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超大城市空间扩张及分形特征研究

超大城市是全球经济、文化以及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承载体和重要纽带,其形态结构特征和人口聚集效应是城市化影响的典型表现,然而当前对于全球超大城市形态特征及扩张模式的研究相对不足。基于2000—2020年全球城市土地利用/覆盖变化数据（GULUC-30）,利用城市扩张强度差异指数分析了超大城市用地的时空变化规律;而后运用面积—半径标度分析模型研究了超大城市的分形特征及扩张模式,最后基于城市用地面积和城市人口之间的线性关系评价城市用地效率。结果发现：① 2000—2020年东南亚和东亚的中国超大城市用地扩张最剧烈,城市用地面积分别扩张了3148.32 km²和5996.26 km²,城市扩张强度差异指数平均值大于3;② 2000—2020年超大城市的形态特征和扩张模式向着更加集约和紧凑的方向发展,径向维数平均值由1.54增加至1.56,分维差呈逐年减少趋势,城市内部结构一体化特征显著;③ 北美和欧洲的超大城市用地效率低,2020年城市用地面积与城市人口比值系数范围为0.89~4.11;南亚和非洲城市用地效率高,比值范围为0.23~0.87。超大城市空间扩张格局和形态变化的认识对于城市用地的集约利用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严格控制超大城市扩张规模,促进城市用地的均衡发展是建设韧性城市和实现城市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海上丝绸之路超大城市空间扩展遥感监测与分析

以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11个超大城市为例,基于长时间序列的Landsat MSS/TM/ETM+/OLI和HJ-1卫星CCD数据,利用基于面向对象的支持向量机SVM(Support Vector Machine)分类方法提取20世纪70年代到2015年的城市不透水层,并结合景观格局指数—最大斑块指数LPI(Largest Patch Index)、斑块密度PD(Patch Density)和欧几里得最邻近距离ENN(Euclidean Nearest Neighbor Distance)分析了超大城市的发展模式。研究结果表明:基于面向对象的SVM分类方法能够高效提取城市不透水层;平均总精度高于87.9%,平均Kappa系数高于0.87;过去40余年,各超大城市的面积扩张了4—13倍,中国和印度的超大城市扩张最快,广州、上海超过12倍;各城市以"中心—边缘"或"沿海—内陆"的方向扩张,表现为"扩散—聚集—再扩散"的扩张模式;总体来看,沿线的城市化进程仍处于上升期。本研究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了科学依据,对当地生态环境保护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副省级及以上特大城市人口空间分布与多中心性研究

基于第五、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及年鉴统计数据,选取我国12 个副省级以上特大城市为研究对象,运用GIS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等方法对我国特大城市的人口时空演化及其空间结构特征进行研究。结果显示：（1）我国特大城市人口增长态势明显,总量差距逐步缩小,人口分布呈“总体均衡、局部集中”的格局。（2）近域扩张特征明显,城市内部人口密度差别较大,特大城市局部地区人口空间极化与空间扩散效应并存。（3）各城市人口分布多中心性存在明显的分化特征,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大城市的多中心程度有弱化趋势。     

北京市建筑设计产业空间分布与区位选择

超大城市的城市空间结构调整需求日益迫切,城市内细分产业的空间分布及区位选择的研究也变得更加重要。以北京市为例,从微观视角分析了超大城市内部企业空间分布规律,以期为城市优化建筑设计产业空间结构提供理论支撑。运用核密度估计方法、Ripley’s K（d）函数以及负二项模型,分析了建筑设计企业的空间分布及其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服务型建筑设计企业集中分布在北京市五环内的中心城区;工程型建筑设计企业选址郊区化明显。② 服务型建筑设计企业的集聚尺度较工程型更大,不同细分行业的工程型建筑设计企业集聚尺度存在差异。③ 建筑设计企业在选址时受到政策、服务设施、运营成本、信息通达度和产业基础的影响,不同类型企业选址时的侧重点不同。与大规模企业相比,中小规模企业受成本要素的影响更大。与服务型建筑设计企业相比,工程型建筑设计企业受到政策的影响大。④ 选址在中心城区的建筑设计企业对服务设施和信息通达度等要素更为敏感,城郊的企业则主要受到成本要素和交通基础设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