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物流与经济时空耦合研究

以1994—2012年安徽省各地市货运总量和GDP数据为基础,采用重心模型、地理联系率、地理集中指数分析物流和经济空间演变规律,揭示物流增长与经济发展的时空耦合特征,并根据耦合指数识别不同区域的耦合差异。在省域尺度下,无论是重心变迁轨迹还是地理联系率,都表现出物流与经济在时空上存在明显的耦合关系。二者重心演变路径在空间上具有相似性,重心间距离呈现出扩大—减小—扩大的变化过程,且物流重心在时间上滞后于经济重心,移动距离和幅度大于经济重心,表明区域经济发展对物流增长具有明显的拉动作用;地理联系率都在99以上,这也表明全省物流与经济发展在时空上具有明显的一致性。在地级市尺度下,物流与经济的地理集中度呈现出空间相关性且趋于增强,区域的不平衡性趋于缓和;基于物流和经济耦合指数可将省域内17个地市划分为经济超前于物流型、经济物流协调型、经济滞后于物流型三大类型。     

环洱海地区耕地与农业劳动力空间分布特征及其耦合关系

运用区域重心、地理集中度及不一致指数等模型,对环洱海地区1988年~2012年耕地与农业劳动力的空间分布与耦合关系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随时间演进,耕地重心呈向西北为主、东南为辅的变动态势,而农业劳动力重心的阶段性变动明显,整体向西南偏移;25年间,耕地与农业劳动力重心的空间重叠性与变动一致性均大幅提高,两重心耦合态势日趋明显。海西地区耕地与农业劳动力地理集中度均远高于海东,洱海西岸、S221及G214沿线分别为耕地与农业劳动力的主次要集聚轴;自1988年以来,耕地向海西中北部集聚,而农业劳动力呈现出由分散转为集中的布局态势,整体上两者呈高度正向相关性;随时间演进,村域耕地与农业劳动力空间分布的协调度明显下降,依据不一致指数,可分为耕地优势集聚型、农业劳动力分布滞后型、耕地—农业劳动力空间协调型、耕地分布滞后型及农业劳动力优势集聚型五类村庄。     

黑龙江省人口分布与经济格局协调发展研究

采用不均衡指数、人口与经济地理集中度及其不一致指数,解析人口分布与经济空间格局协调度。黑龙江省人口分布的不均衡化程度加强,经济分布的不均衡化程度有弱化的趋势;人口与经济地理集中度均呈现出以高集中度的哈尔滨市为中心向外扩展、集中度逐渐降低的圈层结构格局;大部分地区的经济集聚滞后于人口集聚。黑龙江省应继续适应经济集聚发展的态势,相应地人口也应进一步向省域的中心城市、县域中心城镇等重点开发区域集中;促进大小兴安岭森林生态功能区人口的跨区域合理流动;经济落后区与经济滞后区应实行合理的人口迁出政策,放宽经济极化区与经济超前区的人口迁入政策,从而实现黑龙江省人口分布与经济格局在空间上的协调性。     

贵州乌江流域人口与经济发展协调性研究

贵州乌江流域是典型的山地流域,流域自然生态环境恶劣,人口与经济发展矛盾突出,探究流域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关系对于推动流域人口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选取2001~2015年贵州乌江流域各区域相关数据,运用人口-经济弹性、地理集中度、耦合指数、空间自相关和重心分析等方法对流域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关系进行探究。结果表明：① 在总量规模上,流域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协调度较高,但流域内各区域却存在差异。② 人口、经济地理集中度在空间分布上存在区域差异,流域中部区域较高且由中部向四周逐渐降低。人口、经济地理集中度在全域空间上莫兰指数值逐渐变小,表明流域人口、经济地理集中度空间自相关性在减弱,人口、经济发展的空间独立性逐渐增强。③ 人口重心、经济重心逐渐向远离流域几何重心的西南方向移动,人口重心与经济重心发生偏离,贵州乌江流域存在区域发展非均衡性。     

城镇建设用地与经济发展空间格局耦合特征与驱动机制——以福建省为例

基于Theil指数、重心模型、空间耦合指数和局域Moran′s I指数,分析了福建省城镇建设用地与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耦合特征;采用最小二乘法、虚拟变量和面板回归模型,探讨了两者空间格局耦合的驱动机制。结果显示:1)建设用地和经济发展在空间集中度上都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建设用地偏向于集中在行政等级较高的市辖区,而经济发展倾向于在沿海都市连绵区集聚,两者重心都有向东南偏移趋势(建设用地重心南移明显),两者空间格局耦合呈现东西分异和"中心-外围"结构。2)第二产业GDP占比、县域总人口、集体企业从业人口、企业利润和社会消费是影响两者空间格局耦合的主要因素;两者的耦合机制存在显著的东西差异和行政单元间的个体差异。最后,提出了引导建设用地与经济发展空间耦合发展的政策建议。     

京津冀地区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关系研究

京津冀地区是中国重要的人口集聚区和经济增长极,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下研究京津冀地区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关系,对于促进区域内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京津冀地区2000-2010年各区(县)和2000-2014年各城市的人口、GDP数据,运用人口—经济增长弹性、地理集中度、不一致指数、重心分析等方法探究京津冀地区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关系,结果表明：①在总量规模上,京津冀地区整体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度较高,但各城市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度存在较大差异。②在空间分布上,从地理集中度来看,京津冀地区人口、经济地理集中度均呈现北部低、中南部高的分布特征,其中北京、天津经济地理集中度高于人口地理集中度,河北多数城市人口地理集中度高于经济地理集中度;从重心来看,京津冀地区整体的人口与经济重心都向东北方向移动,且经济重心的移动幅度大于人口重心,2个重心偏离距离不断加大,此外各城市的人口重心与经济重心也出现不同程度的分离。最后,提出了促进京津冀地区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城市人口与服务业空间协同的多维机制——以福建省为例

采用Hoover系数、空间聚集指数、重心模型、空间耦合指数以及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对1995—2015年福建省城市人口与服务业的空间协同机制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① 城市人口与服务业都有向中心城市集中的特征,服务业的空间集中度高于城市人口。② 城市人口与服务业都有向中心城市周边聚集的趋势,而且服务业的聚集度更强。③ 空间重心轨迹显示两者在东西方向上存在错位,服务业的分布更偏向东部沿海。④ 两者的空间耦合指数呈现持续上升的时序演化特征、由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逐步升高的空间梯度格局。⑤ 回归模型显示,城镇职工收入、农民收入、建设用地规模和固定资产投资是两者空间协同的重要影响因素。     

甘肃省人口经济空间分异与关联研究

通过分析甘肃省各县区1991-2011年人口和GDP数据,计算各县区的人口地理集中度、经济地理集中度、不一致指数和Moran’s I指数等,综合运用SPSS、GeoDA和ArcGIS软件,对甘肃省人口、经济的空间分异和关联性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甘肃省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均呈西北低东南高,高值区围绕市区集聚的特点;甘肃省人口经济的地理联系密切,地理分布一致,但是两者之间又存在一定的偏差性,表现在人口地理集中度的空间差异远大于经济地理集中度的空间差异;人口与经济匹配关系在空间分布上由分散转变为集中,总体来说不断趋于协调;从相关指数来看,甘肃省大部分地区人口经济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较弱的相应关系。     

1990~2013年河南省县域人口、经济和粮食生产重心的迁移轨迹与耦合特征——兼议与社会剥夺的关系

基于社会剥夺理论,利用重心计算及空间耦合分析模型,研究了1990~2013年河南省县域人口重心、经济重心、粮食生产重心动态迁移及其空间耦合,并探讨其与社会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23 a来河南省经济、人口及粮食生产重心均在省域几何重心北部变动,空间错位格局日趋显著,变动一致性波动剧烈;2000年前人口重心与粮食重心耦合度较高,2000年后粮食重心与经济重心明显呈东南-西北路径背向偏离,粮食生产对经济重心迁移的影响持续下降,而人口重心与经济重心耦合度逐步提升;传统农区社会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增长水平,粮食主产县区的“粮食与民生倒挂”特征显著。     

基于TOPSIS法的非洲区域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水平评价

通过构建区域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水平指标体系,结合TOPSIS方法与变异系数法确定权重,从经济生产、人口与健康、基础教育和产业结构水平4个方面出发,对2012年非洲52个主要国家的区域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水平进行定量评价与比较,研究表明：非洲地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呈现出“南北发达,中部落后”的空间分布格局,区域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水平北非＞南非＞东非＞中非＞西非;中非、西非地区人口与健康水平与南非、北非和东非地区差距较大,发展滞后;基础教育水平呈现“阶梯式”空间格局,南非与北非地区基础教育水平较高,中非与东非地区其次,西非地区相对落后;产业结构的地域差异较大,西非和东非地区产业结构水平较低,中非、南非和北非地区相对较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针对非洲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特点,展开对非援助与合作的建议。     

环境污染重心与社会经济重心的演变对比分析——以河南省为例

运用空间结构重心计算方法,选取河南省18个行政区的相关数据,对河南省2003—2013年环境污染重心与社会经济重心的空间分布、移动规律和相互影响进行分析。分别计算工业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3个环境污染重心,年末总人口、GDP、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个社会经济重心,从移动距离、移动方向、移动路径、斜率分析、空间相关性分析等多个角度阐述河南省环境污染重心、社会经济重心的动态变化与空间联系。结果表明:经济重心的移动与河南省区域经济发展政策有关;经济重心与各项污染重心的空间距离越来越大;固体废弃物、废气与废水向经济重心两侧移动,总体呈"个"字型态发展;经济重心所在区位基本不变而且将会保持。     

西部省区旅游经济效率与区域经济水平的重心耦合及互动响应研究

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背景下,旅游业是推动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基于此,文章综合运用非径向超效率DEA模型、综合线性加权法、非参数Kernel核密度估计、重心模型、重心耦合模型以及VAR模型等方法分析旅游经济效率与区域经济水平的重心耦合与互动响应。研究结果表明：（1）西部旅游经济效率与区域经济水平均处于较低水平,前者经历了从“川-黔-渝”三核到“滇-黔”双核的演变,后者则始终以四川为唯一增长极;（2）旅游经济效率核密度曲线形状从相对平稳发展为陡峭,区域经济水平则相对稳定,前者两极化态势更为严峻;（3）旅游经济效率与区域经济水平重心迁移距离最大方向分别为“南偏西”和“南偏东”,均呈现“西北-东南”极化格局,极化方向分别以顺时针转动了3.41°和1.41°;（4）空间重叠性数值呈“U”型演化,重心耦合态势先“优化”后“劣化”;（5）脉冲响应多呈平滑型响应,响应多集中在前3~4期,区域经济水平对旅游经济效率的方差贡献度较低,旅游经济效率对区域经济水平的方差贡献度较高。     

2000-2015年东北地区县域人口与经济耦合协调演变及空间差异——以辽宁省为例

国家对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部署格外重视,尤其在“新东北现象”出现后,东北地区的未来发展趋势再次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热点。选取东北三省人口与经济发展变化特征显著的辽宁省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人口与经济系统指标体系和耦合协调模型,探究2000—2015年辽宁省人口与经济耦合协调演变特征及空间差异。结果表明：东北振兴以来,辽宁省人口与经济耦合关系逐渐加深,呈现高水平耦合发展趋势,但协调关系存在明显的变动,中度失调县区的数量不断增多,基本协调的区域有所下降,且耦合不协调地区以省内陆边界地带为主;耦合度增强、协调度降低的县市具有共同的特征,人口与经济变化不同步,人口综合指数一直下降,而经济综合指数却有增有降,也是导致地区失调的主要原因;辽宁省人口与经济既耦合又协调的地区还存在一定的“圈层+轴线”的空间结构,其中圈层是指以沈阳、鞍山、大连的三圈层结构（由中心向周围递减）,且离中心地区越远,其耦合协调水平越低;轴线结构是处于哈大高铁线路上的沈大城市走廊,形成一条较明显的“梯度轴”。     

中国经济与人口重心的耦合态势及其对区域发展的影响

区域发展差距一直是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所面临的重要问题,经济和人口的空间分布态势作为区域发展空间均衡过程的体现,与区域差距的形成有密切关联。通过计算1952年至2005年中国经济重心和人口重心的地理坐标以及重心间的空间重叠性与变动一致性,刻画了53年间我国经济和人口空间分布的耦合态势,证明了其与区域差距的大小高度相关。在构建经济、人口重心空间耦合过程的作用机制模型的基础上,用均衡点跃迁和势能差转化解释了区域发展的空间均衡过程,揭示了内生和外部因素在其中的作用机制,提出了区域发展差距的"多阶段倒U形"的演变规律,并据此分析了1952年以来中国区域发展空间均衡过程周期性变化的动因,并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途径进行了讨论。     

东北三省城市土地利用效益评价及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在阐述城市土地利用效益系统耦合协调性内涵及其交互作用机理的基础上,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均方差决策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东北三省2003~2015年城市土地利用综合效益及其主成分间耦合协调关系进行测度,并分析其时空演化过程。研究认为：① 城市土地利用综合效益表现出随时间“先升后降”的特征,区内三省间差异明显,中心和门户城市长期处于较高水平。② 城市土地利用经济效益亦存在“先升后降”的时序变化特征,空间上表现为“南高北低”,低值区范围缩减明显;社会效益差异不显著,在南北方向上表现出“凸”字型分布特征;区域生态环境效益整体较高,高值区由集中趋向分散。③ 城市土地利用经济、社会、生态环境效益间耦合协调关系在各时间节点均表现为失调,且以中度失调为主,但中心城市和门户城市的三效益耦合协调关系相对较好,向协调方向发展,哈长与辽中南城市群地区协调性优于其他区域,吉林省与辽宁省东部的部分城市协调关系趋向恶化。④ 城市土地利用效益间关系失调主要受复合因素的作用,经济效益滞后是制约土地利用效益耦合协调关系提升的主因,生态环境效益滞后不是限制土地利用效益耦合协调性提升的主要因素。     

塔里木河流域人口-经济分布不均衡特征分析

 不均衡性是人口与经济分布最基本的属性,不均衡性过大影响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文章利用地理联系率、Pearson相关系数、基尼系数和崔王指数分析了塔里木河流域人口-经济分布不均衡的时间特征;采用重心模型和人均GDP空间分异特征探讨了人口-经济分布不均衡的空间格局。结果表明：（1）改革开放以来,塔河流域的人口、经济分布匹配程度不断减弱,不均衡特征逐渐显著,区域经济差异已超出警戒线的范围。（2）在空间格局上,经济重心显著向东北方向集中,人口重心基本不变;人口、经济重心转移使和田、喀什、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三地州逐渐成为贫困人口集聚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库尔勒市成为经济极化中心。依据增长极理论,塔河流域经济极化中心较单一,增长体系不完善,未来需培育新的极化中心。     

坦桑尼亚人口分布空间格局及演变特征

坦桑尼亚是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辐射点,中国已成为坦桑尼亚第一大贸易伙伴。本文基于坦桑尼亚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及分地区统计数据,运用人口密度分析法、人口分布集中指数、人口重心模型和人口偏移增长模型,分析了坦桑尼亚自20世纪80年代末经济变革以来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及演变特征。研究结果表明：①坦桑尼亚人口分布以中央铁路线为界,呈现“南疏北密”特征;②1988-2002-2012年间,人口分布不均衡发展的态势不断增强,人口分布重心始终处于中部偏北地区,且有继续北移的趋势;③人口向城市地区集聚是人口再分布的主要过程,中心城市的人口集聚能力不断增强,达累斯萨拉姆省始终处于正向增长的绝对优势地位,以致周边地区出现明显的人口偏移负增长;④铁路和港口等基础设施对人口集聚的作用明显。上述结论对中坦在基础设施建设、住房建设及公共服务方面的合作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