较,研究了交通与政治两种演化影响因素的变迁,结果显示:(1)在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之前的清末,对外交通线路的兴衰对沿线城市空间演化有明显的影响,交通区位因素是云南城市空间演化的主要外生动力。(2)进入民国之后,地方政府对城市的建设管理和资源投入能力都强于清代,中心城市获得的资源尤其明显,因此政治因素开始成为中心城市空间演化的主要推动因素。(3)在空间分布上,铁路交通对城市演化推动的极化程度明显高于传统交通方式,因此,在交通因素与政治因素的协同作用下,在民国时期昆明城市演化的外生动力明显强于省内其他城市。     

近20年珠三角城市群城市空间相互作用时空演变

利用改进的引力模型和潜力模型,结合GIS空间分析方法,从地级市和县域两个空间尺度分析了近20 a珠三角地区城市间相互作用的时空演变。结果表明:珠三角地级城市空间联系总体逐步加强,并充分体现出广州的中心城市地位;县域尺度上,空间联系强度较大的主要是各地市市区之间及广-佛都市区的县市间和各地市市区与其所辖县市之间,其它县市间联系强度则较小;珠三角核心区内大部分县市之间联系总体呈逐渐增强趋势,核心区外的县市之间及其与核心区内的县市间联系强度有升有降,规律性不明显。广-佛都市区和深圳-东莞-惠州都市区的城市潜力较大且变动较大,对外辐射带动作用强,其它城市潜力相对较小且变化不明显;珠三角城市潜力的区域不平衡态势明显,城市潜力的空间分异和空间辐射的特征与演变规律明显。     

中国淘宝店铺服务质量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

以淘宝最常见的五大类皇冠和金冠店铺数据为基础,构建淘宝店铺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引力模型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中国淘宝整体和五大类店铺服务质量空间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直辖市、省会城市和经济发达城市比经济欠发达城市淘宝店铺整体及各大类服务质量高;家居类、电子类比服装类、美妆类、食品类店铺服务质量高值区集聚明显。② 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整体及各大类店铺服务质量均呈网络状分布,两两城市相互作用较强;北京、武汉、郑州等与外围城市呈“中心-外围”的辐射状分布;其他城市两两间相互联系较弱。美妆类、食品类店铺服务质量空间联系比电子类、服装类、家居类更为复杂,并且城市联系强度明显高于后3类。③ 全国尺度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对淘宝店铺服务质量具有主导作用,地区货运总量、互联网宽带接入户数、城市行政等级、普通高等学校数量起助推作用。东部地区店铺服务质量影响因素相互关联性强,以多因素叠加影响为主;中部地区影响因素呈一定等级性,各因素影响力层次性明显;西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相似,但各因素影响力弱于中部地区;东北地区影响因素相对较少,各因素单独作用于店铺服务质量。     

珠江三角洲城市旅游竞争力空间结构体系初探

区域城市间旅游竞争力空间结构体系是一个由不同等级、不同空间区位、不同旅游发展阶段的城市通过旅游资源、旅游交通等生产力要素以及客流有机耦合而形成的。本文在深入分析旅游竞争力含义及其空间结构的基础上,采用城市旅游竞争力的多维评价和综合分析的方法,将珠江三角洲城市旅游目的地划分为不同的3个等级,并总结出珠江三角洲城市旅游竞争力具有以广深为轴线的“哑铃”型双极放射状空间形态模式,提出了凭借城市自身比较优势,承担不同层次旅游竞争与合作角色的空间组织模式,旨在通过研究梳理各城市旅游影响要素的优劣差异,认识区域内旅游竞争力的空间结构特征,为进一步探讨形成互利共赢的城市旅游竞争与合作机制奠定基础,促进珠江三角洲城市旅游经济的和谐发展。     

中国城市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质量水平格局与相关因素分析

城市作为人口集聚和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载体,也是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矛盾集中地。本文在城市“三生”空间优化理论框架指导下,构建了城市“三生”空间优化评估指标体系与评估模型,分析2015年中国28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三生”空间质量水平的总体特征和空间分布规律。结果表明：城市“三生”空间质量指数总体处于较低水平,空间格局上从东南沿海向西部和东北地区递减;东北地区的生产空间质量塌陷尤为明显,西部地区生活空间质量堪忧,生态空间质量则与地方的自然生态条件和污染治理相关;生产和生活空间优化之间相辅相成,但不乏城市生产和生态空间质量反差较大;“三生”空间质量水平与人口规模、行政等级之间呈倒U型相关,即规模在1000万~1500万间的城市更利于实现“三生”空间优化,城市“三生”空间质量水平与人均GDP正向相关,职能综合城市和城市群地区城市“三生”空间质量水平更高。     

非洲城市二元社会空间结构模式

以城市中心变迁和阶层居住分化为研究视角,探究了非洲近代、现代2个时期的城市二元社会空间结构特征与模式。结果表明：不同时期,非洲城市内部的二元社会空间结构存在显著差异。随着欧洲殖民进程的结束,社会空间结构从旧二元向新二元转变。近代时期,非洲城市空间形态表现出典型的双城模式,殖民者与本地人的居住空间被严格区分;现代时期,非洲城市表现出新旧中心并存模式,中上阶层与贫民居住空间存在明显分异。政治、经济、人口与社会等因素是城市二元社会空间结构形成的重要驱动力。最后,为促进非洲城市社会空间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建议。     

基于交通流的江苏省城市网络结构与空间 格局形变

地域差异导致城市间各种要素流动。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时间和空间的邻近成本大幅缩减,地理空间形成基于城市关系重构的网络化地区。这些存在于网络中的相互作用可以称作“要素流”。“要素流”的存在,加速了信息时代城市和区域不同尺度下的空间重构。为了探究“流空间”下江苏省城市发展格局,通过参量替代法测度主要城市之间基于公路和高速铁路交通的联系强度,构建城市交通流网络,计算各网络节点的入度和出度,并划分网络层级。选取前5对、前10对、前20对以及首位联系强度网络,展开对江苏省主要城市交通流网络结构及城市格局的系统研究。在此基础上,考虑到江苏省的区位条件,引入外部中心城市影响因子,运用重心模型和多维尺度分析法,计算城市网络在受到外部中心城市影响后的重心偏移距离和方向,定量分析江苏省城市网络在二维空间中的格局形变。研究发现江苏省城市网络分异较为显著,自南向北形成典型的“核心-边缘”结构,在长江以南地区形成了斜“沙漏”状的城市集聚区,北部城市之间的联系强度偏弱,没有形成网络体系。受上海影响,江苏省城市网络发生了明显的重心偏移及空间集聚,且该种作用强度随空间距离的增加而逐渐衰退。     

区域城镇空间格局的识别方法及案例分析

通过分析城镇之间的空间关系,探讨了区域城镇空间格局的定量化识别方法。该方法包含3个步骤：一是通过人口、产业或交通优势度的分析,识别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城市、城镇或城镇集聚区（空间节点）。二是以空间节点之间的交通联系及其未来发展变化情况为依据,利用多维尺度分析方法展现城镇之间的空间关系（空间联系）。三是确定城镇空间影响范围,进而确定城镇空间体系的整体架构（空间圈域）。以广西西江流域7个地级市为例,运用该方法,分析了2000年以来广西西江黄金水道及区域性综合交通体系的建设对区域城镇体系产生的影响,对未来城镇空间格局的变化进行了预测。     

巴基斯坦城镇体系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人口普查数据、自然环境、经济产业及交通路网等公开数据,运用城镇体系金字塔、城镇规模基尼系数以及核密度分析等方法,对巴基斯坦城镇体系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1）规模结构方面,城镇规模分布较集中,表现为“大城市化”与“小城市化”并重的特征,中间级别城市发展滞后,城镇人口金字塔大致呈现沙漏形态;空间结构方面,整体呈现分异与整合共存的局面,一方面形成东密西疏的城镇密度格局以及各具特色的省级城镇体系,另一方面东南—西北地区城镇空间结构呈现整合趋势,沿东南—西北形成卡拉奇—拉合尔—伊斯兰堡及拉瓦尔品第都市区—白沙瓦“7”型城镇发展轴线;职能结构方面,形成3个全国性中心,2个地区性中心和多个重要工业、交通节点城市。2）城镇体系在内生因素和外生因素交织影响下形成。内生因素方面,自然环境的差异是形成东密西疏城镇空间格局的基础条件,经济产业因素决定城镇体系的基本格局;地形与交通的共同作用改变城镇间的时空距离,造成东西部城镇体系的差异;各省相对独立的社会因素和行政因素造成各省城镇体系的分异。这个过程受国际投资与贸易、地缘政治和中巴经济走廊等外生因素的间接影响。3）中巴经济走廊将促进“7”型城镇发展轴转变为“两纵三横”城镇发展轴体系。     

“高铁流”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网络层级结构演变研究

中国短时间内大规模的高铁建设对城市可达性和连通性产生了巨大影响。随着“流空间”理论的兴起，高铁建设对城市网络的影响更值得关注。基于此，本文采用2007—2014年历年高铁列车频次全样本数据，通过构建高铁节点优势度指数、高铁线路强度指数、熵指数等定量分析模型，试图探讨基于高铁列车频次的中国城市网络结构及其变化。结果表明：随着高铁网络的空间扩展，城市之间的连通性不断加强，城市网络层级结构逐渐均质化演变；基于高铁网络的中国城市体系结构趋向于多中心化；长三角地区的高铁网络相较于其他地区更加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