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以来中国旅游景区时空格局演变与景区群形成

2001年中国实行A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制度以来,旅游景区数量快速增长。以2001年、2006年、2011年和2016年四个时间截面的中国A级旅游景区数据为基础,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对旅游景区时空格局演变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旅游景区空间格局呈现空间分布扩散,区域分异加剧;集聚范围扩张,集聚现象愈加明显;集聚程度增强,京津冀、长三角地区集聚程度最高;高A级景区与全国A级景区的集聚态势基本吻合。旅游景区集聚地区呈现旅游资源依赖、供需双重驱动和核心-边缘结构等特征,据此尝试提出“景区群”概念,以期为中国旅游业生产力布局优化和区域经济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河南省A级旅游景区空间特征演变及优化研究

结合Arc GIS软件,运用基尼系数、最邻近点指数、核密度分析、空间自相关性分析等定量分析方法,从均衡性、集聚性、空间相关性等角度出发,对2007年、2012年、2017年河南省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特征演变进行分析,并根据影响因素提出了河南省旅游景区优化策略,缓解区域发展失衡现象,推动河南省A级旅游景区可持续发展。结论如下:河南省旅游景区空间特征整体呈现高度均衡加强趋势,但局部呈现空间集聚加强趋势,呈现冷热点区分布特征;旅游景区主要分布受经济因素和交通因素影响,呈现点状、带状、面状分布特征;通过提高旅游景区"质量"、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构建"点-轴-区"旅游空间结构等策略,可以优化河南省旅游景区空间分布。     

中国农民跨省旅游网络空间结构研究

依据《中国国内旅游抽样调查资料2008》,利用中国农村居民旅游流的内在联系特性,构建旅游流空间网络结构,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结合运用GIS 空间分析和数理统计等技术,对农民旅游空间的网络节点中心性与结构洞分析,对旅游空间的整体网络的密度、中心势、核心-边缘结构、凝聚子群分析。结果表明:① 中国农民旅游流网络密度低,随时间发生微弱增密态势,旅游空间的节点呈现“东部沿海密、内陆疏、偏远地区游离”的格局,网络整体结构比较松散而且不均衡;② 网络中心势内向高于外向,旅游目的地集中度高于客源地,东部沿海旅游节点兼具客源地与目的地功能,内陆与偏远地区基本是单一的旅游客源地或目的地;③ 网络核心-边缘空间结构的核心区辐射能力弱,仅限于部分边际省域,中心度指数高的节点占据网络的核心位置,具备核心竞争优势,东部沿海旅游点入度普遍高于内陆与偏远地区,点出度与出游力成正对应;④ 网络区域集聚子群各自形成核心、边缘旅游空间,内部联系紧密,构成与子群相对应的核心旅游地,形成5 个区域集聚子群。构建以省域为节点的农民旅游空间网络结构并进行深度分析,为中国农民旅游空间均衡发展和旅游通达性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     

广东省旅游产业广域空间集聚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产业的空间集聚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选择旅游产业在广域空间的集聚现象进行研究,针对已有研究在地理学方法使用上的不足,以A级景区、旅行社、星级酒店作为旅游产业的核心组成,采用最近邻指数、核密度估计、缓冲区分析,对旅游产业在案例区域的集聚分布程度、集聚分布特征及集聚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和揭示,研究发现:案例空间总体呈现明显的旅游产业集聚;A级景区、旅行社和星级酒店的集聚形态呈现不同演化特征,表现出点状、组团状等不同集聚分布特征;城市自身基础和区位条件影响着旅游核心企业的布局和选址;区位综合价值对集聚分布有主要影响。     

基于多源数据的城市旅游流空间网络结构特征——以洛阳市为例

对网络大数据和社会调研数据的融合、挖掘,构建洛阳市区各景点间游客流动的关系矩阵,基于社会网络和空间统计分析方法,探究洛阳市区旅游流空间网络结构特征。结论如下：①洛阳市区旅游流网络呈现出东南龙门石窟和东北白马寺旅游区极为密集,中心老城区网络联系较为紧密,北部邙山旅游区相对稀疏,西部旅游区几乎孤立的空间分布格局,表现出明显的四大旅游集群的态势。②洛阳市区旅游流网络是典型的核心-边缘网络,且核心景区对边缘景区的“涓滴效用”有限。③洛阳市区旅游节点分为4个系统,分别为一级旅游核心、次级旅游核心、一般旅游节点和边缘旅游节点。④ 一级核心景点涉及面较广,对整体流动具有较强的支配作用,而边缘节点主要受到一级和次核心节点的约束。     

云南省A级旅游景区空间演化特征及其驱动机制

探究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演化特征及其驱动机制,对促进区域旅游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云南省为研究案例,综合运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分析、趋势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其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类型、分布密度、分异趋势及驱动机制进行探讨。研究表明:(1)云南省A级旅游景区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景区在空间上呈典型的集聚型分布,其集聚程度随时间的变化不断增强;(2)景区分布密度总体提升,空间分布特征最终呈现"核心—边缘"式空间结构,空间组织形态表现出沿区域行政中心及交通干线的趋向性,景区分布的方向性差异较为明显;(3)景区在东西方向的分异趋势显著,南北方向的空间异质性相对不明显,其增速表现出明显的空间指向性特征,滇中、滇南及滇东地区的市州为A级旅游景区发展优势区;(4)景区空间组织结构变化受自然要素、人文要素、资源禀赋和政策调控的综合驱动,旅游资源属性的差异决定了不同类别景区在自然要素影响下表现出相异的分布特征,不同等级景区受人文要素、资源禀赋及政策调控的作用强度有所不同。本研究可为优化云南省旅游景区空间结构、促进旅游景区可持续发展、提升旅游景区发展的品牌效应提供参考。     

长三角旅游吸引物城乡空间分异特征

基于长三角地区1663个3A级旅游景区数据,采用GIS空间分析技术与地理探测器方法,对长三角旅游吸引的城乡空间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究。结果表明：① 长三角旅游吸引物空间分布不均衡性显著,表现出“整体分散,核心集聚”的空间分布特征,“单核、多中心、层级化”的格局特征显著,集聚形态上呈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② 城区吸引物集聚程度高于乡村地区,省域间城乡吸引物分布各有侧重,根据景区丰度指数可将长三角41市划分为“城乡双高型”“城区集聚型”“乡村集聚型”和“城乡双低型”4类旅游地;③ 长三角旅游吸引物城乡分异特征主要是由自然、经济、社会三大因素互相交织、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城乡吸引物的空间格局影响因素存在显著差异。     

基于旅游客流的跨界旅游区空间网络结构优化——以泸沽湖为例

以四川、云南省交界处的泸沽湖为研究对象,基于问卷调查和网络游记,获取旅游客流数据,借助社会网络理论与方法,构建跨界旅游区空间网络结构模型及评价指标体系,并从旅游客流视角,探讨其旅游空间网络结构、节点功能角色及边界屏蔽效应,最后得出泸沽湖旅游空间格局及优化路径。结果表明：① 泸沽湖旅游空间网络呈现中北部密集、南部疏松的格局,存在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环湖旅游客流同时具有环状和节点状线路选择趋向,受边界效应影响,整体网络存在边界客流断裂现象,分片区旅游客流则呈多核心辐散状;② 泸沽湖环湖15个旅游村寨节点可分为旅游核心、次旅游核心、重要旅游节点、一般旅游节点和边缘旅游节点5 种角色类型,同一类型旅游节点在中心性指标上有相似的模式特征;③ 跨界旅游活动存在显著的边界效应,泸沽湖省级行政边界两侧整体边界屏蔽效应大致相当,而节点边界屏蔽效应分异显著,四川片区节点边界效应显著的节点比例明显大于云南片区;④ 泸沽湖跨界旅游空间网络结构总体呈现“五级旅游基地、六条旅游轴线、三级旅游系统”的空间格局,并提出川滇共建景区管委会,统一资源产品开发、品牌构建和市场营销,发挥小洛水、达祖的跨界旅游通道职能等优化路径。     

东北地区A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基于东北地区2009年、2012年和2015年A级旅游景区数据,采用最邻近指数、基尼系数、核密度分析、相关分析等数理和空间分析方法,基于GIS空间分析技术,从类型、均衡度和密度等方面对东北地区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显示：① 2009年、2012年、2015年3个时段,东北地区A级旅游景区在空间上呈集聚状态,且集聚程度具有先强后弱的演变特征;② 省会城市和主要交通节点城市附近A级旅游景区核密度较大;③ 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东北三省A级旅游景区核密度增强区域扩散较快,但蒙东地区变化较慢;④ 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受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影响很大,其中地形地貌、水文是影响A级旅游景区分布的内生因素,而社会经济水平、交通等是重要的外推动力,对A级旅游景区分布影响比较显著。     

旅华美国旅游流地理分布和网络结构特征研究

从旅游城市之间的入境旅游流关系角度,通过绘制旅华美国旅游流分布图,构建旅华美国旅游流网络,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析旅华美国旅游流的流向特征、空间分布特征和网络结构特征.结果表明:旅华美国游客主要从北京和上海出入境中国;旅华美国旅游流分布范围较广,以长三角地区最为密集,其中有11个节点城市、4个城市对和5条旅游线路最受游客青睐;旅华美国旅游流网络为“核心-边缘”结构,网络密度低,其中核心节点11个,边缘节点44个;核心节点在网络中承担着扩散中心、集聚中心和中转中心等不同的角色功能,并对边缘节点具有控制作用;网络中存在10个派系,各派系成员个数均较少,口岸节点在派系中多次出现.     

都市区国内旅游流网络空间关联特征

以上海都市区为例,运用社会网络理论、GIS空间分析方法与技术,基于游客发表旅游行程攻略数据,从节点和网络2个层面分析上海都市区内部旅游流网络空间关联特征。结果表明：1）旅游节点具有明显的等级分层结构特征,知名度较高的明星景区在旅游流网络中占据重要核心地位,上海市旅游节点划分为集聚型、扩散型、均衡型、中介型4种类型;2）旅游流网络在空间上呈现以主城区黄浦区为核心的“单核放射状”,以西南松江、东南浦东新区、西北嘉定区为主流扩散方向的分布形态;3）旅游流网络总体上为联结低、扩散强、趋于均衡分布的散状格局,存在内部关联度高、外部关联度低的5个凝聚子群,网络核心—边缘区分层显著,核心区对边缘区的带动效应有限;4）旅游流与景点之间距离存在指数对应关系,具有明显的距离衰减规律,但各距离段内衰减程度差异明显,0~20 km内旅游流距离衰减规律最为显著。     

南京市旅游流网络结构构建

借助社会网络理论和方法, 研究了城市旅游流网络结构特征、城市旅游流网络结构评价指标体系, 并对南京市旅游流网络结构进行了实证分析。南京市旅游空间网络中, 所选取 的16 个旅游节点中平均每个旅游节点与5.19 个其他节点存在着旅游流集聚与辐射联系; 平均每个旅游节点充当旅游流中介者次数为6.07, 旅游节点之间距离相互联系比较紧密。但各旅游节点之间分布不十分均衡, 夫子庙秦淮风光带、钟山风景区、新街口、总统府、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等处于核心点, 旅游网络中集聚和辐射功能都很强, 且结构洞水平较高, 拥有更多的竞争机会和非替代性区位优势, 但可能会造成严重的旅游流瓶颈问题。南京市旅游空间网络密度不是很高(0.35), 旅游空间网络中存在着明显的结构分层, 其中共有7 个旅游节点成为核心区的成员, 核心区内部成员间联结密度达0.81, 形成了强中心线型结构。同时, 根据Dianne Dredge 提出的旅游目的地3 种空间结构模型, 结合南京市旅游空间网络结构特征, 判定了南京市城市旅游空间发展阶段及布局模式为发展阶段的多节点布局模式。最后, 指出了旅游流网络结构构建和评价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在城市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中的应用前景。     

边疆省域旅游流的网络结构及影响因素

旅游景区是旅游业发展的关键,分析边疆省域旅游网络结构,识别网络中的景区角色,可凸显景区空间功能,促进边疆地区旅游业高效发展。研究基于在线预定数据,利用模块化分析、景区角色识别模型和最优尺度回归方法,对典型边疆省域云南省内126家旅游景区进行网络结构及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①云南省旅游流网络呈现6个群集模块,模块在旅游流网络中地位由其主要角色决定,目的地内景区模块化趋势明显,形成“三核心、多轴线”的模式;②旅游景区识别为核心景区、重要景区、普通景区及边缘景区4种角色, 高等级景区核心枢纽地位突出,具有显著的集聚扩散效应,重要景区与核心景区联系紧密,普通和边缘景区集中在滇东南部,联系疏散;③边疆省域内民族性强、海拔高、差异大、资源禀赋高的景区客流量大。研究结果可为云南省加强全域旅游建设、推动旅游产业布局及景区角色定位、品质升级方面提供一定参考。     

后疫情时期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郊野”旅游流网络结构特征——基于网络数字足迹的分析

为探究后疫情时期“城市―郊野”旅游流移动态势及旅游发展趋势,以粤港澳大湾区旅游网络为对象,搜集疫情发生前后各两年（2018年1月―2021年12月）的网络游记数据,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法,对疫情前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郊野”的旅游流分布状况及游客选择偏好进行比较。研究表明：1）疫情后大湾区整体旅游网络密度相对疫情前大幅度下降,特大城市尤其境外城市旅游受疫情影响更为明显;旅游网络联通性弱化严重,聚集效应变差,更趋向于分散和割裂。2）疫情后旅游网络“核心-边缘”结构弱化,核心区和边缘区的界限变得模糊和淡化,部分郊区、乡野景区在网络中的重要性明显增强,成为新的核心区。3）疫情后港珠澳及广州等传统核心城市节点在网络的联通性、控制力弱化,景点凝聚子群从疫情前呈现广州与佛山、珠海和澳门等珠江口西侧旅游城市群的高凝聚性,转变为疫情后多点化发展的趋势,郊野凝聚子群强化,旅游呈现郊野化趋势。4）景点网络从疫情前的广州―香港―澳门3核心的发展模式转变为疫情后的广州―澳门―深圳－佛山4核心的“四驱多动”关系,港珠澳大桥在网络中的联动性下降。流动性限制与旅游驱动力是后疫情期旅游结构变迁的双向动力,疫情后大湾区旅游流空间网络是在疫情作用下发生的“城市―郊野”双向动态变化的双环结构,可能会逐渐呈现去中心化的散点发展态势。最后,提出后疫情时期应结合乡村振兴发展郊野旅游,加强城市―郊野旅游合作、打造联动性旅游融合圈,加强境内外旅游合作、建立旅游营销数据库精准引导出游等对策建议。     

南京城市内部景点间游客流动特征分析

以南京市为例,通过对旅游攻略的数据挖掘,构建景点间游客流动的关系矩阵,对流动格局、机制和模式进行了系统地分析,研究表明：① 景点具有明显的层级性,市级中心景点在流动网络中处于核心地位;中山陵为扩散型景点,而新街口、夫子庙为集聚型景点,其他大部分景点为平衡型景点。② 距离对景点间流动起着重要影响,流量距离衰减特征明显;市级中心景点流动涉及面较广,对整体流动具有较强的支配作用。③ 景点间流动是景点流入度、流出度和景点间距离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流动符合基于幂函数的威尔逊流动模型,且游客在城市内部景点间流动对距离的敏感度相对城市间、城市内部居民日常流动较低。④ 南京景点可划分为3个系统：中山陵景点系统、夫子庙景点系统和中心城区景点系统,并抽象出3种结构类型：单中心扩散结构、单中心集聚结构和多中心平衡结构;在流动模式上,主要流动多存在于主要节点之间,次要流动多存在于主要节点和次要节点之间以及次要节点之间,一般流动多存在于次要节点和一般节点之间以及一般节点之间。     

川西地区旅游流网络结构特征研究——基于散客游记与团队线路的比较分析

以四川西部地区为研究区,通过网络获取散客游记和团队线路数据,借助社会网络理论与方法,对比分析散客旅游流与团队旅游流在网络密度、程度中心度、结构洞及凝聚子群4个方面的异同。结果表明:团队旅游流网络的密度较散客旅游流网络密度大,反映出专业的旅游机构对旅游线路的设计和组织能增强旅游流的网络密度、提高景区间的连接性;散客旅游流网络和团队旅游流网络在核心节点的选择上既有差异也有共性,新都桥等5个景区在两个旅游流网络中都处于核心位置;两类旅游流所涉及的热门节点近一半发生重合,但在旅行社或旅游电商的宣传和组织下团队旅游流对景区的辐射带动作用更强。川西地区高知名度的九寨沟、黄龙等景区并未在旅游流网络中处于重要位置,反映出高原山体类旅游目的地旅游流受区域环境影响较大,需对其环境保护和地质灾害防治加以特别关注。     

基于网络关注度的中国沙漠型A级景区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北大核心CSCD

基于搜索引擎指数、旅游网站指数、社交媒体指数和短视频指数等数据构建评价体系,运用空间分类、核密度估计、最邻近分析等方法,分析中国沙漠型A级景区网络关注度的空间差异并解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高、较高关注度水平中国沙漠型A级景区集中在内蒙古、新疆、甘肃,较低、低关注度水平景区数量多、分布广,且大多规模较小、等级偏低;从子系统看,搜索引擎、旅游网站、社交媒体子系统所显示出的空间分布格局与综合水平较为相似,短视频子系统与整体差异较大。(2)从空间集聚格局看,呈现出一主一副、多核联动的格局;从子系统看,搜索引擎、旅游网站和社交媒体子系统与整体相似,短视频子系统差异较大。(3)在空间结构特征中,整体呈现出中等以上水平区趋于均匀、较低水平区趋于随机、低水平区趋于凝聚的分布状态,且随着景区关注度水平降低而集聚特征逐渐增强;搜索引擎和旅游网站子系统与整体相似,社交媒体和短视频子系统与整体差异较大。(4)从影响因子看,景区销售市场、宣传平台建设、地区基础实力是主要影响因素,景区基础实力次之,外部旅游环境的影响力相对较弱。     

贵州省避暑旅游流网络结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气候环境对人类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在全球变暖和城市热岛效应不断加剧的背景下,避暑旅游已经成为全球旅游者夏季出行的重要选择。贵州省作为中国国内主要的避暑旅游目的地之一,针对避暑旅游流网络特征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尚未开展。本研究通过对贵州省避暑旅游现象长期的跟踪调查,获取2015—2019年间有效避暑旅游流线路数据2177条,运用复杂网络、GIS空间分析、QAP回归分析等方法,对避暑旅游流网络结构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避暑旅游流网络规模大、密度低,集聚特征明显,网络发育不完善,具有显著的“核心-边缘”结构,核心城市和景区分别呈“板块”和“点轴”状分布,旅游流线路具有“基营”和“环线”式结构特征。② 交通中心城市和核心景区是避暑旅游流的集散中心,贵阳在整体网络中具有突出优势和无法替代的地位,避暑旅游城市和景区在空间上相互交织,形成“贵（阳）安（顺）-荔波-凯（里）镇（远）”的“▽”空间结构。③ 避暑旅游流空间分布受气候舒适度、空间邻近性、旅游资源禀赋、接待服务能力和交通便捷程度等因素共同影响。最后,从区域旅游协调发展、旅游统计数据改革、网络空间结构优化等方面,对贵州省避暑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对策建议。     

贵州省乡村旅游村寨的空间分异格局及地理特征研究

通过对贵州省标准级别以上的142个乡村旅游村寨空间分异特征和地理特征的分析,运用最邻近点指数、空间自相关法、核密度法和标准差椭圆分析法探析142个乡村旅游村寨的空间分布特征,并采用ArcGIS10.4将贵州省的高程、水系、道路网、乡村旅游村寨图层叠加,分别分析乡村旅游村寨的地理特征。结果表明贵州省的乡村旅游村寨呈现出正向集聚分布,形成了4个集中分布区,68%的村寨沿西南向东北方向分布,以下地理特征最为显著：集中分布于中低海拔的河流沿岸地区、邻近高级景区和客源市场、交通趋向性强、文化生态环境的区域性。基于此,结合贵州省的乡村旅游发展现状提出三点建议：充分挖掘贵州的山地农耕文化,丰富乡村旅游资源,发展休闲农业旅游业态;加强热点分布地区乡村旅游村寨与邻近高级景区的联系,构建产业化发展模式,提供稳定的客源市场;利用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的优势,开发创意性的文化产业,增强社区主体的参与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