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建成环境对居民身体活动的影响研究进展与启示

城市建成环境与身体活动关系是城市系统人地关系在健康领域的一种现实表现,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关乎城市公共健康的发展与管理水平,是健康地理学新近研究热点。论文基于地理学空间视角,从空间组织、空间格局、空间功能3个维度论述了国内外城市建成环境对居民身体活动影响的研究进展。结果表明,国外研究取得了诸多成果：① 理论与方法上,社会生态理论应用最为广泛,不断被修正和拓展。而基于移动-活动行为理论的建成环境与身体活动关系研究日益成为新视角。同时,一些复杂计量回归模型、空间回归模型得到较多应用。② 实证研究上,重点关注城市建成环境空间组织、空间格局、空间功能一系列特性对不同人群身体活动水平、类型的影响。空间组织上主要集中在交通组织、绿地网络等组织类型,以及可达性、连通性等空间联系的影响研究。空间格局上强调能级差异下建成环境要素集聚多寡,空间外部几何形态表征、指示对身体活动产生的相应影响研究。空间功能上多探究混合性、单一功能构成和主客观功能品质的影响研究。国内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地理学、城市规划学、体育学等领域,尚处于初步介绍国外相关研究成果和少量实证研究阶段,缺少基于本土的理论提升及典型案例研究。最后,论文从理论、方法、实证上探讨地理学视角下未来研究重点：基于“天人合一”理念的理论提升;基于多源数据融合和时空计量的研究新方法;基于虚实交互空间和本土语境下的实证研究。     

多尺度建成环境对居民通勤出行碳排放的影响——来自广州的实证研究

通勤出行碳排放是城市交通碳排放的主要来源。然而,现有研究很少关注不同地理尺度建成环境对居民通勤出行碳排放的影响差异,且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本文基于居民出行调查数据和多层次混合效应模型对广州多尺度建成环境对居民通勤出行碳排放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在控制居住自选择效应之后,居民通勤出行碳排放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这些差异是由社区间的建成环境差异所导致的。在不同尺度建成环境中,社区尺度的建成环境对居民通勤出行碳排放的影响最显著。而且,居住地建成环境对通勤出行碳排放的影响比工作地建成环境的影响显著。对建成环境进行规划干预应更多着眼于居民所居住的社区以及与居民日常出行活动联系紧密的社区15分钟步行生活圈。虽然实证案例社区的选取可能存在局限性,但研究结论可为构建低碳城市空间结构、引导居民出行行为转变和制定具有针对性的低碳交通与土地利用政策提供一定的科学理论依据。     

智慧社会下的城市地理学研究——基于居民活动的视角

智慧社会下,信息通信技术已经渗透到居民日常生活中各个方面的网络/实体活动经历,是理解智慧社会发展的核心。同时,虚拟—实体空间关系、网络—实体活动关系及其对城市地域空间重构与演化的影响一直得到城市地理学者的广泛关注。在综述已有居民活动时空间研究的基础上,指出智慧社会下居民网络—实体活动的关系已经超越简单的替代—促进二元关系,而承载网络与实体活动的虚拟与实体空间也相互交织影响,挑战对实体空间中地方与移动性的理解,并重构虚拟空间中的秩序和规律,丰富智慧社会下城市地理学的研究问题。超越技术决定论与基于技术决定论的虚实空间二元论的讨论范畴,更能反映城市地理学在智慧社会发展话语体系中的地位。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同时经历着快速的信息化与城镇化,对居民网络/实体活动组织及虚拟—实体空间关系的研究不仅提供了新的案例与理论贡献,而且为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实践策略。     

基于步行性与污染物暴露空间格局比较的建成环境健康效应——以南京为例

在雾霾问题日益严重的中国,通过提高建成环境的步行性以增加居民户外体力活动的同时,也会增加居民的污染物暴露度,最终的健康效应不一定为正。针对这一悖论,论文以南京为例,通过步行指数测度步行性,基于土地利用回归模型和插值模拟PM_2.5和O₃浓度的空间分布,在此基础上比较步行性与污染物暴露的空间关系,从而对建成环境健康效应进行评价。研究表明：确实存在高步行性但同时也是高污染物暴露的城市空间,这部分空间主要分布在城市中心区,在这些地区片面强调提高步行活动其实是存在很大健康风险的;城市郊区则呈现低步行性且低污染物暴露的特征,其健康效应亦难以直接判断;靠近城市中心但又距其有一定距离的大面积绿地周边地区呈现高步行性且低污染物暴露的特征,其健康效应为正;而城乡交界的半城市化地区容易成为低步行性且高污染物暴露的健康效应为负的空间。研究结果可以为精准制定健康城市的土地利用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城市居住分异对居民健康活动的影响研究

虽然国内外大量研究探讨了居住环境与健康关系,但较少将城市地理学与社会心理学结合,从理性行为角度分析居住环境对居民身体活动的影响机制。论文引入计划行为理论的分析框架,以中国居住空间分异的特殊性为切入点,以南京为实证对象,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解析居民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和行为意向对居民身体活动的影响路径。结果表明：传统社区、单位社区、保障房社区、城中村和商品房小区的居民社会经济特征和健康活动存在明显差异。影响居民健身意向和健身活动的最重要因素为知觉健身行为控制强度感知。消减居民健身的主观限制,包括为其提供健身设备、公共健身资源和对健身进行补贴,可提升其健身活动水平。研究结果可为通过改善建成环境进行健康行为的主动干预提供对策建议。     

地理环境与时空行为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进展

主观幸福感是目前国内外研究热点,与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和建设宜居城市密切相关。已有大部分文献侧重单一空间尺度的研究,分析社会经济属性和地理环境要素(包括建成环境、社会环境、环境污染)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也有部分研究关注居民日常出行属性和活动特征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探讨长期幸福感与短期幸福感的内在关系。论文对上述研究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与评价,综合考虑地理环境、时空行为与主观幸福感的复杂关系,构建主观幸福感的理论研究框架,总结时空行为视角下多尺度、多维度地理环境要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以及作用路径,并探讨主观幸福感的时空动态规律以及微观行为机制,为改善城市人居环境、优化居民行为模式提供科学依据和政策建议。     

日常活动地建成环境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建成环境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老龄化地理学的热点话题,仅从居住地视角探讨建成环境影响可能导致研究结果偏差。为更精确揭示老年人日常活动所处场所建成环境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利用问卷调查等数据,基于老年人日常活动的时空模式及活动地建成环境特征,采用逻辑回归模型对比不同日常活动地建成环境要素对广州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受到不同活动地建成环境的共同影响,其中,居住地与日常活动空间建成环境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模型伪R²最大,而维护性活动地与休闲性活动地能反映出仅考虑居住地视角下忽略的部分建成环境变量。由于老年人在不同活动地的停驻时长、频率和目的不同,日常活动地建成环境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也存在差异,主要通过影响不同活动地相应的活动机会和出行环境产生作用。结论从老年人群日常活动的角度补充了时空间行为研究,有助于为老年主动健康服务供给与老龄宜居城市建设提供科学支撑。     

基于T-GIS的广州市居民日常活动时空关系

随着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关于生活质量的改善问题日益受到重视,以研究个体活动时空关系为重点的时间地理学研究也得到发展。T-GIS 能较好地反映和记录个体活动动态过程,为时间地理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近年来在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住房与就业市场化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城市的内部空间结构发生了急剧的演化,城市居民的日常活动也发生变化,居民微观行为和日常活动组织及社会空间的研究正成为解释城市空间重构及其机制的重要研究视角。本研究结合T-GIS 和时间地理学基本理论,以广州市为案例,利用居民出行日志的问卷调查数据,开发基于ArcGIS 的居民行为链时空分析工具,揭示了典型时间断面居民的空间分布特征和居民日常活动社会分异的的时空关系。结果表明,居民出行行为具有很强的时空关联性。城市中心区在一天不同时间都保持较强的吸引力,成为居民日常活动中各类活动的主要空间载体;城市空间的拓展,改变了部分居民特别是居住在外围街区居民的日常生活习惯;居民的日常活动时空关系存在一定的阶层分化,低阶层日常总体上离开居住地活动的时间最长,但日常活动的活动空间最小,人均月交通费用最低,主要活动空间位于城市中心区和部分传统单位生活区周边;高阶层日常总体上离开居住地活动的时间最短,其活动范围却最大,主要活动空间位于新城市中心区及其周边地区,人均月交通费用最高;中阶层的活动空间相对均衡,交通费用适中。这种时空关联性的分析,有助于揭示居民的日常活动与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关系,拓展基于日常活动过程的城市社会空间研究及交通需求评估,为城市规划和管理提供可靠的依据。     

交通性体力活动与空气污染暴露交互作用下的健康综合效应评价——以南京市为例

针对空气污染问题严重的中国,仅单纯的强调主动式干预建成环境来促进居民体力活动水平,但可能造成居民长期暴露于有害气体中,反而使得居民的健康效益受损。为此,本文以南京市为例,尝试从个体视角分析居民进行交通性体力活动所收获的健康效益。研究发现,并不是只要进行体力活动就是有益身体健康的,需要根据不同的天气状况而定。在空气质量比较好的情况下,体力活动的健康效益占主导地位,而在空气质量比较差的情况下,居民进行体力活动的健康效益不能抵消空气污染暴露造成的危害,活动越多,健康风险越高;在城市内部不同建成环境中进行体力活动的健康效应差异显著,老城区居民交通性体力活动的健康效益高于新城区和主城区,新城区空气污染暴露的健康负效益高于老城区和主城区,而老城区居民进行交通性体力活动的健康“净”效益大于新城区,主城区次之;不同交通小区的健康效应差异显著,体力活动健康“净”效益的热点集聚区是在功能集聚、交通便捷和绿地、水体景观覆盖率较高的区域,而靠近城市主干道、隧道等交通复杂的区域和工业园区是体力活动健康“净”效益的冷点集聚区。本文以期为提出更高效、合理的土地利用规划、设施布局与制定相关的交通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收入群体差异的北京典型郊区低收入居民的行为空间困境

既有低收入居民空间困境的研究以居住空间研究为主,关注低收入者受到的住房与社区隔离,难以刻画低收入者在整日尺度面临的时空制约。行为空间作为行为地理学与时间地理学的重要概念,为描述低收入居民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的移动性与可达性相关的问题提供了有力的工具。本文提出利用潜在活动空间和实际活动空间共同描述居民行为空间,分析低收入居民在时空可达性和实际利用城市空间能力上的劣势。基于2012年北京市上地—清河居民活动与出行日志,利用路网分析、最小多边形分析等方法刻画居民每日的潜在活动空间和实际活动空间。通过对不同收入群体的比较,发现低收入居民比其他居民的潜在活动空间和实际活动空间都要小。进一步构建模型分析潜在活动空间和实际活动空间的影响因素,发现包括收入在内的个体社会经济属性、空间属性和行为属性对潜在活动空间和实际活动空间存在影响,但是二者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对行为空间的测量有利于增进对于不同群体社会分异与空间隔离的认知,对未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城市轨道交通和建成环境对居民步行行为的影响

步行作为一种主要的交通方式和日常体力活动形式,其与公共交通使用和建成环境的关系是城市地理学和公共健康研究的热点。目前城市轨道交通对步行行为的影响研究相对不足,且在中国的实证研究中对于自选择问题的控制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基于2014年西安市建成环境与居民出行行为微观调查数据,采用匹配对照的准实验研究设计,通过自选择效应的控制,本文探究并区分了城市轨道交通及建成环境对交通和休闲步行频率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出行态度和偏好等自选择因素对个人步行频率具有重要影响。② 控制了个人社会经济属性和自选择因素后,受访者对建成环境的感知极大地影响了步行频率。③ 客观建成环境变量对于步行频率的影响与发达国家的实证研究结果存在一定差异。无论交通步行还是休闲步行频率模型中,均未发现密度的显著影响。客观建成环境变量中周边购物及餐饮设施数量和常规公交站点数量对交通步行频率产生显著正效应,但对休闲步行并不产生显著影响。④ 地铁对交通步行频率具有显著的独立影响。本研究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城市居民步行出行背后的影响因素,并为通过优化城市土地利用规划来引导城市居民绿色和健康出行的政策制定提供启示。     

日常活动视角下居民健康影响的性别差异——以广州为例

中国城市化转型背景下,居民的公共健康成为城市地理研究的一个热点。越来越多研究关注健康的性别差异,但基于日常活动视角分析居民健康的影响因素和路径的性别差异研究较为缺乏。因此,作者尝试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不同性别群体居民属性、建成环境、日常活动对健康影响的差异。研究发现：全职男性、全职女性与非全职女性的自评健康存在显著差异,得分依次降低;健康影响因素和影响路径存在性别差异,女性日常活动受到更多约束,其健康更大程度受所住社区周边建成环境和日常活动的影响;女性亚群体之间的健康及影响路径也存在差异;在考虑居民健康性别差异的同时,需要重视就业状况对健康的影响。日常活动视角能揭示居民属性和建成环境对健康影响的路径,有助于理解居民健康影响的性别差异。本文拓宽了健康影响因素的研究框架,对转型背景下改善建成环境,减少日常活动约束,关注健康的性别差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社区生活圈的新时间地理学研究框架

社区生活圈从居民日常活动及行为视角考察城市社区,是城市地理学和城市相关学科的研究前沿,也是中国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中国城市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抓手。伴随着流动性和信息化的不断深入,社区生活圈的主体日益多元化、社区活动和居民时空行为日益多样化、社区空间的功能与意义日益丰富化,亟需城市地理学的研究创新与实践引导。时间地理学是理解人与环境关系的社会—技术—生态综合方法,为早期基于时空行为与生活空间的社区生活圈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新时间地理学重视家庭及其他组织企划的交互与时空组合,可为社区生活圈内个体—家庭—社区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研究、时空行为的社会文化制约与多情境分析及模拟提供重要支撑。论文基于新时间地理学方法,从理论、方法和实证3个维度提出社区生活圈的新时间地理学研究框架,具体包括构建社区生活圈的时空行为理论,揭示社区生活圈的时空间结构;创新社区生活圈的时空行为分析和模拟方法;从社区生活圈时空行为优化、社区交往生活圈、社区安全生活圈等方面创新中国城市规划与管理等研究内容。     

城市建成环境对居民体力活动的影响 ——以福州市的经验研究为例

利用福州中心城区的社会调查、POI、道路网、用地性质等数据,在社区尺度探究城市建成环境对居民休闲型中高强度体力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低密度土地利用与体力活动时长呈正向关联,功能单一和邻近主干道则对体力活动起到抑制作用。② 体力活动目的地对不同人群具有差异化影响,体育用地和付费运动场所仅能促进中高阶层和中高收入者的体力活动,而周边公共运动设施的丰富程度更具普适性意义。③ 通过纳入运动偏好和单独分析保障房、单位大院及房改房住户达到规避居住自选择的目的,证明上述建成环境特征对体力活动的影响是独立且稳健的。     

北京城市街区尺度对居民交通评价的影响

居民交通出行质量是影响城市宜居性和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国内越来越多的地理和规划学者开始关注城市建成环境对交通出行方式的影响,尤其是街区尺度成为相关政策的重点,但细化讨论建成环境对居民交通感知的研究尚不多见。本文以北京为例,结合街区尺度等建成环境客观数据与居民交通评价调查主观数据,采用有序多分类逻辑模型探讨街区尺度特征对居民主观交通便捷性评价和交通安全性评价的影响。研究表明：小街区的模式下交叉路口多,易于设置公交站点,有利于提高居民交通便捷性评价,并且避免了大马路带来的交通隐患,对居民的交通安全性评价也有提升作用;容积率、区位、公交站点等对交通评价具有促进作用。最后分析表明,交通评价还与居民自身属性有关,交通建设需充分考虑不同居民的需求及其分布特征。本文的结论可为推行街区制提供理论支持。     

广州社区绿化环境对居民自评健康的邻里影响

良好的城市生态环境有益于居民的健康福祉。至今鲜有研究阐明绿化环境对中国城市居民健康的心理—社会—行为机制。本文运用广州调查问卷数据、遥感影像数据和百度街景数据,提取多种社区绿化指标,并运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分析技术,阐明社区绿化环境影响居民自评健康的路径和机制,定量测度社区绿化环境的健康效应在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差异。研究发现：① 社区绿化水平与居民的自评健康水平存在显著关联;② 社区绿化通过缓解心理压力提升居民的自评健康水平;③ 社区绿化的健康效应在不同收入群体和不同性别群体之间存在明显差异,表现为社区绿化水平与健身时长和心理压力的关系,中低收入群体强于高收入群体,女性群体强于男性群体。本文以期丰富健康地理学视角下的绿化环境与公共健康的实证研究,并为健康社区建设和人居环境提升提供科学依据。     

郊区化背景下居民健身活动时空约束对心理健康影响——以广州为例

本文从健康地理跨学科的视角入手,以广州市典型郊区的102个样本为研究对象,并选择10个城区街道的927个样本作为参照组进行对比研究,重点探讨中国式快速郊区化背景下,郊区居民健身活动时空约束对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通过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从微观层面探讨居民城市建成环境、健身行为和心理健康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基于WHO-5反映心理健康量表的评分,郊区样本心理健康状况平均分值只有8.411分,远低于城区样本的平均12.788分,郊区居民的心理健康问题需要引起重视。相对于城区居民,郊区居民健身活动受长距离的通勤及不完善的公共交通系统的时空约束更为明显,健身活动频率更低、时间更短、空间上主要集中在住宅附近。这种差异除了受个人经济社会属性、邻里社区融入等因素影响外,还明显受到建成环境因素的影响。研究结论对弥补过度市场化逐利下造成的城市公共性缺失,维护社会空间公平,完善中国式郊区化下的公共服务设施配套体系,改善郊区居民心理健康状况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可为郊区规划及公共政策制定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