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制度建设的主要问题与对策研究（英文）

我国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启动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制度建设,经过十余年的探索,目前形成了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为主体的补偿制度。从实施效果看,现行的生态补偿制度的确为改善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环境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效果呈现减弱趋势,这主要是由于现行的补偿制度本身存在许多问题,突出地体现在补偿标准的计算方法不合理、利益相关者权益没有得到充分体现、补偿资金来源渠道和补偿方式单一等方面。从未来看,应从如下几个方面完善生态补偿制度:(1)坚持纵向补偿为主、横向补偿为辅、纵横结合的总体思路,考虑设立国家生态补偿转移支付;(2)以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会成本、生态服务价值作为补偿标准的确定基础,在补偿效果评估方面增加反映经济绿化程度的指标;(3)逐步建立多利益相关者参与的补偿资金使用机制,建立以绿色发展为导向的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机制;(4)积极培育以生态服务为产品的新兴业态,促进生态服务产业的繁荣。     

补偿标准参照的比较:机会成本与环境收益——以石羊河流域生态补偿为例

流域生态补偿是当前生态经济研究的热点问题。在简要说明流域内生态系统服务与流域生态补偿的关系之后,从理论上分析了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的环境收益参照——机会成本变为环境收益,并以石羊河流域生态恢复目标为例开展实证,在考虑补偿总预算约束下,比较采用两种补偿标准参照生态补偿机制运行的效果。结果表明:采用环境收益代替机会成本作为补偿标准参照,对于提高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积极性、保护生态系统服务行为的约束性作用明显;引入以机会成本与环境收益比值确定的优先补偿指标,在生态补偿资金预算约束下替代机制对完成既定生态恢复目标有显著促进作用。     

基于产权经济学“交易费用”理论的生态补偿机制建设

生态补偿是调整损害与保护生态环境主体间利益关系的一种制度安排,也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有效激励机制。基于对生态补偿等资源环境领域公共品和外部性的传统认识,相比国外,国内目前相关实践和研究尚处于政府主导的公共性转移支付阶段。随着交通通讯的发展、生态消费理念的兴起和社会支付意愿的增强,生态旅游等市场化消费方式日趋增多,生态产权交易制度日趋成熟和完善,生态服务市场价值实现的交易成本也逐渐降低。因此,生态补偿应针对不同生态系统和生态服务类型属性,以产权经济学交易费用理论为依据,逐步推进市场化制度体系建设。对案例的搜集分析、土地管理等相关制度的深入及社区参与的跟踪,有助于该领域机制研究的深化。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系统服务时空格局及其变化特征

基于遥感数据及地理信息系统平台,利用生态模型,定量分析中国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在实施转移支付前（2000~2010年）、后（2010~2015年）生态系统宏观格局及关键生态系统服务的时空分布格局及其变化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在气候变化与转移支付政策的共同影响下,中国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系统宏观结构总体好转,荒漠化得到有效控制,水体与湿地得到有效恢复,但森林及草地生态系统发生退化,农田与聚落生态系统面积进一步扩大;水土流失及土壤风蚀得到有效遏制,水源涵养及土壤保持服务得到大幅提升,但防风固沙服务整体有所下降,同时人类活动对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的威胁程度基本持衡。     

轮耕休作机制探讨

中共中央"十三五规划"指出:"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主体功能区和生态安全屏障基本形成~([1])。在措施中提到,加快建设主体功能区。发挥主体功能区作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基础制度的作用,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完善政策,发布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图和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目录,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加大对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强化激励性奖励,建立横向和流域生态补偿机制。     

论自然保护地与国家生态安全格局构建

科学评估自然保护地与国家生态安全格局的关系是合理开展自然保护地建设和国家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重要基础。以中国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自然保护地为研究对象,定量分析自然保护地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对保障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作用,基于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评估辨识国家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空间缺失,面向国家生态安全构建和保障需求提出生态保护管控对策建议。结果表明:(1)自然保护地总面积为488.42万km~2,占陆地国土面积的51.38%。生态系统类型以草地、森林、荒漠等自然生态系统为主,三种生态系统的总面积为371.24万km~2,占自然保护地总面积的76.0%。2000-2010年,自然保护地的生态系统构成整体稳定,对保护生态空间稳定性和生态安全格局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不同类型生态系统之间有少量转化,不同自然保护地内生态系统转换特征略有差异。(2)综合水源涵养、土壤保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评估,自然保护地的生态系统服务极重要区和重要区总面积为321.4万km~2,占区域国土总面积的66.02%。森林、草地和灌丛生态系统是水源涵养、土壤保持、维护生物多样性等生态系统服务主体。2000-2010年,水源涵养、土壤保持功能有所改善,但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无明显变化。(3)生态系统服务极重要区的31.7%没有在自然保护地内,是今后国家生态安全格局构建和自然保护地建设需要重点关注的区域。面向国家生态安全构建和保障需求,迫切需要基于国家治理模式、建立最严格保护制度,提高自然规律认知水平、强化生态系统综合管理,完善分类分区管理、强化自然保护地管控,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建立协同保护制度,加强生态保护综合监管、严格生态损害责任追究。     

生态系统对生态补偿的响应研究——以黄土高原丘陵沟壑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为例（英文）

生态补偿是保护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政策保障。评价生态补偿政策的生态效果则有利于分析生态补偿政策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从而为生态补偿政策的完善提供科学依据。论文以实施退耕还林还草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为例,通过研究生态系统对生态补偿的响应特征,反映生态补偿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和生态效果。研究选择了反映生态系统结构、质量和功能6个指标,分析自1999年实施退耕还林工程以来,2000年到2010年研究区生态系统的变化。研究结果表明:(1)退耕还林(草)工程促使研究区坡耕地规模减少1571 km2,生态用地面积扩大了1337 km2,有效地改善了生态系统结构,减少了人类活动对土地的干扰,有利于自然植被的恢复;(2)退耕还林工程实施以来,研究区不同生态系统植被盖度和NPP均有增加。从2000到2010年,草地、荒漠和林地生态系统的植被盖度分别增加了10.89%、8.34%和4.24%。平均NPP在10年间增加了51%左右,年均增长达5%左右,表明生态补偿促进了生态系统质量的改善;(3)从2000到2010年,研究区总生物量平均增大了2倍,各县区生物量年均增长率达11%左右,说明生态系统固碳功能显著增大。水土流失面积减少和林地拦截的径流量增大则意味着水土保持功能正在增强。显然,生态补偿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影响也是非常积极而显著的。     

我国生态补偿的研究进展与展望

综合分析了不同学者提出的生态补偿概念,认为生态补偿在我国更具有"制度安排"的内涵,具有综合性的概念更适合我国国情。生态补偿标准的核算方法、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流域生态补偿、大型生态建设工程生态补偿和主体功能区生态补偿是我国当前生态补偿研究的五大热点领域。通过对研究发展历程和研究进展的梳理,提出展望,以期为我国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提供理论参考。在研究方面,认为应继续与实践结合,深入研究生态补偿标准的核算方法和机制的运作。在实践方面,可考虑结合主体功能区规划设立日常运作机构,加快确立信息公开渠道。     

国家公园湿地生态补偿研究进展

国家公园是中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内容,湿地生态补偿是生态系统服务研究的前沿和热点,两者对促进中国可持续发展和人类福祉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在整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揭示了国家公园湿地生态补偿的重要性,介绍了中国国家公园发展概况,系统阐述了国内外国家公园湿地生态补偿工作在管理机构、法律政策、补偿机制等方面的研究进展。与生态系统服务权衡、人类福祉相联系,建立中国湿地保护交易制度,推动国家公园管理部门统一行使园区内生态保护补偿职责,探索湿地长制度,成为未来国家公园湿地生态补偿的重点方向。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理论框架与生态补偿实践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是生态系统保护和管理的基础。近年来很多研究对不同尺度和类型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了评估, 有效地增强了人类对生态系统服务及其与人类福祉关系的认识。但其中一些研究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结果偏离实际较多, 对生态补偿等生态系统管理实践作用有限。因此需要继续深入探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理论框架, 为客观认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基于上述考虑, 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 综合考虑了各框架的优点, 总结出完整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理论框架, 并强调了评估的经济学基础、研究尺度及利益相关者问题。该理论框架要求以人类的支付意愿(Wish To Pay, WTP)为基本原则对生态系统服务进行合理估价, 并将各项服务的具体价值分配到不同尺度的利益相关者。这可以增强价值评估结果的应用价值和可操作性, 为生态补偿标准及对象的确定提供指导性帮助。     

生态服务价值实现机制（英文）

近年来,生态服务具有价值且可以量化已被人类社会广泛接受。尽管各级财政转移支付的生态补偿及休闲旅游、有机质产品的实物贸易与消费和各种民间资本资助的碳汇造林基金等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一些生态服务的部分价值,但生态系统产品——生态服务的价值要像工业产品一样获得经济上的实现,以支撑自然—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却依然任重道远。本文分析了生态服务价值构成、流转与消费格局,揭示了生态补偿、生物产品消费、休闲旅游及生态服务交易在生态服务价值实现中的作用,由此提出生态服务信用概念和生态服务交易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以期为跨区生态补偿、发展生态服务产业、生态服务交易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撑。     

沙漠化地区两种生态治理政策交易成本的比较研究

本文将交易成本分析引入沙漠化地区生态治理政策分析过程,构建生态治理政策交易成本分析框架,确定交易成本计算方法,估算内蒙古乌审旗退耕还林政策执行期间的交易成本为每年4 931.92元·hm-2。其中,政府直接支付占交易成本的50.06%,农户支付占交易成本的46.86%,政府直接支付是退耕还林机会成本的118.75%。草原休牧政策执行期间的交易成本为每年906.07元·hm-2,政府直接支付占交易成本的12.86%,农户支付占交易成本的80.35%,政府直接支付是草原休牧机会成本的23.30%。退耕还林政策的政府支付与退耕还林的机会成本大致相同,因此该政策执行效果良好,并且实现了退耕还林地区的全面禁牧。草原休牧政策的政府支付达不到休牧机会成本的1/4,牧民利益受到损失,牧民偷牧率达到100%,致使草原休牧流于形式。生态治理政策的交易成本分析,将为不同生态治理政策的比较和绩效评价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具有重要意义。     

新疆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的空间选择研究

基于生态补偿空间选择的基本原理,从区域范畴、资金分配、生态价值3个方面,解析了新疆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基本特征,并利用“效益成本比瞄准”法、“生态补偿优先等级”法定量分析新疆生态补偿优先等级。结果表明:“生态补偿优先等级”中,新疆生态补偿优先等级与转移支付资金分配基本一致,因忽略环境因素,使得优先补偿等级未获得充分的生态转移支付资金;“效益成本比瞄准”法中,因忽略民生因素和环境因素,新疆生态补偿优先等级与转移支付资金呈现不对等关系,但这一方法,能更好地解读后期生态补偿的区域选择。在分配转移支付资金时,应综合环境、民生因素,均衡生态补偿优先等级与转移支付资金,提高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效率,推进新疆生态环境持续优化。     

羌塘草原野生动物保护的生态补偿成本研究(英文)

生态保护的成本是生态补偿标准的核心组成部分,一般由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和发展成本构成。本文以羌塘自然保护区涉及的那曲地区为例,采用恢复成本法和机会成本法对牧民参与野生动物保护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进行了核算。研究过程中,借用中国草地承载力评估中的标准羊单位,把草地生态系统、草食性野生动物和价值评估有机地联系起来,为草原地区野生动物保护的生态补偿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评估工具。评估结果表明,那曲地区牧民参与野生动物保护的成本是每年5.69亿元,其中直接成本是1.19亿元,机会成本是4.5亿元,机会成本占总成本的79%。机会成本是由于草食性野生动物的啃食与踩踏导致草场必须禁牧致使牧民放弃的经济收入。显然,羌塘自然保护区草食性野生动物对草场的损害构成了生态补偿的主体。如果按照那曲地区中度以上退化草地的面积计算,则牧民保护野生动物的单位面积成本是每年57元,按照那曲地区人口计算,参与野生动物保护的人均成本是每年1482元。这一结果并不等于生态补偿标准,但可以作为补偿标准的低限。     

气候变化背景下典型草原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

基于单位面积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方法,结合遥感和GIS技术分析了锡林郭勒草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985-2014年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并探讨了气候变化对该保护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的贡献率。结果表明:(1)近30年保护区草地面积持续减少,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体呈减少趋势,每10年至少减少18亿元;(2)平均温度和降水对保护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的贡献率至少为52.5%,保护区每10年因气候变化损失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至少为9.5亿元;(3)保护区现有生态保护力度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气候变化对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可为建立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制定合理的区域生态保护和经济开发政策以及保护和恢复保护区生物多样性提供较为可靠的依据。     

福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建立有效的生态补偿机制是自然保护区取得资源环境保护和社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利用文献调研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利益相关者分析法、机会成本法和意愿调查法等,分析福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对社区的影响,从补偿主体、客体、标准、方式和途径等方面探讨福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福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部分社区居民对保护区的建立持赞同态度,这种态度受被调查者的教育程度、年龄和性别的影响;自然保护区的建立限制了社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大多数社区居民收入减少,而社区居民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社区居民面临着资金不足、补偿措施不到位和缺乏致富技术等问题;确定了基于利益相关者分析和意愿调查的福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的主体和客体;依据发展权限制的损失(包括退耕还林的机会成本、野生动物破坏造成的损失)、社区居民受偿意愿和受益者的支付意愿,制定了生态补偿的标准,明确了生态补偿的方式和途径。     

重点生态功能区水源涵养受益区研究（英文）

生态系统服务以某种物质、能量或信息作为载体,通过特定的方式从供给区到达受益区,满足受益区人类需求。现有的研究更多关注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有关生态系统服务需求及其空间位置的研究还需深入。本研究在分析重点生态功能区水源涵养服务从供给区到受益区空间流动过程基础上,研究水源涵养服务产生的各种惠益,确定了重点生态功能区水源涵养服务的受益区域。研究结果显示:2010年重点生态功能区水源涵养服务为1.67×105 km2水田和1.01×105 km2水浇地提供灌溉水源;为2.64×104 km2城镇建设用地的城市居民和工矿企业分别提供生活用水和工业用水以及为3.73×104 km2农村聚落的农村居民提供生活用水;在下游形成6.64×104 km2内陆水面可用于淡水养殖;形成通航河道1.31×104 km用于内河航运。位于长江中上游的重点生态功能区水源涵养受益区更大,影响范围更广,在功能区保护中应该更关注水源涵养功能的维持和改善。部分受益区最多可以受到来自9个重点生态功能区的水源涵养提供的惠益,其受益面积占总受益区面积的17%,受益航道长度占总受益航道长度的7%,在制定生态补偿政策时应同时考虑多个重点生态功能区。本研究结果可以为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系统服务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提供科学依据。     

生态补偿效益、标准——国际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随着环境压力的不断增大,生态补偿作为解决环境问题的创新手段日益受到重视,补偿效益是生态补偿的核心。通过综合分析近年来国内外生态补偿研究的相关文献,发现优化选择补偿区域和合理的补偿标准是提高补偿效益的关键,机会成本是应用较广的确定生态补偿标准的方法,不同区域提供的生态服务以及损失的机会成本有差异。我国对区域差异关注较少,补偿标准未能反映农户的真实成本,存在补偿不足或对不需补偿就能提供生态服务的区域实施补偿等问题,补偿资金利用效益较低。国际上比较注重生态补偿的区域差异,在生态补偿效益、促进环境保护积极性等方面效果较好。针对我国目前生态补偿中存在的问题,借鉴国际经验,提出了确定生态补偿标准的理论框架。     

滨海湿地生态补偿机制建设初探

初步探讨了我国滨海湿地生态补偿机制框架,确定了生态补偿的范围为生态地位重要、生态环境脆弱的滨海湿地,补偿主体为政府和湿地开发利用者,补偿客体为滨海湿地管理者和保护者;提出了补偿标准测算应注意的问题和可供选择的方法;从资金补偿和项目补偿两个方面探索了补偿方式和途径;并提出了完善滨海湿地监测和管理系统、明晰滨海湿地产权、推进生态补偿市场化运作、完善生态产业等生态补偿实施对策措施。     

生态补偿机制中若干关键科学问题——以甘南藏族自治州草地生态系统为例

以甘南州草地生态系统水源涵养服务为例,构建以机会成本、交易成本和实施成本为参数的参与成本模型确定生态补偿标准。基于生态补偿资金效率的考虑,构建以土地所有者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土地所有者的参与成本和生态系统服务受损风险为参数的空间选择模型,以乡镇为研究单元,对生态补偿区域进行选择,采用聚类分析将全州划为5大等级补偿区:优先补偿区、次级优先补偿区、次级补偿区、临界补偿区和潜在补偿区或可能补偿区,并对各类补偿区的特征进行了分析。构建生态补偿额基尼系数与生态补偿资金效率评价模型,分别评价了补偿额在受偿群体和补偿区域中分配的公平性、合理性与不同等级补偿区的补偿效率。结果表明:①以草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4776.4元/hm²·a)和机会成本(621.3元/m²·a)作为补偿标准的上下限,结合参与成本确定甘南州草地生态系统补偿标准为1999.8元/hm²·a;②草地生态系统的补偿优先度与生态重要性、生态脆弱性呈现出吻合趋同的状态,即草地生态系统优先补偿区既是高效补偿区,又是重要生态区和生态脆弱区;③受偿者(草地生态系统水源涵养服务供给者)得到的补偿额有明显不均衡状态,而在补偿区域(草地生态系统)上的分配却处于绝对平均范围内;④草地生态系统补偿区的优先等级次序与补偿效率吻合,即草地生态系统的优先补偿区的补偿效率最高,每元获取的草地生态系统水源涵养服务为38.18,是临界补偿区的14.68倍;次级优先补偿区的效率仅次于优先补偿区,每元补偿的生态系统服务为2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