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特征与影响因素分析

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水平的增强是扩大内需、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途径,有助于促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分析中国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发展阶段、消费特征及其变动趋势与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 农村居民旅游消费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99 年以前,旅游消费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人均消费水平较低;1999-2003 年,消费水平基本处于停滞状态;2003 年以后,旅游消费发展主要因出游人次增加而带来的规模扩张,人均消费增长迟缓。② 农村居民平均旅游消费倾向呈现波动性下降趋势,消费水平以滞后性消费为主,交通、住宿、餐饮和游览等消费比重持续下降,消费结构变动程度较强,消费层次较低,消费产品结构不合理。③ 农村居民收入、传统消费习惯和消费不确定性是影响旅游消费的主要因素,其中收入、消费习惯与旅游消费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居民收入的积极效应更强;消费不确定性与旅游消费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是影响旅游消费的消极因素;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的示范效应不显著,但城乡旅游交流日益密切,其示范效应也不容忽视。     

中国入境游客旅游消费总体趋势与区域差异:1996~2005年

采用1996~2005年入境游客旅游消费的截面数据,通过构建评价表征指数,对中国入境游客消费变动以及区域差异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过去10年,入境旅游人均消费水平显著增加,但仍属于滞后性消费。旅游消费结构"九五"期间有较大变动,"十五"后趋于稳定合理。从入境旅游消费区域差异看,相对于区域旅游外汇收入,入境游客区域差异变动和消费结构呈现稳定状态;但是相对于旅游外汇收入水平,接待境外游客较多的地区恰恰也是人均消费水平相对偏低的地区,这些地区近10年来入境旅游外汇收入增长的主要助推因素仍主要来自接待入境游客规模的整体扩张,游客消费水平并没有质的提高。因此,塑造和完善旅游消费体系和保障体系,营造宽松的旅游消费环境,通过旅游产品供给结构优化调整来促进旅游消费质量的提档升级,将是实现入境旅游发展由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战略转型的关键所在。     

基于灰色系统理论的自驾车旅游可行性分析

自驾车旅游是早年流行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一种旅游形式,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并加入到这种活动方式中来,从而使得自驾车旅游逐渐风靡全球,成为一种全球的时尚.由于中国处于发展中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使得大众自驾车旅游还不能实现.利用灰色系统GM（1,1）模型,通过对影响自驾车旅游的经济因素进行分析,预测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农村居民出游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城镇居民出游率,进而分析中国实现大众自驾车旅游的可行性,为中国旅游业的发展提供科学理论依据.     

我国八大区人均GDP及城市化对居民国内旅游的影响

经济增长与城市化是推动国内旅游发展的两大驱动力,为揭示其对国内旅游的影响,对2001—2014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除西藏外)的面板数据进行单因素和多元回归分析。研究结果显示:(1)人均收入与城市化促进居民出游率增长,人均GDP每增加1 000元,城市化率每提高1百分点,出游率分别增加2.877,2.388百分点;(2)人均收入与城市化促进居民人均旅游花费增长,人均GDP每增加1 000元,城市化率每增加1百分点,人均旅游花费分别增加28.848,25.621元;(3)将30个省份划分为八大区域,构建了两组18个多元回归模型,发现在各大区域之间存在一定差异。此外,陕西和甘肃因资源丰富,位置优越,居民出游率较高,人均旅游花费较低,此为地理环境带来的外部溢出效应。     

中国入境旅游者购物消费的省际差异及影响因素——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分析

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对1999~2008年的中国各省区(港澳台除外)经济发展水平、旅游业发展水平、资源丰度、群体参照、口岸等因素对入境游客购物消费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入境游客购物消费水平主要受以旅游住宿业的发达程度为代表的区域内经济及旅游发展水平和上年接待入境游客人数为代表的群体参照的影响,而口岸资源丰度对入境旅游者购物消费水平的影响呈现出两极化态势,资源丰度与入境游客购物消费之间存在空间错位。     

广东省农村居民生计恢复力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从生计质量、生计促进、生计供给及灾害压力4个维度构建气象灾害影响下农村居民生计恢复力评估模型,运用结构动力学方法测度广东省农村居民生计恢复力水平,并识别生计恢复力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广东省农村居民生计恢复力水平呈现周期性变化,与生计质量、生计促进、生计供给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与灾害压力存在较强的负相关,重大气象灾害对农村居民生计恢复力的影响作用仍然较为显著;②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农村人均消费水平、人均教育支出、千人卫生技术人员、节水灌溉面积和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对生计恢复力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其中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和节水灌溉面积影响最为显著;③ 政府宜优先从生计保障、生计促进以及抗灾应对3个维度,优化广东省农村居民生计水平,并且着重提升抗灾应对能力。既要注重临时性救助扶持措施,也要注重农村地区长期实力提升,从整体上提升农村居民应对灾害风险的能力,增强广东省农村居民的生计恢复力。     

五大危机事件对美国出入境旅游的影响——基于本底线模型的高分辨率分析

在重新阐述旅游本底趋势线理论及危机评估方法的基础上,依据1996年1月-2009年11月客流量统计值,采用月指数分解模型与本底线距平方法,分析了五大危机事件对美国出入境旅游的影响.结果显示:①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使来自日韩及港台的入境游客显著减少,对美国入境旅游影响期16个月,累计损失游客221.7万人次,旅游收入累计损失76.45亿美元;②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对美国入境旅游影响持续26个月,累计损失游客1178.2万人次,出境旅游影响持续15个月,累计损失游客526.8万人次:旅游收入和旅游花费累计损失218.41亿美元和134.20亿美元;③2003年SARS危机与9.11事件相连,对入境旅游影响期12个月,损失游客773.6万人次,出境旅游影响期10个月,损失游客214.8万人次;旅游收入和旅游花费累计减少146.34亿美元和80.31亿美元;④2004-2006年间受到6次飓风灾害的影响,每次飓风对入境旅游影响期2～3个月,累计损失游客234万人次;出境旅游影响期2～3个月,累计损失游客106.8万人次.⑤2008年金融海啸对出境旅游的影响大于入境旅游,截至2009年11月,累计损失入境游客721.6万人次,出境游客463.9万人次;旅游收入损失168.66亿美元,旅游花费减少165.47亿美元.最后,本文还从事件性质、发生源地、影响机制和波形特征等方面,对五大危机事件的影响进行了横向比较,为清晰认识旅游危机提供了科学依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消费水平的区域格局变化

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社会消费水平差异、格局变化和形成机制的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省区间的社会消费水平的差异总体呈现扩大趋势,但其中有一定的波动。通过突变点分析,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社会消费水平差异变化可划分为1978～1987年和1987～2008年两个阶段。1978年中国社会消费水平的南北区域差异格局显著;1987年中国社会消费水平的区域差异既有南北地区的差异,又有东西部的差异;2008年中国社会消费水平总体呈现明显的东中西阶梯差异的格局。1978年形成中国社会消费水平区域格局主要受各地区城乡居民人均储蓄、人均财政支出和第一产业产值比例因素的影响;1987年形成中国社会消费水平区域格局主要受人均GDP、交通通达水平和第三产业产值比例因素的影响;2008年形成中国社会消费水平区域格局主要受人均GDP、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和城乡居民人均储蓄因素的影响。     

25年来秦俑馆旅游生命周期与结构变化研究

将旅游地的成长看成是有生命的自组织过程,以1980-2005年统计数据,着眼陕西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入境旅游、国内旅游、客源结构、人均消费及旅游收入的变化过程分析,从新角度探讨了旅游地的成长与结构变化的关系,丰富了对旅游地生命周期的认识。结果发现,秦俑馆入境旅游呈“扇贝型”增长,国内旅游为“主循环-再循环型”周期波动,入境游客在总游客中所占比例逐渐提高,人均旅游消费额不断提升,致使旅游经济收入摆脱了客流量生命周期的影响而得益延长,为我国国际名牌旅游产品从外延性客流量增长走向内涵型旅游收入增长提供了某些借鉴。     

河南农村公共产品消费倾向分析

采用定性分析和灰色关联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河南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衣食住行私人消费与医疗保健、交通运输邮电、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等公共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河南农村公共产品的消费受农村居民的收入影响;在当前农民整体收入不高时,其消费倾向主要先满足于基本生活消费;随着收入的提高,公共产品消费倾向明显提高。所以,政府要拓宽农村公共资源的配置渠道,真正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基于三要素的张家界旅游城镇化响应测度及影响机制

在分析城镇化对旅游业成长响应与机理基础上,从人口、产业和就业3个要素入手,重构“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构建响应测度模型,将旅游城镇化响应划分为4个阶段,利用张家界1989~2015年统计数据,剖析旅游城镇化的总体特征、阶段性特征以及空间特征,并从静态和动态分析其影响机制。结果显示： 自张家界建市以来,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呈现稳步上升趋势,并呈现出阶段性变化特征。 张家界两个市辖区的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有所差异,总的来说两者的响应强度都处于增长态势,但武陵源的响应强度大于永定区,而永定区的增长速度快于武陵源区。 从静态看,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旅游产业集聚程度、交通通达度、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第三产业增加值以及区域投资强度;其中,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旅游产业集聚程度、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以及交通通达度与城镇化响应系数呈现正相关;人均GDP和第三产业增加值与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呈现负相关。 从动态看,各因素对旅游城镇化的影响程度不同,排序为：旅游产业集聚>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人均GDP>人均年末通车里程>第三产业增加值>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     

中国农民旅游流网络重心轨迹的演化

农民旅游流是旅游地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其旅游重心能综合反映旅游流网络的空间扩散和集聚特征。运用国内农村居民旅游者的流向抽样调查数据,构建农民旅游流网络重心、旅游流向、移动距离模型,对农民旅游流的重心轨迹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农民旅游流网络重心隐含农民旅游客源地和目的地双重心的内在联系特性,两种重心呈现“偏南-西南-东北-偏东”的演变轨迹,农民旅游客源地重心与目的地重心存在空间错位;农民旅游流网络重心的移动幅度东西方向大于南北方向,2003-2004 年与2004-2005 年的重心移动距离尺度大于其他时期;其网络重心与经济收入、人口、入境旅游三项重心比较明显偏西南部,呈现客源地重心向东南部、目的地重心向东转北的发展趋势,农民旅游客源地出游力存在区域差异、目的地吸引力存在空间不平衡。本研究作为旅游产业的区域布局与旅游资源的科学配置的基础工作,可为深化农民旅游市场开发以及预测旅游流的动态提供新视角。     

河南省县域农民人均纯收入时空演变分析

以县级区域为研究单元,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利用1999-2007年时间序列数据,对河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时空演变过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收入相似的县域空间集聚始终非常显著,总体空间相关程度基本呈增加趋势;2)农村经济高收入核心区分布较稳定,以焦作、郑州、许昌为中心集中分布,在全省农村经济发展势能最高;3)农村经济塌陷核心区在空间上从豫西中部迁移到了豫东中部;4)呈现显著空间异质性的县域主要位于高收入核心区和低收入核心区的边缘,一直未形成明显的空间集聚;5)高收入核心区和低收入核心区始终呈现明显的空间分异,宏观空间分异表现为北高南低、中部高东西部低的总体空间分布特征。     

东北三省城乡收入差距空间格局及其分异机制研究

借助多元逐步线性回归、GWR等模型方法,探讨1990年以来东北三省城乡收入差距空间格局、类型特征及其分异机制,最后提出城乡统筹可持续发展建议。结果表明： 1990年以来,东北三省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大幅提高,但大部分地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城乡收入差距整体有所拉大,呈现出“中间高、两端低”的空间特征。 城乡收入差距空间分布格局受经济发展水平、工业拉动效应、服务业带动力和交通通达程度影响,其中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由早期的正向拉大作用为主,逐步演变为负向抑制效应。 据此提出对策建议：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优化区域产业结构,提高服务业发展水平和比重,激发市场活力,破解制约区域经济发展的各种障碍;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乡村资源开发,开辟致富增收新路径。     

转型期中国农户生计响应的时空差异及对乡村振兴战略启示

农民增收是体现不同发展阶段农户生计适应性与自我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关键指标。本文采用库兹涅茨曲线模型分析了1995—2015年中国农民增收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关系,发现了农户生计对经济发展的响应呈现显著的时空差异性特征。2009年成为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开始降低的拐点。中、西部地区由于发展相对落后,农民增收难问题早在2005年就已显现,东部地区在2012年开始出现农民增收难问题。城镇化发展、地区科技投入均有助于农民持续增收,而农民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制约了其提高生计水平和获取稳定收入的能力。应着力推进村镇化发展与乡村转型,提高农民受教育水平,为农民自我发展创造机会与平台,提升其生计水平与应对外界发展环境变化的能力。     

基于县域单元的河南农民收入区域分异时空格局

依据河南1995—2009年县域农民人均纯收入统计数据,采用数理统计和地统计分析法对农民收入水平区域差异时空格局演变态势进行深入探讨。研究表明,1995—2009年间河南县域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绝对差异持续增大,而相对差异呈阶段性波动增大态势;县域农民收入水平表现出较强的空间集聚态势,整体上呈以豫中和豫西北县市为中心,以豫北、豫东、豫东南和豫西南地区县市为外缘的核心-边缘型空间格局,西北和东南部县市间差距在拉大,两极分化趋势增强。由此认为,加快提高豫东和豫东南农业县域的农民收入水平是推进全省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     

基于EKC框架的旅游发展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分析——基于1995-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

基于扩展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利用1995-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探讨旅游发展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同时分析了经济增长、贸易开放程度、失业率、受教育程度和城市化水平等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作用。研究表明：① 传统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倒“U”型EKC假说成立,受教育程度（-0.061）、失业率（-0.062）和贸易开放程度（-0.170）的提升有利于降低人均CO₂排放量,其中,贸易开放程度的减排作用最为明显;城市化水平（2.113）的提高会增加人均CO₂排放量。② 旅游发展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显著,具体表现为：旅游接待人次与人均CO₂排放量拟合曲线呈正“U”型,而人均旅游消费与人均CO₂排放量则呈现典型的倒“U”型曲线良性发展状态。③ 旅游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会使得EKC向下方移动,经济发展的环境压力得到减轻,且高旅游专业化区域旅游接待人次与人均CO₂排放量之间关系的转折点相对较高,而其人均旅游消费与人均CO₂排放量之间关系的转折点则相对较低。     

农村居民旅游动机分析及其对旅游目的地类型选择的影响研究——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

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首先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分析农村居民旅游动机,然后通过构建对数回归方程研究旅游动机对“现代化的大城市”、“中小城市”、“历史文化城市”、“旅游城镇”、“山区”和“乡村旅游地”等六大旅游目的地选择的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表明：① 长江三角洲农村居民外出旅游动机主要停留在观光游览层次。② 长江三角洲农村居民对探亲访友旅游动机的赞同感知度较低,但探亲访友对于不同目的地选择具有一定影响。③ 长江三角洲农村居民外出旅游非常重视通过旅游能提升其在家人、亲戚、朋友中的地位与声望的功能。④ 旅游安全问题对提升农村居民出游力非常重要,同时农村居民非常注重旅游目的地住宿设施能营造家外之家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