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水平及区域差异研究

依据2005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2005年<中国国内旅游抽样调查资料的相关数据,建立统计模型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水平有其复杂性,经济收入的高低,对游客人均花费和旅游购买力有一定影响,对出游率影响不大.依据各地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把中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水平划分为三个等级,加权平均求得各地农村居民出游率、游客人均花费、旅游购买力的平均值.各地分布特征显示,三个层次农村居民出游率无显著差别;旅游中消费和旅游低消费地区三项旅游消费指标均无显著差别;旅游高消费地区与其它两个地区在游客人均花费、旅游购买力方面有显著差别.     

中国入境游客旅游消费总体趋势与区域差异:1996~2005年

采用1996~2005年入境游客旅游消费的截面数据,通过构建评价表征指数,对中国入境游客消费变动以及区域差异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过去10年,入境旅游人均消费水平显著增加,但仍属于滞后性消费。旅游消费结构"九五"期间有较大变动,"十五"后趋于稳定合理。从入境旅游消费区域差异看,相对于区域旅游外汇收入,入境游客区域差异变动和消费结构呈现稳定状态;但是相对于旅游外汇收入水平,接待境外游客较多的地区恰恰也是人均消费水平相对偏低的地区,这些地区近10年来入境旅游外汇收入增长的主要助推因素仍主要来自接待入境游客规模的整体扩张,游客消费水平并没有质的提高。因此,塑造和完善旅游消费体系和保障体系,营造宽松的旅游消费环境,通过旅游产品供给结构优化调整来促进旅游消费质量的提档升级,将是实现入境旅游发展由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战略转型的关键所在。     

发达地区农村家庭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特征与影响机制——以苏南地区为例

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兴起和行为变迁是乡村转型的组成部分,也是新常态下推进农村居民消费和旅游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依托。构建嵌入农村家庭结构的旅游行为机制分析框架,以苏南农村地区为例,运用多分类Logit回归等方法,探讨发达地区农村家庭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特征与机制。研究表明：① 农村家庭旅游目的地选择以周边地区为主,流向呈现近距离指向性,旅游行为意向较强,旅游消费结构有待完善,旅游行为存在收入、教育和乡村性上的差异;② 经济、文化和家庭乡村性对旅游行为有着显著影响,且经济和文化可能存在“拐点”效应,拐点前后旅游行为存在较大差异;感知旅游行为控制与旅游行为认同是内在心理因素,旅游行为存在不同影响强度与方向的棘轮效应、示范效应、敏感效应和预防效应;③ 农村家庭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是心理、经济、文化和乡村城镇化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农村城镇化发挥着“持续强化效应”,经济收入和文化水平发挥着“倒U型阶段效应”,消费心理发挥着“双向均衡效应”。研究尝试挖掘中国特色的旅游研究问题,并引导和优化农村居民旅游行为。     

发达地区农村家庭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特征与影响机制——以苏南地区为例

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兴起和行为变迁是乡村转型的组成部分,也是新常态下推进农村居民消费和旅游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依托。构建嵌入农村家庭结构的旅游行为机制分析框架,以苏南农村地区为例,运用多分类Logit回归等方法,探讨发达地区农村家庭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特征与机制。研究表明:1农村家庭旅游目的地选择以周边地区为主,流向呈现近距离指向性,旅游行为意向较强,旅游消费结构有待完善,旅游行为存在收入、教育和乡村性上的差异;2经济、文化和家庭乡村性对旅游行为有着显著影响,且经济和文化可能存在"拐点"效应,拐点前后旅游行为存在较大差异;感知旅游行为控制与旅游行为认同是内在心理因素,旅游行为存在不同影响强度与方向的棘轮效应、示范效应、敏感效应和预防效应;3农村家庭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是心理、经济、文化和乡村城镇化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农村城镇化发挥着"持续强化效应",经济收入和文化水平发挥着"倒U型阶段效应",消费心理发挥着"双向均衡效应"。研究尝试挖掘中国特色的旅游研究问题,并引导和优化农村居民旅游行为。     

古镇旅游地废弃物的环境影响研究——以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周庄、锦溪、千灯为例北大核心CSCD

以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周庄、锦溪、千灯3个古镇为例,采用5种旅游废弃物排放量时间序列数据,研究其环境库兹涅茨效应。结果表明:1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古镇旅游废弃物排放量与人均旅游收入之间关系存在差异。旅游发展生命周期处于相对成熟阶段的周庄,污水、粪便、垃圾排放量与人均旅游收入分别存在"U型"曲线关系、"U型"曲线关系、单调上升线性关系;处于稳定发展阶段的锦溪相应指标表现为"倒U型"曲线关系、"N型"曲线关系、"N型"曲线关系;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千灯则表现为单调上升线性关系、"倒U型"曲线关系、线性上升关系;3个古镇气态旅游废弃物环境影响较小。2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古镇旅游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变化之间均存在单向的格兰杰因果作用关系。3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古镇旅游废弃物环境质量影响具有差异性。周庄水环境指标COD、NH3-N呈现下降趋势,TP年际之间无显著差异性。锦溪水环境指标COD、NH3-N年际之间无显著差异性。千灯水环境指标COD自2009年后显著降低,TP呈现下降趋势。4加强旅游废弃物治理是实现水乡古镇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古镇旅游地废弃物的环境影响研究——以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周庄、锦溪、千灯为例

以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周庄、锦溪、千灯3个古镇为例,采用5种旅游废弃物排放量时间序列数据,研究其环境库兹涅茨效应。结果表明:1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古镇旅游废弃物排放量与人均旅游收入之间关系存在差异。旅游发展生命周期处于相对成熟阶段的周庄,污水、粪便、垃圾排放量与人均旅游收入分别存在"U型"曲线关系、"U型"曲线关系、单调上升线性关系;处于稳定发展阶段的锦溪相应指标表现为"倒U型"曲线关系、"N型"曲线关系、"N型"曲线关系;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千灯则表现为单调上升线性关系、"倒U型"曲线关系、线性上升关系;3个古镇气态旅游废弃物环境影响较小。2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古镇旅游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变化之间均存在单向的格兰杰因果作用关系。3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古镇旅游废弃物环境质量影响具有差异性。周庄水环境指标COD、NH3-N呈现下降趋势,TP年际之间无显著差异性。锦溪水环境指标COD、NH3-N年际之间无显著差异性。千灯水环境指标COD自2009年后显著降低,TP呈现下降趋势。4加强旅游废弃物治理是实现水乡古镇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长吉都市区能源碳足迹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对1999~2008年长春都市区碳足迹进行计算,采用岭回归法和脱钩指数分析了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碳足迹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能源消费碳足迹呈现波动变化态势,1999~2002年人均能源消费碳足迹较低,2003年后呈现快速上升态势;受支柱产业能源消费特征影响,煤炭、石油所占比例呈上升趋势;生产性和生活性碳足迹均上升,能源消费碳足迹产值呈现不均衡变化态势;经济增长是能源消费碳足迹的主要影响因素,技术进步和城镇化发展作用有限;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碳足迹之间处于相对脱钩状态。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普惠金融:减贫效应及其异质性

基于“收入-消费”二维视角,分析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普惠金融发展对减缓农村贫困的异质性影响。采用改良的突变级数法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各省份普惠金融发展指数进行测度,并采用固定效应、随机效应和面板分位数回归验证所提假设。结果表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各省份普惠金融初期发展水平不同,但随时间推移呈现趋同现象。普惠金融发展减缓农村收入贫困和消费贫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存在非线性现象。普惠金融发展对减缓农村贫困具有显著异质性影响,随着收入的增加,普惠金融发展对减缓农村收入贫困的影响力呈现递减趋势;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普惠金融发展对减缓农村消费贫困的影响力呈现先递减后递增的现象。     

城乡收入不平等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

基于1997—2013年中国内地31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将收入、消费的基尼系数纳入研究框架,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水平和结构两个层面考察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各地区城乡收入不平等状况恶化均显著扩大了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非线性检验结果表明,全国和东部地区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呈倒"U"型,并处于其下行区域,即城乡收入不平等对城乡居民边际消费差距的作用是递减的;中、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处于"U"型曲线的上行区,即城乡收入差距的上升造成城乡居民消费差距越来越大;从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差距的角度看,现阶段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不同类别的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差距的影响是不确定的,而且消费差距存在显著的棘轮效应。     

青藏高原东缘岷江上游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变化及其因子分解

青藏高原是我国生态建设型禁限止开发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区农村居民收入变化是当前国内主体功能区研究和"三农"问题研究的热点。以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低值区青藏高原东缘生态建设型禁限制开发区岷江上游地区为例,运用Gini系数法测度1978—2011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变化,并从收入结构变化的视角,对2003—2011年收入差距变化进行因子分解,解释收入因子结构效应和集中性效应变化对收入区域差距变化的贡献,揭示生态建设型禁限制开发区农村居民收入区域差距变化内部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工资性收入是影响岷江上游农村收入差距格局的重要因素,近年来对区域收入差距扩大有正向作用,这与收入结构性增加及集中度增大趋势有关;家庭经营性收入是岷江上游农村居民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也是对收入差距影响最大的因素,结构性和集中性协同作用使近年来区域收入差距呈现缩小趋势;财产性收入是比较稳定的因素,对区域收入差距的贡献较小,且处于缩减态势;转移性收入对岷江上游农村收入差距影响较大,结构性变化和集中性变化的影响都较显著。随着青藏高原地区生态建设型禁限制开发区形成和发展,大规模高强度工业化、城镇化开发受到严格限制和禁止,加大转移性支付力度必然成为了保障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转移性收入将成为区域差异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河南省城镇居民旅游恩格尔系数测定及时空变化

随着社会的发展,在相对富裕阶段,恩格尔系数作为衡量居民生活、消费水平的指标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旅游恩格尔系数是从享受型、发展型消费角度出发,选取综合性指标正向测定居民精神消费水平,进而用来衡量社会发展状况和居民生活质量。基于1978—2015年时间序列数据和2004,2010,2015年截面数据对河南省18个城市居民消费进行案例研究,表明旅游恩格尔系数和恩格尔系数在时空测定上都呈现较为明显的反向相关性,旅游恩格尔系数对恩格尔系数具有较好的替代性。提出了居民消费结构向量模型,并基于时间序列数据和空间截面数据对其进行分析,发现居民消费结构向量模型不仅能反映消费指数的变化,且能直观反映实际消费金额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消费水平的区域格局变化

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社会消费水平差异、格局变化和形成机制的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省区间的社会消费水平的差异总体呈现扩大趋势,但其中有一定的波动。通过突变点分析,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社会消费水平差异变化可划分为1978～1987年和1987～2008年两个阶段。1978年中国社会消费水平的南北区域差异格局显著;1987年中国社会消费水平的区域差异既有南北地区的差异,又有东西部的差异;2008年中国社会消费水平总体呈现明显的东中西阶梯差异的格局。1978年形成中国社会消费水平区域格局主要受各地区城乡居民人均储蓄、人均财政支出和第一产业产值比例因素的影响;1987年形成中国社会消费水平区域格局主要受人均GDP、交通通达水平和第三产业产值比例因素的影响;2008年形成中国社会消费水平区域格局主要受人均GDP、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和城乡居民人均储蓄因素的影响。     

基于三要素的张家界旅游城镇化响应测度及影响机制

在分析城镇化对旅游业成长响应与机理基础上,从人口、产业和就业3个要素入手,重构“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构建响应测度模型,将旅游城镇化响应划分为4个阶段,利用张家界1989~2015年统计数据,剖析旅游城镇化的总体特征、阶段性特征以及空间特征,并从静态和动态分析其影响机制。结果显示： 自张家界建市以来,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呈现稳步上升趋势,并呈现出阶段性变化特征。 张家界两个市辖区的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有所差异,总的来说两者的响应强度都处于增长态势,但武陵源的响应强度大于永定区,而永定区的增长速度快于武陵源区。 从静态看,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旅游产业集聚程度、交通通达度、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第三产业增加值以及区域投资强度;其中,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旅游产业集聚程度、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以及交通通达度与城镇化响应系数呈现正相关;人均GDP和第三产业增加值与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呈现负相关。 从动态看,各因素对旅游城镇化的影响程度不同,排序为：旅游产业集聚>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人均GDP>人均年末通车里程>第三产业增加值>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     

中国城镇居民国内旅游消费模式

以往学术文献主要探讨旅游消费行为的局部特征,而本文旨在基于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下对旅游消费模式进行整体性探究,试图发现中国城镇居民国内旅游的普遍规律。本研究于2010年1月至3月对全国15个城镇的2500名居民进行了抽样调查,藉由前期质性研究提取的核心变量提炼出我国城镇居民国内旅游消费的基本模式。研究表明:(1)我国城镇居民参加国内旅游的消费模式有三种,分别为积极主动型、中间型和消极被动型;(2)这三种基本国内旅游消费模式在其旅游消费行为方面存在显著的分异现象和规律;(3)这三种基本旅游消费模式的旅游者在人口统计特征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4)旅游动机、旅游涉入、目的地选择因素的重视程度、对各类景观的兴趣程度等具有显著正相关。     

社会交换视角中的权力、信任对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影响效应分析——以北京前门社区为例

从社会交换视角探讨社区权力、社区信任对居民参与旅游程度的影响效应具有重要意义。以北京前门社区为例,通过建立数据模型,检验了社区中的权力、社区居民信任对旅游社区居民参与程度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社会交换过程中的社区权力和社区信任是影响旅游社区参与的重要因素。社区权力对社区信任和社区参与旅游程度有直接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社会交换中的旅游收益感知与旅游成本感知通过对居民参与旅游程度产生间接的影响效应。而社区信任与旅游收益感知之间存在双向影响效应,将直接与间接地影响居民参与旅游程度。     

Research on Ecosystem Service Consumption in Guilin City

Research on ecosystem service consumption not only helps to reveal the utilization intensity and management level of the ecosystem in Guilin, but it also provides a scientific basis for ecosystem investment, trade, subsidies and taxation by the Guilin government departments. Based on household survey data of urban and rural ecological consumption, the physical quantity accounting method is adopted for multivariate statistical analyses, such as analysis of variance and multiple comparison. This analysis reveals the differences and changes in the consumption level, consumption structure and consumption pattern of the main ecological products in Guilin among the various counties. The results fit into four main themes. (1) The annual per capita consumption of the main ecological products in Guilin varies either extremely significantly or significantly among the counties, but the consumption level of ecological products varies according to the type of products. There are significant or extreme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annual per capita consumption of cereals, melons and fruits, pork, poultry, beef and mutton, fresh eggs and milk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2) There are extreme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annual per capita consumption of fruits, pork, poultry, beef and mutton, fish, fresh milk and vegetable oil among urban residents in different counties. There are also extreme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annual per capita consumption of cereals, pork, poultry and alcohol among rural residents in different counties, an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annual per capita consumption of fresh eggs and milk. The consumption level of ecological products by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 varies with the type of products. (3) The ecological consumption patterns of all counties in Guilin mainly follow the “cereal + vegetable + fruit + meat” pattern for urban residents and the “cereal + vegetable + meat” pattern for rural residents (except for the rural residents in Pingle, which show the “cereal + vegetable” pattern). The consumption structure of urban residents is better than that of rural residents. (4) There is a large gap between the ecological consumption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n Guilin and China's recommended standards, except for cereals and meat. The main problems are excessive meat intake, and insufficient intake of dark vegetables, fruits, eggs, milk and fish. Therefore, we should make full use of forestland, grassland, water and other resources in the area, and vigorously develop fishery, fruit and vegetable production and herbivorous animal husbandry to meet people's ecological needs for dark fruits and vegetables, eggs, milk and fish in Guilin City.     

甘肃省“五化”协同发展时空演变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2005年、2010年和2015年甘肃省87个县区、县级市及自治县的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与绿色化（简称“五化”）为研究对象,利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地理加权回归分析等空间分析方法,结合构建的“五化”协同发展模型,对甘肃省“五化”协同发展的时空分异格局、时空演变趋势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分析,以期为甘肃省各市州科学的制定发展政策提供参考。结果表明：甘肃省“五化”协同发展格局具有明显的空间相关性且空间差异显著,协同水平呈现出明显的西北高、东南低分布格局;“五化”发展水平和综合水平较低,协同水平总体不高,以轻度失调、濒临失调和勉强协同为主,但总体上升幅度较大;“五化”协同发展的影响因素,按其影响力大小依次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差 >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 财政支出 > 地形起伏度 > 城乡居民消费差 > 降水量。     

基于贫困分级的云南省城乡收入差距时空演化与影响因素研究

云南是中国贫困县最多的山区省份,同时也是中国城乡收入差距长期居高不下的典型省份。针对当前研究中未能深入探讨城乡收入差距与各地贫困程度关联性、未能深入探讨各影响因素空间相关性、忽视关键地理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等问题和不足,本文将各县按照贫困程度的差异划分为4个类别,使用云南省129个县（市）2010—2018年产业、社会、经济、人口等维度的面板数据,并引入“地形-气候综合优劣度”作为非经济指标,在分析城乡收入差距时空演化和空间格局特征基础上,运用空间动态面板模型深入探析了其影响因素。基于研究结果,认为有必要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与国家精准扶贫战略、城乡融合发展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     

农村居民旅游动机分析及其对旅游目的地类型选择的影响研究——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

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首先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分析农村居民旅游动机,然后通过构建对数回归方程研究旅游动机对“现代化的大城市”、“中小城市”、“历史文化城市”、“旅游城镇”、“山区”和“乡村旅游地”等六大旅游目的地选择的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表明：① 长江三角洲农村居民外出旅游动机主要停留在观光游览层次。② 长江三角洲农村居民对探亲访友旅游动机的赞同感知度较低,但探亲访友对于不同目的地选择具有一定影响。③ 长江三角洲农村居民外出旅游非常重视通过旅游能提升其在家人、亲戚、朋友中的地位与声望的功能。④ 旅游安全问题对提升农村居民出游力非常重要,同时农村居民非常注重旅游目的地住宿设施能营造家外之家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