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极模式”能用于南沙群岛吗

进入21世纪，围绕我国南沙主权的争端继续升温，成为国际政治中的热点之一。各方为此折冲樽徂，提出种种方案，如“U”形方案、“环形方案”、“北海模式”、“印尼澳航路模式”，以及瓦伦西亚的“多边分割”方案等。近年来，菲律宾前国防部长梅尔卡多提出的“南极模式”影响力较大。什么是“南极模式”?“南极模式”的荒谬之处在哪里?     

这幅图上的月相画错了

初中课本“我国领土东西部的晨昏差异”这一幅附图，通过北京时间6点钟时“帕米尔高原”和“乌苏里扛上”的景理比较．说明我国领土的广阔性。     

文学地理学视野下香港文化认同

通过文本分析和档案分析的方法,立足文学地理学分析框架和研究范式,分析了香港70年代、过渡时期、后殖民时期三部文学界热门且公认具代表性的作品——《我城》《烦恼娃娃的旅程》和《后殖民食物与爱情》,解构了作品中“本土”“国家”和“全球”3个空间维度下再现的地理物象、空间想象、人物活动、地方文化,窥探其内部隐含的文化认同与身份意识问题。结果发现,由于香港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不断变迁等原因,香港的文化和身份意识处于不断重塑的状态。通过文本分析,发现香港文学作品中最早萌芽的是“本土”意识。西西的《我城》被认为是本土意识的发轫之作,其在港英政府和回不去的家这一夹缝中在“城”这一空间尺度上勾勒出浓浓的地方意识。其次,在中国恢复行使香港主权这一背景下,《烦恼娃娃的旅程》这一极具回归题材代表性的作品深刻地刻画了香港人在身份认同尺度升级过程中的迷惘。最后,也斯的《后殖民食物与爱情》通过“食物”为线索讲述了回归后的香港故事,为读者认识后殖民时期多元文化混杂下的香港社会提供了细致的观察。通过对三部文学作品的分析,发现港人经历了由殖民统治时期本土身份意识的觉醒以及对中国文化的归属,到回归过渡阶段身份意识的尺度升级及其不适,再到回归后多元文化的交织和协商,不仅在尺度上实现了由地方到国家再到全球化的身份意识塑造,而且在结构上存在中华文化、西方文化和香港本土文化不断协商与冲突的三重性。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文学地理视角的讨论,发现这样的文化和身份意识不是属于某个群体的特有特征,而是根植于香港社会的每一寸肌肤,不仅反映了小说作者对香港社会的细致观察,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社会本身所面临的文化和身份困扰。     

中学地理开展领土认同教育的路径初探

培养国民的国家认同是地理教育的应有之义。领土认同作为国家认同的基本构成部分,主要表现为对领土的情感依附、对地理景观的体认以及对领土主权的维护。培养领土认同需要学生理解领土基本内涵,形成完整领土观念以及对领土生成归属感。中学地理开展领土认同教育,一是可以通过政治地理学视域引导学生从不同层面理解领土内涵,二是可以通过自然审美视域引导学生形成领土认同的情感与理性,三是可以通过文化符号学视域引导学生互构领土认同与文化认同。     

气候变化对冰冻圈国家领土博弈的地缘影响

冰冻圈变化的自然过程影响着国家领土博弈地缘关系的建构。基于人地关系思想,以变化-影响-适应为主线建立气候变化影响下冰冻圈国家领土博弈的研究框架,分析自然因素对冰冻圈地缘结构的塑造和对冰冻圈国家身份-利益的建构,以及极地海权、陆权和其他地区领土博弈所形成的双多边地缘关系。研究结果：① 冰冻圈领土博弈地缘结构初步形成。理念层面,自然要素成为气候政治的力量之一,冰冻圈领土博弈体现出传统地缘逻辑;空间层面,气候变化释放极地、高山等新运筹空间,北极、南极成为大国博弈焦点;物质层面,极地海权和陆权利益是大国博弈的主要目标。② 冰冻圈国家身份-利益影响其冰冻圈地缘政治行为,其身份认同的客观基础之一是在冰冻圈分布结构的相对位置。③ 冰冻圈国家领土博弈地缘关系有“趋利”“避害”两类。“利”指为赢得极地海权、陆权,气候变化下西方大国和地区大国开始争夺南北极200海里外大陆架权属,加强极地实质性“硬、软存在”战略布局,美国和丹麦强化格陵兰岛北极战略支点作用;“害”指冰冻圈灾害引起的跨境气候移民等国家利益受损问题。     

南海《更路簿》“遗产化”的路径和机制

“遗产化”是一个动态复杂的社会过程。基于在海南省琼海、文昌两市的田野调查,采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融合的研究路径,分析手抄南海航行路线指南《更路簿》“遗产化”路径和影响机制,以及交织在其中的复杂社会关系和地方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他者”和海南渔民在《更路簿》“遗产化”过程中会产生相互作用,其作用力量强于“我者”;《更路簿》由渔民家庭内部相传的用于出海作业的“秘本”转为公共领域的具有主权物证价值的“文化遗产”,渔民被赋予了南海“发现者” “经营者”的身份标签;文物收集和文化活动推进了“遗产化”并使不同群体产生互动,“我者”可在“他者”开展的遗产工作中干预“他者”的遗产认知和行为方式;《更路簿》可转化为旅游资源,但尚未形成强有力的“卖点”带动旅游业,居民在利用其带来的经济机会方面处于弱势;“遗产化”有助于《更路簿》记忆的复现和保存,但渔民的“个体记忆”被削弱,也使地方文化结构被重构;《更路簿》在琼海的植根性和“遗产化”效果强于文昌。     

基于集体记忆的红色旅游地地方性建构

红色历史的集体记忆嵌入动态的地方建构和空间生产过程,成为地方性重构的有力素材。文章以云南省宾川县新庄红军村为例,通过参与式观察和访谈文本分析等质性方法,从地方性景观与话语的再建构,以及地方性情境创设的空间实践,探讨新庄村的地方性建构机制。研究发现：具体的地方要素在地方-记忆的互动关系中起中介承启作用。地方要素既促进红色旅游情境下记忆的唤起、存储与再创造,又对集体记忆重新建构的地方特质、意义与场所精神进行地方性元素表达。旅游情境创设与地方性展演使集体记忆不断得到投影、表达与重构,推动差异化的地方叙述与体验。     

企业社区居民地方认同变化及作用机理——以西北第一印染厂社区为例

地方认同是衡量人地情感、理解人与地方认知关系的重要概念,能够反映人地互动的复杂动态关系。企业社区作为重要的城市居住空间,理解居民地方认同对于科学开展城市社区更新、街区振兴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西安市西北第一印染厂社区为例,采用扎根理论方法,分析社会环境变迁和社区重构影响下,居民个人身份与地方认同的变化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1）企业社区居民个人身份认同是从单位人向社会人,以及未来作为留守老年群体的转变。2）延续传承的集体记忆维系居民积极式认同,社会交往生疏化和社区管理社会化加剧地方认同弱化,破败的建筑环境和落后的配套设施带来消极式认同。3）居民在生活、成长的企业社区环境和社会互动中构建了自身及对地方的认同,随着外部社会环境与内部居民个体特征而变化。外部社会环境的国企改革、住房改革使企业转轨、社区社会空间转变,加以居住时间差异、个体特征、心理因素与个人经历变化等内部因素,共同塑造居民的地方认同及其变化过程。     

南极圈地再起纷争

可以说,这些南极外大陆架划界案的提出,释放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它提醒国际社会,南极大陆领土主权的归属问题不会因为《南极条约》而真正冻结。     

基于游客认同的文化遗产景区安全标识系统研究——以青城山-都江堰景区为例

文化遗产景区安全标识系统作为传播信息和规范观赏行为的有效方式,已成为影响游客旅游体验和衡量景区服务水准的重要因素。借助实地考察与随机抽样问卷调查,以青城山-都江堰世界文化遗产景区为例,综合利用文献分析和数理统计验证,拟定11项安全标识测量指标以调查游客对景区安全标识系统的认同感,研究结果表明:游客普遍认同遗产景区安全标识系统的重要性,但多是从利己角度的直观考虑;游客对青城山-都江堰文化遗产景区安全标识系统认同度低,安全标识系统各构成要素急需改进,尤其是安全标识的设计和功能;游客对文化遗产景区安全标识系统的认同度并不完全受人口统计特征影响;游客对文化遗产景区安全标识系统的认同度受游客出游频率和旅游形式影响。建议文化遗产景区从完善安全标识布局和基本功能、强调景观感设计、规范安全标识系统文字和色彩、改进标识的视觉尺寸和开展定期检查维护方面实施优化。