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城市化地区人居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评价——以深圳市为例

以深圳为例,基于主成分分析法和协调发展度模型,利用其1996~2007年的统计数据对城市人居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深圳城市人居环境不断改善,城市经济快速发展,城市人居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度不断增强;城市人居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由轻度失调经济滞后型向良好协调城市人居环境滞后型转变,经济发展与城市人居环境之间的差距呈现扩大的趋势;两系统之间的动态协调度呈持续稳步上升的态势,处于趋于协调发展的轨迹上;最后,提出了四大政策建议及不足之处。     

福建省域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对比分析

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度是一个定量表示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指标,强调的是系统之间各要素的共同发展．以福建省域城市为例,介绍了福建省环境与经济发展现状,确定了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模型并采用熵值法为指标体系确定权重,对福建省域城市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做出评价和分析,用确定好的协调发展度等级对其进行分类．结果显示,福建省9个设区市中厦门市处于优质协调发展类型,福州市和泉州市处于良好协调发展类型。莆田市、三明市、漳州市、南平市、龙岩市和宁德市均处于中等协调发展类型．对于不同类型的城市如何提高协调发展度提出相应的建议及措施．     

中国城市投资环境竞争力动态分析与评估

在阐述城市投资环境研究意义的基础上,建立了城市投资环境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以1997,2003,2005年为研究本底年,对全国35个主要城市投资环境竞争力进行了动态分析与评估.结果表明:中国城市投资环境竞争力总体水平不高且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特征,制约投资环境竞争力的因素主要是经济和社会等软环境;按照中国主要城市投资环境竞争力的差异可分为优秀、良好、中等、差等4种类型,不同城市在不同年份其类型有所变化,但大部分类型变化不大;根据投资环境竞争力相对强度和增长强度大小可将中国主要城市投资环境竞争力演化类型分为稳步增长型、快速增长型、潜在增长型、缓慢增长型4种.     

区域社会经济与农业技术扩散环境协调发展研究——以西北地区为例

从扩散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以及协调度的定义出发,利用因子分析和相关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设计了一套定量化评价区域社会经济与扩散环境协调发展的方法,并对西北地区352个县域的农业技术扩散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状况进行了定量化评价.结果表明:根据扩散环境相似性、发展水平相近性、协调发展一致性等原则,利用聚类分析法,可将西北地区各县域分为高度协调发展型、中等协调发展型、初级协调发展型和整体发展滞后型4种类型区域:把空间分布类型转化为时间发展阶段,以发展阶段作为区域社会经济与农业技术扩散环境协调发展状态的背景时,西北地区各县域协调度呈明显的空间"S"型变化特征,根据协调度随社会经济发展的"S"型曲线变化特征,可划分为初级不协调、低级协调、中级协调、高级失调和高度协调5个阶段.     

陕北农牧交错区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评价

生态建设与经济协调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陕北地区属于典型的北方农牧交错地带,其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关系到国家能源安全,区域生态稳定,以及当地人民脱贫致富等诸多问题.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对陕北农牧交错区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相互作用程度进行了定量评价.结果表明:1994-2005年陕北农牧交错区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度基本保持在良好协调类型,呈现稳定的态势.协调发展度评价结果显示,1996年以前,该区域发展主要受经济滞后制约;1997-2003年表现为生态与经济同步协调状态;2004年以后,主要表现为生态滞后影响区域社会经济发展.     

中国各地区投资环境的对比分析

以多元统计中的主成份分析为主要方法对全国３０个省区的投资环境进行了估算和排序，在此基础之上加以比较分析，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影响一地投资环境的主导因素是经济基础以及经济增长能力，并据此进行了简单的聚类，将全国３０个省区的投资环境划分为实力型，增长型、均衡型、薄弱型，滞后型５种类型。     

新常态背景下中国海洋经济质量与规模的协调性分析

在界定海洋经济质量和海洋经济规模概念的基础上,应用以综合赋权为基础的象限图分类识别方法,对2001—2012年中国沿海11个省份的海洋经济质量与规模之间协调发展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海洋经济多数处于中低水平状况下质量与规模不协调的状态,即海洋经济质量超前规模或海洋经济质量滞后规模;海洋经济发展水平和质量与规模间协调关系分别由低水平向高水平、由海洋经济质量超前规模程度较小的超前型经海洋经济质量与规模协调型向海洋经济质量滞后规模程度较小的滞后型转变且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表明当前影响海洋经济质量发展的因素如资源环境条件恶化等问题逐渐凸显。因此,应因地制宜地分类制定海洋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     

中国西北地区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现状研究

中国西北地区(陕、甘、宁、青、新),深居中国内陆,生态环境恶劣,经济发展落后,其町持续发展状况受人关注。而可持续发展状况主要是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问题,在西北地区环境——经济复合系统指标体系构建的基础上,利用科学、客观的因子分析方法确定出指标体系中各项经济、环境指标因素的权重：然后,利用模糊隶属度函数对西北地区各经济、环境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量化处理,得到各评价指标的隶属度值;最后,引入经济、环境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模型,对西北五省区的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状况进行定量模拟．分析,得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与青海省均属于中级协调发展类环境滞后型区域,陕西省属于勉强协调发展类环境滞后型区域,甘肃省属于濒临失调衰退类环境损益型区域,宁夏回族自治区属于严重失调衰退类环境损益型区域。     

1990年以来辽宁省环境与经济协调度评价

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关于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程度的定量评价方法和理论目前尚未成熟,从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及其协调度的概念出发,利用因子分析与相关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设计了一套环境与经济协调度的定量评价方法,并对1990年以来辽宁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状况进行了定量评价,结果表明:1990年以来辽宁省环境与经济协调状况经历了从失调向初级协调的转变过程,环境与经济协调度的发展大致呈“V”型趋势变化,“九五”时期是协调状态由失调向初级协调的过渡阶段,1997年以后环境与经济处于初级协调状态。对辽宁省环境与经济协调度的限制因子进行了分析,指出能源和水资源短缺、工业三废排放量大、局部地区生态环境问题突出、区域经济差距扩大等因素将长期制约辽宁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     

山东省人口城镇化与空间城镇化协调发展及空间格局

构建了人口城镇化与空间城镇化综合指标体系,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山东省1985—2012年人口城镇化和空间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状况与演进趋势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镇人口的增加、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扩张、工业的迅速发展和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的提高是山东省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根据耦合协调度可将山东省城镇化发展划分为3个阶段,即不协调阶段(1985—1989年)、基本协调阶段(1990—2005年)和高级协调阶段(2006—2012年),城镇化协调类型从严重不协调-空间城镇化滞后到高级协调-人口城镇化滞后;进而以山东省2011年县域为研究单元,对县域城镇化水平的空间格局和协调类型进行了分析,县域城镇化水平区域格局严重不均衡,空间城镇化水平普遍高于人口城镇化水平。山东省处于空间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相对滞后阶段,城镇土地利用集约度不高。     

我国沿海地区城市化与海洋服务业时空耦合协调发展评价

本文从时空耦合协调角度,通过城市化与海洋服务业协调发展问题研究分析其发展规律特征。研究表明,沿海地区城市化与海洋服务业协调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协调发展水平由濒临失调调整为优良协调,海洋服务业发展情况良好,由城市化推进海洋服务业发展向海洋服务业促进城市化进程转变。地区间协调水平差异明显,同时呈现出波动变化的特征。协调发展类型中,城市化发展滞后型长期占有较高比重,短时间海洋服务业滞后型占较高比重。主要因为城市化发展进程呈现出"S"曲线的发展规律,海洋服务业呈直线上升趋势,最终导致地区协调发展水平、类型呈现出波动性变化特征。     

云南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从人口城市化质量与土地城市化质量两方面，构建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以2007~2016年相关数据为支撑，定量计算云南省多年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耦合度、综合发展指数和协调发展度，并根据协调发展类型划分标准对研究时段内云南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的协调发展类型和对比类型进行划分，并在此基础上对二者的协调状态进行评估；同时在GIS技术支持下，分别以2007年和2016年为时间节点，揭示不同时段云南省各市（州）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特征与空间格局的变化特征。研究表明：从时间序列特征看，云南自2010年起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土地规模扩展过快，存在造成空城的风险；城市化水平总体发展趋势良好，人口与土地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高；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协调发展趋势良好，逐步进入协调阶段；从空间格局特征看，呈现以昆明为中心，从中部“协调型”逐步转变为边缘“失调型”的空间格局；土地城市化滞后型数量少，且集中分布于滇中和滇西北地区；人口城市化滞后型数量多，广泛分布于滇东、滇西、滇南和滇东北的大部分地区；各市（州）协调发展状态分属协调阶段、磨合阶段和失调阶段，协调发展对比类型空间差异显著。     

生态脆弱能源区人居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时空格局及演化机制——以晋陕蒙接壤区为例

以晋陕蒙接壤区为例,运用综合指数法、协调发展度模型和PCA模型方法,构建协调发展变化模型,借助GIS和SPSS技术,研究2000-2015年生态脆弱能源区人居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时空特征,揭示人居环境与经济系统时空协调演进机制。结果表明：2000年以来,晋陕蒙接壤区人居环境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度长期处于勉强协调发展类型;县域人居环境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度由“北高南低”演化为“中部高周边低”的空间分异特征;榆阳区、府谷县、横山县、神木县、东胜区、准格尔旗、伊金霍洛旗的人居环境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度显著提升,河曲县、保德县、偏关县、兴县、达拉特旗和托克托县的协调发展度出现下降态势;人居环境与经济系统时空协调演进是居住环境因子、产业结构因子、基础设施因子、公共服务设施因子和政府宏观政策调控因子等多重动力因子综合驱动的结果。据此提出推进区域人居环境与经济系统向优质协调发展类型演进的对策建议。     

中小城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研究——以池州市为例

城市旅游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密不可分,两者处于动态发展之中,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以池州市为例,构建了城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借鉴协调发展度模型,对池州市2001-2011年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进行定量测度,结果表明:池州市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效益指数均呈上升趋势,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系统协调发展度由0.1166升至0.8043,目前属于中度协调发展型.未来随着城市旅游经济的加速发展,生态环境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池州市要尽快采取相应措施促进旅游经济—生态环境系统向着良好协调发展型方向发展.     

西安市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研究

以西安市1998-2013年统计年鉴数据为基础,构建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并应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权重,依据协调度模型定量评价二者关系,最后运用GM（1,1）模型预测未来趋势,以期为二者关系协调发展提供决策依据。结果表明：（1）二者间存在复杂时变非线性的动态耦合关系,即1997-2005年为发展初期,土地利用类型为勉强协调类土地利用滞后型,关系并不稳定且协调水平低;2006-2011年为发展中期,类型转换为初级、中级协调类土地利用滞后型,关系开始趋于稳定;自2012年后基本稳定在良好协调类生态环境滞后型,呈V型轨迹并向有序、稳定的协调关系发展。（2）1997-2012年二者评价指数均呈上升趋势,影响协调发展度的主要因素从生态环境逐渐演变为土地利用。因此,平衡二者发展速度,调控土地利用方式,对协调发展关系至关重要。     

河西走廊绿洲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发展能力评价

河西走廊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发展约束性强,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是实现绿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在对河西走廊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现状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绿洲生态经济系统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运用协调发展度模型,对5个绿洲生态经济系统及其子系统的协调发展度及协调度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各绿洲生态效益、经济效益水平均很低,尚不存在良好协调发展区域;绿洲协调发展能力呈现为嘉峪关>金昌>张掖>酒泉>武威的顺序,嘉峪关属于勉强协调发展类生态滞后型区域;金昌、张掖、酒泉、武威同属于濒临失调衰退阶段,其中金昌、酒泉属于生态经济同步型区域,张掖、武威属于经济滞后型区域,据此提出各绿洲的发展方向与对策建议.     

辽宁沿海经济带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度的时空演变

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度是衡量一个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定量指标。本文构建了辽宁沿海经济带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度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协调发展度模型对研究区域2000～2009年的协调发展度进行计算及时空演变分析。研究发现:在时间演变方面,辽宁沿海经济带经济与环境区域综合协调度呈“V”型发展趋势,区域综合协调发展度呈稳步上升趋势,且各城市协调发展度所属类型层次较高,整体上达到中级协调发展类水平;在空间演变方面,辽宁沿海经济带六大城市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型,且东部、南部城市较西部、北部城市发展更为协调,但各城市空间差异逐步缩小。本研究还分别从宏观政策调控、产业结构升级、区域布局优化及环保门槛提高等方面,分析了辽宁沿海经济带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度时空演变机理,指出辽宁沿海经济带在上述因素的驱动下,经济综合发展水平和环境综合承载能力均有所提高,但由于产业同构、海岸带生态脆弱等现象的存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区域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仍然是未来发展的主要任务。     

非洲地区人口与经济空间耦合研究

采用2003―2012 年非洲52 个国家（地区）的人口、GDP 和国土面积数据,运用地理集中度、耦合指数与区域重心等方法分析了近十年非洲地区人口与经济的耦合特征。结果表明：人口地理集中度呈现出东西高、中部低格局;经济地理集中度总体呈现出四周高、中部低的“盆地状”格局,整体上两者呈现出中度的正向相关性。根据耦合指数,非洲地区可划分为5 个类型：经济极化型、经济超前人口发展型、协调发展型、经济滞后人口发展型与经济严重滞后人口发展型。非洲地区人口重心与经济重心均位于几何重心的东南方,2003―2009 年,两者耦合关系明显;2010―2012 年,两者延伸轨迹出现一定程度的偏移,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是造成两者偏移的重要原因。     

中亚五国资源环境承载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性分析

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有效协调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中亚五国是支撑“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关键节点，本文建立双系统评价模型，分析中亚五国独立后资源环境承载和经济发展的时空演变与系统耦合协调特性，结果表明：1）资源环境承载水平，哈、塔、吉三国较高，经济发展水平哈国和土国较高。1990—2017年，五国双系统变化总趋势呈现反向变化趋势。2）五国资源环境承载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度介于0.3-0.8，处于轻度失调衰退型至中级协调型之间。空间差异呈现哈国水平最高，塔国最低状态；时间演变上，五国耦合协调度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趋势，且耦合度较高，协调度较低。3）五国的资源承载和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协调类型均未达到良好匹配。塔国和吉国属于经济明显滞后水平，哈国和乌国由经济滞后向资源受损型变化，土国变化较大，由经济滞后向资源受损型变化，且滞后程度不断加深。4）20世纪90年代，中亚五国经济衰退直接导致资源环境承载压力减小，在资源环境状态任然缓慢恶化的情况下，资源环境承载总体水平有所提升。总体来说，五国之间双系统影响机制具有显著空间差异。     

北京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水平计量模型研究

选取北京市 1985～ 1999年经济与环境数据 ,通过分析经济因子与环境因子相互关系 ,探究北京市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演替轨迹 ,以建立北京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水平计量模型 ,为评价北京市环境政策提供依据。实证研究表明 :北京市自 1985年以来随着经济增长其环境恶化程度在下降 ,且已进入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后期阶段。北京市各环境指标与人均GDP演替轨迹呈现显著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特征 ,但比发达国家较早实现了其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转折点 ,且到达转折点的时间跨度小于发达国家。这主要归功于中国及北京市政府近 10年来 ,尤其 1995年以来有效环境政策和巨额环境投资以及科技后发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