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效应与影响路径

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本文梳理数字经济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并构建了创业与创新两条传导路径。基于2011—2018年中国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集,从时空两个维度对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演变特征进行分析,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对其影响过程、机理与空间异质性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① 2011—2018年间,中国数字经济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整体提升趋势,但两者均存在明显的时空差异特征。② 数字经济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本地经济高质量发展,而对邻近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没有表现出显著的积极影响,即存在一定的数字隔离。③ 在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且在东部地区的影响效果最为明显。数字经济对不同类型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程度大致呈现从特大城市到中小城市依次递减的趋势。④ 中介效应模型的结果验证了创业和创新水平是数字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介变量,但同时这种传导效应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     

资本禀赋、城市环境对流动人口机会型创业的影响研究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背景下,流动人口机会型创业的发生机制是亟待深入研究的问题。论文通过关注个体资本禀赋和城市环境2个层面因素,对比跨省、省内跨市和市内跨县3类不同范围的流动群体,剖析了中国城市流动人口机会型创业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总体机会型创业率较低,但跨省流动人口的创业率高于省内跨市和市内跨县流动人口;(2)不同资本禀赋对3类流动人口机会型创业产生了差异化影响。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之间存在互补关系,随着流动范围的扩大,社会资本对流动人口机会型创业的影响不断增强,经济资本的影响则逐渐减弱;(3)城市环境解释了10%～20%的流动人口机会型创业决策变异,流动范围越大,流动人口对外在环境的变化越敏感,尤其劳动力市场分割状况显著影响了跨省流动人口的创业决策。此外,个体资本禀赋与城市环境的相互作用对机会型创业的影响同时存在着负向和正向2种效应。针对不同流动范围人口机会型创业的影响机制及其差异性的探讨,可为完善城市创业支持体系提供科学依据。     

Firm entry modes and Chinese business networks: Malaysian investments in Vietnam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Malaysian Chinese firms that have expanded into Vietnam. Based on research and qualitative personal interviews with Malaysian Chinese firms that have invested in Vietnam, the paper unpacks the entry modes that these firms have undertaken. It argues that the Malaysian Chinese firms prefer joint ventures in their Vietnamese businesses to wholly‐owned subsidiaries and personal direct investments. This paper also argues that such investments are often embedded in social and intraethnic ties, which connect Malaysian Chinese firms with Vietnam's ethnic Chinese businessmen. To this end, these firms tend to rely on informal ties and nonmarket institutions in the form of the ethnic Chinese business networks. Nevertheless, the Malaysian Chinese firms are not averse to collaborating with nonethnic Chinese firms that enjoy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the Vietnamese state. This observation is especially marked in the property and construction, and finance sectors.     

中国互联网企业生存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双创”政策引导下中国创业进入黄金时代,互联网日益成为地区竞争优势的新动能。论文基于1994—2019年中国互联网创业企业数据,利用空间计量和生存分析探究其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互联网创业企业的数量增长呈现前缓后陡的“S”型特征,不同代际的企业生存能力存在差异,但年轻企业的高生存风险在各个世代普遍存在。② 互联网创业企业的生存能力在区域间形成差异化格局：从现存数量看,大城市明显占据优势;从生存时间看,高值区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但随着产业发展与进入数量激增,东部的资源优势与竞争压力并重,中部城市的生存优势反而有所显现。③ 个体、世代与环境因素对企业生存均有显著影响,企业规模与生命周期表现为稳定的保护作用,规模越大、获投轮次越高越有利于生存;较早进入的创业企业生存质量明显较高,创业环境对企业生存整体表现为风险因素。④ 随世代推移,企业规模与周期特征的保护作用下降,区域的孵化环境由激励效应转变为竞争效应,基础设施的保护作用逐渐减弱。研究可为中国互联网创新创业浪潮的纵贯解读提供实证支持,并为创业地理研究提供有益案例。     

地方创业与集群转型：一个理论整合的视角

在辨析地方创业概念和内涵的基础上,分析地方创业在集群发展不同阶段的作用和方式,并借鉴演化经济地理中最新的复杂理论,重点辨析在集群非线性发展过程中地方创业主体与集群结构的反馈过程,其中通过整合经济地理学中制度和关系转向的研究进展,提出必须特别关注在集群转型阶段地方创业主体的能动性,把地方创业过程看作创业家与集群内其他主体之间关系网络的制度-权力实践过程,这个实践过程的目的是为了使得新产业的技术范式和组织范式获得社会合理性,从而提高集群弹性,并促进集群转型和更新。     

基于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双创教育模式研究

创新创业教育是新形势下高校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一种重要教育理念和模式。针对我国目前在创新创业教育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高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新型双创人才培养模式。在介绍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内涵并分析其优势的基础上,以滁州学院地理信息与旅游学院为例,重点阐述了基于研究中心模式双创人才培养的具体实施方案及实施成效。结果表明,基于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双创教育模式不但可以与传统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有效融合,更能有效互补,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当代国际移民创业研究进展

移民创业活动是经济地理学研究中一个重要主题。创业是一种经济活动,但不同群体的创业活动蕴含着不同文化内涵和行为选择。移民创业的研究是解读移民群体社会与文化形成的一个关键的维度。移民群体具有明显的边界,其内部的空间秩序、社会网络、族裔文化以及共同的身份认同都是值得探讨话题,因此学界对移民创业活动给予了持续的关注。移民活动日益频繁,所涉及的行业地域日益扩大,对移民创业群体的研究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了解全球政治网络,沟通地理学与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研究融合,是经济地理学研究中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基于Citespace软件,运用文献分析法,从国际移民创业概念内涵阐述、研究动态、研究前沿及演变、未来研究可能四个方面出发,阐述移民创业研究的历史脉络及进展。研究发现美国和英国在移民创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区域创业环境是研究者们主要关注的话题,与创业联系最为紧密的是绩效（0.28）、自雇佣（0.17）和组织（0.17）等关键词研究。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跨国主义日趋强盛,未来关于移民及移民创业的研究大有可期。     

地理学视角下数字创业生态系统的理论框架和研究展望

中国数字经济方兴未艾,推动数字创业生态系统发展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议题。在系统梳理有关创业研究的相关文献基础上,建构地理学视角下的数字创业生态系统研究框架,探究数字化嵌入到创业过程中各行动主体的构成,以及新要素建构创业生态系统的空间过程和机制,并且分析总结数字创业生态系统与地方发展的交互动态。最后基于中国情境,着眼于中国创业发展的地方实践,提出未来的研究展望,以期为数字化时代创业地理学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也为指导中国创新创业发展提供实践指引。     

Multidimensional social trust and regional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Based on data from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北大核心CSCD

社会信任作为非正式制度环境的核心构成要素对区域创业活动有复杂而重要的影响。由于社会距离、交往对象的不同,社会信任在表现形式和作用机制方面差异明显,但现有研究鲜有关注社会信任不同维度对区域创业的影响。论文从普遍信任、亲缘信任、制度信任3个维度构建社会信任框架,利用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FPS)2012、2014、2016、2018年4期面板数据和企业工商注册信息微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在全国尺度,亲缘信任显著提高了区域创业活跃度,而普遍信任、制度信任对区域创业活跃度的作用不明显。(2)交互效应结果显示,普遍信任、亲缘信任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替代效应;普遍信任与政府干预互为补充,政府干预越弱,普遍信任对区域创业的激励作用越强;而制度信任与政府干预表现为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共同促进了区域创业活跃度。(3)分样本异质性检验表明,东部地区创业活跃度对社会信任的依赖度较弱;中西部地区创业活跃度受到普遍信任、亲缘信任的积极影响;政商关系良好城市的创业活跃度受到制度信任的促进作用,创业政策红利得到有效释放;在政商关系普通城市,普遍信任能够显著促进创业,激发创业活力。研究证实了不同维度社会信任...     

“家”“业”可否兼得：青年农民工回流意愿研究

基于个体心理决策视角,使用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分析流出地的“家”和“业”对青年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过程。研究发现：文化意义上的“家”是影响青年农民工回流意愿的深层因素,但其影响还需要“业”的强化。流出地的“家”和“业”共同作用,形塑青年农民工的回流意愿。“家”的文化观念通过新的人生节点、具有挑战性的家庭责任和规划中的家庭发展触发青年农民工回流;“业”的想象则通过选择新的就业地点、渴望好的就业条件、寻找独特的创业资源和改变旧的发展路径增强青年农民工回流意愿,由此实现回流决策中的“家”“业”兼得。在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情况下,流出地政府既要大力发展经济、增加就业机会、提升收入水平,又要加大对回流的青年农民工的创业扶持,使他们的“业”得到持续强化,“家”“业”可以持续兼得。在对农民工群体进行研究时,可以把“家”作为一个关键的切入点,从“家”出发构建中国话语的分析框架,这蕴含了创建中国本土人口流动理论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