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旅游客流的跨界旅游区空间网络结构优化——以泸沽湖为例

以四川、云南省交界处的泸沽湖为研究对象,基于问卷调查和网络游记,获取旅游客流数据,借助社会网络理论与方法,构建跨界旅游区空间网络结构模型及评价指标体系,并从旅游客流视角,探讨其旅游空间网络结构、节点功能角色及边界屏蔽效应,最后得出泸沽湖旅游空间格局及优化路径。结果表明：① 泸沽湖旅游空间网络呈现中北部密集、南部疏松的格局,存在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环湖旅游客流同时具有环状和节点状线路选择趋向,受边界效应影响,整体网络存在边界客流断裂现象,分片区旅游客流则呈多核心辐散状;② 泸沽湖环湖15个旅游村寨节点可分为旅游核心、次旅游核心、重要旅游节点、一般旅游节点和边缘旅游节点5 种角色类型,同一类型旅游节点在中心性指标上有相似的模式特征;③ 跨界旅游活动存在显著的边界效应,泸沽湖省级行政边界两侧整体边界屏蔽效应大致相当,而节点边界屏蔽效应分异显著,四川片区节点边界效应显著的节点比例明显大于云南片区;④ 泸沽湖跨界旅游空间网络结构总体呈现“五级旅游基地、六条旅游轴线、三级旅游系统”的空间格局,并提出川滇共建景区管委会,统一资源产品开发、品牌构建和市场营销,发挥小洛水、达祖的跨界旅游通道职能等优化路径。     

旅游体验视角下旅游流网络结构比较研究——以黄山市为例

随着当代社会表现出日益凸显的流动性特征,旅游流在旅游地域系统的要素关联和空间组织中发挥重要作用。旅游体验会对旅游者的空间行为造成影响,产生游中和游后差异性的旅游流网络,为区域旅游流网络结构的重组和优化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以黄山市为研究案例地,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游中和游后的旅游流网络结构进行比较研究。研究发现：（1）在旅游流网络结构方面,游中和游后的旅游流网络均存在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游后的旅游流空间网络规模及范围较游中发生了显著变化,旅游者倾向于对更大空间范围内的邻近节点进行组合游览;（2）在旅游流节点功能方面,核心节点在游中和游后均发挥重要的辐射和集聚功能,游后旅游流节点功能整体提高,部分具有鲜明地方文化特色的节点成为游后旅游流网络的关键节点;（3）在空间组织重组和优化方面,进一步增强区域内部核心旅游节点的旅游流集散功能,并在更大空间范围内形成空间组织的良性互动与合作,是未来区域旅游流网络结构发展和调整的总体趋势。在此基础上,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对相关结论展开讨论,并分别从空间格局、线路组织和交通体系三个方面,对黄山市旅游网络结构合理优化提出对策建议。     

“核心—边缘”区域结构对旅游客流的影响——以肇庆景区为例

以肇庆某景区游客数据为基础资料,从“核心—边缘”视角分析了地处珠三角西北边缘的肇庆旅游客流,冀期探究边缘地旅游客流规律,助力边缘地旅游市场开发.研究结果表明:肇庆与广州等其它珠三角城市仍属于“核心—边缘”区域结构,该区域结构对肇庆旅游流分布、流量、流向产生直接影响;旅游流分布集中,空间上集中于广州一地,时间上集中于春秋两季;肇庆成为珠三角的旅游目的地,形成从广州等中心区指向肇庆的单向旅游流;珠三角区内旅游流量大而稳定,区外旅游流集中于春季,且流量变化大.     

“核心-边缘”区域结构对旅游客流的影响——以肇庆景区为例

以肇庆某景区游客数据为基础资料,从“核心-边缘”视角分析了地处珠三角西北边缘的肇庆旅游客流,冀期探究边缘地旅游客流规律,助力边缘地旅游市场开发。研究结果表明：肇庆与广州等其它珠三角城市仍属于“核心-边缘”区域结构,该区域结构对肇庆旅游流分布、流量、流向产生直接影响;旅游流分布集中,空间上集中于广州一地,时间上集中于春秋两季;肇庆成为珠三角的旅游目的地,形成从广州等中心区指向肇庆的单向旅游流;珠三角区内旅游流量大而稳定,区外旅游流集中于春季,且流量变化大。     

基于网络游记的城市旅游流网络结构演化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采用网络游记文本数据,结合爬虫技术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析北京市“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城市旅游客流网络结构的演变特征。结果表明：① 城市旅游流网络结构存在不均衡性,城市历史文化遗产节点的的影响控制能力强,新兴旅游吸引物的集聚能力相对较弱,受不同类型节点的路径依赖效应的影响,这种差异存在动态扩大特征。② 城市旅游流网络结构呈现显著的等级分层结构和节点分散分布特征,传统游憩场所是城市旅游流的核心节点,外围发育的旅游节点较分散且规模能级提升空间较大。③ 城市旅游流拥有显著的赋能效应、倒逼效应和联通效应。     

中国入境游客多城市旅游空间网络结构

借鉴社会网络分析技术和方法,综合运用GIS空间分析和数理统计等方法,分析了中国入境游客多城市旅游卒闻网络结构特征。结果显示：①入境游客多城市旅游空间网络共有46个节点,节点分布呈现“东南密、西北疏”的空间格局;②旅游网络中每个城市节点平均与2．96个节点具有旅游流联系,节点体系共分4个等级,等级越高,节点数量越小,传统热点城市和区域中心城市在中心性和结构洞指标方面表现好,在旅游网络中占有重要地位;③整体旅游网络密度很低,网络功能发育不完善,且均在较大的不均衡性,网络核心节点对边缘节点的入境旅游辐射效应很弱;④旅游网络共存在9个派系,区位交通、旅游资源、经济联系是派系形成的重要驱动力,城市空间距离对派系形成影响作用极小。基于旅游流联系的角度,构建以城市为节点的大尺度入境旅游空间网络结构并进行深入分析,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意义。     

中国东部沿海5大城市群旅游流网络结构空间分布特征研究

基于大数据挖掘的旅游流网络结构研究,是旅游流深化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论文基于网络爬虫技术抓取携程旅行网上的中国东部沿海5大城市群旅游线路相关数据,构建城市群旅游流网络,进一步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从网络密度、节点结构特征、网络凝聚子群、核心—边缘特征、结构洞等方面揭示旅游流网络结构特征。主要结论有：中国东部沿海5大城市群旅游流网络结构具有层级性和位序—规模特征;各凝聚子群内部联系较为紧密,但各子群之间的互动较少;核心区均位于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核心节点对边缘节点的“涓滴效应”有限;北京、厦门、青岛、广州、中山、杭州等城市在旅游流网络中的结构洞优势较为明显。大数据视角下的旅游流空间网络结构特征的揭示,对于深入认知“流空间”的内涵以及优化城市旅游空间布局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社会网络方法的跨界旅游客流网络结构研究——以泸沽湖为例

基于问卷调查和旅行社推介线路,获取旅游客流数据,借助社会网络结构洞理论、社会资源理论与结构角色理论,运用Ucinet和Netdraw软件,构建跨界旅游客流网络结构模型,并以川滇泸沽湖为案例地,探讨跨界旅游客流空间布局模式、网络结构及节点角色地位,试图揭示跨界旅游客流时空演变、扩散规律及内在机理,为跨界旅游区协同合作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结果表明:1泸沽湖跨界旅游客流网络中,丽江古城区、大玉龙景区是旅游客流网络的核心和集散中心;泸沽湖、香格里拉处于次级旅游核心和次级集散中心地位;大理古城区、苍山洱海、昆明市区、束河古镇是重要旅游目的地和旅游通道;泸山邛海是唯一位于四川的次级集散中心和重要目的地;其他旅游节点中心性指标得分较低,主要接受高等级旅游地旅游客流辐射,相互连接强度较低,为一般旅游目的地和边缘旅游目的地;2跨界旅游区客流网络存在核心-边缘结构,边界效应极强,客流网络结构分层明显,可细分为旅游核心、云南片重要旅游节点、云南片一般旅游地、跨界旅游地和四川片重要旅游地5类;3旅游客流网络中存在明显的派系,泸沽湖旅游客流流动路径指向云南片区大玉龙景区、丽江古城区、香格里拉及四川片区泸山邛海,这些地区成为景区突破边界效应,带动跨界旅游一体化发展的关键。4川滇两省旅游行政部门共同制定旅游区发展规划,树立统一的旅游品牌形象,整合并优化资源、产品与线路,完善跨界旅游交通网络等是今后泸沽湖跨界旅游合作的重点。     

南京市旅游流网络结构构建

借助社会网络理论和方法, 研究了城市旅游流网络结构特征、城市旅游流网络结构评价指标体系, 并对南京市旅游流网络结构进行了实证分析。南京市旅游空间网络中, 所选取 的16 个旅游节点中平均每个旅游节点与5.19 个其他节点存在着旅游流集聚与辐射联系; 平均每个旅游节点充当旅游流中介者次数为6.07, 旅游节点之间距离相互联系比较紧密。但各旅游节点之间分布不十分均衡, 夫子庙秦淮风光带、钟山风景区、新街口、总统府、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等处于核心点, 旅游网络中集聚和辐射功能都很强, 且结构洞水平较高, 拥有更多的竞争机会和非替代性区位优势, 但可能会造成严重的旅游流瓶颈问题。南京市旅游空间网络密度不是很高(0.35), 旅游空间网络中存在着明显的结构分层, 其中共有7 个旅游节点成为核心区的成员, 核心区内部成员间联结密度达0.81, 形成了强中心线型结构。同时, 根据Dianne Dredge 提出的旅游目的地3 种空间结构模型, 结合南京市旅游空间网络结构特征, 判定了南京市城市旅游空间发展阶段及布局模式为发展阶段的多节点布局模式。最后, 指出了旅游流网络结构构建和评价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在城市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中的应用前景。     

基于社会网络方法的跨界旅游客流网络结构研究——以泸沽湖为例

基于问卷调查和旅行社推介线路,获取旅游客流数据,借助社会网络结构洞理论、社会资源理论与结构角色理论,运用Ucinet和Netdraw软件,构建跨界旅游客流网络结构模型,并以川滇泸沽湖为案例地,探讨跨界旅游客流空间布局模式、网络结构及节点角色地位,试图揭示跨界旅游客流时空演变、扩散规律及内在机理,为跨界旅游区协同合作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结果表明：① 泸沽湖跨界旅游客流网络中,丽江古城区、大玉龙景区是旅游客流网络的核心和集散中心;泸沽湖、香格里拉处于次级旅游核心和次级集散中心地位;大理古城区、苍山洱海、昆明市区、束河古镇是重要旅游目的地和旅游通道;泸山邛海是唯一位于四川的次级集散中心和重要目的地;其他旅游节点中心性指标得分较低,主要接受高等级旅游地旅游客流辐射,相互连接强度较低,为一般旅游目的地和边缘旅游目的地;② 跨界旅游区客流网络存在核心-边缘结构,边界效应极强,客流网络结构分层明显,可细分为旅游核心、云南片重要旅游节点、云南片一般旅游地、跨界旅游地和四川片重要旅游地5类;③ 旅游客流网络中存在明显的派系,泸沽湖旅游客流流动路径指向云南片区大玉龙景区、丽江古城区、香格里拉及四川片区泸山邛海,这些地区成为景区突破边界效应,带动跨界旅游一体化发展的关键。④ 川滇两省旅游行政部门共同制定旅游区发展规划,树立统一的旅游品牌形象,整合并优化资源、产品与线路,完善跨界旅游交通网络等是今后泸沽湖跨界旅游合作的重点。     

不同出游时间视角下游客流动网络结构及其分异特征——以西安市为例

以热门旅游城市西安市为研究区域,采集网络游记数据,综合运用社会网络分析和GIS空间分析方法,探讨不同出游时间下的游客流动网络结构及其分异特征,研究发现：① 不同的出游时间约束下,游客旅游出行行为表现出显著的时间异质性。② 基于游客流动的西安市旅游吸引物的节点结构具有显著的等级规模分异特征,随着出游时间的增加,旅游节点等级结构体系呈现出以高等级景点为枢纽的“强强”关联特征,高等级景点的游客集聚功能提升显著。③ 随着出游时间增加,西安市区旅游节点核心?边缘结构越明显,核心区的节点联系强度越大,区位邻近、知名度接近与交通便利是形成景点组团的关键因子。     

旅游地快速交通优势度与旅游流强度的空间耦合分析

以典型旅游地—云南省为研究案例,以高德交通大数据、统计数据等多源数据为基础,依据“路网及站点密度+通行规模+通行功能+区位优势度+换乘便捷度”的思路,构建快速交通优势度模型;基于旅游流“规模→消费→效益→效应”的历时性维度构建旅游流强度模型;采用加权TOPSIS法对二者评价值进行测算,并运用耦合四象限模型对两者耦合类型进行划分。结果发现：① 快速交通与旅游流耦合存在显著空间差异性。昆明、红河和丽江呈现良性耦合协调,耦合类型表现为“高旅游流-高快速交通优势”,而旅游化水平低、远离交通枢纽和主要交通干线的边缘地区,旅游流与快速交通耦合效应则表现为“低旅游流-低快速交通优势”。② 快速交通优势度与旅游流强度呈正相关关系,不同快速交通方式与旅游流强度的拟合优度表现为“航空运输>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的特征。③ 云南省快速交通优势度与旅游流强度耦合水平总体偏低,快速交通发展的主导模式为协调互补模式,且缘于快速交通的“时间-空间收敛”效应和“组织-空间协同”效应,快速交通组合类型多样化与旅游流强度存在正相关关系。不同快速交通发展模式对旅游流强度的贡献效应表现出“多元共生模式>协调互补模式>单类孤立模式>低速交通维持模式”的特征。     

都市区国内旅游流网络空间关联特征

以上海都市区为例,运用社会网络理论、GIS空间分析方法与技术,基于游客发表旅游行程攻略数据,从节点和网络2个层面分析上海都市区内部旅游流网络空间关联特征。结果表明：1）旅游节点具有明显的等级分层结构特征,知名度较高的明星景区在旅游流网络中占据重要核心地位,上海市旅游节点划分为集聚型、扩散型、均衡型、中介型4种类型;2）旅游流网络在空间上呈现以主城区黄浦区为核心的“单核放射状”,以西南松江、东南浦东新区、西北嘉定区为主流扩散方向的分布形态;3）旅游流网络总体上为联结低、扩散强、趋于均衡分布的散状格局,存在内部关联度高、外部关联度低的5个凝聚子群,网络核心—边缘区分层显著,核心区对边缘区的带动效应有限;4）旅游流与景点之间距离存在指数对应关系,具有明显的距离衰减规律,但各距离段内衰减程度差异明显,0~20 km内旅游流距离衰减规律最为显著。     

基于修正引力模型的中国省际旅游者流空间网络结构特征

高速交通时代旅游者流空间网络结构具有什么特征,是全国旅游流空间组织和管理需要探索的基础问题。贴近客观实际修正引力模型的相关参数,测算中国省际旅游者流,结合复杂网络分析方法,探索空间网络结构的优势、联系和发育水平。分析发现该网络结构稳定,旅游者流大量汇聚于中国的东南半壁、流动不对称、邻近型和跳跃型空间联系结构并存、层级性明显。具体表现为：首先,从优势水平来看,旅游流大量汇聚于上海（东）-广东（南）-四川（西）-河北（北）区域范围内。其次,从联系水平来看,东部三省江苏、浙江、山东是各地优势流量的主要汇聚之所,西藏的排名靠末。最后,从发育水平来看,旅游流动不对称,网络有“紧密团块型”和“飞地跨越型”两种空间联系结构且表现出层级性,不平衡发育状态将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不变。     

高铁影响下成渝城市群旅游流网络的变化特征

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和GIS空间分析法,对高铁影响下成渝城市群旅游流网络的变化进行深入分析。结果表明：高铁影响下成渝城市群旅游流空间联系日益增强,“H”字型空间发展骨架凸显。高铁的开通加强了重庆主城和成都之间的旅游流互动,行政壁垒现象明显;成渝城市群旅游流在空间上呈现出以重庆主城、成都为核心的“轴-辐”空间组织模式,高铁进一步强化了两大核心的空间辐射能力;成渝城市群旅游流空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层次性,高铁沿线地区旅游流联系更为密切,高铁增强了高铁沿线与非沿线地区之间的旅游流联系;高铁影响下成渝城市群旅游流空间差异呈扩大态势,高铁沿线旅游资源禀赋较好地区在旅游流网络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     

基于地理标记照片的北京市入境旅游流空间特征

城市作为现代旅游目的地的一种重要类型,在集聚旅游发展要素、塑造城市休闲空间、提升城市品质等方面具有突出作用。城市旅游流是城市旅游要素关联、空间组织的路径,对于城市交通组织方式、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休闲旅游产业布局等方面影响越来越大。本文立足城市内部微观尺度,以入境旅游流空间特征为研究对象,利用数据挖掘技术,通过Flickr API接口获取了2004-2015年北京市范围内全部带有地理信息的照片及其属性信息,通过构建的数据清洗方法控制初始数据质量,建立基础数据库,使用密度聚类（P-DBSCAN）、马尔科夫随机链等方法探索入境游客热点区域空间分布格局、流动空间特征。结果显示：① 北京市历史城区（2环之内区域）、中心城区（2环至5环之间区域）以及郊区（5环之外区域）的旅游热点区域（AOI）呈现出不同的空间特征,其中历史城区AOI呈现出与景区、休闲娱乐、餐饮购物等相关产业空间重叠的趋势,各热点区域边界模糊,复合连绵成片。中心城区AOI集聚与城市功能区密切相关,具有明确的城市功能取向。郊区AOI基本与旅游景点一致,没有向景区外部延伸;② 传统历史文化类AOI访问热度占有绝对优势,商业购物休闲AOI及现代城市功能AOI的影响力在逐渐增强;③ 强入境旅游流主要集中在历史城区内部AOI之间,以及中心城区的西北部与东部区域内部AOI之间,郊区AOI之间没有较强的旅游流,北京市入境旅游流整体呈现以历史城区为中心,放射性分布的框架;④ 各区域AOI之间均有较次一级旅游流联系,北京市入境旅游流形成了初步的网络结构。     

中国省际虚拟旅游流网络结构的空间演变特征研究

虚拟旅游流一定程度上表征了游客需求的地理指向,是分析中国旅游业空间发展格局、推动国内大循环格局形成的重要突破点。论文利用2016—2020年百度指数搜索数据,基于虚拟旅游流流向视角,构建虚拟旅游吸引力与出游潜力指标,结合空间分析工具剖析其空间分布状况;通过虚拟旅游优势度与关联性分析各节点的作用与地位,系统考察虚拟旅游流网络结构的空间演变特征。研究发现：① 从虚拟旅游流空间结构来看,北京、上海及云南为中心地区,三地向外辐射,形成了以京津冀、长三角、云贵川渝地区为核心的虚拟空间结构。② 从虚拟旅游流的极化与扩散效应来看,长三角地区扩散效应显著,而京津冀及其以南地区和云贵川渝地区极化效应显著。其中,京津冀及其以南地区由双核结构转为单核结构;云贵川渝地区内外部联系不断增强,形成了多核心、多层级的强区域内循环结构。③ 基于虚拟旅游流网络结构演变特征分析发现,区域内部循环流动是促进区域内外部旅游均衡发展的有效途径。④ 经济发展水平、旅游资源禀赋、基础设施建设及时空邻近性等是影响虚拟旅游流网络结构演变的重要因素。     

入境旅游流与航空运输网络协同演化及差异分析——以西南地区为例

区域入境旅游流与航空运输网络协同演化规律及差异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文章探讨了入境旅游流与航空运输网络空间演化的协同关系和动力机制,并利用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和重心模型,从入境旅游流和航空运输网络的客流关联度、空间结构、网络结点连接强度等层面,对1999～2009年西南地区入境旅游流与航空运输网络的协同演化规律及差异性进行深入分析。结果显示:(1)西南地区入境旅游流与航空客流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互动效应明显,但入境旅游流对航空客流的促进作用更强;(2)入境旅游流和航空客流的空间结构变动特征和趋势表现出较高的一致性;(3)入境旅游流和航空运输网络中的结点连接强度存在着较强的耦合性,其耦合程度受到了其它交通运输方式的影响;(4)西南6省区中仅有西藏的入境旅游流流量与航空客流量相关关系不显著,而其他5省区则较显著,但区域内部也存在较大差异。     

武广高速铁路对湖北省区域旅游空间格局的影响

运用首位度和位序-规模法则分析武广高铁对湖北省区域旅游空间格局变化的影响,并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比较湖北高铁和非高铁旅游流网络结构的差异,进一步验证高铁对区域旅游空间格局的影响,最后从泰尔系数和差异化指数2 个指标分析高铁对区域旅游发展空间差异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武广高铁强化了湖北首位分布的态势,对湖北省"鹤立鸡群"的集聚型旅游空间结构形态发挥了"催化剂"效应。② 武广高铁对湖北区域旅游空间格局演变的影响表现出"双刃性",一是强化了核心区域的极化作用,使整体区域旅游发展差异扩大,表现出不利于区域均衡性发展的负面效应;二是强化了核心区域的扩散作用,对边缘区域影响程度更大,扩散面更广,使边缘区域内部旅游发展差异缩小,表现出有利于区域均衡性发展的积极效应。由于扩散作用的强度没有极化作用的强度大,高铁导致湖北区域旅游发展差异最终表征呈扩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