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区域发展的空间结构与空间意象

湖北省是中国中部崛起的重要支点,但其支点作用的发挥有赖于其空间结构的战略性选择。经济地理学理论分析表明：联结武汉、宜昌、襄阳、荆门、十堰、恩施5 个极核城市所构成的“A型点轴结构”是湖北省区域发展的最佳空间结构。空间数据分析证明：“A型点轴结构”的轴线沿线是湖北经济社会发展的精华地带,“A型点轴结构”中极核城市之间的梯度差异反映了整个湖北东、中、西部的地区差异。应用“A型点轴结构”来统筹湖北未来的区域发展,其空间意象具有鲜明的“星座”、“脊梁”、“巨梯”和“飞箭”特征。     

天山北坡经济带“组团”点轴城镇空间结构研究

以1990-2007年天山北坡城镇GDP、土地、人口、交通数据为资料,根据城镇空间分布“最近邻点指数”理论,空间相互作用和分形理论,分析了天山北坡城镇空间分布特征,构建了绿洲城镇相互作用强度判断模型,提出并论证了“组团”点-轴空间结构模式优越性。研究发现:①天山北坡经济带城镇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在空间结构呈现3个城镇高密集区,两个城镇稀疏区特征;②传统绿洲城镇空间结构下,城镇接受中心城市辐射差异很大,不利于城镇整体发展;③以“乌鲁木齐都市圈”为点的“组团”点-轴空间结构模式,有利于中心组团城镇对其他城镇的辐射;④以“５组团”为点的点-轴模式有利于组团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利于城镇发展;⑤天山北坡经济带向伊犁河谷延伸有利于中心组团城镇对其他组团城镇的辐射。     

伪满时期长春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

遵循长春城市空间发展变化过程,揭示了伪满之前长春社会空间结构演化特征,发现至伪满成立前,长春已经形成了“中-俄-日”三极分化的社会空间结构。伪满成立后,在“国都”城市性质、“消费”经济功能、城市空间扩张、外来移民流入等背景下,长春城市社会空间开始呈现出“中日分化”的总体格局,城市中轴线成为这一格局的空间标识。总体来看,伪满时期长春社会空间已分化为伪满高级官署区、日本人居住区、民族商业区和中国贫困农民居住区等社会区类型,空间结构模型呈现出围绕城市中心形成的同心圆与扇形结构和城市边缘“孤岛”相结合的形态模式。城市空间发展的历史基础,人口城市化的畸形发展,城市建设的殖民地本质以及“新京”城市规划等是伪满时期长春社会空间结构形成的主要机制。     

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用地增长的时空特征分析

以Landsat MSS、TM、ETM 卫星影像为主要数据源,利用遥感和GIS 手段,提取了长江三角洲地区5 个时相(1979 年、1990 年、1995 年、2000 年、2005 年) 城市用地信息,分析了城市用地扩展速度、扩展强度、空间结构的变化特征,进而探讨了长江三角洲1979 年以来的城市空间生长过程。结果表明：① 1979 年以来,长江三角洲城市用地增长呈明显的加快趋势,城市用地总体扩展强度也表现为不断提高。不同行政等级城市用地的扩展强度表现为直 辖市> 地级市> 副省级市> 县(县级市)。② 长江三角洲城市用地空间结构的分维和稳定性特征具有一定的波动性。城市用地的空间结构特征与城市用地增长过程和发展阶段具有一定的联系。③ 长江三角洲城市生长表现出“一核二带”、“二核三带”、“四核四带”和“五核五带”的空间轨迹。     

清代广州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

清代之前广州长期作为重要的外贸港口, 港市、对外贸易、多元文化及“蕃坊”等对 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影响很大; 清初广州确立“一口通商”, 对外贸易更趋繁荣, 西关及滨江 地带成为巨贾侨商集聚之地, 而城内的满族与汉族在社会地位、居住等方面呈现较大的分异。 从城市总体层面来看, 清代广州呈现“西商-东官” 的社会空间格局, 西关平原及“南关” 滨江地带“因港而商, 因商而富”, 城墙之内的老城区则一直作为官衙区及官僚贵族居住区, “因衙而尊, 因官而贵”, 这成为广州社会空间结构演进的历史主线。就清末的广州西关而言, 已分化为纺织机房区、新兴高级住宅区及洋商区等社会区类型, 具备殖民性河港贸易城市的 社会空间特征。自然条件对城市空间扩展的限制, “一口通商”的港市繁荣, 以及遵循封建 礼制的城建思想等成为影响清代广州社会空间结构的主要机制。     

基于水环境保护的流域景观格局 优化理念初探

流域范围内因水体的联系使得不同类型景观斑块之间的相互作用变得更为紧密, 因而景 观格局的变化会显著影响流域内水体质量。着眼于流域尺度上水环境保护的需要, 必须合理考虑 景观斑块的类型、格局和空间分异等特征, 尽可能地减少非点源污染输出量, 从而降低水体遭受 污染的威胁程度。本研究从水环境保护的角度出发, 以“源”“汇”景观在镶嵌组合和空间分异方面 利用的适宜性作为优化依据, 以“源”“汇”景观空间分布的关键地段作为研究战略点, 同时考虑 “源”“汇”景观在数量、空间和转换成本等方面的客观约束条件, 将景观数量结构优化和空间结构 优化进行有机结合, 最终确定了流域尺度上以调控非点源污染、保护水体质量为目标的景观格局 优化研究的概念框架。本研究不仅为解决流域尺度上非点源污染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 角, 而且为降低景观类型及其格局对水体质量的威胁程度提供了一个行之有效的优化方案。     

空间句法在中国人文地理学研究中的应用进展评述

在从“空间本体”“空间组构”“社会逻辑”等概念阐释空间句法的理论基础、核心概念和逻辑思维的基础上,对人文地理学中已有的句法研究进行综述,指出句法理论对人文地理学空间尤其是微观空间研究的借鉴意义,认为人文地理学者对于句法理论的引入目前还处于初期阶段。最后,从“家”等微观空间、“空间”结构优化、城市“空间”与空间属性间的关系等方面对空间句法在人文地理学中的进一步研究进行展望。     

城市昼夜人口空间分布的估算及其特征——以北京市海淀区为例

城市人口的空间分布特征及昼夜差异是配置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和制订城市公共安全应急保障方案的重要依据,也是城市地理研究领域的前沿方向之一。但由于国内目前没有区分昼夜的人口统计数据,城市昼夜人口空间分布的相关研究难以开展,极为薄弱。本文以土地利用类型为媒介,构建基于不同类型城市人口时空行为特征的城市“人口-昼夜-土地利用”关系模型和基于差异化面积权重的城市人口空间化模型,旨在以格网为单元来估算城市昼夜人口并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同时,以北京市海淀区为例开展实证研究,估算了海淀区的昼夜人口规模,分析了城市昼夜人口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空间耦合关系。结果表明:① 城市昼夜人口的空间结构存在显著差异,白天人口相对于夜晚人口具有更广泛的分布范围,并具有更显著的集聚特征。② 城市昼夜人口表现为多种空间耦合关系,包括“三明治”模式、“镶嵌”模式、“辐合”模式、“单体”模式等。③ 城市路网的昼夜利用与人口的昼夜分布有较高的相关性,白天人口分布对路网扩张有显著影响。城市昼夜人口的空间分布折射出中国城镇化进程中诸多因素,例如“旧住宅区”的分布、产业新区的建设、城乡发展差异等,以期对相关的研究提供参考。     

时间地理学视角下西宁城市回族居民时空间行为分析

从回族居民群体特征出发,基于时间地理学的视角理解其时空间行为,提出少数民族行为的行为选择与制约效应框架,并以西宁市回族居民为例,从微观行为视角解读少数民族的城市时空间行为与特征。结果表明:(1)回族居民受工作活动制约相对较弱,活动时间安排上自主性更强,活动具有丰富性、细碎性的特点;(2)回族居民活动空间范围存在局限性,出行需求相对较低;(3)宗教活动对回族居民时空间行为存在制约。     

点-轴系统的分形结构及其空间复杂性探讨

本文对社会经济点-轴系统空间结构的分形演化及其复杂性规律进行了初步探讨。首先分析一般点-轴系统的演化过程,揭示其从低度有序的空间结构向高度有序的分形结构演化的一般规律;然后借鉴复杂性科学研究中的“球-棍”模式,论证点-轴系统的数理本质乃是空间复杂性中“惟一巨型组件(UGC)”。文章以豫北地区的郑、汴、洛城镇体系为实例验证了点-轴体系的分形性质,并讨论了系统的空间复杂性特征及其现实意义。文章最后指出了有关课题今后研究的主要方向。     

广州市高星级酒店地方与无地方的建构及协商

随着交叉学科的发展,人文地理学中"地方"理论已经渗透到旅游研究的各个方面.在现代化与城市化的共同影响下,"无地方(Placelessness)"伴随着地方感的虚无与空间不真实性的发展而产生,并成为了地方研究的另一个视角.以广州市高星级酒店为案例地,采用实地观察,深度访谈,文本分析等方法,在回顾地方和无地方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探讨了消费者对现代城市高星级酒店的空间感知和地方情感,分析了地方与无地方在酒店空间中互动的复杂关系.结果指出:① 城市高星级酒店既有因现代技术,行业标准,区位以及资本扩张等原因而呈现的无地方特点,也有因社会功能,品牌特色,"借景"以及经营管理活动等原因而呈现的地方特质,城市高星级酒店具有地方与无地方的双重特性;② 酒店消费者在"他者空间"与"我者空间"中挣扎,对城市高星级酒店有着地方感与无地方感等多元,矛盾的地方情感;③ 城市高星级酒店是一个无地方与地方动态转化的易变空间,其转化机制取决于消费者与酒店空间的互动频次,酒店产品的稳定程度,以及消费者的主观想象与意义赋予等.本研究是对西方语境下地方理论的一种补充,同时也是对"无地方"研究的一种尝试;为转型期中国目前"千城一面",空间同质化等社会现象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分析框架.     

公众视角下的地方与无地方：基于游客饮食体验感知的研究

面对全球化所带来的地方与无地方现象，现有研究更多地关注资本、权力所代表的强权阶级，忽视了普通大众弱势群体的作用。针对这一问题，文章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围绕中外游客对香港地方饮食在线评论文本展开内容分析。研究发现：1）游客的体验评价显示，无论是饮食产品的推陈出新、就餐环境的多元装饰，还是餐厅服务的内容形式，香港饮食文化都表现出中西融合的全球化特征，在保留传统特质的基础上也吸纳了外部文化形成创新，甚至衍生为新的地方特色产品，两者的共存与转换不仅说明地方和无地方的互相包容与促进，还呈现出两者对于全球化的反作用，地方性从而在内外不断的互动过程中呈现出新的文化内涵。2）人的主体因素在全球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不同于强权阶级借助资本、权力等因素施加影响，以游客为代表的普通大众弱势群体通过消费选择对资本、权力产生主体凝视的力量作用，引发其对地方与无地方元素的营造，这是“全球意义的地方”得以形成的关键。     

欧美游客对中国城市购物中心的地方性感知 ——以宁波市天一广场为例

以大型购物中心的地方性为研究对象,以宁波市天一广场为案例地,在游客地方感的概念框架下,采用观察法、访谈法等数据获取方法,运用定性与定量等分析方法,探讨了欧美游客对中国城市购物中心地方性的感知。结果：验证了中国城市购物中心同样是国际游客的主要旅游目的地之一;中国购物中心不能简单地被认为是无地方性的;游客购物的过程中,不仅体验中国的购物中心,而且感受了中国快速发展的城市本身;地方历史是地方性的重要形成机制,而全球化作为特定时间的产物通过参与当地历史成为了地方性的组成部分。     

拉萨古城居民地方依恋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以拉萨为案例,对古城区居民地方依恋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解读。研究发现:居民地方依恋水平整体较高,居民对古城的情感性依恋要大于功能性依恋;但由于依赖类型、居住时间、文化背景、宗教信仰以及"家"的归属感不同,原住居民的地方依恋水平要高于非原住居民;从地方因素来看,宗教信仰、环境状况、活动参与和社交关系是影响居民地方依恋的关键因素,原住居民排在第一位的影响因素是环境状况,而非原住居民排在第一位的则是宗教信仰,这为提升拉萨古城居民地方依恋水平提供了科学依据。     

The Ethics of Place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Some Examples from the South Pacific

This paper concerns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and suggests links between those two and types of environmental ethic. An historical analysis of place based ethics and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draws on examples from the Pacific basin. Finally, relationships between environmental ethics and traditional patterns of resource exploitation are proposed for several island societies.     

非洲裔移民在穗宗教场所地方感特征及其形成机制——基于广州石室圣心大教堂的实证研究

宗教地理是文化地理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但在中国相关实证研究仍不多见。结合半结构问卷调查和访谈,对广州石室圣心大教堂的非洲裔移民宗教场所地方感特征及其形成机理进行探讨。研究发现：非洲裔移民宗教场所地方依恋和地方认同发展快于地方依赖;非裔移民较强的圣地地方依恋同时存在较强的空间可替代性,但又由于区位等因素存在宗教功能之外的非可替代性;圣地地方依赖则因被宗教教义视为功利性而被掩盖。回归分析表明,社交和场所互动时间是指示地方感的最显著指标。随着非粤宗教文化的融合发展,宏观政治环境以及语言文化隔离等外生因素正对宗教地方感的提高产生重要影响。     

重建地方：人文地理与GIS结合研究的路径

地方是很重要的地理学概念。中外学界对地方的研究有丰富积累。围绕地方的理论与现实问题,探索人文地理与GIS结合研究的路径和方法对中国地理学尤为重要。“重建地方”旨在打破学科界限,重新发现学术研究的“地方”,并将学术与生活、思想与技术紧密结合起来,反思和重建生活中的“地方”。人文地理与GIS结合研究主要聚焦于流动性的大尺度城市空间与稳定性的小尺度社区空间。通过运用开放的街景地图、3D-VQGIS等新GIS工具和方法,整合大数据与小数据,将定量与定性结合,丰富了地方性研究的方法与理论,使人文地理与GIS结合有新的方法论与可操作的手段。以地方为主题,人文地理与GIS的结合还将重塑这2个子学科,进而促进地理学发展。未来应该大力探索人文地理与GIS结合的思想、理论与方法,实现学科内的交融互动,并将其应用于解释尺度交错的现实问题,进而在理论和实践上重建地方。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Queer and Feminist Geographies

Despite their diverse and contested characters, queer and feminist geographies have much in common historically, theoretically, empirically, and politically. Following a brief discussion of their connections and divergences, I discuss the distinctive contributions of queer geographies and their potential, in continuing conversation and alliance with feminist geographies, to enliven and enrich geographical inquiry more broadly. I focus particularly on the potential of feminist‐inspired and allied queer geographies to rethink a variety of spatial (and other) ontologies, including space, place, placelessness, movement, gender, homophobias and heterosexisms, generational cultures, and cultural politics.     

本土产业发展视角下的乡村地方性重构——基于阳美玉器产业的文化经济地理分析

以广东揭阳的玉器生产专业村阳美村为例,从文化经济地理学视角解读本土产业发展中地方性的嵌入与重构。研究发现：本土产业在地方性多方要素的驱动与支撑下产生,在多重尺度政治经济过程作用与地方主体的响应下发展。地方性是本土产业产生并建立对外功能联系的初始条件,也是主体响应结构变动所做战略选择和地方营销的依托。在地方性嵌入产业发展的同时,生产、生活和宗教等地方活动被强化了与玉器生产相关的功能和意义,民居、街巷、宗祠等空间形制因传统功能被挤压而出现重塑。地方活动与景观的变化并未弱化地方意义,村民的地方依赖和依恋因本土产业提供了更好的发展机会与荣誉感而增强。     

Connecting the local and the global in post‐secular urban settings

Postsecular geographies seek to examine how place is linked with identity and how religious identities in turn can be accommodated in public space. Postsecular practices in urban contexts have been researched extensively, but they do not always fully engage with a relational approach to place‐making.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rough the place‐making practices seen at Virgin Mary statues in Dublin city, Ireland, a relational approach to examining postsecular practices and representations provides a more productive way to understand how the secular and the religious coexist in cities. The paper uses archival and contemporary data gathered from a sample of Marian statues in Dublin city to locate the relational geographies of the religious and the secular. By focussing on the ways that the statues remain uncontested within a changing urban landscape, the paper re‐examines the 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religious place‐making practices. It concludes that if geographies of religion in the postsecular city are to have a broader relevance to geography, they need a relational approach to place‐mak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